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列宁同志!

 

列宁在他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在列宁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属于“资产阶级法权”。不仅如此,如果两个家庭中的子女人数不同,而家庭收入相同,也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和“资产阶级法权”。换句话说,要克服“资产阶级法权”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必须按照两个家庭的实际人口,实行绝对的平均分配(即“按需分配”,有些像过去按照家庭人口发粮票)。

我个人理解,所谓“法权”,就是“合法的权益”。一个人合法地取得劳动报酬、以及合法地拥有财产权、专利权、发明权、出版权和知识产权等,都属于“法权”的范畴。最近立法部门讨论通过的“物权法”,承认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恐怕也属于列宁所谈的“资产阶级法权”。

那么,列宁为什么把合法的“法权”称为“资产阶级法权”呢?恐怕在列宁看来,凡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很遗憾,列宁同志!我们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现在仍然还在研究和颁布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

反过来说,如果按照列宁的观点,中国至今还不能算是完全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实,我并不太认可“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

难道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发明权、专利权、出版权和知识产权了吗?

如果不保护这些个人的合法权益,仅仅靠“政治宣传鼓动”、或仅仅提倡“奉献精神”,能够维持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吗?

如果劳动者个人的创造力和劳动成果得不到法律保护,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够长治久安吗?

不幸的是,虽然苏联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实现了彻底的全民所有制,结果却使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

同样不幸的是,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时期,虽然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大批国有企业,连老太太卖鸡蛋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消灭了,但是经济的发展仍然很慢,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明显提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恰恰是建立在承认和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础上的。“包产到户”、“个体经营”、“一人公司”、“个人抄股”等“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了“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也正因为从法律上承认和保护了“非公经济”,生产力才得到了解放和提高。所以,我们目前不仅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而且还要在各个领域建立尊重公民个人财产和权益的法律。

事实证明,只有“依法治国”,才是最合理、最可靠和最可行的治国理念。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比如在“文革”中,把“法律”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全盘否定;而把“党的领导”和“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当作法律。甚至还提出“砸烂”公检法,代之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群众专政”。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

过去,我们有许多观念与法制观念相抵触:

比如: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和“神化”;

比如:把“党的领导”置于法律之上,“党权”超越“法权”;

比如:以“党纪”代替“法律”;

比如:“行政”不依法、“行政权”超越“法权”;

比如:认为“法不敌众”、普遍违法就能“合法化”;

比如:相信“关系学”,不相信法律;

比如:重视人际关系,不重视“法际关系”;

比如:为了“哥们儿”义气,不惜违法乱纪;

比如:崇尚“特权”,藐视“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