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统一战线

 

内容提要: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

这既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发展,也是与之一脉相承

的。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文明,但在实际工作

中,特别是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在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传统和优

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大力促进政治文明建设。

关键词:政治文明  统一战线   “三三制”政权   民主协商建国

党的领导  人民民主   依法治国   民族复兴

 

 

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列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将其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标明了我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态度和决心;也说明我们所要建设的小康社会是全面的,它不仅要求在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化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同时也必须要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得到相应和同步的进步。这充分说明并标志着我党在政治理论方面的成熟。因为,只有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建设同时并举,协调发展,才更能充分地说明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三个文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明系统,物质文明是基础,政治文明是保证,精神文明是成果。三个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作有力的保证,并可以正确地规范和把握其发展的方向;政治文明建设既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它的进展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断地推动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综观历史,在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可以发现我党的三代领导都十分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并曾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就。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在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后,从南方根据地转移到陕北,建立了陕北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协调发展,不仅组织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了供给不足的困难,保证了前方作战的胜利和后方机关的稳定,同时也培养、锻炼和提高了干部,密切了党群和军民之间关系,加强了中央和地方、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团结。与此同时,还从实际出发探索了根据地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成功地创建了独具中国陕甘宁边区特色的“三三制”政权形式: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成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在边区政府的选举中,还曾发生了一些趣闻逸事,因为选举结果,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资深教育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党内著名的“四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在这次会上,林伯渠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的厅长,也都吸收了进步或开明人士参加。不少人认为,共产党是领导,多个把人无所谓,然而高风亮节的徐老,从大局出发,坚决从政府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使得中共人数的比例降到了规定的数额以内,在整个解放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精通国医,是陕北著名的公正绅士、一代名儒,他后来将家中的土地财产等都悉数捐献给了抗日人民政府。一九四二年,李副主席最先提出在陕甘宁实行“精简政策”,后被中央采纳实行。边区政府是由边区参议会,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在边区参议员当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地主绅商的代表,有回族、蒙族少数民族的代表等等,他们又是从边区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民当中,经过由下而上的普选选举出来的。陕甘宁边区,除去边区政府有非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以外,在县长、科长,以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中,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有三千五百八十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也有二千二百一十人不是共产党员。(以上资料来源:《解放日报》1945127日社论《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和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权形式,不仅完全符合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区情”,使党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是对中国这个有着2000年封建专制传统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与当时“国统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延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1945年7月初,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左舜年、章伯钧和民主人士王云五等七人参观团,应邀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政治商谈和参观。此间有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执政周期律”的著名谈话。黄先生首先直率地问毛主席:“中国历史有一个可怕的周期律,即‘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并希望中共能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不再重蹈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复辙。毛泽东当即起身朗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对黄炎培先生等参观团成员介绍了边区政治文明建设的情况和有关周期律的讲话,使他们深受感触和教育,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看法,认为从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现状,看到了古老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在延安还专门走访了李鼎铭副主席和边区政府的其他党外领导干部,亲身体会和感悟到了解放区政治文明的良好氛围,并对解放区萌生了向往之心。(以上内容的材料来源:由孔繁政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一书)事实上,后来黄炎培先生等很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纷纷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和“挽留”,积极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1949101日,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完全彻底地摆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走上了独立、民主、自由的新时期。为了团结和争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更为广泛的力量一起建设新中国,早在19484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在其中鲜明地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实,追求以和平、民主、进步和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政治文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曾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让步。1945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于1945828日冒险离开延安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经过艰难激烈的40多天谈判桌上的斗争、妥协和较量,终于在1010日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了《国民党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其中心内容就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如何切实解决实现国内和平、民主政治和接受日方投降等问题。由于国民党方面对国共谈判不抱诚意,也未对谈判做出充分的准备,所以最后协议内容基本是以我党提出的条款为蓝本。

抗战胜利,实现国内和平,进行民主建国是人心所向。毛泽东为成立联合政府而设计的两步走: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联合政府。”更是深得民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开始后,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在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立了8个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首先提议有各方政治代表组成的会议名称为“政治协商会议”,获得了各方的赞赏和同意。于是,中国的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110日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同盟、无党无派社会贤达共五方38人出席大会,会上就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作出决议案。政治协商会议给长期苦于战乱与独裁之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新希望。毛泽东发表声明:准备将中共中央驻地由延安迁往南京以北约200公里的清江浦,自己只愿在国民政府中作个委员,表示了中共方面极大的诚意和让步。然而国民党并不领情,居然对自己已经同意了的议案作了反悔。210日,正当重庆各界人民欢庆政协胜利闭幕时,国民党军警特竟然大打出手,殴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仆、郭沫若、施复亮,打伤群众60多人,逮捕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较场口事件”。不久,又挑起了全面内战,再度把人民推入了战争的深渊。

“五一口号”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格局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都可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毛泽东明确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是“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关于会议的决定原则,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普遍民主作风。关于会议的召集者,毛泽东也表现出对各民主党派极大的尊重,他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先发表三党联合声明,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同时,在发出建议召集政协会议的信函中,对收信人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主席沈钧儒称兄道弟,用语谦恭:“究以何者适宜?统祁赐示”。使得这两位资历深厚、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大为感动和大受教育,当即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在李济深和沈钧儒的带动下,194855,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2名代表,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响应通电。先后有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以及张澜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表示积极支持召开和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制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安排部署下,各民主党派的代表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上海、香港和海外等地,先后分别辗转安全抵达解放后的北平。1949年的春夏,毛泽东在他的香山寓所-双清别墅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商讨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事项,并商讨联合政府的组成。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周密的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30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作为特邀代表,由周恩来夫人邓颖超陪同专程从上海前往北平参加这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盛会。会议代表共662人,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人员来自各个方面,有共产党员、工人农民代表、民主党派成员、海外华侨首领和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富商巨贾,也有各行各业各界的代表,还有从解放战争的前线刚刚起义投诚的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于1949年6月3日由国民党退居广州的中央国民政府批准册封的西藏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只有11岁,成了人民政协最年轻的委员,后来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正如毛泽东所高度概括的新政协是“包罗万象”。其中包括共产党、民革、民盟三个较大党派的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具体的比例: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如果以党员总数计算代表比例,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新政协大会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大宪章,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此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最低纲领,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共同奋斗的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及国家宪法尚未形成之前,《共同纲领》起到了代宪法的作用。

关于人民政协的人事安排,全部按民主程序办事,最后经由选举决定。为落实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顺利当选,在政协大会选举之前,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副书记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与此同时,为取得选举成功,民主人士之间也在互相努力做说服工作。老华侨、洪门老前辈司徒美堂一直奉行孙中山先生确立的思想:革命成功,功成身退!后辈若要争位,老人举起拐杖就打!930日下午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全部当选,而且得票还相当多!新中国首届人民政协的人士安排,终于皆大欢喜。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名,民主人士26名,占46.5%。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政务委员15名,民主人士9名,占60%。政务院所属部级机构主要负责人93名,民主人士42名,占45%。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民主人士所占的比例大大超出了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而且他们也能掌“实权”啊!在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世故,他们所见到的历来都是打江山的坐天下,而共产党打下了江山,却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了众多的民主人士参政。难怪他们感叹地说:人民政府任人唯贤,真正是人民的政府啊(以上资料来源:郝在今著述的《协商建国》)!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基础奠定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各项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掀开了新的篇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创了我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指引我们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束缚,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之路。通过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等一系列具体、繁复、细致的工作,使得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里中断的各种民主政治组织和制度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各种政治不文明的现象也在不断地被克服和改变。统一战线在新时期的发展尤为突出,它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明显。邓小平提出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主张。他当时和毛泽东一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包含了政治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2531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并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结合新世纪的形势和特点,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接着,他又在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同列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也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充实、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在2000124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完成新世纪宏伟任务服务》中,科学地将新世纪统一战线工作定位为“是党的工作全局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最近又在十六大报告中,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统一战线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很多,主要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最基本大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离不开统一战线,所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江泽民报告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和工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因此,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无疑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同时,还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等。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紧密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统一意志,共同奋斗。其中,必然包括占全国人口相当比例、具有“十二个方面”的统一战线人群和对象,对党的领导给予热诚的支持和拥护。因为在中国近13亿人口中,中共党员的人数是6500多万,从目前到今后的很长时期内,也始终是少数,而全国的民主党派成员已达55万多,党外知识分子有数千万人,非公经济人士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五大宗教的神职人员就32万多,信教群众超过了1亿,出国留学和归来人数也不可小觑,此外还有大量其它统战方面的人物。如果放弃或者削弱对这部分人的领导,党的领导必将成为空谈,使其领导的结果会落为“无兵司令”。与此同时,党所提出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必须能够尊重和适当照顾起码不可以损害同盟者的利益,并且积极听取和接纳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意见、建议、批评和民主监督,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和改善、加强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就更离不开统一战线了。数以亿计的统一战线方面的各种组织和人群,都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了他们,人民民主就无从谈起。建国初期是这样,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也是如此。通过统一战线,将各类统一战线的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在新时期的重要工作和任务。具体体现在:1、党经常地、广泛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就涉及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和重要事项同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进行协商;2、将各界代表选拔、推荐、安排到国家权力机构、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以及其它政治、社会组织中担任有关职务,与党合作共事;3、把海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和包容吸收的爱国团体、人士都包容吸收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使人民民主的范围扩大到最广大的程度,积极为实现“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服务。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进行各项工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与统一战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因此,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就必然要求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然要求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来贯彻、落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总之,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宏伟工程中,统一战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要

求我们不断地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认真探讨、研究,并不断进行创新。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可为,还必须大大加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

 

 

作者单位:深圳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