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十问
一、西藏农奴制的基本状况如何？
中国西藏历史上存在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农奴主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黑暗、野蛮的社会制度，始于10世纪，到13世纪普遍确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时被废除。
西藏农奴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工具简陋，主要农业区仍用木犁、木锄，间或有铁铧木犁。收获量仅为种子的4～5倍。畜牧业牛羊的成活率分别约为50％和30％。手工业一般作为家庭副业，如捻毛线、织氆氇、畜产品加工等，工具和技术也很落后。城市手工业者对封建领主有人身隶属关系。商业不占重要地位。传统农牧产品交换，以物易物。
农奴主阶级占西藏人口5％，包括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及其代理人，他们占有西藏全部土地、山林和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其他生产资料。农奴阶级占西藏人口90％，人身依附于农奴主。可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等阶层。其中“差巴”和“堆穷”是农奴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为支差者，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于堆穷
。堆穷意为小户，主要指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并为其支差的农奴。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亦称“朗生”）。奴隶占西藏人口 5％，多半来自破产的贫苦农奴。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人身权利，完全被农奴主占有，用于家内劳役。
在农奴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占实耕土地的31％，贵族占30％，寺院占39％。“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封建政府，对贵族和寺院领主有封赐、没收和调整土地的权力，有对非耕地开荒的批准权及对土地纠纷的裁决权，还有对所有耕地摊派或增减差役的权力。
二、西藏与古代中国的历史渊源是怎样的？
对藏族历代文化的记载，从唐朝初年起的一千三百多年来，就延续着难以数记的藏文文献。就是在汉文的历代正史中，关于藏族历史文化的著述也代不绝书。十世纪以来，西藏出现了封建农奴制。
自从元朝统一中国后，西藏则成为祖国不可分裂的一部分，从而结束了数百年来的分裂动乱，广大农牧民得到休养生息，发展了生产，是西藏农奴制的兴盛时期。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划入中国元朝版图。此后，历届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必须经中央王朝的正式封赐
。
封十三万户，既是元朝中央安排西藏地方行政机构的建置，也是对西藏各实力派通过封赐土地进行的安抚。明朝沿袭元制，倚重藏传佛教噶举派地方政权，实行对西藏各实力派“多封众建”政策，密切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明代，至北京朝拜、进献贵重方物的西藏头领和上层寺僧几乎没有间断过。仅“公元1588年，乌斯藏阐化王差国师锁南坚赞等一千名，进献珊瑚、氆氇等物”，明中央“给赴京并在边番僧各贡（者）赏绢钞”。由上两例即可略窥其盛。明代又进一步发展了西藏农奴制度，加强了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公元1652年，清朝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错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即西藏佛教的领袖。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要“作朕屏辅、辑乃封圻”，即领有西藏封地的、有政治权力的汗王，统治西藏，辅助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1656年固始汗卒，在清王朝的大力扶持下，藏传佛教教主五世达赖的政治作用日益加大，清查了格鲁派和其它教派的寺院，规定了寺僧人数，确立了寺院的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寺院属民进行了清查，让每个寺属庄园向格鲁派寺院集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同时把西藏的土地和农奴分为三大部分。一、分给寺院和高级僧侣的称为“却溪”，二、分给世俗贵族占有的称为“格溪”，三、分给西藏地方政府的称为“雄溪”。这就是西藏三大领主的庄园。
在一些论文中可以看出西藏农奴制是怎样从发生、发展走向腐朽没落的线索。十八世纪。西藏发生多次动乱。1717年蒙古族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固始汗曾孙拉藏汗争夺西藏地方统治权，兵陷拉萨，杀拉藏汗。1727年爆发了前后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卫藏战争。1750年朱尔默特那木扎勒谋叛。1791年廓尔喀入侵。这一系列的动乱和外患，都把深重灾难转嫁到农奴身上，农奴主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西藏民不聊生，农奴制度走向衰落的边缘。但是要看到康、雍、乾三朝对西藏的统治是强有力的，很快平息了内乱和外敌的搔扰，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积极的措施，加强了清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十九世纪中叶，外国殖民主义的炮舰打进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蚕食西藏，乃至兵燹扫荡。腐败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面前，步步退让，使西藏社会也沧入半殖民地状态。辛亥命前后，帝国主义者在农奴主阶级中豢养了一批亲英分子。部分大农奴主和帝国主义勾结的过程，也就是加重对西藏压迫掠夺的过程。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愈发走向腐朽和没落。由此百万农奴愈发陷入遍地饥馑之中，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农奴制的斗争，层出不穷，敲响了西藏农奴制的丧钟。
三、什么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
到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普遍信奉佛法中的密宗。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源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是到17世纪才完成。
四、什么是“政教合一”制度？
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
政教合一制度在中世纪时期拜占庭帝国、沙俄、阿拉伯帝国、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实行过。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需要利用宗教；而宗教首领为了扩大影响、争夺势力，也需要与封建统治者的联合。掌握神权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既彼此争夺权势，又相互依赖和利用。欧洲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控制政权或由
而达赖等人策划“西藏独立”的目的，就是要在西藏复辟早已被废止的“政教合一”制度。说的更准确一些，达赖所代表的西藏上层僧侣阶级曾经和希望实施的，是“教政合一、以教代政”的封建奴隶制度。他们妄想扼杀民主改革的成果，利用宗教作为工具继续麻痹群众，重新让藏族人民为他们当牛做马。而这也正是西方“民主国家”所谓的“人权运动”和“宗教自由”！
五、为什么西藏奴隶制度能够得以延续？
现在六十来岁的人也许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国产电影“农奴”曾经轰动全国。另外，当时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过一个关于西藏奴隶制度的展览会，也令人难忘。
记得当年我正在读中学，听说有个西藏展览会不错，就去看了。可能是因为去的时间比较晚了，所以展览大厅里没有几个人。开始我还不觉得怎样，可是当我看到一排排大玻璃瓶子里，居然泡着从农奴身上砍下来的手、脚和男性生殖器，让我大吃一惊！更令人发指的是，展柜里还挂着一面鼓，鼓面竟是用人皮制作的！展台上还放着一只厚重的石碗，开始我以为是用来吃饭的，看了说明才知道，它竟然是一个刑具。当把它压在一个奴隶的头顶上，奴隶主就会敲打石碗，使奴隶的眼球跳出眼眶，然后被割掉！
巨大的恐怖让我无法看完所有的展品，我连忙走出展览馆的大门，身上仍然还觉得毛骨悚然。
故事片“农奴”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全由藏族演员主演的黑白老影片，它完成于1963年。为了影片的真实性，出演男主角“强巴”的两位演员，都是藏族人。凑巧的是，扮演成年和少年“强巴”的两位演员，都叫旺堆，而且他们还都经历过与电影中的“强巴”相似的遭遇。所以，他们简直就是在演自己！
我看过一本介绍该部电影的书，有两个情节至今还记得。由于“大旺堆”本人当过僧人，受到过寺院活佛的欺压，所以在扮演“强巴”反抗逃亡活佛时，竟然忘记了对方是演员，他狠狠地踢倒了把自己当马骑的反动活佛！结果，让扮演活佛的演员受了伤。还有一个情节，当解放军为负伤的“强巴”备好马，准备送他去医院时，“大旺堆”竟然不由自主地给解放军跪下！他完全进入了角色，以为他应该为“恩人”跪下来当“上马石”！虽然这些真实的表演超出了原来剧本的内容和拍摄时间，但导演却没有叫停“大旺堆”发自内心的表现，把这些真实、感人的感情流露保存在了电影胶片上。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藏族群众会长期忍受如此野蛮的奴隶制度的压迫呢？为什么直至今天，还有一些僧人和藏族群众会追随达赖集团，充当他们的信徒和驯服工具呢？
看来在诸多的原因之中，宗教的欺骗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藏传佛教的特点是宣传所谓人的命运是“前世”所决定的，奴隶要想在“来世”有好的命运，就必须在“今世”赎罪和受苦。所以，西藏三大领主就可以利用宗教的欺骗性，长期地残酷剥削和压迫藏族群众，从而使奴隶制度得以延续。
六、达赖集团为何会搞“藏独”？
西藏自元朝正式归入中国版图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例如在清朝，英国军队就入侵过西藏，并在那里推行殖民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也曾经向“藏独”势力提供过武器，并将达赖的两个哥哥培养成为策动西藏叛乱的组织者。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邀请达赖和班禅赴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的活动。在“藏独”势力的影响下，尼赫鲁虽然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也向达赖暗示：如果达赖想搞西藏独立，印度将予以支持！
正是在英、美、印等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达赖集团才最终走上了分裂祖国、政治逃亡和谋求“藏独”的道路。
七、西方国家为何采取“双重标准”？
大家知道，西方国家也曾经有过推翻奴隶制度的历史。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就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反抗罗马帝国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在1865年，美国林肯总统也是因为主张废除黑奴制度，而被奴隶主刺杀的。
西方国家对于自己历史上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却对中国政府废止奴隶制度的民主改革，那样不依不饶？还给我们扣上什么“侵犯人权”、“压制民主”、“破坏宗教和民族文化”等等的大帽子。
同样都是对奴隶制度进行民主改革，西方国家却采取“双重标准”。为什么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国对西藏的民主改革，是要把西藏引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粉碎了西方国家妄图保持西藏社会落后状态的企图。而西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的快速崛起，这才是西方国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八、拉萨市“3。14事件”是偶然的吗？
很显然，“3。14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今年3月7日，发生了东突“疆独”分子企图炸毁民航飞机未遂的事件，之后又发生了甘肃、四川、青海等地的藏族僧人的暴力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恰逢“台独”势力再次角逐台湾领导权的关键时刻。这些分裂中国的几股势力，凑在一起相互呼应，再加上西方媒体“一边倒”地宣传攻势，大有造成中国“四面楚歌”的态势。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从2002年以来，达赖的私人代表先后六次与中国中央政府接触，就西藏问题交换意见，双方的分歧本来有可能得到解决。然而，今年却突然发生了“3。14事件”，我们不得不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不能排除有一个或多个针对中国的“恐怖组织”在西方国家的怂恿下，已经形成并开始活动。他们的第一个破坏目标，就是在中国举办的奥运会。不幸的是，这种推测已经被奥运火炬的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遭到阻挠和破坏的事实所证实！
九、某些西方国家为何希望分裂中国？
“3。14事件”发生之后，欧盟议会和美国众议院都通过了所谓谴责中国政府的“涉藏议案”。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上上下下都在散布“抵制中国奥运会”的言论。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西藏似乎不属于中国，中国地方政府平息西藏暴乱，好像是中国干涉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
确实，西方国家一直希望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台湾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和原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国家”。从原苏联的解体和变化中，西方国家似乎得到了鼓舞和启示。只有分裂中国，才能把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打败，否则崛起的中国将会成为全世界的巨大“威胁”！
因此，把西藏、新疆等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就像今天把乌克兰、格鲁基亚分裂出去、纳入“北约”的阵营一样，将是西方国家向东方发动“冷战”的战略性步骤之一。
中国有个典故，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达赖及其后台组织发动“3。14事件”，绝不仅仅是要实现“藏独”，而是要颠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进而分裂中国，恢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配权！
十、中国如何面对？
（1）先说对外问题：
有一个真实的笑话：当奥运火炬经过某个西方国家时，有一个被雇佣的“藏独”分子大声喊道：“解放日本！”。他旁边的同伙连忙纠正说：“不是日本，是西藏”。
其实，欧盟的政客也好，美国的政客也好，都是这样一群可笑的、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大声疾呼要“解放西藏”，实际上连西藏在哪里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媒体在大力宣传西藏的历史。这对国内的群众很有教育意义，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对牛弹琴”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人本来就应该都是梳着辫子、打着赤脚。换句话说，中国人生来就应该是西方人的奴隶才对！
不过，我们是否可以学一学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呢？比如说，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拿“反恐”说事儿。那么，发生在中国的东突分子“炸飞机未遂”事件和“9。11”差不多，算是恐怖活动吧？而西藏少数僧人杀人放火的“3。14事件”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用毒气杀人事件也可有一比，也都是恐怖行为吧？
那么，我们是否也有理由说，中国举办的奥运会正在面临国内外“恐怖组织”的威胁和破坏呢？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西方媒体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难道炸你们的飞机、杀你们的平民就算“恐怖活动”，炸我们的飞机、杀我们的平民，就不算“恐怖活动”吗？
你们在伊拉克找不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仍然把侵略行为称为“反恐”。而我们的警察眼看着“藏独”分子杀人放火，就不能“反恐”，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所以，我们对待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胡说八道，只能是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用他们的矛、反击他们的盾，也许是让他们闭嘴的最好方法！
（2）再说对内问题：
拉萨“3。14事件”还告诉我们，仅仅注重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法制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西藏一些僧人的违法行径，说明了我们的基层政府和工作人员在法制和政治思想建设方面的缺位和不足。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僧人是有神论者，但是我们大家首先必须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任何宗教都不能高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不管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谁敢挑战宪法、分裂国家，我们就要镇压谁！
必须看到，宗教具有伪善和欺骗性的一面。把宗教中的“反科学”的内容比喻成“精神鸦片”，不是没有道理的。西藏三大领主之所以能够长期奴役西藏人民，就是利用宗教手段麻痹人们的思想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进一步教育和帮助广大群众破除迷信，逐步摆脱宗教的不良影响，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我们今后的一项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