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村”的启示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 . 欧文，生于1771年，享年87岁，于1858年去世。他是最早在资本主义环境下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人，从他1824年着手建造“共产村”时算起，已经过去了180个年头。我们也算是“共产村”的村民，至今还在继续着类似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他的实践活动与今天做个比较，也许会有些启发。

一、 欧文的实验

当我翻阅有关欧文“共产村”的资料时，感到十分有趣，甚至不大相信他真的做过那些大胆的尝试。

1824年，当马克思还只有几岁大的时候，欧文即带着自己办企业时所积蓄的钱财，奔赴北美洲创办他的“共产村”了，人们叫它“新协和”村。之所以选择北美，是因为那里没有欧洲国家那样悠久的封建历史，因而欧文认为在那儿搞“共产主义”的实验，阻力会小些。

他用三万英镑在印地安那州的协和购买了一块地，共计三万畝（又说1500英亩）。在那里，根据他的设计建造了一个正方型的大公寓，可以容纳1500人居住。里面有食堂、厨房、幼儿园、礼拜堂、讲堂、小学校、图书馆、医院以及各类人员的住房。大公寓四周，是农场、牧场和各类工厂。

除老弱病残以外，所有村民都必须参加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储藏在公共的仓库里，村民平等地享用这些产品。“共产村”里没有货币，甚至也不像我国后来的人民公社那样记“工分”。

不过，您可别以为他们在实行“共产共妻”，已婚村民可以分得四间房间。夫妻俩住一间，两个孩子各住一间，还有一间是起居室。如果有了第三个孩子，可以送到儿童住宅去。

“共产村”由一个十二人的委员会来领导，具体规定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连进餐也是共同进行的。

欧文是个慈善家，他并不精通管理。他把自己的财产和别人的钱都放在一起，连起码的财务核算都不顾，不计成本地购买土地、扩建工厂和堂皇的建筑，使“共产村”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之中。

由于实行了“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没有体现“多劳多得”，村民们很快就发生了争执和意见，迫使欧文对“共产村”的宪法修改了七次，最终不得不把土地和住房卖给了村民个人，私产制度又恢复了。

经过了三、四年“共产村”的尝试，欧文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财产。后来又打算到墨西哥去进行同样的实验，但已经不可能。他回到了英国，把他最后的精力投入到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中去。

欧文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之所以不成功，原因很多。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天时、地利、人和’他都不占，在茫茫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之中，他的‘共产村’犹如一叶小舟，是无法抵御风浪的。但是，他的大胆实践和执着精神是伟大的，并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营养；他的失败对于今天来说也是一笔财富，给予我们一个反思的空间和前车之鉴。

二、新中国的人民公社

说来也巧，就在欧文逝世100周年的1958年，中国大地上也掀起了一场“共产村”运动，这就是“人民公社运动”。这次可不仅仅是搞三、四年，而是搞了二十年。直到1978年以后，人民公社的建制才逐步撤销。

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太苦了，也许是由于毛泽东出生于农村、他急于让落后的农村改变面貌，也许是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助长了共产党内滋生出了“左派幼稚病”，一股“共产风”在1958年开始形成，先是吹遍了广大农村，后来也影响到城市。

我摘录几段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大家就可以体会到那时人们头脑中热得发烫的“温度”了。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中，有这样几段：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 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

“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的时间。… 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个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中，有这样几段：

“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从1958年夏天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好了，也许我们不用再引用更多的段落，您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风”来头有多大。真可谓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惊人的数字和动人的宣传，并不能改变其衰落和流产的命运；“亩产万斤粮”和1070万吨钢产量的虚假指标，掩盖不住农民饿饭和“大炼废铁”的真相。彭大将军在庐山挥笔疾书，试图说几句真话；但是发高烧的领袖们拒绝承认得了“感冒”，反说老彭有毛病，是反党份子。虽然后来毛主席也认了错，纠正了一些“过热”的偏向，但“共产风”的影响仍然持续了二十年。在承认错误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欧文同志。

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和一百多年前的“新协和村”，有着共同的特点。在所有制上，实行绝对的公有制，完全否定私有制的积极作用；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不尊重“按劳分配”原则，推崇“各取所需”；在交换上，否定市场和货币机制，欧文采取的“劳动券”和人民公社的“工分”属于同类的记酬形式。由于“共产村”的产品不能与外部市场进行合理的交易，使其陷入一潭死水。上述两者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内部管理缺乏科学性，不尊重经济规律。以上一些共性的缺点，恐怕就是导致跨越两个世纪的“共产村”流于失败的共同原因。

当然，人民公社确实反映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良好愿望。但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后，我们为何会重犯欧文的错误，是值得深思的。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欧文的失败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之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种种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只是昙花一现，却是难以理解的。

三、历史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对一个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时，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方法不对头，或者说可能是钻了牛角尖儿。

应该说，“共产村”在原始社会存在过，而且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了，人们就需要交换，因此市场就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出现，也必然会导致个体劳动者或商人对商品的私人占有，私有制也就出现了。用“三个代表”的论点来说，市场和私有制的出现，也是符合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也就是说，私有制的出现，并不是“性本恶”，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当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需要市场和“私有制”发挥作用时，如果我们人为地消灭“私有制”，其结果必然会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以后，我们在农村和城镇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一改过去绝对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的做法，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度并存，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实质，就是允许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并存、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并存。而这些并存的生产关系，都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和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这恐怕就是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在经历了种种实践和磨难之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请看看这个世界：地球资源在减少，生存环境在恶化，人口在膨胀，局部战争在激化。人类没有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相互信任和亲善，反而你争我夺、在各个领域把竞争推向白热化。我不时在反问，马克思的那个“各取所需”的社会制度，还可能实现吗？小小的地球能够应付的了人类无节制的发展吗?

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和前人的社会实践。从欧文的“新协和村”到法国的“巴黎公社”，从苏联的“集体农庄”到中国的“人民公社”，经过近两百年的尝试，共产主义者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史书中的任何一页都是可歌可泣的，但终究要被读者翻阅过去。

我似乎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过去所说的那个“共产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后代不可能再次经历，它已经成为了一块“化石”，被放进了历史博物馆；而我们将要面对的新课题是：如何探索和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新的社会模式?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应如何为今后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社会”下定义、画蓝图？中国不可能倒退回“人民公社式”的“共产村”时代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迫使我们前行，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已经无法指导我们向新世纪迈进。

历史和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科学等待我们提出新的理论和思想。这不仅是人民的希望，也是欧文和马克思等先驱者的希望。

2003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