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的再认识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已经被后人流传和研究了一百五十多年。它是否还是个幽灵呢?它对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发展还有现实意义吗?

一、共产主义的幽灵来自远古

        按史学家的说法,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是原始公社制度。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劳动仅够维持生存条件。没有剩余产品,没有交换,没有剥削。原始公社只能实行产品的平均分配,劳动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都是共有的。今天,我们现代人也把这种制度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因为从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交换和分配等几个方面来看,它都具备了今天人们衡量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要素,只不过它的生产力水平很落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应当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原始公社,而这个阶段延续了至少150万年,甚至200万年以上。

       今天,一些人认为私有制社会是最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克服了原始社会的愚昧与荒蛮,它会长寿;另一些人则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场灾难,它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却用金钱玷污了人类的良知和道德,它一定命短。我认为,私有制的出现虽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如果把原始公社的漫漫长河比作一年的话,那么私有制才刚刚诞生了一天!所以,私有制还是个婴儿。我要对前一些人说,没有必要去为它祈祷长寿,它确实没有老。我也要对后一些人说,没有必要去诅咒它快点死,它还是个孩子,尽管你不喜欢它。

 

二、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东方复活

        在人类历史上,原始共产主义曾经唱过主角;从20世纪初以来,共产主义的幽灵距离我们越来越近。当我们翻开20世纪的历史画卷,共产主义的一次次尝试和实践,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从俄国到东欧、从中国到东南亚,可以说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是共产主义在东方再现的历史。说它是再现,是因为原始共产主义曾经出现过,它是共产主义历史幽灵的再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了一番田园诗般的描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是我所读到的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生动的描述,尽管未来社会不一定会是这样。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来源于原始公社,是原始共产主义在他的学说中的再现。马克思可能要给我们一个启示:原始共产主义将会复活!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引用摩尔根的一段话来描述未来社会:“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未来的社会将会剥光我们身上的衣服,然后把我们赶进深山老林。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往往采取螺旋上升的形式,看上去好像它是在不断循环、重复,但它并没有回到它的起点,而是在更高的形式上的反复和提高。孩子是在无数次的摔倒和爬起中学走步的,每次的摔倒和爬起似乎都一样,但每次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次次的模拟和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样,也是在不断的模拟中提高和前进的。可以这样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反映了人类社会对不同生产关系的要求,我们不能说公有制就是孩子在向前迈步,而私有制就是孩子在摔倒,反过来也一样。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即使处于人类社会同一发展阶段或相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国家或民族,也会选择不同的生产方式或所有制形式,甚至还可能采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形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对传统单一公有制形式的改革,即对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应当承认,我国当今的所有制已经是公有为主、非公所有为辅的混合形式,只不过两者的比重在不断变化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一段很费解的话:“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小生产者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又造成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难道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后,还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吗?它与过去的私有制有什么不同呢?确实难以理解。但如果研究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也许可以悟出些道理。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在城市所推行的企业租赁、承包经营等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由于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农民和个体劳动者所使用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是向国家承租的,属于个人的仅仅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和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样的个人所有制与过去的私有制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对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同。所以说,今天中国出现的某些看似非公性质的所有制形式,如职工参股的股份制、中外合资等形式的所有制,并不是过去家族式私有制的回归,而是在更高形式上出现的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可以说是私有制和公有制在更高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混合形式。由于它适合今天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应当采用这种形式,而不要顾忌它是姓“社”、还是姓“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实践是走过弯路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并通过实践活动去验证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已经被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所接受,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三、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西方消失了吗?

        从我们到国外亲眼所见到的情况来看,我们过去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是铁板一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看法,是不客观的;就像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人权、仍然是个封建专制国家一样,不客观。

        以前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是不可克服的。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却出现了一些我们原先没有估计到的情况。大致概括起来有以下一些新情况:

1)所有制形式出现了社会化的倾向。

        它包括: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的发展,职工股份所有制的兴起等。上述合作和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经济成分。

2)经济运行出现了有序化的倾向。

        它包括:政府对经济的计划调节、干预和调控,区域性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机构的协调作用等。和19世纪相比,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无序的经济秩序已经改善,而且它已开始适应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连我国也不得不申请加入其中。

3)社会分配和福利制度日趋改善。

        它包括:个人收入及财产的税收调节,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建立,各国政府的反贫困计划,全民的公共教育等。目前看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要比我国完善,相对贫富差距要比我们小,全民教育的普及率要比我们高(见人民出版社:胡连生、杨玲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4)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部分缓解。

        从上述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交换和分配三方面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基本矛盾,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得到了缓解,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再次出现了飞跃。难怪一些人说,资本主义是“垂而不死。”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恰恰相反,从上述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看出,正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所有制的多种形式上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在经济管理上采用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调控手段,并改善了分配和福利制度,所以才部分缓解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生产力。应当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胜利!

        共产主义幽灵在西方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将有可能复活得更快些。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预测(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社会应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如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理由是那里的工业化水平较高,工人阶级的力量较强、较成熟。但20世纪的历史却没有能验证这个推测,反而证明了共产主义在较落后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实际上在这里存在两个误解。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特指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出现的共产主义,他们当初并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革命首先会在东方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然而,东方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低水平的经济基础上的,虽然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步早,但最终到达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路程要比西方的长。就像在田径赛场上,400赛程的运动员虽然起跑的时间比100赛早些,但他到达终点的时间却要比后者晚,因为他的路程长。因此,凡是较落后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后,不仅不可能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且在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马克思称为第一阶段,列宁又称为社会主义阶段)后,先要经过一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过渡。就像400赛程的运动员,必须先跑完前300的“预赛”路程,才能进入最后的100“冲刺”一样。400的赛程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它分为前300的初级阶段和后100的成熟阶段;到达了400赛程的终点后,才开始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此可见,由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所以它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要比发达国家的长。因此,虽然西方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时间可能晚些,但它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程却会快些。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其二,我们回顾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共产主义制度的出现,必然是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人们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只能是先产生于穷国,然后再通过发展生产力而逐步实现;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越发达,越难以产生共产主义。仿佛共产主义成了穷国的专利,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中国有句老话:“穷则思变”,穷国中的社会矛盾较尖锐,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会大些,这是事实。但中国还有一句谚语:“瓜熟蒂落”,意思是说果实成熟了,自然会从果树上掉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具备条件时,迟早会走向共产主义。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到过东方,他们的学说完全是在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后产生的。他们不仅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在西方发达国家首先出现,甚至还明确提出过像“在法国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通过宪法和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平地长入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可能性(见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是纯西方的理论,只不过我们东方人也喜欢它。不要因为我们喜欢它,就把它说成是纯东方的、穷国的理论了。在20世纪初,当我们东方人试图了解马克思主义时,人们批评我们不应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决东方的问题;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扎下了根,人们却忘记了它是来源于西方,它可能更适合于西方,更应该在那里开花结果。

 

四、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不是静止的状态

        也有些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或极乐世界,这无异于把共产主义当成了一种宗教。就像把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看成是神和经书一样,同样是十分有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可见,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状态,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既然是现实运动,就会有高潮和低潮。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从高潮转入低潮的运动过程,相信它还会多次反复出现类似的起伏,并逐步走向成熟。同样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因素的出现和生长也有它特殊的运动形式。由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它所能提供的前提条件不同,因而在各国中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形式、途径也将会有区别,就像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形态和制度也存在区别一样。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经历了八十年的历程。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国共合作,从延安的解放区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农村的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出现,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成功,终于逐步克服了幼稚,走向了成熟。同时,也为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经验。

 

五、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否可能?

        一九一二年四月,当中华民国刚刚成立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从中华民国存在之日就不去考虑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孽生崛兴,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比清朝专制暴政还要酷烈百倍的新专制暴政,要挣脱这种新的暴政就必须用流血手段。那是何等暗淡的前途!”(见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不幸的是,后来几十年的中国历史让孙先生言中了。他的学生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结果却给中国带来了黑暗。不仅中国人民不接受资本主义,连西方世界和法西斯也不允许中国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要把中国变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先辈经过流血和牺牲,推翻了暴政,才迎来了中国光明的前途。

        然而,中国从封建社会跳跃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现象,似乎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列宁在看到孙中山上述关于防止资本主义的文章后,曾经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批评孙中山的观点是“反动的空想”。有意思的是,当有人指责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时,列宁却反驳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见列宁:“论我国革命”)。列宁批评孙中山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而他反驳别人对俄国革命的指责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批评孙中山的空想社会主义话音刚落,就亲手将俄国的社会主义的“空想”变成了现实!有时好像是历史在造就伟人;有时又好像是伟人在创造历史。20世纪的历史不正是列宁、孙中山、毛泽东这一代伟人创造的吗?一百年前的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必要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完全可以在推进社会主义进程的同时,充分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果、管理经验和资金信贷,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从而创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中国人没有把马克思和列宁当作神去信奉,也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去遵循,而是辩证和实际地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他们也许不会不高兴。

 

六、共产主义是科学、理智与和谐的世界

       “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宇宙中也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这是一些科学家对宇宙的看法。地球的形成已有四十多亿年的历史,据考证,原始生命的起源仅比地球的形成晚十亿年。这就是说,在三十亿年前,地球已具备了生命存在的条件。但我们至今没有在地球上找到外星人留下的文明,也没有发现他们存在于宇宙的可靠证据。这就是说,地球生命也可能是宇宙中的唯一。

        可悲的是,人类却并没有意识到地球生命及生态环境的可贵。19世纪以来,人类加快了科技和文明的发展速度,但同时又以更快的速度破坏着生态平衡。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也许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无法弥补的。据资料分析(见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才主编“经济地理学基础”),金、银、汞、锡、钨、锌、铅等七种可开采矿产,将在21世纪初被耗尽,其他金属矿和石油也将在200年内枯竭。同时,全球的森林将在100200年内消失,沙漠化土地已占全球大陆的40%,世界上有60%的地区缺淡水,有18亿人口饮用污染水。其他地球生命的处境更惨!据测算,地球上原有生物物种2亿5千万种,现在已减少到5001000万种。过不了多久,我们将再也看不到自然界中的犀牛、鲸鱼和大象。

        有资料表明,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消耗着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资源,而且还逃避对环境保护应尽的责任,如限制废气排放的京都议定书迟迟无法执行就是一例。因此有人批评资本主义对全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有人把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原则,曲解为可以随意向社会索取的“各取所需”(可能是译文用词不当),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误解。世界人口在增加,而自然资源在减少,我们已经透支了本应留给子孙后代的财富。

        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包括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我们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也应当重视研究劳动对象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如果地球资源枯竭,人类将失去劳动对象。由于可耕地和森林的减少、草原的沙化、海河的污染、矿产的破坏性开采,使得农、林、牧、副、渔以及矿产、冶金、化工等资源性行业面临困境。所以,不保护资源和环境,生产力就得不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可见,所谓生产力,其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相互制约;所谓生产关系,其中也包含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还有些人把“发展生产力”理解为“发展生产”。他们为了“发展生产”,什么伤天害地、断子绝孙的事都去干。殊不知大自然才是生产力的母亲,是人类的母亲。母亲是宽容的,但母亲是会衰老的。作为大地母亲之子的人类却往往是自私的!

江泽民在他的“三个代表”理论中,首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说共产党的任务是通过各种途径调整生产关系,使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过去我们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付出过沉重的历史代价。生产力越提高,科学技术越先进,我们就越应当注意调整生产关系,使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能为人类和自然界造福,而不是制造潘多拉盒子里的魔鬼。

        共产主义绝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极乐世界”,共产主义时代的人们仍然需要辛勤地劳动,并且需要保持俭朴和节约的生活方式,共产主义会更加强调杜绝浪费、合理利用资源。“按需分配”的原则,即预示着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社会向每个人提供他所必需的社会产品,社会组织仍然要承担合理分配的义务。不论是根据个人不同的需要分配、还是按社会公认的尺度分配,都不会是无限制的,也不会是绝对平均的。而那个可以满足人们今天所有物质欲望的共产主义,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宇宙是无限的,但我们生活的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可以去探索宇宙、走向宇宙,但宇宙也无法满足任何无节制的贪欲和奢望。人类只有在向社会和大自然索取时,以科学、理智的态度与之保持和谐的关系,这个世界才会是美好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未来共产主义。

                                                                                                  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