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双胞胎——民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无论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中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书写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从“9.11”到“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二十一世纪开头的几年仍然笼罩在战火之中。就像是上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那样，这些战争都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同样也主导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看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来自于阶级矛盾和斗争，而且也来源于民族矛盾和冲突（有趣的是，“辛亥革命”既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又是汉族人民推翻满清殖民统治的斗争，可见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可以同时并存和激化）。过去，我们谈“阶级斗争”很多、但对“民族”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把这两者当成是一回事儿，甚至简单地用“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应该如何看待“民族”问题呢？带着问题看了点儿书，初步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民族”与“阶级”是“双胞胎”：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不是永恒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氏族制度的瓦解和国家的产生而从部落发展而来。换句话说，它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就像是“双胞胎”一样，“民族”与“阶级”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给“民族”赋予“阶级属性”，当然是马、恩确立的定义，后来又派生出“奴隶制民族”、“封建制民族”、“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说法。这样划分“民族”，其理论依据在于：一旦“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民族”也就随之消失了。到那时，也许全人类就都叫“共产民族”或“地球民族”了（针对外星人而言）。
但是，即使“阶级”和“国家”消亡了，“民族”就会马上随之消失吗？看来也不一定。列宁认为：民族的差别“就是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列宁全集》第39卷，第71页），我相信列宁的预见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民族”与“阶级”虽然可能是“双胞胎”，有时难以辨别；但却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历史作用，因而也就可能具有不同的生命力和“寿命”。就像“双胞胎”可以同时降临到人间一样，却不一定同时离开人间。
二、“民族”与“阶级”的社会属性不同：
如果我们同意列宁的上述观点，就等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可能与阶级矛盾有关（也可能无关）；在无阶级社会里，民族矛盾将摆脱阶级属性而单独存在。”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要了解“民族”的定义。过去我们的理论界比较认可斯大林的说法，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而“阶级”则仅仅以人们的经济地位和相应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和语言、文字、地域、文化和心理素质等无关。可见，两者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
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社会的变革就会表现为阶级斗争，如中共推翻蒋家政权；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社会的变革就会表现为民族斗争，如“抗日战争”。可见，仅仅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不全面了，似乎应当补充这样一句话：“它同时也是民族斗争的历史，尤其在阶级消亡以后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更会是这样。”
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似乎都不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了。然而，两国却因为边界问题发生过战争；现在，又因为南沙问题经常发生冲突。可见，在阶级斗争平息后的不同民族或国家之间，仍然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民族”和“阶级”的不同社会属性，就可能会采取错误的办法处理问题，并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关于“民族”的变化与消失：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民族”之间的差异也将消失，“民族”将最终融合起来，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在中国，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模糊；由于人员的来往增多，不同民族都使用“普通话”和汉文字进行交流，并且出现了民族之间通婚的情况。一些少数民族开始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一些历史上出现过的少数民族甚至逐步被其他民族“同化”，现在只能从历史书中找到他们的足迹。
“民族”的“同化”和“融合”，可以产生出新的“民族”。这种情况在美国等新兴国家、以及在巴西等移民较多的国家，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国民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和民族，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相互融合，逐渐放弃了各自原来的民族传统，进而创造出新的民族特色和理念。当我走在美国和巴西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各种肤色和外貌特征的当地人，孩子们往往说不清他们的爷爷奶奶到底来自哪个民族，他们只热衷于美国的橄榄球、或巴西的“桑巴舞”了。
另一方面，“民族”“分化”和“分离”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原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达七十年的历史中，他们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民族”。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他们又再次分化和分离，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东欧和朝鲜。
“中华民族”也是个包容着多个“民族”的大家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中华史中，其“民族”的构成也存在“时分时合”的发展过程。过去，汉民族曾经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视为“异族侵犯”，甚至至今还对“元朝”和“清朝”贬多褒少、抱有成见。周恩来曾经指出，“异族入侵”“在客观上也产生过好的后果，它造成了民族杂居，进而互相通婚、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使各民族的长处容易结合起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67页）。所以，我们对待国内“民族”问题，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反对民族分裂、又要提倡民族团结和相互包容。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民族分裂似乎形成了一股逆流。在我国，一些民族分裂势力也在积极活动，如果容忍他们，中华民族的分化就很难避免。过去，蒋介石坚持与“新中国”为敌，妄图“反攻大陆”；但他却始终维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民族统一立场，不支持“台独”。而今天的“台独”势力，则试图利用“族群”的概念大做文章，在台湾划分什么“原住民”、“早住民”和“新住民”（指1949年前后进入台湾的所谓“外省人”），通过“去中国化”的途径，制造与大陆和“中华民族”分离的借口，以实现其建立所谓“台湾国”的梦想。他们这一招，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和欺骗性，为解决台湾问题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很值得我们警惕。由于我们对港澳实行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因此比较顺利地解决了主权回归问题。但“台独”势力却避开“制度”不谈，只讲“族群”矛盾，企图从“民族”问题上寻找突破口，并利用“公投”为手段，酝酿和煽动“民族情绪”，达到分裂的目的。
可见，“民族”的概念和社会属性具有其特殊的社会作用，它可以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把人们凝聚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与其他政治力量抗衡。因此，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我们需要从多种角度分析研究，注意到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对症下药”，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否则，即使我们用武力攻占台湾，也会在“善后工作”中遇到重重困难。
上述的所谓“族群”问题，反映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据说在新中国初期，大陆有400多个“族群”，经政府认定的独立“民族”仅为56个）。我们应当继续提倡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和融合，同时也应当尊重和肯定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统一和富强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大汉族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客观地看待历史、预见未来，维护祖国的统一。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和“族群”的消失要比“阶级”的消亡更加困难。“阶级”的消亡，仅仅取决于“私有制”的存亡；而“民族”的消失，却涉及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地域、资源、民族习俗、心理素质和宗教等。因此，“民族”的融合和消失，将是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四、要从多个视角看待世界：
二十一世纪，在战火中拉开了序幕。随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峙暂告一个段落。因此，今后的国际冲突将主要表现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较少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当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但它将主要表现在“国家”或“民族”的内部。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再次出现，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纵观历史，“民族”利益往往会高于“阶级”利益，具有更强的凝聚力。毛泽东在“矛盾论”一书中，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看成是“主要矛盾”，把国内的“阶级矛盾”看成是“次要矛盾”，主张“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天，我们在分析国内外形势时，也应当分清主要和次要矛盾。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也许不少人会说是“反恐”。那么，“反恐”又属于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或者两者都有？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因为现在人们把各种问题都与“反恐”联系在一起，甚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当成是“中国威胁论”的“论据”，所以往往使人感到好坏不分、是非混淆。西方国家把武器卖给台湾，就不算什么问题；但如果中国把武器卖给别的国家，就会被说成是支持“恐怖主义”！
我看，所谓“反恐”问题并不简单、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民族”斗争，有的属于“阶级”斗争；有的属于“殖民与反殖民”斗争，有的属于“霸权与反霸权”斗争。有的冲突是由于争夺资源引起的，有的冲突则源于宗教的矛盾。所以，仅仅用“反恐”一词来概括，显然是不正确的。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一贯提倡的思想方法。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我们应当从多种视角去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既要看到“阶级”问题，也要看到“民族”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合理内核”，又要实事求是地研究新问题、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
200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