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
什么叫“苏修”？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了。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原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正”、篡改和背叛了马列主义，蜕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实质上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
二十年过去了，苏联已经“红旗落地”、土崩瓦解；而像东德那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复辟”了资本主义。然而，苏、东剧变的原因是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搞“修正主义”造成的吗？现在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搞“修正主义”，这种说法对吗？本人水平不高，但还是想与读者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如有不妥之处，也请指正。
一、苏共“修”在哪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简称“二卷”）第656页上，概括了当年中共的“九评”（中共批判苏共的九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认为苏联“修正主义体系的标志”主要有两个方面：
1）在对外政策上执行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
2）在对内政策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必要的所谓“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
3）如果说还有第三点的话，那就是认为苏共总爱以“老子党”自居，“不让人家革命”。
也许我们可以把以上的所谓“修正主义”观点，概括为“三和两全”，主要是苏美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苏联宣布其国内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
二、所谓“三和两全”不对吗？
1）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在马恩全集中看到一篇恩格斯写的文章《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第22卷，P273），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也谈到：“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也会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
可见，恩格斯并没有否定“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可能性。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当遇到敌人的强力压制时，共产主义者将会用革命行动来捍卫自己的事业。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新社会的道路上，“和平过渡”和“暴力革命”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2）关于“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主张，提出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并最终促使亚非拉大会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十项原则”的大会公报。
因此，无论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还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所谓“三和”的观点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我们只有打开门户，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广泛合作、加强往来，才能创造和平发展的环境，达到和平崛起的目的。
3）关于“两全”问题：当时苏共提出这个观点，是基于对国内经济状况的认识。由于苏联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国有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以及服务行业均实现了全民所有制，不仅不存在“非公”经济成分，连中国一直保留的“集体经济”也没有了。所以，从生产关系上看，苏联确实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剥削阶级”，甚至连“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了。苏共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
与苏共的观点截然相反，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认为，中国的“非公”经济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不断滋生着新的剥削阶级，因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成为主要矛盾。在中苏关系破裂之时，又正值中国50年代掀起了“反右”斗争，并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而彭德怀当时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具有“苏修”的背景。这不仅使彭德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且也使中共对苏共的看法更加恶化；认为他们不仅是“修正主义”，而且已不再是无产阶级政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怎么会承认苏联已经不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呢？
今天我们认识到，中共作为执政党，一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以外的社会群体看作是“非无产阶级”或者“革命对象”，是完全错误的。因此，2007年通过的中共新党章增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第一次体现出了中共的“全民性”（当“在野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它不应该仅仅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而应该成为国家和全体公民根本利益的总代表，否则就无法维持执政党的地位）。
在中共党史《二卷》（P658）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在谈到当年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P944）
总而言之，把“三和两全”批判为“修正主义”观点，把苏共和苏联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看来并不妥当。当然，苏共是存在严重问题和错误的，否则苏联不会解体。但是我认为，它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修正主义”，而是因为坚持教条主义。
三、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
有人说，苏东的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颠覆政策造成的，但我看“内因”还是主要的。
据报道，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逃跑的路上问一名工人为什么要推翻他们，工人回答说：“我们为啥不推翻你们，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隆冬腊月没有暖气取暖”。
凡是去过当时的东德和西德的人都会发现，在同样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两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十分明显，许多东德人想方设法要越过“柏林墙”，逃往西德。
苏联虽然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并且在航天领域超过了美国，但是农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不仅缺乏日用品，而且粮食也短缺。我们很难想象，苏联的面积那么大，地广人稀，为什么还要进口粮食和饲料呢？有些资料这样解释：由于高度的“计划经济”和官僚主义盛行，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苏共为了维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他们的行政管理人员已经达到了全国劳动力人口的15%，并形成了一个社会官僚阶层。从表面上看，苏联不允许私人办企业或雇工，认为这是“剥削”和“复辟资本主义”。然而，他们却允许国有资产处于“无主”的状态（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公有制失去了真正的主人”），而干部“以权谋私”和工人“假公济私”，又进一步使国有经济从内部被侵蚀和蛀空。
所以，苏东剧变的原因不是因为“修正主义”，而是因为他们坚持教条主义，墨守陈规，不思改革（或者说该改的不改）。由于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根深蒂固，长期不搞改革，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下降。等到经济问题演变成了政治问题，又不能及时推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而是采取了“推倒重来”的“取消主义”（“取消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在于：“取消主义”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修正主义”则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在实际上篡改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顷刻间倾覆。之后，又采用所谓“休克疗法”，把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导致了经济急速下滑、国力全面衰退的结果。
从“教条主义”到“取消主义”，从“夜郎自大”到“自暴自弃”，从“保守疗法”到“休克疗法”，从“慢三步”到“迪斯科”，从“老子党”到“孙子党”，这就是苏联蜕变的历史——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相比之下，中共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历史，而是认真“修正”过去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和“软着陆”，从而避免了类似苏东剧变的大动荡。
四、我们“修正”了什么？
现在，有些人把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称为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等等。对于这些指责，我们只能视之为教条主义的继续，极“左”思潮的回潮。
对于前人提出来的理论，后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去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这不是“修正主义”。其实，列宁和毛泽东也同样“修正”过马、恩的理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等文章中谈到：“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但是，无论是列宁的革命，还是毛泽东的革命，都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单独”地发生的，当时俄国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创造出“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然而，既然历史提供了革命的机遇和成功的可能，我们能指责他们的革命“为时过早”、违反了“共产主义原理”吗？恐怕也不能给他们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吧？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先后提出的“一国两制”、“三个代表”以及“和谐社会”等理论和方针，恐怕在马、恩的原著中也找不到出处。“一国两制”的方针，允许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并且让它们相互补充、“和平过渡”，最终实现“和平演变”（将来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采取这种和平“共处”、“过渡”和“演变”的方式，这有什么不好呢？）。而“三个代表”及“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又派生出“以人为本”、“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科学发展”等新理念，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思路，减少了盲目性。如果我们不克服教条主义，害怕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总之，我们过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因而对于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也存在“过激”的地方。如果不予以纠正，势必会影响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
五、错误的实质是什么？
最后，我想引用恩格斯晚年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的讨论。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恩全集第22卷，P274）
过去在国际共运或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不管它是表现为“左”倾的教条主义，还是表现为右倾的“修正主义”，其实质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前我们仅仅把“修正主义”看成是机会主义，而没有认识到教条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而且可能是更加危险的机会主义。由于缺乏经验或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机械的理解，“左”倾机会主义者往往会表现出某种“真诚的”动机。这种“真诚的”机会主义在中苏两党的历史上都多次出现过（比如苏共对各国革命的瞎指挥，比如我们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尤其当他们利用革命的理论来吓唬人的时候，这种“真诚的”机会主义就更加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
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也曾经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对于他们的错误作出客观的评价，以便后人引以为戒。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