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三个代表”

 

现在社会上对“三个代表”理论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农民说:“三个代表”就是干部帮助我们脱贫致富;下岗工人说:“三个代表”就是政府帮助我们再就业;知识份子说:“三个代表”就是国家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个体业主说:“三个代表”就是法律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大款”说:“三个代表”就是执政党里应当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一些人说:“三个代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还有一些人说:“三个代表”是新的理论,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转变;甚至有人说:“中产阶级”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工人阶级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以看出,人们对此的解释是不同的。

我觉得上面说的好像都有道理,但又觉得有点儿乱。

对于政治理论问题,我总爱用数学的办法去分解,去推理。面对“三个代表”理论,不妨也可以这样分析。

 

一、        关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过去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它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里,所谓“先进”并不是以其掌握科技知识的多少来衡量的,更不是用文凭来衡量的;而是因为这个阶级在当时中国社会阶层中最能接收先进的革命理论、最具有彻底的革命性。

所谓‘先进’,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现在一些人一讲到科技,就以为只包括自然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我们近年来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宣传所造成的,一些年轻人甚至连社会科学的范畴都不知道,所以一讲科学技术就以为只是包括电脑、手机、汽车、航天、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自然科学门类。这是一种偏见,也是影响我们人口素质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全面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二十世纪初,当时最适合于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是马列主义,最能够运用这个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阶级是工人阶级以及它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已被证明了的史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则集中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但是,如果把衡量“先进生产力”的标准理解为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水平,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当时掌握先进自然科学知识最多的阶级和阶层并不是工人阶级,更不是贫、下中农;而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企业家和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份子。那么,是否就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呢?显然不能这样理解。

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之一,但不是全部。要解决社会进步问题,只凭自然科学的力量是不行的。孙中山和一些进步的知识份子都曾经试图通过发展自然科学救国,提出‘实业救国’、‘医学救国’、‘铁路救国’等口号,但都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首先要调整生产关系,排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才能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如果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指“调整生产关系”,我们党就是要代表这种适合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似乎更好理解。

八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化确实很大。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原来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公私合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陆只存在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富农阶级也没有了)。知识份子和其他阶层似乎也不能构成独立的阶级和政治力量。毛主席更是明确地说,知识份子是“毛”,只能依附在工、农这块“皮”上才能存活。所以,知识份子是工农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说法也是成立的。(如果知识份子不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而是为反动势力制造杀人武器,或者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反人类的“克隆人”试验,这种“毛”就长错了地方,当然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形式出现了。国营、民营、私营、中外合营、承包经营等多种经济模式使原来的社会交换和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生产关系的改革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竞争开始了。要战胜竞争对手,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份子和“经理人”的地位必然要提高。这时,一部分富裕起来的知识份子和“经理人”或是自立门户、成为企业主,或是成为职业经理人,从而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似乎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再看工人阶级本身。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第三产业的兴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已不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了。出现了农业工人、商业工人、服务业工人、科技业工人、以及各类的“白领工人”。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有的月薪只有几百元,有的月薪几千,有的甚至上万。有的工人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雇主”,股份制企业和股市中的持股工人既是“无产者”,也是“有产者”。工人阶级的这些新变化是随着市场经济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出现的,在发达的西方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较发达国家或地区中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异化”,实际上是以较落后国家或地区人民的进一步贫困为条件的,我们就不在此深入分析了。

从另一个角度讲,工人阶级本身的成分也在变化。一方面是具有高学历的人员不断地充实着工人阶级队伍;另一方面,也有大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进入了工人阶级的范畴。所以,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工人阶级的上述变化,同样也出现在农民阶级中。农民企业家、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

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划分为十个阶层。我说不清这是否正确,但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阶层确实与旧中国不同,也与改革开放之前不同,这似乎是必须承认的了。尤其在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的人口比例减少、第三产业和其他新兴产业的人口比例增加的今天,在各类产业中人们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和划分阶级和阶层的问题确实是个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衡量先进生产力绝不能仅以自然科学一个方面为标准,必须首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考虑。

那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应该如何划分?它是否还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不是,哪个阶级或阶层能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些问题必须澄清,否则将会影响到人们对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

 

二、        关于“先进文化”

在“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是与“先进生产力”相提并论的,因此它应当是特指那种能够适应和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文化。

人们往往把文化与文学、艺术或宗教等同起来,但在今天“文化”的概念似乎更加丰富、更加广泛了。比如“企业文化”,它涵盖了管理科学;比如“网络文化”,它延伸到了信息工程和多个领域。有了电脑,孩子们不爱写字,更不懂“书法”;虽然有些“数典忘祖”,但他们喜欢高效率的信息化手段,这也是他们今后必须具备的本领,不能责备孩子们接受这种新型文化。本人的个人网站也是这种“新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四运动”就是一次“新文化运动”。它反对旧“八股”,提倡新文学,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其中也包括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个代表”提出“先进文化”的理念,是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的。

但社会上对此也存在不同认识。有人担心因此会造成中国全盘“西方化”、逐步放弃了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人认为,我们应当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和文化方针,现在的文化现象很不健康,并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等同于‘新文化’;也有人对以上持反对意见,认为既然要开放、与世界接轨,“西方化”没什么不好,文化应当适合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不能仅仅为“工农兵”服务。

我看,文化既有如何继承的一面,也有如何发展的一面。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丢;先进外来文化也要学。就像文字一样,我们不可能回过头去学习使用甲骨文;也不能只学英文、德文,废弃中文。文化的服务对象,既要有工农兵,又不能不考虑其他社会阶层的需要。问题在于,文化应当有主旋律。

中国以前不讲“企业文化”,但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企业文化”。问题在于我们的“企业文化”不够科学和先进。我参观了“海尔”和“联想”,他们的“企业文化”是为企业科学管理服务的,也就是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的。以前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没有把文化引入经济范畴,所以企业搞不好。毛主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错;今天我们提出“先进文化”为发展先进生产力服务也是对的,这就是主旋律。

共产党人应当带头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旗帜鲜明地反对“邪教”和文化糟粕,不能只考虑‘物质文明’一个方面。

 

三、        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

“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了“最广大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概念,人们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一种理解认为,这与以前我党的宗旨没什么不同。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包括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群众,因此也就是最广人民群众的概念。“根本利益”应当是指“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不是短期和局部的利益,也是好理解的。

也有一种理解认为,“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了我党应当代表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因而将失去其阶级性,将成为“全民党”。所谓“根本利益”是说,劳动群众的利益只有在资本家的利益首先得到保证和满足时才可能实现,所以“根本利益”就是劳动者向雇主贡献了“剩余价值”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其中也包括了资本家或雇主的利益。我不同意这种解释。

在西方,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为全体选民(包括工人阶级)服务,它也讲代表国家和全体选民的利益。但不能因此就说它就是“全民党”,失去了它的阶级性。在中国,共产党同样如此提出问题,难道就要失去其阶级性吗?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概念,不能与政党的阶级性相混淆。

至于“根本利益”是指资本家的利益,还是工人的利益,或是两者都有?我看应当是指国家的长远利益,并不是局限于某一个阶级的利益。一个小造纸厂建在黄河边,污染了环境,业主和工人的利益都有了,可是国家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被侵犯了,难道业主和工人的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吗?

中文的词汇和文法并不严谨,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所以在“文革”中两派可以用同一条毛主席语录,互相攻击。对于“三个代表”的解释,恐怕也存在这种现象。

 

四、        关于政党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解释,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是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所以,抹煞政党的阶级性,把它说成是所有社会阶层利益的共同代表,是错误的,也不可能做到。

现在的民主党派,都有其一定的阶级和阶层性。“九三学社”和“民盟”主要是为科技、文教和医药卫生界的中、高级知识份子服务的;“民建”主要的服务方向是民营企业;“工商联”的发展方向是成为非公经济的民间商会,而“民革”则是着眼于团结海内外的国民党爱国人士,以研究和实践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

过去老百姓说,共产党是穷苦工农大众的政党,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因此,共产党首先要代表工农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这个阶级性不能变。如果仅仅从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去判断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自然是中、高级知识份子,是专家、学者。是否可以说共产党应当主要由他们来组成、代表他们的要求呢?那样的话,共产党和“九三学社”、“民盟”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中国的人口中,尽管产业结构出现了多元化,但分布在各类产业中的一般劳动大众仍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力军,尤其是社会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过去是、今天也仍然是把先进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介绍给工农大众,从而使他们始终发挥着革命与建设主力军的作用,并且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将会更加激烈,贫富差距也可能会继续扩大。如果处理不好,各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将会激化。为了协调和解决矛盾,除了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外,还需要发挥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作用。过去我们一谈到政党,就会很敏感,很谨慎,生怕犯错误。其实,这恰恰说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我党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所以赢得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反右”和“文革”时期,由于我们没有处理好多党合作的问题,因此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今天,在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新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注意研究和解决好政党和多党合作问题。

就像发展足球运动一样,既然要提倡竞争,就必须允许组建代表各个群体的俱乐部,并制定规范的比赛规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一样,既然要让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得到照顾,就要营造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环境,允许各个阶层有其各自的代言人和政党。而多党合作和相互监督,是有利于调解社会矛盾的。合理的政党构架和活动,不仅不会扰乱中国的政治生活,反而会有利于调节生产关系,规范“游戏规则”,充分调动各个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与其他党派密切合作、共存共荣,就一定会取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更好地发挥其执政党的作用。

 

     

                                                                             2002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