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为什么》有新意
最近看到一本书《六个‘为什么’》。
在第3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尽管历史上中国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仍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已经有了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尽管这不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因为有了资本主义，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意在哪里？
我觉得这段话有些新意：即承认了中国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前很少见到有这样的表述。为什么会有这种“创新”的说法呢？理由很简单，如果不承认中国曾经经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如此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发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最近在纪念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宣传中，特别提到了林祥谦和苏兆征等烈士。他们都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工人运动的代表和杰出领导人，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了200万人的规模，如果把其他服务行业的工人包括近来，恐怕还要多得多。可见，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阶段。换句话说，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
那么，《六个‘为什么’》所说的“特殊方式”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一个不成熟的、萌芽式的、“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中，既有本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掠夺；既有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统治，也有“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可见，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外国资本、民族资本或官僚资本，它们都对中国落后的农耕生产方式发起了冲击，并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从而打破了中国封建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局面。虽然这个“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开始溶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占到了多大比例呢？我们后面会谈到。
殖民地是什么社会？
过去，我们一直把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笼统地说成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这种说法却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 ，它起码没有向人们说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的史实，所以存在片面性。
据了解，在东亚地区的国家中，只有日本和泰国在近代史上没有被沦为殖民地，其他东亚国家都经历过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例如印度、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均如此。而他们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再看香港和澳门，那里的资本主义不也是通过英国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吗？可见，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恰恰是“移植”资本主义的途径。当然，西方国家和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殖民统治，绝不是要来帮助落后国家走上“健康”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为了侵略和掠夺。但是，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在客观上促进了一些亚洲国家产生和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这也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中国的某些省份和地区曾经被外国列强所侵占，就忽视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初以来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历史事实。
从“殖民主义”的历史来看，“殖民地”和“殖民统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请看一段网上的资料：
“远古时代的殖民地多为拓殖型殖民地，即宗主国在海外的延续，例如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在古希腊时期，希腊诸城邦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许多殖民地，一度远至北非和西班牙海岸。希腊人的殖民运动始于与海外地区的贸易需要，同时也有一些希腊公民不满本城邦政治现状，或由于地少人多而移居海外。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区建立起来之后，大多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同母邦保留一定的联系，派遣代表参加全希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以身为希腊文明的前哨而自豪。一些希腊殖民地保存至今，如叙拉古（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今名锡拉库扎）、塔兰托和拜占庭（今伊斯坦布尔）。”
可见，“殖民地”的出现最早是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时期，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后才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往往会全部或部分地丧失主权，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殖民地在外来统治下仍然可能处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甚至还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它的社会本质。
因此，当印度还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时，其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就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抑制印度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而还促进了它的发展。而中国所经受的所谓“半殖民地”统治，还远远没有像印度所经历的殖民统治那样“充分”和“彻底”（英国对印度的统治长达200年），怎么能说中国因为存在“半殖民地”统治，就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呢？如果说在印度或中国，由于殖民统治的干扰，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顺利和成熟的话，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个不顺利的、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是可以出现的，只不过它要在封建势力和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下艰难地行走。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其经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往往只能是外部条件，它是否会阻碍或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还要看中国本身是否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条件。有趣的是，香港和西藏在历史上都遭到了英国人的占领和统治，随后资本主义在香港逐步发展起来；但在西藏则没有，原因在于西藏缺乏产生资本主义的“内因”（除非外国资本的投入十分巨大，并为当地创造了足够的内部条件）。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来说，由于那里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内部条件，所以外国资本的进入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和特殊国情，决定了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被称为“殖民地”的地区仅仅是台湾和港澳。尽管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华中地区曾经被日本人占领，但还不是“殖民地”，而是“沦陷区”。同样，欧洲国家和苏联东部也曾被德国军队占领，但也不能称为是德国的“殖民地”，更不能把苏联或欧洲国家说成是“半殖民地”社会。
“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说法，并不能说明其社会本质。所谓“半殖民地”，既可能具有“奴隶制”或“封建制”的社会属性，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属性。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来看，似乎这个所谓的“半殖民地”经济更像是“半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另外半个“半封建”性质的（如果所谓“半殖民地”同样是“半封建”性质的，那么近代中国就仍然是100%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就无法成立了）。不要忘记，无论是欧美或者日本的经济侵略和外来资本，都只会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解体。按照经济学家许涤新的说法：“外国资本的存在，不仅是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外部条件，同时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部因素。”所以，帝国主义的外来资本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所谓“半殖民地”社会自然也就是“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了，这才是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数据告诉我们什么？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让我们来看一下网上的资料：
文章摘自吴承明（经济学家、中科院教授）：《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207页。原表1947／1948国统区，1936年币值。1936年分关内与东北两个地区。本表中未包括东北，因东北此时处于日本占领形态。
文章介绍，资本主义经济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16．1％，1936年为28％(参见表1)，如果包括东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产值，这个比例将可能超过30%。
文章说：“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外国取得了在中国办厂的合法权利。随后，发达国家掀起了对华投资的高潮。到1914年，在中国近代工矿交通业中外国资本明显地居于垄断和支配的地位。外国资本所占比重达到高峰。以后比重下降，到1947～1948年，只占8％。这是由于1914年之后中国资本比外国资本增长快。1937～1945年没收了德、意、日等敌对国的在华资本。中国人民通过学习和斗争，在经济的独立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国家资本所占比重在1920年至1936年间，由13％升至38％。1920年时比私人资本少41个百分点，1936年则超过私人资本1个百分点，占据第一位。这主要是国有金融业资本膨胀，由1920年的2．3亿多元增加到1936年56．3亿元，16年间增加了23．5倍。金融业资本占的比重，1920年为25％，1936年为73．6％。国家资本在铁路、公路、邮电业中长期占垄断地位。国家资本在1947～1948年之所以升至高峰，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接收敌伪资产的结果。
抗日战争发生之前，私人资本长期占主要地位。它的优势在工业制造业和商业领域。1920年，私人商业资本占商业资本总额的72．6％。私人工业制造业资本占工业制造业资本总额的52％。1936年相应的比重为75.6％和53．8％。
以上是就资本额而言。就产值而言，1920～1936年，中国产业资本年平均增长9．0％，外国产业资本3．9％。工业中国家资本年平均增长1．18％，民族资本12．4l％。中国资本企业的生产比外国资本企业增长得快。在中国资本企业中，私人资本企业的产值比国家资本企业有更快的增长。到抗战前，私人资本企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不仅超过了国家资本，也超过了外国资本。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打断。”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中的国内资本额始终大于外国资本额，而资本主义经济产值也已经达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30%。
数据是科学分析的基础，如果以上数据还比较可靠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把近代中国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不准确的。由于“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已经形成，二十世纪的中国就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下的“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是初级阶段的“半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具有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性质。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学家许涤新和吴承明组建了一个研究班子，于1985年完成了一部巨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此，许涤新有这样一段话：
“就本书《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问题。鸦片战争100年来，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又未能充分发展，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它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各时期发展的水平如何?仍是模糊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各个方面；我们进行定量分析，实际仅是它的生产力方面，不过，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做定量分析，首先是使人们对中国资本主义本身，对它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有个比较明确、具体的概念。其次，由于所谓水平是用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表示，这也就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有重要作用。例如我们说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然不是说各占一半。但是，究竟各占多少?比例关系有无变化?这对于研究中国革命，研究各阶级、阶层力量的对比，都是有用的。最后，了解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对于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许涤新进一步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国资本主义也消灭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但是，正像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一样，社会主义也并不是与资本主义绝缘的。事实上，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发生的严重错误，在不少问题上，都是和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认识分不开的。这种错误的认识，正是造成‘左’倾路线的诸种原因之一。”
小结
（1）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入和局部统治，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和不成熟的。
（2） 数据表明， 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仅占30%左右，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只有在这个阶段，才可能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产生，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正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采取与苏俄不同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
（3）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形成，使近代中国步入了一个封建社会开始瓦解和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的历史阶段。形象地说就是“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封建统治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半生不熟”，因此亦可以说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过去所谓的“半殖民地”社会只是表象，而“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本质。
（4）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不成熟，决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必然要经历一个初级阶段—— 新民主主义阶段。
（5） 我们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是所谓的“补课”；而是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很好地研究和总结“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完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从而使后代受到教育和启迪。
200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