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申三百年祭》到“两个务必”

  要:本文以纪念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和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导,提出加强共产党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关键词:甲申三百年祭; 两个务必; 党性修养;执政规律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并从此开始将世界由封建专制的社会引领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4年以后的1644年,即夏历的甲申年,在东方的古老中国,也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明王朝覆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功败垂成,留下了千古遗恨;游弋在关外的满族军队乘机打进关内,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使这个已经有了2000年历史的封建国家又将封建体制延续了260多年。1944年,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先生为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年,以明末的政治腐败,并总结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在抗日战争的陪都重庆由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连载长文--《甲申三百年祭》。读史可以明智,可以知兴替。在360年后的甲申年,在6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努力和平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我们面临国际国内诸多挑战与考验的今天,重温《甲申三百年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甲申三百年祭》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发表,迅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民党认为这篇文章“影射当局”,并迫不及待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出:“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接着,其它报章也异口同声地攻击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败战主义和“帮助了外寇”,甚至还有人骂郭沫若为“敌人的第五纵队”。而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该文后,则非常赞赏,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尤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腐。

其实,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祭典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明王朝的覆灭,二是李自成的失败。同时也是对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执政现象的研究,以及对执政规律的探索。这篇看似学术性很强的文章,无论对在朝执政的统治者,还是对在野准备夺权执政的反对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具有超历史和现实的警示作用。他在文中援引了李自成《登极诏》对崇祯帝的说法“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里的意思很明白,即指出明王朝末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无独有偶,就李自成的为人而言,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而他的文臣武将就不尽然了。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臂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北京城的老百姓们曾经“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而最终却大失所望。民心既失,京城岂能得守?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毛主席离开西柏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就要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了,但如何“赶考”、如何才能“考出好成绩”,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一个急待解决的历史课题。临行前,毛主席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我们都要考个好成绩。其实,关于“我们决不做李自成”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有所思考,他已从研读《甲申三百年祭》中悟出了真谛。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离开西柏坡前结束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告诫全党同志:“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接着,毛主席讲出了那段著名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两个务必”伟大教导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有很多个朝代,都是因为腐败问题垮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历朝历代在王朝刚刚建立时,统治者都励精图治。但若干年后便由盛转衰,由衰而亡,几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也深有感触地与毛主席谈起著名的执政“周期率”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乃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毛主席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这条路,这就是民主。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能够治理天下。

按理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原不存在着可比性。因为,前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李自成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一样,并没有脱离封建的阶级局限性,他们革命造反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改朝换代,推翻旧朝廷,打倒老皇帝,建立新王朝,自己当皇帝,反对别人腐败,而由自己来搞腐败。然而,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和苏联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根本不同的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成功之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就是农民运动、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三农”之路。在当时占95%以上人口居住在广大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这也确实是唯一可以取得革命成功的道路。但是,中国革命正是走了与李自成极其相似的“三农”之路,也就使共产党和李自成有了可比之处。加之,由于党长期在农村中发动、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有大量--主要是以农民成分为主的人员参加革命,他们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紧密,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小农意识,比较容易忘记物质匮乏时期的革命斗志、忘记革命的目标、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所以,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毛泽东就提前考虑了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腐败,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毛泽东以其伟人的睿智和远见卓识早就预见到:在党和革命队伍之中,必然会有人经不起胜利和执政的考验,跳不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至蜕化变质、腐败堕落,重蹈李自成悲剧的覆辙。自新中国建立以后,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从20世纪50年代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因贪污被判处极刑,到21世纪初的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怀忠、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遭“落马”毙命的下场,大量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言非常准确。当然,毛泽东也曾为如何防止和杜绝这种预见的出现,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试验,并企图以发动群众用不断搞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掌握客观规律和拿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而使他犯下了晚年的严重错误,并使共和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004年又是一个农历甲申年。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重温甲申往事,不仅能深深感到历史的穿透力,而且令人能领悟到中央几代领导人反复重申甲申往事的殷殷之衷。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国际政治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越来越在国际间产生重大作用;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表现突出,并成为当今世界不安定的主要因素。少数大国一心想依恃其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优势来主宰世界,并以它的政治模式、价值观念来改造和“统一”全球,而这种一相情愿的做法,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各国的执政党也提出了更为全面和严格的要求,都在面临着执政和下台的挑战和考验。上个世纪末,东欧、苏联发生巨变和解体,使共产党政权失落,社会主义制度破灭,其教训十分深刻;本世纪伊始,就发生了许多国家政权更迭,很多执政多年的老党在竞选中失去执政地位,其变化发人深思。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总结历史和国际经验,丧失人心并危及执政党地位的因素主要是两个:(一)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错误;(二)党员普遍腐败和蜕化变质。党的十六大及之后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全面分析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提出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全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各方面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和国家事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全党树立了榜样,彰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民、清廉、高效、务实的风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言行中,深深地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里,也具体落实到各部门、各地方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上。因此,可以说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不存在有任何的疑问和忧虑。

当前,如何结合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如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一样,加强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法治使国民都在统一的法律环境里活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殊公民存在;而德治则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地遵守公共道德规范,不去触犯律条。对待党员也同样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认真学习贯彻好《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内纪律处分条例》,确保将每个党员都置于有效的监督之内,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和监督的特殊党员。无论党员有什么职务、资历或“背景”,只要他违犯党纪,都要受到应有的制裁。(二)牢记“两个务必”的教导,开展经常性的党性教育活动,使党员的党性修养在新时期不断得到加强和提高。只要全国6800万党员的党性修养功夫到家,就如同铸造起一道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能够自觉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影响和腐朽没落东西的诱惑侵袭,真正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主动、积极、时时将自己置于人民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之下,虚心听取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意见、建议和批评--这也就是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民主。绝不可象国民党那样去对待批评:一触即跳,讳疾忌医。则共产党的政权就不用担心丧失民心,并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跳出历史上执政“周期律”的怪圈,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资料来源:1.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2.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3. 胡锦涛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坚持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     王 拓    200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