勇者张闻天

大家都知道,张闻天(洛甫)在长征路上和“遵义会议”前后,坚决抵制了“左”倾路线,为挽救中共和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被推举为党的总负责人。

但是人们却不一定知道,他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直到“文革”后期他含冤去世,始终没有停止过与“左”倾路线的斗争。如果说,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时所写的所谓“万言书”颇有军人气质的话,那么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发表的三个多小时的批判“共产风”的讲话,则充满了理论家和文人的哲理和大无畏精神。体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和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求是态度和政治勇气。

为了让大家对他的思想有所了解,我想把北京出版社所编写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一书的内容,摘要介绍一下,供各位参考。

一、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的讲话要点:

1、“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以及今年粮产指标规定高达一万零五百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发生了问题。”

2、“钢产指标过高,引来了全民炼钢。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包括土炉子,也一起用上。”

3、“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

4、“农村除受七千万人上山的影响,又对粮产估计过高,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因而浪费粮食不少。‘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生产无人负责,损失很大。总之,‘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很大损失,这是大错误。”

5、“虚报浮夸、强迫命令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怀疑了就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之类。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而且要斗你。这类事还不一定少。”

6、“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7、“马克思说过,革命时容易办蠢事。列宁也说,要正视这些蠢事。做了蠢事不要怕讲,不要怕泄气。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这次会议的文件,就是针对缺点写的,就是泄虚气的。”

8、“彭得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9、“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柯庆施同志今天就想了好几条,这样交换意见是很好的。不怕扣帽子,不乱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

二、     张闻天反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1、当时有一种空气,似乎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实现。有些县甚至宣布两年进入共产主义。张闻天很不赞成。他经常引用某个县的例子,借用去那里参观的一位教授的话说,这种“一块钱工资”的共产主义,还不如不要的好。

2、张闻天还说过:我们有些人太热衷于进入共产主义了,不考虑共产主义要有物质基础。他反复强调,按劳分配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按资分配。

三、     刘英(张闻天夫人)回忆张闻天:

1、“外交部也搞炉子炼钢了,闻天叫停下来:原料没有,煤炭没有,硬要炼,不是白贴钱吗?对机关搞人民公社,他在党组会上公开说是胡来,赶浪头,浪费人力、物力。”

2、张闻天在学习笔记上写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人们生活得更好。怕说生活,怕生活好了就会资本主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3、还写道:“怕说物质鼓励是不对的,仿佛谈物质利益就是卑鄙,谈精神就高尚?精神不能离开物质,无物质就无精神。只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愿劳动,那是卑鄙的。劳动之后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这有什么卑鄙!”

4、还写道:“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是两个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说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贯彻始终,这是否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

5、还写道:“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地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

6、“文革的邪火很快烧到了闻天的身上。当时闻天已近70,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严寒酷暑、风雨冰雪,他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书包(里面装着检讨、交待材料)去挤公共汽车。在如潮的人海中,倒两次车,才能赶到经济所。那里等待他的,是批斗、审问,是戴高帽、挂黑牌,是‘喷气式’,是示众、游街……

7、“又有一次,是北航批斗彭德怀,把闻天拉去陪斗。总理嘱咐:一不能弯腰,二不能打人,三不能污辱。但是‘四人帮’全然不管,在他们怂恿下,打得更凶。竟在斗争会出口处组织打手排列成队,每人向彭、张等人击一巴掌,闻天被打得满脸青包紫块,当场晕了过去。”

8、“有一次造反派半夜把闻天抓到外交部,硬逼他承认陈毅是他庐山发言的后台。闻天坚决否认,说他的发言是自己的思想,与别人无关。”

9、“1936年春‘六十一人出狱’是怎么一回事?提问者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抓叛徒战斗队’。他答复: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10、“他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四、     反对“个人崇拜”和“不断革命论”:

1、他在上庐山之前的一次会议上说:“主席批了大家才看,这不是迷信?!现在亏得主席看了不少东西,也只有靠主席看一些、批一些东西,否则这些东西有谁看?”

2、“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

3、“社会主义发展,不是引导到(爆发式的)新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渐进性的)和平转变。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而是阶级差别的最后消灭。”

4、“飞跃,‘渐进的中断’,质变,可以是革命的结果,也可以是改良的、完善的结果,在社会主义内,属于后一种。”

五、     他是改正错误的勇士:

    张闻天曾经讲过:“敢于承认失败、错误,并从中学习,非常重要!”他在自己的革命历程中,也是这样做的。19312月,张闻天从苏联回国。这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不可避免地也犯有“左”倾错误,并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和宣传负有一份责任。但在红军渡过湘江后的危急时刻,他率先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并在政治局内同错误军事领导进行斗争。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他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坚决态度和积极行动,对促成遵义会议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六、     “左”比“右”好吗?(本文编后语)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一直存在着“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以及“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观点。无论是建党初期的几次“左”倾路线错误,还是延安时期的“肃反”和“抢救运动”;无论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庐山会议”,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与这种“左比右好”的思潮分不开。而这种思潮,其实就是彭德怀和张闻天所批评的“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和“狂热性”的集中反映。

凡是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影响。就我个人来说,所受到的不良影响起码有这么几条:

1、曾经以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只需要几年的过渡,“社会主义”阶段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共产主义”将很快实现。(当年有这么一首歌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2、曾经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就是搞“供给制”和“绝对平均主义”。甚至以为“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也属于“资产阶级法权”。

3、曾经以为,“社会主义”就是百分之百的“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竞争机制”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4、曾经以为,知识分子阶层是“臭老九”,天生就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和无产阶级的改造对象。科学技术不具有“知识产权”和“私有性”,应当无条件地归属于社会所有。

5、曾经以为,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承认百分之百的“公有制”,那么就不存在“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甚至连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发明权等也不受法律保护。

6、曾经以为,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矛盾,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经济不能冲击政治”。在各行各业中,要坚持“外行领导内行”,不能搞“专家统治”,走“白专道路”。

7、曾经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的。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藐视客观规律的口号。当遇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实现主观愿望和高指标时,就只能弄虚作假,搞“浮夸风”。

8、曾经以为,凡是不符合“左”倾思潮的言论或观点,就是“修正主义”的;凡是毛泽东讲过的话,就是“绝对真理”。

以上这些观念,不仅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普遍存在,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仍然没有完全纠正。例如:盲目追求GDP高指标,搞“形象工程”,为了眼前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环境和资源等行为,和“大跃进”时期的几万人上山砍树开矿、“全民炼钢”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年彭德怀和张闻天所批判的“共产风”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至今还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

为什么这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会顽固地存在和发展呢?这就需要从中国封建社会和农业大国的历史和国情去找原因了。

由于中国社会缺少一段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成熟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以新中国是在一个半封建的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国家的领导干部,还是所谓的“城里人”,大都是来自农村,或者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农民意识,小农经济的烙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而这种小农经济的烙印和意识,就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根源和社会基础。

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弱点,集中表现为它的保守性、急功近利和极端性。在社会变革处于低潮的时候,它往往表现为软弱、保守、自足和固步自封,甚至抵制变革,这是“右”的表现(关门主义)。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它又会表现为激进、冲动、狂热和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妄想一步登天,这就是“左”的表现(冒险主义)。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先从大、中学校搞起来?原因就在于,青年学生们没有社会经验,最容易受到“左比右好”的“小资产阶级”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成为了康生和“四人帮”阴谋篡权的政治“炮灰”。

当然,毛泽东对于“庐山会议”和“文革”的错误,应当负有主要的责任。同时也说明,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毛泽东本人的头脑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这可能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缺乏了解有关。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只有冲破“小资产阶级”的一切思想桎梏,敞开国门,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才能够迅速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从而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那段曲折的“思想解放”的历程时,请不要忘记这位敢于与“左”倾路线进行不懈斗争的勇者——张闻天。

                                                                                                    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