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列宁同志！
列宁在他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在列宁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如此，如果两个家庭中的子女人数不同，而家庭收入相同，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法权”。换句话说，要克服“资产阶级法权”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必须按照两个家庭的实际人口，实行绝对的平均分配（即“按需分配”，有些像过去按照家庭人口发粮票）。
我个人理解，所谓“法权”，就是“合法的权益”。一个人合法地取得劳动报酬、以及合法地拥有财产权、专利权、发明权、出版权和知识产权等，都属于“法权”的范畴。最近立法部门讨论通过的“物权法”，承认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恐怕也属于列宁所谈的“资产阶级法权”。
那么，列宁为什么把合法的“法权”称为“资产阶级法权”呢？恐怕在列宁看来，凡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很遗憾，列宁同志！我们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现在仍然还在研究和颁布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
反过来说，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中国至今还不能算是完全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实，我并不太认可“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
难道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发明权、专利权、出版权和知识产权了吗？
如果不保护这些个人的合法权益，仅仅靠“政治宣传鼓动”、或仅仅提倡“奉献精神”，能够维持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吗？
如果劳动者个人的创造力和劳动成果得不到法律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够长治久安吗？
不幸的是，虽然苏联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实现了彻底的全民所有制，结果却使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
同样不幸的是，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虽然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大批国有企业，连老太太卖鸡蛋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消灭了，但是经济的发展仍然很慢，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明显提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恰恰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的。“包产到户”、“个体经营”、“一人公司”、“个人抄股”等“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了“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也正因为从法律上承认和保护了“非公经济”，生产力才得到了解放和提高。所以，我们目前不仅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要在各个领域建立尊重公民个人财产和权益的法律。
事实证明，只有“依法治国”，才是最合理、最可靠和最可行的治国理念。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比如在“文革”中，把“法律”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全盘否定；而把“党的领导”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当作法律。甚至还提出“砸烂”公检法，代之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群众专政”。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
过去，我们有许多观念与法制观念相抵触：
比如：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和“神化”；
比如：把“党的领导”置于法律之上，“党权”超越“法权”；
比如：以“党纪”代替“法律”；
比如：“行政”不依法、“行政权”超越“法权”；
比如：认为“法不敌众”、普遍违法就能“合法化”；
比如：相信“关系学”，不相信法律；
比如：重视人际关系，不重视“法际关系”；
比如：为了“哥们儿”义气，不惜违法乱纪；
比如：崇尚“特权”，藐视“法权”；
比如：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肯花钱，不愁“摆不平”；
比如：重视“专政”手段，轻视法律手段；
比如：强调“思想工作”，忽视法制教育；
比如：对于不懂法律的“好心人”办违法的事，常常给以原谅；
比如：把法律看成是律师的“专利”，轻视“普法教育”；
比如：把法律看成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
比如：把“共产主义”看成是“道德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还可以举出很多与法治相悖的思想意识。
这些思想意识的根源，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是典型的主张“人治”和君主专制的社会，而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神权”和“人治”，建立了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直接从封建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在一方面是好事，但也存在着法治观念普遍淡薄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
人们的身躯走进了新社会，但是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封建社会“神权”和“人治”的深刻烙印。改革开放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从电视到手机，我们身边的高科技比比皆是。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城里和乡下的神殿和庙宇到处可见；烧香拜佛的不仅有老年人，而且也有大量的中年人和时髦的青年人。
西方人信仰宗教的也不少，但是在“法治”方面却并不含糊；而中国人则往往是把宗教、信仰与“法治”相对立的，甚至对个人的习俗和爱好，看得比法律还重要。无论你怎么立法，他该抽烟还抽烟，该吐痰还吐痰，该溜狗还溜狗，该违章还违章。
中华民族是个“无法、有天”的民族。
天是神仙、皇帝、祖宗、活佛、领袖、上司，不能不尊重。
法是与天有矛盾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犯上”的，所以行不通。如果讲“法律面前、党党平等”，恐怕就会被抓起来。
中华民族也是个不会打官司的民族。
在政治上，虽然中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却放弃了向日本战争索赔的权利。
在经济上，面临西方对我国的“反倾销”诉讼和制裁，我们的企业往往不能团结起来、积极应诉；即使应诉，也很难胜诉。
在民间的民事纠纷中，人们往往选择“私了”，不愿意打官司，甚至认为打官司“丢人”、“现眼”。
老百姓对政府或行政管理部门有意见，更不敢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以说，不相信法律，漠视法律，疏远法律，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一个缺憾。当然，其他国家的民族也同样存在这种缺憾。
过去，人类把大自然当作神，不敢向神仙挑战，尊重大自然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则。现在科技发展了，人类不仅要挑战自然界，而且还要改造自然界。毛泽东说过：“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但是很不幸，人类在创造人间奇迹的同时，也制造出了灾难，对于自然界的万物生灵来说，人类带给它们的只有灭顶之灾，甚至连人类自己也正在为自己挖掘坟墓！
所以，人类不能放纵自己，需要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没有法律的约束，人类往往会失去理智，人类的行为也往往是自私的、短视的、有害的。仅仅相信人的觉悟和道德是幼稚的、愚蠢的，建立法制社会才是可靠的。它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社会形态之前，它是最好的。
其实，法律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在动物世界里和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有游戏规则的，只不过没有用文字的方式表述出来。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国家的出现，法律越来越多地以文字的形式成为了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恐怕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国家消亡了，这种行为准则和法律也不能没有。
诚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也有虚伪的一面，统治阶级往往会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但是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镇压反抗的手段更是赤裸裸的，连“法律”这块“遮羞布”都不要！
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依法治国”的社会制度，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法治”思想的体现。
过去我们说，革命是为了推翻“独裁”、争取民主，是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可是，什么是民主和当家作主呢？没有法律的保障和“法权”，怎么能算是有了民主权利呢？连合法的住房和个人财产都得不到法律保护，你怎么当家作主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就是为了建立保护全体公民的法律，就是为了建立法治社会。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但是这个法治社会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呢？恐怕还是刚刚开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如果说“法治”建设是一场革命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进行的革命，仍然还是孙中山尚未完成的革命。只要这场革命仍然属于“法治”与“人治”进行斗争的革命，那么就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阶段”。
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实行列宁所说“公有制”还不具备条件，非公经济仍然是必要的。因此，我们不仅今天需要保护非公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而且在今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需要这样做。
所以，今天我们不得不把过去曾经消灭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重新恢复起来，并立法保护之。
很遗憾，列宁同志！
200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