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二卷》选读
历经16年的编写和修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终于在2011年1月出版面市了。
这部著作（简称《二卷》）反映的是1949年10月建国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
我粗略地读了一遍，主要的印象如下：
1、关于三个阶段（《二卷》P1）：（这29年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执政的时期，最初几年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逐步发展并占据了统治地位，因而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肆虐、失败和清算。就像我们生病一样，“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也存在“潜伏期”、“发病期”和“病危期”。因此，我们可以把29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笔者注）。第一个阶段（1949—1956）是稳定局面、恢复经济时期。主要是抗美援朝，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启动“一五”计划。第二个阶段（1956—1966）是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共以巨大代价探索发展道路的时期。主要是“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以及经济调整与恢复。第三个阶段（1966—1978）是“文革”十年内乱和两年“拨乱反正”时期。
2、关于“国家形式”（P12）：在起草《共同纲领》时，统战部长李维汉提出，中国与苏联不同。（一）苏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的47%，我国少数民族只占6%。（二）苏联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只能采取“联邦制”国体。而中国自古以来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西藏也在元代归于中国版图——笔者注），所以中国不宜实行联邦制。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可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共同纲领》采纳了上述提议，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深远意义。
3、关于经济制度（P14）：《共同纲领》规定，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此阶段的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
4、关于暂不提“社会主义”（P15）：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许多代表建议在总纲中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前途规定出来。周恩来解释说，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前途是肯定的。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慎重地看待它。只有在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
5、关于“国家资本主义”（P189）：张闻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刘少奇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周恩来说，将来用什么办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
6、关于新中国的基础（P199）：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在1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印度有8种均高于中国，钢与生铁的产量甚至高出5—7倍。194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7美元，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
7、关于“三反”、“五反”（P160）：1952年开展了“三反”运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五反”运动（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贪污千元以上者计10.8万人，为参加“三反”运动人数的2.8%。被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刑立即执行42人，死缓9人。刘青山、张子善均是三十年代初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但进城后利用职权，盗用公款171万元，盘剥治河民工款22万元，贪污挥霍3.7万元（折合新币面值——笔者注），生活腐化堕落。经毛泽东批准，执行枪决。“三反”运动，有效地杜绝了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
8、关于苏联援建项目（P203）：这些项目包括钢铁、有色冶炼、煤矿、石油炼油企业，重型机器、汽车、拖拉机制造厂、动力机器及电力机器制造厂、化工厂、火力发电站等，还有若干国防工业企业。到1954年10月，苏联又增加了15个项目，由此形成我国“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也遇到巨大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
9、关于农业合作化（P234）：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是积极、稳步和健康的。但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估价偏低又不按期付款；农民对统购统销心中无底，感到粮食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的数目太少。
10、关于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P286）：1954年10月，两位文学青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是“唯心论”。江青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对俞平伯的批判文章，遭到拒绝。毛泽东认为，《人民日报》是在“阻拦”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评和斗争。于是，在中国文联和作协系统开始进行对胡适的批判，并进而发展到对进步文艺理论家胡风的批判。很快，批判运动就演变成为揭露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造成错案。
11、关于“高饶事件”（P291）：1953年下半年，高岗煽动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权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实际上是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同时，饶漱石也开始打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意在攻击分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1955年3月，中央开会批判了高饶的分裂活动，并将高饶开除出党，从而加强了党的团结。
12、关于“潘杨集团”和“丁陈集团”（P298）：在1955年的审干和肃反运动中，还发生了所谓“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错案，以及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错案。
13、关于“公司合营”（P358）：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达191亿元，比1955年增加32%。1957年又比1956年增加8%。总的来说，公私合营对于活跃经济、积累资金、培养干部有利，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不明确，也错把一些个体劳动者（如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当作资本主义工商户实行了公私合营，把他们划为“私方人员”，错当成资本家对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许多企业在合营后，失去了原来的特色，品种和质量下降。例如北京的“东来顺”、“全聚德”，由于改变了原料渠道和制作方法，效益下降了。实践证明，如果不去匆忙地改变这部分小型工商企业的私有性质，适当地保留一部份个体劳动者单独经营的方式，对于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增加国家税收以及解决社会就业等，将会是有利的。
14、关于“反冒进”（P390）：1956年初，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指出，现在有些急躁的苗头，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陈云也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尽了可能的，不叫“小脚女人”，超过可能的是“左”。由此，经济上的冒进势头初步得到遏制。
15、关于“八大”的特点（P403）：“八大”通过的党章有两个突出特点：（一）增加了“必要时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提出适当时候不当党和国家的主席，可以当名誉主席。（二）党的指导思想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决定的。
16、关于“一五”成就（P417）：195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67.8%，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为建国前的5.8倍。粮食产量比1952年增长19%。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08元，比1952年提高了24.5%。此外，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150余吨，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同期相比，也名列前茅。
17、关于“反右派”斗争（P447）：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大鸣大放”的大字报，有些学生模仿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论坛”，开“辩论会”、“控诉会”，对中国的肃反运动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要“轮流坐庄”，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随即制定了“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的政策。事实表明，反击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是必要的，但运动中也把提出各种意见的人错划为“右派”，打击面严重扩大。到1958年夏季，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仅小学教员中就划了10万多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社会主义事业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
18、关于“两个剥削阶级”（P461）：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和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这就为后来极“左”思潮的发展和“文革”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笔者注）。
19、关于批判“反冒进”（P474）：“大跃进”是在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几次严厉批评“反冒进”，提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他说，“反冒进”给群众泄了气，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还说，“反冒进”使右派钻了我们的空子，把一些同志抛到右派的边缘，只剩50米（后来又说成30公里——笔者注）。周恩来、刘少奇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
20、关于“大跃进”浮夸风（P484）：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河南遂平县称亩产小麦达2105斤，《人民日报》报道河南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后来又说湖北亩产水稻达3.69万斤，福建花生亩产达1万多斤。广西放出的“卫星”竟然是水稻亩产13万斤。《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居然产生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忧！一时间，理论、科技、体育、卫生、文化、教育等各界，也都提出各自的“大跃进”计划。对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深信这些是可以实现的。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但没有纠正浮夸风，反而加以支持，并讨论了发展钢铁生产和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从而将“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21、关于“大炼钢铁”（P490）：北戴河会议确定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实际上前八个月只完成400万吨，必须在余下的四个月内完成600万吨以上。为此会议提出，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停车让路，首先为钢”。截至到年底，参与“大炼钢铁”的人力接近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6。各类小高炉、土高炉达几百万座，连中央机关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大炼钢铁”使大量的煤炭、矿石、林木等资源遭到破坏，河南大别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长江上游的林木被毁达几十万亩，加剧了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带来长期的后患（由此造成的泥石流至今仍然肆虐成灾——笔者注）。“大炼钢铁”还造成农业有10%的庄稼无人收割，烂在地里。轻工业也大幅度减产，北京王麻子剪刀厂有300多职工被抽去炼铁，只留下20多人坚持生产，产量从每月3.5万把减产到3000把。
22、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P499）：随着供给制的实行和浮夸风的盛行，又刮起“共产风”，并出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河北徐水县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山东寿张县规划，在两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河南范县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些地方将公社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为了消灭私有制，还将农民的家具归公。农民说，除了一双筷子和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同时，报刊上广泛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工资制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主张取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带来灾难性的损失。
23、关于三年困难时期（P563）：（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向毛泽东书面提出不同意见，致使本来纠正“左”倾错误的会议反而变成了继续坚持和扩大“大跃进”的错误。从而，最终导致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笔者注）。截至1961年，粮食产量比1960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1958年。与上年比较，1961年的农业产值下降2.4%，轻工业产值下降21.6%，重工业产值下降46.5%，财政收入下降37.8%，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2.8%。全国城乡人均粮、油、布消费量在1959、1960年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连续第三年下降。许多人出现了浮肿病。出生率下降，死亡率显著增加。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如果以此为年均数字来统计，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减员应为3000万左右——笔者注）。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24、关于“科学家是国宝”（P609）：1962年同时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剧作艺术座谈会。在会上周恩来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中，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陈毅还指出，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为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他还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们的讲话产生强烈反响，许多人潸然泪下。
25、关于西藏叛乱（P616）：1956年11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时与滞留不归的达赖进行三次谈话。周恩来对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二五”期间不谈西藏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由达赖根据那时情况决定。但西藏上层中的一些人提出“永远不改”，策划叛乱，妄图实现西藏独立。1958年底，武装叛乱分子发展到2.3万人。1959年3月10日，他们借达赖到军区看戏一事造谣惑众，发动武装叛乱。6月20日，达赖在印度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恢复1950年“中国入侵”以前的“独立地位”，公然宣布“西藏独立”。但仅用两天时间，解放军即平息了拉萨地区的叛乱，毙、伤、俘叛乱武装5300人。至1961年底，全部肃清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与此同时，印度又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并不断派兵深入中国领土，从而引发了中印武装冲突。在多次忍让无效之后，中国军队发起速战速决的自卫反击，一举扫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据点。
26、关于“二五”统计数据（P741）：整个“二五”期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都是负增长，分别为负0.4%和负3.1%。因此，中央不得不在“二五”的后两年（1961—1962）进行调整，又把之后的三年（1963—1965）作为过渡期，继续进行调整。直到1965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仍然没有达到1957年的水平。据统计，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一五”期间为5.1%，“二五”期间为负6.3%，即使三年调整时期有所回升，但仍然低于“一五”时期水平。
27、关于“文革”的发动（P753）：从直观上看，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是文革的直接导火索。1962年，江青就提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康生也在1964年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姚文元更是把剧本中的历史情节与八届十中全会所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上纲上线。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表态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毛泽东还对北京市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由此，毛泽东认为通过合法的途径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通过非法的手段才能打倒“走资派”。可见，文革的发动和发展与康生、江青集团的策划和煽动密不可分。从深层次来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也不仅仅是受到康生和江青的挑唆而至，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周恩来的“反冒进”到彭德怀的“意见书”，从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到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都让毛泽东感到恼火。特别是1962年以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初见成效，进一步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共产风”的错误，使得毛泽东十分被动，威信下降，不得不“退居二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康生、江青一伙的挑唆和煽动才迎合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并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冠冕堂皇的依据和理由——笔者注。）
28、关于“二月逆流”（P788）：据《二卷》介绍，“二月逆流”实际上是由几次会议构成的。第一次会议是于1967年1月19日、2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在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就“军队文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叶帅、徐帅拍案怒斥了江青等人，史称“大闹京西宾馆”。自67年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2月11日和16日的会议上，叶剑英、谭震林、陈毅、徐先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与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史称“大闹怀仁堂”。与此同时，陈毅还在接见归国留学生时说，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几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江青、张春桥等将上述情况报告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不仅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而且导致了由中央文革取代中央政治局的局面。林彪事件爆发后，毛泽东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陈毅、叶剑英等）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让叶剑英转告和安慰病危中的陈毅。（但史料表明，“二月逆流”与林彪并无直接关系。相反，林彪同意按照老帅们的意见下发《八条命令》，以求稳定军队，因为这对林彪有利——笔者注）
29、关于毛泽东遗嘱（P960）：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汇报工作时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虽然他明白，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仍然肯定和坚持文革，并希望对文革有个定论。《二卷》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不可磨灭；但其错误，特别的文革的错误是严重的，使中国走了大的弯路。
30、关于文革的后果（P969）：文革中全国立案“审查”干部230万人，占当时干部人数的19.2%。其中副部（副省）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同级干部的75%。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按照文革前全国干部总人数1200万计算，非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五。如果按照这个概率来推算的话，文革导致的全国范围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不会少于400万——笔者注）。集团性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10年间，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为2.3亿多人，占当时人口的1/4。因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1976年全国人口达9.37亿，比1966年的7.45亿增加1.92亿（这就造成了我国知识性人口在减少，而非知识型人口在膨胀，由此而导致了生产力素质的下降——笔者注）。文革1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有些方面还有下降。而我国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却在迅速发展，使我国与世界的差距拉大。虽然我国在文革中也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这并不是文革带来的成绩。很显然，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发展成就将会大的多。历史表明，把文革说成是与“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而在文革中被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正确原则和经验。（什么是“修正主义”？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到底是来自“修正主义”还是“教条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避免类似苏东的剧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历史做出回答——笔者注）。
笔者按语：用短短30段文字来概括我对《二卷》的印象，肯定是粗糙的。不过，我还是尽量摘录了有关的数据和具体的时间、地点及人物语录。这也正是《二卷》的特色，以数据服人，以史料服人。当然，《二卷》对于一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留有余地。俗话说，历史只能让后人去写。“29年”仅仅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我们还很难从这段历史的惯性中超脱出来，看问题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对于《二卷》的编著者们应该给与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他们终究为以后的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后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和课题。
我也希望这篇“选读”能够对读者了解《二卷》有所帮助，不当之处，请指正。
201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