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新民主主义

 

如何定义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关系到今后中国的走向。本人以自问自答的形式,谈一些看法:

一、        过去你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答:记得我上中学时,中共与苏共的论战进入了白热化。当时我们都学习过“九评”,是我们党反击苏共的九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南斯拉夫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提出,南斯拉夫当时允许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出现,所以不能再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我们把苏联和东欧国家都称为“修正主义”,只有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的社会主义明灯一盏。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继续坚持当时的认识,那么今天的中国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的。

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我们传统的认识大概有五大标准:

1〕无产阶级专政(“文革”中发展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实际为“一党专政”,后又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2〕公有经济为主体(在法律上不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

3〕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照干部级别和职工等级分配,农民交公粮,节余归己。提倡精神鼓励,不提倡物质奖励)

4〕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不尊重价值法则)

5〕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承认反对党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后,以上的认识标准出现了一定变化。比如对私有制的认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等,变化很大。如果把“保护私有制”的内容写进宪法,影响将是深远的。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中国的社会制度。

 

二、        我们是否当了一回“欧文”?

答: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 欧文曾经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共产村”。尽管他花掉了自己大部分的积蓄,这个“共产主义”实验仍以失败告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欧文的实验有些类似,也不太成功,所以我们又搞了改革开放。不过,也不能全盘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如果没有当时强大的苏联,法西斯就会称霸世界;如果没有“战时共产主义”的陕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不会结束。即便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毛泽东的初衷也是要进行某种“社会主义的实验”,尽管失败了,损失也不小,但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没有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就没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没有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文革”,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历史,还是不要搞“全盘否定”好。

我们曾经重复过类似欧文的实验,实验就免不了会失败,不能求全责备。但是,认真总结过去的实践是必要的,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并及时修正错误,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符合目前中国国情吗?

答:其实,马克思在书里所说的那个“没有竞争、没有市场、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无论是欧文、斯大林、毛泽东或者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都与马克思的预想相去甚远。可以说,马克思的设想,还没有原原本本地被实践验证过,但并不是说将来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竞争、市场、私有化、资本化和国际经济大环境。而这些发展要素,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获得。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急需国外的技术和投资,这些都要在承认和尊重私有资本、市场法则和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比如,国外资本家的投资来了,我们动不动就“共”人家的“产”,谁还敢来呀?又比如,“文革”中农村老太太养只鸡,拿鸡蛋去城里卖,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谁还有劳动积极性啊?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是消除“三大差别”。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虽然经济发展了,但这些差距却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世界的警戒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非公经济领域,剥削现象也普遍存在。按照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现在就该“杀富济贫”了。但是,能这么办吗?只要富人依法纳税,就要允许他们先富起来。刘小庆被关了几天,缴纳了罚款和税金,也就算了。为什么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道理很简单,人需要激励。不能因为一些富人逃税,我们就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去。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在一个合法的范畴内,允许公平竞争和贫富不均,甚至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剥削,投资者才有积极性,劳资关系才能形成,就业才能充分,社会才能进步。一次,周恩来回到延安,看到老百姓还那么苦,他痛心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其实,周恩来的总理当得再好,只要不允许竞争、承包经营和私人办企业,农民就富不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仅仅看着书本去搞社会主义,必须尊重本国实际,尊重客观规律。过早地、过急地、过粗地、过“左”地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甚至生搬硬套马克思、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会成功的,只能把事情搞乱,甚至使人们开始怀疑和最终放弃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是根据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研究产生的。而中国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像样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怎么能机械地去套用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呢?如果我们不摆脱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甚至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成是一门宗教来顶礼膜拜,不敢做半点修正,更不敢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中国就只能像一台系统软件陈旧的计算机,尽管某些硬件和外表可以更新,也无法进入互联网、快速运转。

 

四、    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是什么?

答:1949年建国时,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对中国今后的社会制度下了定义,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去,我们害了“急性病”,农民刚吃上窝窝头,就宣布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到21世纪中叶,我们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搞了社会主义。可见,目前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物质基础,只能说处于某个“初级阶段”。其实,这个“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0年,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已经清楚地表述过: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甚至把这样一个新中国,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他指出,无论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只能采取第三种形式,这就是几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视民族资产阶级为敌,甚至排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是因为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仅仅打击汉奸和反动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一些人以为,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就可以不要统一战线了,新民主主义仅仅是一个很短的过渡阶段,我们可以像苏联那样,很快进入社会主义了。他们忽略了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混淆了中国和苏联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其结果只能是进入误区,多走一段冤枉路。

我们目前所说的“初级阶段”,其定义也不够明确,往往会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我们可以理解为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也可以理解为还没有进入,正在准备进入。我认为,不如明确目前还仍然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便于大家理解,避免混淆不同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可以少犯错误。

 

五、我们为什么会学习苏联?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仍然遵循上述的建国宗旨,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取得了恢复经济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成果。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敌视政策和经济封锁,我们不可能了解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可取之处。同时,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甚至照办苏联的制度模式。学习苏联的技术和管理,也就不可能不受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按照苏联的样子,我们不仅设立了机构繁琐的政府框架,而且在军队、学校、医院、工矿企业、科研院所、文艺团体、商业系统等,也照学苏联。我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那个时期。学俄文、唱苏联歌、看苏联电影,甚至穿的服装也是“列宁装”。后来,我们的农村,也建立起类似苏联集体农庄的“人民公社”。学习苏联的结果,必然使我们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一大二公、平均主义、高度计划、以党代法”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原本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国之本,却被淡化和放弃了。为此,我们就必然会走一段弯路,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吗?澄清思想、调整政策、重新明确和完善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六、    继续使用“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有什么问题?

答:我个人认为,有以下一些不妥之处:

1、容易混淆不同的历史定位,重犯过去“超阶段发展”的急性病。

2、“社会主义”一词,已经长期被人们误解和滥用,继续使用不利于人们摆脱旧观念、推出新理论。

3、“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不利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4、一些人可能会继续利用“社会主义”的外衣,搞政企不分、以权代法、垄断专制、假公济私和违法乱纪。

5、在目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自喻为社会主义,会使人感到“名不符实”,容易让人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

6、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说法,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实际上在一些方面,我们比西方国家距离社会主义更远,比如社会保障方面,西方国家普遍比我们完善),也不利于我们与世界经济接轨和解决台湾问题。

 

七、    你不怕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吗?

答: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搞“中外合资”、国有资产有偿转让、私人承包国有企业、允许外资开银行、办保险等,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已经宣布实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与国际经济、法律法规接轨,可以说我们已经与国际资本主义大环境相融合。

“一国两制”,也是一种接纳资本主义的形式。“文革”中批判邓小平是“走资派”,“四人帮”说他出来工作搞“整顿”,是“走资派,还在走”。其实,这正是对邓小平的肯定。像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目前,我们身边出现了一些贪官污吏,有人说他们也是“走资派”,我看他们还不够资格。他们只是学了些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糟粕,进步的东西并没有学到。他们大都是搞“人治”、“一言堂”、“欺上压下”、“裙带关系”;说他们是“封建割据”、“山大王”、“走封派”,还差不多。

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也可以说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其目的在于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因此,我们实在需要一批懂得资本主义制度、能把国外先进制度引入中国的人才。孙中山去日本学习过那里的维新思想;周恩来和朱德去欧洲研究过那里的社会变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走出国门,去“西天”取过经,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应当培养大批忠于祖国、奉公守法的“走资派”,让他们挑重担,不要怕中国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这比复辟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好得多!

 

八、    你说的“新民主主义”与以前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答:首先,应是依法治国的社会,不是原来那种“一党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第二,公有经济只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在数量上和范围上不应该是主体,私有经济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和保护。第三,分配制度要多元化,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需分配(主要对贫困人口的社会救济)等,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第四,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取消“计划”的概念。第五、按照彭真的说法,一切党派(包括执政党)都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政分开,依法规范政党行为,健全政治协商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保障民生、公平竞争、依法治国、平衡发展”的社会。

尽管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但与欧美的资本主义还是有区别的。一方面,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人均GDP水平和国民教育、医疗、住房、资源占有水平,都远远赶不上西方国家,将长期是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不会靠强权政治、侵略扩张和殖民政策去谋求自己的发展,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会搞霸权主义。

 

九、“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走向什么社会制度?

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由于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和一部分,所以中国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结论,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中国革命,不可能导致一个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无法提供所必须的社会基础,而且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也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威胁论”早就存在)。一些人责怪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实在是冤枉的。康有为想学西方,孙中山想学西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也想学西方,要不然去欧洲勤工俭学干嘛?但是,西方列强不让我们学,他们只要我们的资源、白银和古董,要我们割让国土,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毛泽东说,“先生总是欺负学生”,所以我们只能学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别无选择。

今天,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如何选择今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原苏联解体了,东欧国家改制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了。如果我们不能完全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仍然按照以前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去考虑问题,就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不可能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发展的道路,更谈不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87年,邓小平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说,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实行“基本法”五十年也不变,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见邓选第三卷)。

为什么说“更没有变的必要”?从现在的深圳和珠海就可以看出,那里的经济和文化逐渐与香港、澳门接轨,现在已经基本与港澳融为一体。五十年后,大陆内地也会赶上沿海地区的水平。大陆的改革方向只能是与国际接轨;而不可能反过来,让香港、澳门放弃与国际接轨的制度,退回到大陆过去封闭的旧体制中去。

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仍然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拿WTO来说,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用列宁的话说,也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但是,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就不得不申请加入;而要想加入,我们就必须放弃所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接受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我想,五十年后的中国大陆,肯定会比今天的香港还要“香港”!你说,香港还有变的必要吗?

将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会如何变革?用什么说法去定义?只能由后人去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原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即便五十年后,中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合资企业、非公经济、小农经济、市场机制、价值法则等,也不会被消灭。那么,邓小平所说的那个“够格的”社会主义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今天没有必要去描绘,也无法描绘清楚,历史自然会做出结论。

 

十、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说法,有什么意义?

答:起码有两条理由和意义。首先,有利于澄清思想、巩固稳定;第二,有利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先说第一条。首先是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考虑的。中国的农民多,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不发达,因此要完成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使命就十分困难。实践证明,小农经济、家庭承包、私营乡镇企业等非公经济模式,是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仅现在适合,恐怕五十年后也是适合的。这种情况,在广大城镇也是如此。所以,恢复“新民主主义”的说法,有利于在思想、政策、制度和法律等领域澄清思想、巩固稳定、促进发展。建立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对于中国今后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应当看到,目前社会各个阶层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制度弊端的看法,存在许多误区和误解,这与我们目前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很有关系。不阐明中国目前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人们就会继续用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问题,种种误解和不满就很难避免。如果处理不好,一旦出现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制度更迭,一切推倒重来,我们付出的代价会更大,社会阵痛会更长久。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

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今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理论创新。提出“新民主主义”,有利于人们从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利于理论创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探索。思想不解放,在理论上不推陈出新,我们的改革就无法深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大胆和顺利的,因此就取得了二十多年来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仍然没有冲破理论上的禁锢,思想没有得到解放。一些人以为,学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性解放”就是开放;也有人认为,彻底否定自己,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就是改革,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只能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态度,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探索和找到适合中国的富强之路。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搞是倒退!是否定革命成果!对得起革命前辈和先烈吗?

且慢,请先看看邓小平。“文革”一结束,他就批判了“两个凡是”,把过去毛泽东立下的“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都否定掉了。进而,他又搞改革开放,允许非公经济的发展,甚至允许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在过去,又要批判他“复辟资本主义”了。但历史证明,他的“退”,实际上是在前进、在发展。

再说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撰写了“论粮食税”等文章,大胆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的思想,生动地体现出革命家“不唯书、只唯实”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我们的先辈和无数先烈,他们投身革命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求证某些社会学课题、或者实现某位伟人的预言吗?人民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恐怕都是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和中国人民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而革命、而牺牲的。如果这个“新民主主义”,更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更有利于中国的健康发展,难道不也是我们的前人所希望的吗?

最后要阐明的是,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老话题,并不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不是要停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探索和实践;而是要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和解决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实话实说,正视历史的本来面目,用准确的语言去描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200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