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刘邓路线

 

最近在20081212日的新浪首页上,看到一则评论很有意思,题目是“邓小平黑猫白猫论启动30年经济腾飞”。

四十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对“黑猫白猫论”也许还听说过;但是对于所谓“刘邓路线”,就不一定知道了。

由于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规律,并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再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粮食和农副产品严重短缺。因此,许多人得了浮肿病,造成了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在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P381,以下简称《七十年》)。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后称“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做法,以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在此之前,不少农民提出了“单干”、“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要求(这就类似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农村已经开始试行。由于它符合国情,所以很快被推广,搞“包产到户”的比例很快达到了农村地区的20%。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邓子恢积极支持“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并向中央建议,给农民多一点儿“小自由、小私有”。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明确表示支持这样搞。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邓小平就是在这时提出了“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并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陈云更是上升到理论层面来看问题,他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需要长期共存”的观点。这一下可不得了,毛主席大怒。对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极不满意。并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以上内容,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1086,以下简称《回顾》)

19642月,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严肃批评了中联部,说他们搞“三和一少”(即所谓“与帝修反讲和,对世界革命援助少”),是不讲阶级斗争。并再次批评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目的是解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还指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而“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并提出了“中国出现赫鲁晓夫”的警告。(以上内容,参见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P240

“文革”开始不久,康生就唆使聂元梓炮制出了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讲,19668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时,伍在天安门上见到刘少奇,在两人的谈话中,刘少奇流露出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并说,他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P402

很显然,毛主席是想借助聂元梓的大字报,掀起“文革”的狂澜,从而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一点也明确地写在了毛主席本人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之中。在大字报里,毛主席不仅批评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领导“文革”运动的做法是“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同时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要和刘邓清算“旧账”。

所谓“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实际上就是指前面已经说到的刘邓支持了“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事情。那么所谓“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又是什么呢?那是指刘少奇在农村“四清”运动问题上与毛主席发生的分歧和争论。当时,毛主席提出了“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的观点,而刘少奇不同意。他认为“四清”中发现的问题不完全是敌我矛盾,也存在人民内部矛盾,即存在着两种矛盾的交叉。由此,毛、刘二人之间发生了公开的争论和冲突。再加上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总结出来的所谓“桃园经验”,存在一定的“左倾”偏差,于是毛主席就抓住了,批评刘少奇“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并给刘少奇扣上了“形左实右”的帽子。1965年初,中央为了纠正“四清”中的错误做法,制定了所谓《二十三条》,否定了刘少奇的观点。由此而来,就形成了后来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两条“罪状”。19701218日,当美国记者斯诺问毛主席,什么时候下决心要搞掉刘少奇的?毛说,就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以上内容,参见《回顾》,P1134

固然,对于“四清”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刘少奇是负有一定责任的。然而,毛主席却把“四清”中的“左倾”错误,看成是实质上的“右倾”和掩盖“修正主义”、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进而,毛主席在“反修防修”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把“左倾”思潮扩展到了文艺、学术、教育、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去,为“文革”的发动进行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也许各位要问,单凭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这两件事,就一定要发动“文革”、打倒刘邓吗?

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分歧。比如说,刘少奇在1951年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经过1020年的时间,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但是毛主席在1952年就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很快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此,刘少奇是持不同意见的。(参见《回顾》,P5862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现在虽然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不够格。中国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才可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才能说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225)那么,从1950年算起,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是多少年呢?一百年!

由于在新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和速度的问题上,毛主席与刘、之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分歧,因此也必然会导致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剧《刘少奇故事》,其中反映了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天津的一段故事。当时,天津的资本家害怕共产党会没收他们的企业,纷纷准备关厂、外逃。而当时的工人群众也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对工厂搞了一些“打、砸、抢”。为此,刘少奇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说服了工人,鼓励资本家多办厂。资本家害怕说他们“剥削”,刘少奇提出,既然要保留和发展私有经济,就难免存在剥削。如果把私人企业都关掉,工人就会失业,连现在的工资也没有了。所以,资本家能够多办一些工厂,即使有些剥削,也是有功的,对国家有好处嘛!刘少奇的这些谈话,在当时对天津、乃至全国的经济恢复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即使在今天来看,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再次证明,适度地鼓励私人和外资兴办企业,不仅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而且也是对国有经济的必要补充。刘少奇所谓“剥削有功”的讲话,不仅在当时是符合实际国情的,而且在今天仍然是实事求是的。

况且,我们对于什么是剥削的问题,到今天也还没有说清楚。过去,我们只看到体力劳动是“劳动”,而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似乎就不是“劳动”,他们就必须要到工厂或农村去接受“改造”,并骂他们是“臭老九”。今天,大家又在争论,“老板”们开拓市场,研发产品,管理企业,算不算“劳动”呢?如果算,那么还能说他们完全是“不劳而获”吗?

《刘少奇故事》还反映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大办“人民公社”时,全国的农村都办起了大食堂,强迫农民到食堂吃饭。而当时农业歉收,又刮起了“浮夸风”。明明是粮食减产,却虚报数字,结果不得不拿农民的口粮去充当公粮,农民普遍反映办食堂,吃不饱。刘少奇在深入农村调查后,发现了办食堂的问题严重,果断向中央建议,解散了食堂。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不能总把缺点说成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在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他尖锐地指出,出现的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们的政策不对,工作没有做好,是造成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参见《回顾》,P1024

对于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作了自我批评。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却站出来为毛主席开脱责任,说什么:这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对于林彪的讲话,十分欣赏。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较,刘少奇的讲话当然会引起毛主席的不满,这为后来的党内斗争,留下了阴影。(参见《回顾》,P1045

综上所述,在建国以后的十几年里,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因此,毛主席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绝不是“即兴之作”;他决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这样说,即使不采取“文革”的形式,毛主席也会设法搞掉刘、邓和“彭罗陆杨”等一批老干部,并启用林彪等人来取代他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革”反而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林彪和“四人帮”得到充分的暴露和“自我毁灭”,从而使“左”倾错误得到彻底的纠正,并让我们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那么,所谓“刘邓路线”到底是否存在呢?

我个人认为,起码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在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上,逐步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对此,毛主席是感到不舒服的。他总觉得刘、、陈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否定了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大方向”。再加上当时苏联和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斯大林也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于是,毛主席把他与刘、、陈之间的分歧,上升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一场党内的大斗争就不可避免了。从毛主席和中共传统的历史观来看,确实在毛主席和刘邓之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矛盾和斗争,而且斗争最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程度。当然,邓小平在1981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后面再说。

我们常说: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理论,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当中,逐步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如果我们翻阅一下《邓小平文选》,就不难看出,他后来的许多观点和论断,都来自于“文革”结束以前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也与过去的所谓“刘邓路线”的内涵,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说,过去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较长的过渡期的观点,演变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又比如,刘少奇关于鼓励资本家和外资多办企业的论述,与我们今天鼓励“引进外资”和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完全一致。1962年,刘、、陈赞同和支持“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主张,更是符合我们今天对农村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针。“文革”中后期,在周总理的大力推荐下,邓小平再次复出,并一度主持国务院和军队的领导工作。他力排“四人帮”的干扰,以“抓整顿”为武器,扭转了经济下滑的局面。同时,他大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并初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参见《七十年》,P469)他的这些观点和做法,与他在改革开放中所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等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可见,所谓“刘邓路线”,与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内在联系。

在《邓小平文选》中,记载了他在1981年关于如何认识“路线斗争”的一段论述。他提出要重新认识所谓“路线斗争”问题,认为过去中共历史上的多次所谓“左倾”或“右倾路线”,表述的并不准确,有些甚至是不存在的。他尤其不同意“文革”中所谓的“刘邓路线”的提法,也不同意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称为是“错误路线”。(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72

我觉得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提“路线斗争”,就可能会迫使人们去分辨,谁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谁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必将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容易激化矛盾,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深刻教训的(比如过去打“AB团”,搞“肃反”扩大化等,都冤枉了不少好人)。另外,从宣传的角度来看,所谓“路线”的概念也是不准确的,又很难用外文来表达,容易造成外界的误解。所以,无论对于毛主席的晚年错误,还是对所谓“刘邓路线”,都没有必要再用“路线”的概念来表述了。

但是,不管我们用什么词汇来总结和表述历史,刘、、陈与毛主席之间两种思想的是非之争,却是铁的事实,无法否认。客观地分析和研究两种不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保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顺利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薄一波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基本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参见《回顾》,P1279

毛主席与刘、、陈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实质上就是由于他们对于上述“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不同而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混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早、过快地提出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并且已经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应当牢牢记取。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尽管毛主席在晚年犯有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缔造者的领袖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在我们为所谓“刘邓路线”澄清是非的同时,也应该客观地评价和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功绩。

刘少奇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的确,对于任何一代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是与非,都只能由后人去评价,由人民来下结论。

 

                                                                                                                200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