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救了中国?

 

从书架里偶尔翻出一本书, 题为“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90年出版的。作者叫闻迪,据说是一位中国留学生。

这篇文章当时刊登于《人民日报》,文章的目的是批判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对澄清一些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作者当时不可能预见到后来的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也不可能预见到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势。因此,今天当我再次翻阅它时,不免会感到文章中的一些提法“不够到位”。

由此而发,我也谈几点看法,与读者讨论。

一、    何为“救中国”?

作者提出“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命题,似乎并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大家知道,中国最需要拯救的时候,是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中华民族即将成为“亡国奴”,东北已经沦为“殖民地”,所以需要用新的思想和新的阶级力量来拯救中国。

在上世纪初,当时只有“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了强大的工业国,并因此抵御和粉碎了德国的侵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救了苏联”。

但是,在中国却不是这样。当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中国的“五四运动”还没有爆发,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所以还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而当1931年日本人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时,蒋介石一面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一面派重兵围剿共产党的根据地,名曰“先安内、后攘外”。那时的“苏区”根据地,倒是有一些“战时社会主义”的味道,但当时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苏区被“左倾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命令主义所统治;那个所谓“战时社会主义”是很脆弱的,没有能够持久,红军最终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所以说,在中国和中国的革命最需要被拯救的时候,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华苏维埃”的“战时社会主义”,都没有能够救中国。

二、    是谁救了中国?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苏区红军被迫长征。经过了一年多的长途跋涉到达陕北,中共的武装力量只有几万人。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勾结、共同来对付共产党,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之后,老蒋也在秘密与日本人接触,企图“有条件地求和”,甚至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消灭共产党。但是,老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得人心,并激起了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军人的不满,从而在1936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

今年1212日,恰逢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为什么要纪念?因为它的意义很大。

正是由于“西安事变”,蒋介石才不得不被迫停止“剿共”,共产党也才有可能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中共的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日益壮大,并且成为了日后推翻“蒋家王朝”的主力军。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广大军民,坚持了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军事胜利!

而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只要看看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就可以知道,它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政体”范畴。正是由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得人心,所以才出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好局面,中国才有了希望。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是“西安事变”救了中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了中国,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救了中国。

三、为什么走了弯路?

首先要澄清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存在“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问题,因为这种提法并不科学。

新中国的政体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已经明确了。而“新民主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按照今天的说法,它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救中国”的提法,是对“新民主主义”的漠视,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体缺乏认识。

为什么在1956年——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们会出现类似“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为什么我们至今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是因为我们对“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许多问题至今也没有讲清楚)。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不能吸取教训、提高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将来还会走弯路的。

四、是谁救了社会主义?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不是社会主义在救中国,而是中国在救社会主义”。这话固然是在调侃,但也不无几分道理。

自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是“名不存、实也亡”了。而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进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各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已经是“各自发挥、各有特色”了。

在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当中,为了方便不同的用户,往往会有一种叫做“自定义”的功能。就是说,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自己动手在软件中设置和建立一些“流程”、“输入项目”、“页面”和“报表”等。

其实,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是可以“自定义”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苏联曾经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要按照他们的模式去生搬硬套;也不应该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否定和放弃我们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和邓小平所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上是一回事。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为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实践所验证和肯定。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留恋过去那个“高度计划经济”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没有必要再祈望用过去那种并不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来“救中国”。

相反,我们今天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以“统一战线”、“一国两制”、“多党合作”、“多种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并存”、“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为特点的“新民主主义”政体,符合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需求,应该进一步完善和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讲:“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邓小平选集,第三卷,P225

不管我们把今天的历史阶段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方向都是走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个“社会主义”,将会既不同于原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它将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是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所创造的、二十一世纪的、全新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将肩负起拯救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责任。

历史将可能这样书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拯救了中国;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了中国。

中国的振兴与和平崛起,将不仅造福于中华民族,而且也将惠及整个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东方特色民主主义”与“和谐亚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将是“和谐世界”的组成部分。

 

                                                                                                                             2006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