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与改革开放

 

如果我说明代的郑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您一定会觉得我是在调侃——风马牛不相及!确实,一个封建王朝里的宦官,在印度洋里转了几圈儿,怎么可以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呢?

不过,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但是郑和的七下西洋,却要比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旅,还要早八十多年;比麦哲伦所谓的环球之旅,则要早一百多年了。然而,史学界向来对西方航海家的“壮举”评价很高,认为他们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相比之下,郑和的航行就逊色多了,既没有发现“新大陆”,也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简直就是“白忙活”,甚至还加速了明朝的衰败!

难道真是这样吗?本人翻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有不少学者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我们以往对郑和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认识上是肤浅的。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似乎为我们重新认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借今论古的参照。从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主要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到1435年郑和第七次西行并去世,时间跨度也是三十年。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不过今天的中国不会再从对外开放退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了。

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邓选》第三卷,P90)有资料证明,明朝对外开放的三十年,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均具有深远意义。据说,哥伦布原本是想按照郑和的航线来寻找亚洲和中国,结果是走错了方向,反而跑到美洲去了,可见郑和对西方人后来的“发现之旅”是有影响的。郑和虽然没有去美洲,但是他的船队也到达了好望角,他们的七次航行总里程达七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航行了三圈。对于他的历史贡献,学者们的论述很多,观点也不一致。我也想谈几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郑和与改革开放

 

 

据史书记载,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派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了寻找“逃匿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朱棣的侄子)。因为朱棣篡夺了建文帝的皇位,担心以后受到报复,所以要找寻他的下落。但是我以为,如果郑和仅有一、两次出海,还可以这么说;在三十年里连续七次下西洋,而且是多次前往已经去过的国家(却不去其他地方寻找),就难立此说了。

一些学者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换句话说就是要向别人显露“肌肉”,在政治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当时明朝的经济恢复,民间出现了许多非法“走私”活动,干扰了国家正常的对外贸易(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况很相似)。郑和下西洋,正是为了强化国家在海外市场上的经济地位,以消除“个体外贸”活动的不良影响。

我看,以上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倾向于“政治与经济兼而有之”的动机论。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嘛,你不显示经济实力,谁愿意和你交往啊?

从以上的海图可以看出,郑和船队的航线不仅限于东南亚,还延伸到了东非和中东诸国。郑和为他们带去了丝绸、瓷器、铁货、铜钱、樟脑、麝香、茶叶、大黄、金银、棉纱、牛马等;带回来了香料、珍宝、五金、药材、颜料、木料、动植物等。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见过非洲的长颈鹿,于是把它塑造成了四不像的“麒麟”,让它为朝廷站岗。

外贸业的发展,促使国内造船、纺织、陶瓷等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在福建、江浙和江西一带,很多原有的小村庄变成了繁荣的市镇,例如江苏的苏州、江西的景德镇和福建的泉州,就是如此。

有人说,郑和的下西洋仅仅为朝廷和达官贵人带来了更加奢侈的消费和享受。而对于民间和国家来说,好处并不大,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否则为什么郑和的事业没有后人来继承呢?

这确实是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我比较认同一些学者的看法,明朝的对外开放政策不能持久,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的“朝贡贸易”违背了市场及价值规律,无偿赠送多,不重视“经济效益”,结果就出现了入不敷出,当然不能持久。这种情况在我们“文革”以前也出现过,当时我们对于亚非拉的无偿援助也不少,实际上超过了国力,过分强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所以也不能持久。

第二个原因是,郑和的航海事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发展,使郑和成为了封建社会闭关锁国政策的叛逆者,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只能“适可而止”。所幸的是,在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远洋船队又一次扬帆起航,使郑和的事业得以继承和发扬,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龙船的前行!

 

郑和与和平外交

 

众所周知,西方强国的崛起都得益于航海业的发展。无论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队,还是荷兰或英国的舰队,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掠夺充当了开路先锋,连哥伦布和麦哲伦也不能例外。

与之不同的是,郑和的船队却给三十多个国家带去了贡品、技术、文化、财富、友谊与和平(回访中国的国家有六十多个)。

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郑和的和平之旅:

一下西洋:郑和除掉了长期盘踞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陈祖义(广东人),使各国商船能够在海峡通行无阻。

二下西洋:暹罗(泰国)、占城(越南)、苏门答腊、满刺加(马六甲)等国之间的关系紧张,郑和向他们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

三下西洋:锡兰军队袭击并劫掠了郑和的船队,郑和冷静应对,并奇袭了锡兰都城,生擒了国王。出于两国的友谊,明成祖朱棣没有杀他,只是迫使他们改立新王而已。

四下西洋:苏门答腊发生了内乱,应其国王的请求,明成祖派郑和带兵协助平息了内乱。

五下西洋:郑和成功访问非洲和阿拉伯后,沿途十七个国家派使节随船回访中国。其中还包括几位国王及其家眷,可见明朝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

六下西洋:此次航行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忽鲁谟斯(伊朗)等十六国的使臣回国,并顺道作回访。

七下西洋:郑和派部分船员,访问了伊斯兰圣地天方国(麦加),并参加了古尔邦节的庆祝活动。有的学者认为,郑和就是在此次航行中病逝,并被埋葬于异国他乡。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郑和七下西洋,忠实执行了明成祖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西方列强侵略性的殖民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明朝所制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不是明成祖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软弱”(一些学者这么认为)。其实,自汉唐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一贯与邻国和平共处,这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元代的成吉思汗不是侵略过欧亚许多国家吗?错!成吉思汗并不是中国人,他在西征途中死于西夏城外时,元朝还没有建立。我们可以多说一句,由于外蒙早已脱离了中国版图,所以蒙古人入侵中国所建立的元朝,实际上是一段蒙古人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到百年,而他们对俄罗斯的殖民统治长达240年)。在蒙古人横扫亚欧的侵略中,中国也是受害者。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向来是与人为善、热爱和平的,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郑和与国际贸易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郑和与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大概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朝贡贸易”,说白了就是相互无偿赠予、奉送“贡品”。还有一种方式是要讨价还价的,甚至要订立“合同”。这部分“朝贡贸易”以外的货物,是允许投入市场自由买卖的。在支付方式上也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所谓“易货贸易”,也就是以物易物(在我国“文革”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曾经实行过)。比如说,用多少中国的茶叶换取多少对方的木材,在此类交易中不需要货币。另一种支付方式是要通过明代的货币进行的,当郑和收购对方的货物时可以用明朝的货币支付,然后对方再用这些货币购买中国的其他货物。在这个交易中,明朝的货币就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换句话说,明朝的货币可能是国际贸易中最早的“外汇”!

为了对外贸易的便利,郑和还在越南的占城(归仁)、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的古里(科泽科德)、伊朗的忽鲁谟斯等地,设立了贸易基地和“办事处”。为货物的转运和船队的休整,提供物流和后勤服务。

据《瀛涯胜览》介绍,郑和带回的各类物资包括以下类别:

五金类:17种(含金铂、金、银)。香料类:29种。珍宝类:23种。动物类:21种。布料类:51种。日用品类:8种(含金属品)。药品类:22种。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番盐、糖霜、胡椒)。木料类:3种。此外还有稀有矿产和宝石等。

综上所述,郑和的贸易活动已经在东南亚、西亚、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对于促进东半球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郑和与非洲

 

 

据资料记载,郑和的船队曾经五次到达非洲。他们甚至先于欧洲人绕过好望角,抵达非洲西海岸,进入了大西洋。

不过,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可能是由郑和的分遣船队完成的,郑和本人没有参加,所以很少被史学界重视和提及。我个人觉得,对于郑和历经30年的航海事业,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和全面,对于他的历史贡献和影响,也缺乏深刻的认识。

 

郑和与资本主义

 

一些学者认为,郑和以及他的航海活动,完全是为明朝封建阶级服务的,根本谈不上“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的萌发”。这话乍一听很对。不过问题来了:无论哥伦布或者麦哲伦,他们哪个不是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封建王室服务、并得到他们资助的呢?无论是荷兰王国或者大不列颠王国,又有谁不是通过海路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并从封建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马克思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见《马恩全集》29卷,P348

请看,多么精彩的一段论述呀!短短几行字,马克思不仅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概括为“建立世界市场和以此为基础的生产”,而且还把这个历史过程概括为“对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化”及“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段文字确实十分精辟,但也有些“遗憾”:马克思所说的“门户开放”显然是指1840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与郑和下西洋、主动开拓世界市场没有关系。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郑和的航行与哥伦布、麦哲伦的航行均在同一时期(十五世纪前后)开拓了世界市场,为什么郑和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而后者却可以给欧洲找到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呢?

也许您会说,因为中国的封建势力太顽固,不要说郑和,就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没能让中国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您说的对极了!我看,不要说在过去,就是在今后的几百年、上千年里,中国也无法学会西方的强国之道。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不同,靠坚船利炮和殖民政策实现强国的办法,我们中国人学不来。所以,明成祖的“改革开放精神”再强,郑和也不可能去侵占别国的领土,或者建立殖民地,从而把中国推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

不过按照这个说法,好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天生就与资本主义无缘似的;就像中国的足球,永远也踢不过欧美人一样!

看来,我们好像是钻进了牛角尖儿。难道只有西方侵略性的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而和平的“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都转化为资本和商品,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源的资本化与商品化对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积极作用)。那么,郑和当年在东半球建立起世界市场,无疑也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完成的很出色!只不过马克思太“粗心”了(也许是缺乏资料和信息),没有注意到中国人的成就而已。

很显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以欧洲历史为蓝本作出的;他没有来过亚洲,因而也不可能参考亚洲的历史来起草他的《资本论》。所以,当我们研读他的著作时,必须考虑到它的局限性。

实践证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侵略性的、强权资本主义(西方强国的崛起多属此类),另一种是和平共处的、互惠资本主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和平资本主义的宗旨。今天我们加入WTO并与世界市场接轨,也是探索互惠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我们中国人历来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甚至感到畏惧。这种认识来自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也来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文革”对资本主义的讨伐。在今天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等)归咎于资本主义。甚至认为,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不如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去。

其实,人类社会是在“三维”的历史空间中前行的,这个“三维”空间是由产权、人权和政权构成的。今天,所谓“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指“产权”,例如股票、房地产等投资权和收益权(这些由社会资源资本化所衍生的权益,被物权法、投资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法规所保护)。而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人权”,即公民的生存权、就业权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而政权则属于第三个维度,即国家体制:如君主制、共和制或联邦制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即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甚至比我们还完善);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并不矛盾;它们存在于同一历史空间的不同维度之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

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要国家包下来;不允许发展非公经济,担心“资本主义”泛滥,结果导致发展缓慢。后来,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使得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深。

历史证明,只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不行;只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行。西方的强权资本主义我们不能学,但是郑和的和平、互惠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这就是我的结论。

                                                                                                                                                 201211

 

参考书目:

《郑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家谱考释》(李士厚著,云南正中书局,193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