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呢？

我有我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我在去西藏旅游时领悟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而佛教也是从外国（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并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马克思主义能够逐步“中国化”、并成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是经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实践和改革而实现的。而中国的佛教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不管是中国内地的佛教（禅宗），还是西藏等地的藏传佛教（密宗），都是从印度、尼泊尔等地引进、翻译、改造和发展而成的。

据说，在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创造佛教时，并没有文字记载。他圆寂以后，他的弟子就根据回忆和各自的理解，把他所讲过的话写成了文字，成为了“经文”。后来，他的弟子迦叶成为了一派（保守派），主张严格地遵守师傅的“经文”，不得有丝毫改变（就像我们“文革”后期主张的“两个凡是”一样）。而另一个弟子阿难则主张在继承佛祖教义精神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施教对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采取了“活学活用”的态度。可见，佛教在印度形成之初，也存在不同的派别。

佛教在印度和东南亚流传时，是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它主张个人的自我修行和“超度”。由于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处于热带，人的寿命较短，所以人们的信仰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中国人逐渐接受了“大乘”佛教，因为“大乘”佛教不仅主张个人的自我修炼，更注重“普渡众生”，为大众解除痛苦。这种“与人为善、自觉觉他”的精神，恰恰与中国儒家的“仁爱同乐”思想是接近的。所以，从中国的汉、唐时期开始，“大乘”佛教就与中国内地的儒、道思想相融合，并扎下了根。

而印度的邬仗那王子莲花生进入西藏并创建藏传佛教，是在公元八世纪以后的事情，那时文成公主已经把内地的佛教带入了西藏。那么，为什么还要另外创建一个藏传佛教呢？因为，莲花生是印度密宗派大师，而密宗佛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苯教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讲究“密传”、咒语和神通法术，于是莲花生就把当地苯教中的“牛头马面”等“降妖术”收为佛教中的“护法神”，并主持修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从而建立了藏传佛教。

从以上历史过程可以看出，佛教无论是进入中国内地，还是传入西藏，都存在一个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中国化”过程。据说，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是在公元前，属于佛教在印度和东南亚产生和传播的时期。第二个“五百年”是在汉、唐时期，属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期。第三个“五百年”是在唐末至宋、元时期，则属于藏传佛教的产生和在青、藏、甘与蒙古地区传播的时期。可见，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相当长的，其中也不乏佛教在中国“水土不服”、与中国儒、道思想或西藏苯教激烈冲突、几乎被灭绝的过程。所以，佛教的“中国化”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似乎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五十年”。第一个“五十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属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产生和传播的时期。第二个“五十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属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罗斯、东欧、中东亚和中国的时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三个“五十年”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中国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人已经摸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道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很容易、一帆风顺。在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传入中国、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之时就遇到了困难，党的“一大”就是因为遭到了“干扰”、不得不转移到了嘉兴的一条船上召开的。后来，虽然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但是又因为蒋介石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反共政策，使得中国无法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走上一条类似欧洲的、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没有很好解决。我们一开始照搬苏联的经验，没有考虑到中国与苏联不同，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结果就急急忙忙地搞“大跃进”、刮“共产风”，把“非公经济”和市场机制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把主张“反冒进”和“三自一包”的领导干部说成是“走资派”，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改革开放以后，在取得了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又有人散布“全盘西化”论、“社会主义破产”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弄明白、说清楚和解决好的。

从佛教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不仅需要保持和传承自己的优秀文化，同时也需要学习、借鉴和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思想成果。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别人的文化和思想，如果能够把它们拿来补充、充实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宝库，就会有益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如果把它们当作“教条”和“戒律”，盲目地“顶礼膜拜”，不切实际地去理解和执行，就会出问题。

无论是对于佛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搞“神化”和迷信。过去我们对革命领袖搞“个人迷信”，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圣经”，结果走了不少弯路。对于佛教也是如此，如果把佛祖或“活佛”当作“神”的化身，唯命是从，也会出乱子。去年出现拉萨“3.14”事件，就是一些人听从达赖喇嘛的煽动和欺骗的结果。

佛教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在劝说人们要节制个人的欲望和克服“贪、嗔、痴”，与社会和大自然保持和谐与友善的关系。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就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环境、卫生、科技、航天、教育、节能、资源等各个领域高度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已经不能成为阻碍各个国家和民族相互交流和广泛合作的屏障。最近在俄罗斯召开的“上合组织”首脑会议和“金砖四国”会议，就是一例。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是多元的，但是人类追求和实现和平与和谐世界的愿望是共同的。这是一个“大道理”和“大信仰”，用这个“大道理”和“大信仰”来协调和引导各自的“小道理”和“小信仰”，才是正确和理智的。只有这样，一个科学、理智与和谐的未来世界，才会出现。

                                                                                                                                     2009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