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说的,所以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座右铭,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处世哲学和价值观。

这句话出自《论语》,在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译文:子贡问孔子:“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吗?”孔子说:“那应该是恕吧。自己不想做的事,切勿强加给别人。

后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成为了儒家引以为豪、可以盖世的格言。

据说,孔子说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孔子所生活的西周时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许多达官贵人开始追求享受和奢华,荒淫无度,任意生育。正统的“富二代”子弟人数无限扩大,致使民众也养不起他们了。因此,就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连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等“中产阶层”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的现象,人们不再恪守“周礼”,对封建社会的礼仪和社会秩序也不再刻意遵循。孔子担心自己的学生也受到影响,就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口号。但是,由于生活所迫,他的一些学生也常有违反礼仪的举止,而孔子自己有时也让学生以他的“名片”(即代表身份的玉)去换些钱粮来度日。所以,孔子对学生们的“非礼”,也只能予以宽恕,装作看不见。他觉得,既然自己做不到,又何必要求别人去做到呢?这就是所谓的宽容之心,恕人也恕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由来。

以上是来自网络上的一种解释,不一定准确,但可以作为参考吧。

不过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倒是有些像孔子当年的情况——出现了“礼崩乐坏”、社会风气恶化的状况。你看啊,什么官商勾结,什么追求奢华,什么“富二代”横行,什么黑社会称霸,什么弄虚作假,连你想当“雷锋”去救人也不容易了,搞不好对方会恩将仇报。这不是“礼崩乐坏”是什么?不要说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了,就连封建社会所崇尚的“仁义礼智信”也丢到脑后去了。似乎只要有钱赚,什么“缺德”事儿都可以干!

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可以用孔子的思想来拯救社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否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和处世哲学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今天人们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此大致有这样几种解释:

1,“自己不愿去做的事,切莫要别人去做。”(例如,你自己不愿意为别人献血,就不能要求别人为你献血。)

2,“自己办不到的事,切莫要求别人办到。”(例如,你自己当不成钢琴家,也不能强迫孩子去学钢琴,如果他不是这块料。)

3,“不愿别人如此对待自己的,自己切莫如此对待别人。”(例如,你讨厌邻居家装修时影响了你的休息,那么等你家装修时也不要影响别人。)

4,“自己不相信的事,切莫要求别人相信。”(例如,你明知传销是骗人的,就不要再让别人去上当。)

大概还有更多类似的解释,只能点到为止。从以上的解释和事例来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以上的事例反过来说,就不对头了。例如:

如果我曾经献过血,就可以要求别人去献血吗?

如果我是个成功的艺术家,就可以强迫孩子也搞艺术吗?

如果我喜欢抽烟,就可以要求别人忍受“二手烟”的危害吗?

如果我皈依了某种宗教,就可以要求别人也信教吗?

很显然,“己所欲,而施于人”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即使你“己所欲”,也要“勿施于人”。你想做的事,别人不一定想做;你能做的事,别人不一定能做;你信仰的东西,别人不一定相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等国),总想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可谓是极端的“己所欲,而施于人”的例子。

即使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也存在“己所欲,而施于人”的情况。例如,在家庭教育中,许多家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甚至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孩子。不是让他成龙,成名成家;就是培养她成凤,让她成为女强人,至少要嫁个大款。

看来,无论是“己所欲,而施于人”,还是“己所不欲,而施于人”,都是不对的。似乎只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所欲,勿施于人”是正确的了。

然而是这样吗?我看也不见得。

比如说,我们谁也不愿意失去人身自由,更不愿意去坐牢。但是对于犯罪分子,如果法庭判决有罪,就要用法律“施于人”,强迫他去坐牢。

又比如,中华民族向来是爱好和平的,从不去侵略别人,或奴役别的民族。但是,当我们受到外来侵略时,就要坚决予以抵抗和反击,把他消灭,不得不“己所不欲,而施于人”了。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攻入了对方境内),都是成功的战例。现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南海虎视眈眈,屡造事端。我看,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去感化他们,是无济于事的。该出手时,就要出手;扔“胡萝卜”不能解决问题,就要抡“大棒”!

遗憾的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过于宽容了,这恐怕是受了孔子“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影响。

从国际上看,本来中国是“二战”中的战胜国,却在美、英、苏“雅尔塔会议”的密谋之下,被迫咽下了“外蒙独立”的苦果。

又比如,在日本投降之后,许多亚洲被侵略国家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唯独中国最终放弃了向日本索赔。这其中当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与孔子“仁”和“恕”的思想,恐怕也是有关系的吧?

我看,中国人头脑里的“恕”字太害人了。对于善良人,我们可以讲“恕”。但是对于日本侵略者,我们讲什么“恕”呢?近些年来,我们的一些赴日劳工对日本提出索赔,有几次能胜诉呢?日本人对于我们的宽容,又有几分的感谢呢?

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像寓言中的“冻僵的毒蛇”,我们免除了他们的战争赔偿责任,难道就能感动他们吗?近来他们不是仍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扩军备战,妄图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联手,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吗?对毒蛇讲什么“恕”,讲什么“勿施于人”,只能被它咬死、吃掉!

可见,所谓“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仅仅适用于守法者,或者孩子。但是,对于强盗和侵略者,我们不仅要“己所不欲,必施于人”,而且还应该把他们打的找不着北,甚至让它亡国、灭种!

从国内看,在当今中国的法制社会里,孔子的这句格言也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法律形成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帝王们只注重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视民众的人权。而当时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催生出成熟的市场法则,老百姓处理相互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矛盾,往往是通过宗法关系和文化传统来解决(也就是“私了”),很少诉诸于法律。因此,就出现了中国的刑法比较系统、完备,而民法体系基本上没有形成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你杀了人,或者违抗了朝廷,一般是不会吃官司的。所以,中国人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尤其对于民法,基本上没有概念),甚至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情(这也正是儒家提倡“德治”的社会基础)。

正因为如此,当我国今天逐步进入法制社会时,由于人们对新颁布法律的陌生和缺乏思想准备,违反法律的现象就多起来了,尤其是触犯民法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上至各级政府官员的违法行政,下至平民百姓的违法经商,天天、处处在发生着。至于闯红灯、“酒驾”等交通违法,以及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等“轻微违法”,更是司空见惯了(这些“轻微违法”如果发生在新加坡,轻则要被迫在社区义务劳动,重则要施以“鞭刑”)。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无意中触犯法律(即使是打孩子,也触犯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以,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林林总总的法律会令我们防不胜防,处处要小心,时时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那些看着让人头晕眼花的法律条款,不管它是“己所不欲”的,还是你“己所欲”的,都是“必施于人”的,任何人都没有违法的自由。也许儒家是不喜欢法治的,他们更多的是注重“德治”。然而,当人们的道德能力无法维持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时,我们也只能拥护“法治”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德治”,也不是不赞成“以德治国”的理念。但是必须明确,脱离法治的“德治”是空泛的,难以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个病人,那么法治就像是手术刀或一剂猛药,可以有效地解除肌体上的病痛。但是,病人的彻底治愈还需要进行“康复”训练,或者改变他的不良生活习惯——这就要借助于“德治”了。

有人把“德治”看作是一种文化。其实,法治也是一种文化,是“德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们都属于广义的“大文化”范畴(也就是“上层建筑”)。

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其实,法治和“德治”只是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观。无论是在我国的宪法、民法或刑法当中,都处处反映出“德治”的内涵。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公德、医德、师德、艺德、家德、商德等等,又必须用法治的手段来维系与规范。只有这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才能稳定。

所谓“勿施于人”或者“必施于人”,并不是法治与“德治”的分水岭,它们都是要“施于人”的,只不过在实施中的强度和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几个月以前,孔老夫子曾经站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向长安街拱手作揖,不知为何现在又不见了踪影?

大概他老人家也觉得,面对越来越浮躁和“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仅仅用儒家思想去劝导是不够的吧?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