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与改革开放
如果我说明代的郑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您一定会觉得我是在调侃——风马牛不相及！确实，一个封建王朝里的宦官，在印度洋里转了几圈儿，怎么可以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呢？
不过，虽然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但是郑和的七下西洋，却要比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之旅，还要早八十多年；比麦哲伦所谓的环球之旅，则要早一百多年了。然而，史学界向来对西方航海家的“壮举”评价很高，认为他们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空间。相比之下，郑和的航行就逊色多了，既没有发现“新大陆”，也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简直就是“白忙活”，甚至还加速了明朝的衰败！
难道真是这样吗？本人翻阅了一些资料，发现有不少学者并不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我们以往对郑和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认识上是肤浅的。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似乎为我们重新认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借今论古的参照。从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主要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到1435年郑和第七次西行并去世，时间跨度也是三十年。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不过今天的中国不会再从对外开放退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了。
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邓选》第三卷，P90）有资料证明，明朝对外开放的三十年，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均具有深远意义。据说，哥伦布原本是想按照郑和的航线来寻找亚洲和中国，结果是走错了方向，反而跑到美洲去了，可见郑和对西方人后来的“发现之旅”是有影响的。郑和虽然没有去美洲，但是他的船队也到达了好望角，他们的七次航行总里程达
郑和与改革开放
据史书记载，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派郑和下西洋，目的是为了寻找“逃匿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朱棣的侄子）。因为朱棣篡夺了建文帝的皇位，担心以后受到报复，所以要找寻他的下落。但是我以为，如果郑和仅有一、两次出海，还可以这么说；在三十年里连续七次下西洋，而且是多次前往已经去过的国家（却不去其他地方寻找），就难立此说了。
一些学者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换句话说就是要向别人显露“肌肉”，在政治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种说法是，由于当时明朝的经济恢复，民间出现了许多非法“走私”活动，干扰了国家正常的对外贸易（这与今天中国的情况很相似）。郑和下西洋，正是为了强化国家在海外市场上的经济地位，以消除“个体外贸”活动的不良影响。
我看，以上三种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倾向于“政治与经济兼而有之”的动机论。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嘛，你不显示经济实力，谁愿意和你交往啊？
从以上的海图可以看出，郑和船队的航线不仅限于东南亚，还延伸到了东非和中东诸国。郑和为他们带去了丝绸、瓷器、铁货、铜钱、樟脑、麝香、茶叶、大黄、金银、棉纱、牛马等；带回来了香料、珍宝、五金、药材、颜料、木料、动植物等。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见过非洲的长颈鹿，于是把它塑造成了四不像的“麒麟”，让它为朝廷站岗。
外贸业的发展，促使国内造船、纺织、陶瓷等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在福建、江浙和江西一带，很多原有的小村庄变成了繁荣的市镇，例如江苏的苏州、江西的景德镇和福建的泉州，就是如此。
有人说，郑和的下西洋仅仅为朝廷和达官贵人带来了更加奢侈的消费和享受。而对于民间和国家来说，好处并不大，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否则为什么郑和的事业没有后人来继承呢？
这确实是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我比较认同一些学者的看法，明朝的对外开放政策不能持久，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的“朝贡贸易”违背了市场及价值规律，无偿赠送多，不重视“经济效益”，结果就出现了入不敷出，当然不能持久。这种情况在我们“文革”以前也出现过，当时我们对于亚非拉的无偿援助也不少，实际上超过了国力，过分强调“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所以也不能持久。
第二个原因是，郑和的航海事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发展，使郑和成为了封建社会闭关锁国政策的叛逆者，触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只能“适可而止”。所幸的是，在五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远洋船队又一次扬帆起航，使郑和的事业得以继承和发扬，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中国龙船的前行！
郑和与和平外交
众所周知，西方强国的崛起都得益于航海业的发展。无论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船队，还是荷兰或英国的舰队，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掠夺充当了开路先锋，连哥伦布和麦哲伦也不能例外。
与之不同的是，郑和的船队却给三十多个国家带去了贡品、技术、文化、财富、友谊与和平（回访中国的国家有六十多个）。
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一下郑和的和平之旅：
一下西洋：郑和除掉了长期盘踞在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陈祖义（广东人），使各国商船能够在海峡通行无阻。
二下西洋：暹罗（泰国）、占城（越南）、苏门答腊、满刺加（马六甲）等国之间的关系紧张，郑和向他们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
三下西洋：锡兰军队袭击并劫掠了郑和的船队，郑和冷静应对，并奇袭了锡兰都城，生擒了国王。出于两国的友谊，明成祖朱棣没有杀他，只是迫使他们改立新王而已。
四下西洋：苏门答腊发生了内乱，应其国王的请求，明成祖派郑和带兵协助平息了内乱。
五下西洋：郑和成功访问非洲和阿拉伯后，沿途十七个国家派使节随船回访中国。其中还包括几位国王及其家眷，可见明朝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
六下西洋：此次航行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忽鲁谟斯（伊朗）等十六国的使臣回国，并顺道作回访。
七下西洋：郑和派部分船员，访问了伊斯兰圣地天方国（麦加），并参加了古尔邦节的庆祝活动。有的学者认为，郑和就是在此次航行中病逝，并被埋葬于异国他乡。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郑和七下西洋，忠实执行了明成祖的和平外交政策，与西方列强侵略性的殖民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明朝所制定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不是明成祖独出心裁，更不是什么“软弱”（一些学者这么认为）。其实，自汉唐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一贯与邻国和平共处，这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元代的成吉思汗不是侵略过欧亚许多国家吗？错！成吉思汗并不是中国人，他在西征途中死于西夏城外时，元朝还没有建立。我们可以多说一句，由于外蒙早已脱离了中国版图，所以蒙古人入侵中国所建立的元朝，实际上是一段蒙古人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这段历史不到百年，而他们对俄罗斯的殖民统治长达240年）。在蒙古人横扫亚欧的侵略中，中国也是受害者。以汉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向来是与人为善、热爱和平的，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
郑和与国际贸易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郑和与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大概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朝贡贸易”，说白了就是相互无偿赠予、奉送“贡品”。还有一种方式是要讨价还价的，甚至要订立“合同”。这部分“朝贡贸易”以外的货物，是允许投入市场自由买卖的。在支付方式上也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所谓“易货贸易”，也就是以物易物（在我国“文革”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曾经实行过）。比如说，用多少中国的茶叶换取多少对方的木材，在此类交易中不需要货币。另一种支付方式是要通过明代的货币进行的，当郑和收购对方的货物时可以用明朝的货币支付，然后对方再用这些货币购买中国的其他货物。在这个交易中，明朝的货币就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换句话说，明朝的货币可能是国际贸易中最早的“外汇”！
为了对外贸易的便利，郑和还在越南的占城（归仁）、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的古里（科泽科德）、伊朗的忽鲁谟斯等地，设立了贸易基地和“办事处”。为货物的转运和船队的休整，提供物流和后勤服务。
据《瀛涯胜览》介绍，郑和带回的各类物资包括以下类别：
五金类：17种（含金铂、金、银）。香料类：29种。珍宝类：23种。动物类：21种。布料类：51种。日用品类：8种（含金属品）。药品类：22种。颜料类：8种。食品类：3种（番盐、糖霜、胡椒）。木料类：3种。此外还有稀有矿产和宝石等。
综上所述，郑和的贸易活动已经在东南亚、西亚、东非和阿拉伯半岛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对于促进东半球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郑和与非洲
据资料记载，郑和的船队曾经五次到达非洲。他们甚至先于欧洲人绕过好望角，抵达非洲西海岸，进入了大西洋。
不过，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可能是由郑和的分遣船队完成的，郑和本人没有参加，所以很少被史学界重视和提及。我个人觉得，对于郑和历经30年的航海事业，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和全面，对于他的历史贡献和影响，也缺乏深刻的认识。
郑和与资本主义
一些学者认为，郑和以及他的航海活动，完全是为明朝封建阶级服务的，根本谈不上“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的萌发”。这话乍一听很对。不过问题来了：无论哥伦布或者麦哲伦，他们哪个不是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封建王室服务、并得到他们资助的呢？无论是荷兰王国或者大不列颠王国，又有谁不是通过海路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并从封建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马克思在1858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见《马恩全集》29卷，P348）
请看，多么精彩的一段论述呀！短短几行字，马克思不仅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概括为“建立世界市场和以此为基础的生产”，而且还把这个历史过程概括为“对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化”及“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段文字确实十分精辟，但也有些“遗憾”：马克思所说的“门户开放”显然是指1840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与郑和下西洋、主动开拓世界市场没有关系。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郑和的航行与哥伦布、麦哲伦的航行均在同一时期（十五世纪前后）开拓了世界市场，为什么郑和没有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而后者却可以给欧洲找到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呢？
也许您会说，因为中国的封建势力太顽固，不要说郑和，就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没能让中国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您说的对极了！我看，不要说在过去，就是在今后的几百年、上千年里，中国也无法学会西方的强国之道。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与西方不同，靠坚船利炮和殖民政策实现强国的办法，我们中国人学不来。所以，明成祖的“改革开放精神”再强，郑和也不可能去侵占别国的领土，或者建立殖民地，从而把中国推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
不过按照这个说法，好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天生就与资本主义无缘似的；就像中国的足球，永远也踢不过欧美人一样！
看来，我们好像是钻进了牛角尖儿。难道只有西方侵略性的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而和平的“资本主义”就不是资本主义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的资源和生产要素都转化为资本和商品，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资源的资本化与商品化对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积极作用）。那么，郑和当年在东半球建立起世界市场，无疑也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完成的很出色！只不过马克思太“粗心”了（也许是缺乏资料和信息），没有注意到中国人的成就而已。
很显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以欧洲历史为蓝本作出的；他没有来过亚洲，因而也不可能参考亚洲的历史来起草他的《资本论》。所以，当我们研读他的著作时，必须考虑到它的局限性。
实践证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侵略性的、强权资本主义（西方强国的崛起多属此类），另一种是和平共处的、互惠资本主义；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实践，生动地诠释了和平资本主义的宗旨。今天我们加入WTO并与世界市场接轨，也是探索互惠资本主义的成功范例，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我们中国人历来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深恶痛绝，甚至感到畏惧。这种认识来自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也来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文革”对资本主义的讨伐。在今天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会把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等）归咎于资本主义。甚至认为，现在中国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不如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中去。
其实，人类社会是在“三维”的历史空间中前行的，这个“三维”空间是由产权、人权和政权构成的。今天，所谓“资本主义”的概念是指“产权”，例如股票、房地产等投资权和收益权（这些由社会资源资本化所衍生的权益，被物权法、投资法、合同法、继承法等法规所保护）。而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人权”，即公民的生存权、就业权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权利。而政权则属于第三个维度，即国家体制：如君主制、共和制或联邦制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即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甚至比我们还完善）；可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并不矛盾；它们存在于同一历史空间的不同维度之中，分别发挥着各自的社会功能。
过去，我们比较强调“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要国家包下来；不允许发展非公经济，担心“资本主义”泛滥，结果导致发展缓慢。后来，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没有跟上，使得贫富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社会矛盾加深。
历史证明，只要资本主义、不要社会主义不行；只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行。西方的强权资本主义我们不能学，但是郑和的和平、互惠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这就是我的结论。
2012年11月
参考书目：
《郑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郑和家谱考释》（李士厚著，云南正中书局，193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