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论大革命

 

法国人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热卖北京。据说,这与中央领导的推荐有关,于是也买来一本看看。

说句实话,开始看过一遍以后,我居然不知其所云。我也读过一些历史书,怎么会觉得这本书索然无味呢?

后来,我在网上又查阅了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资料,还参考了其他“先读者”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才开始对这本书的背景和作者有所了解。当我第二遍读它时,才有了一些领悟。

下面,我就结合托克维尔的论述,谈几点感受。

 

一、革命为何在中世纪苛政最轻的地方爆发?

过去我们常说,越是压迫深重的地方,越容易爆发革命。其实不然,托克维尔却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他对德国和法国的农民做了比较,当时德国的农民处于农奴制度下,不仅没有土地,甚至连结婚和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而法国的农民不仅占有土地(法国的一半土地已经属于农民),而且可以任意耕作、买卖和处置土地。这让我想起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虽然农奴生活的不如猪狗,但是他们却很少敢于反抗奴隶制度。而推翻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却是在经济比较发达,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首先爆发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革命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正因为法国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但是僧侣和贵族阶层的统治却阻碍了他们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地位的诉求,所以才引发了革命。

 

二、为什么处境越好越不满意?

十分有趣的是,当法国农民没有土地时,他们对于地产税等负担无动于衷;而当他们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的烦恼反而多起来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对他们土地权益和劳动果实的侵蚀或糟蹋,使得他们不厌其烦!所以,托克维尔说:“旧制度的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换句话说,当旧制度仅仅废除一半时,仍然保留下来的另一半会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人们的愤怒甚至要比旧制度部分废除之前更加强烈!

有些中国读者形容说,这就好比是今天中国人“一边吃肉,一边骂娘”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当人们在人民公社或者国营企业劳动时,他们完全不用为土地或企业的权益担心;即使口粮不够吃,一个月才能买到半斤肉,也觉得很安逸。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少人开办了自己的企业,但是却增加了许多烦恼。为什么人们有钱赚,有肉吃,反而要骂娘呢? 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现行的制度还存在问题,改革不彻底、不到位吧?如果我们的政改总是迟迟不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积蓄和爆发,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难以收拾。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三、为什么18世纪的法国农民处境不如过去?

托克维尔认为:“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大革命以前的13世纪还糟”。为什么呢?

按说农民享受公民自由、拥有土地以后,日子应该好过。但是,“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托克维尔还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资产者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而城市的壮大,使“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和“国家主宰”。“巴黎的工厂、制造业、高炉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长,终于使政府警觉起来”,国王不得不“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15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至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

可以看出,在大革命爆发前的法国,已经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农村的“空心化”,二是大城市的“臃肿化”(初期城市病往往表现为空气、水源、垃圾等环境污染和棚户区蔓延)。而这些现象,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也已经出现,而且日益严重。拿农民工来说,他们进城打工,往往是粗茶淡饭,身居陋室;而且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连工资也讨不到。虽然改革开放解放了农民,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农田的荒芜和城市病。

今天的中国竟然与两百年前的法国一样,患上了同样的毛病,难道不发人深省吗?我甚至在想,这难道是“生产资料资本化”和“农村劳力商品化”的必然规律和后果呢?在考虑今后我国城镇化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教训和经验呢?

 

四、大革命为何要恢复中央集权制?

从中国的历史看,当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后,先是军阀混战(无政府状态),出现了许多“山大王”;后来又在官僚买办财团的支持下,产生了蒋家王朝的中央集权政府。那么,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又如何呢?

托克维尔这样写到:“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承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法国大革命产生出一个拿破仑中央集权政府,这种情况是偶然和孤立的吗?我看不是。不仅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是如此,在欧洲其他国家和日本,也是如此。不少国家至今还保留着不同形式的君主制,不管是英国的王室,还是日本的天皇,他们都是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始作俑者和后台。

美国似乎是个“民主国家”。不过,它却在世界舞台上推行着它的“强国集权制”。美国的法律就是世界的法律,美国的利益就是世界的利益,美国的总统就是世界的总统,美国的敌人就是世界的敌人。近些年来,美国发动所谓“无人机战争”(不透明的“灰色战争”),清除了3500多个“恐怖分子”(其中40%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无辜平民)!您看,美国的所谓“民主”就是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到别的国家去杀人!

 

五、法国人为何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法国人十分崇尚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托克维尔写到:“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人文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托克维尔实在是过奖了,他简直把中国看成是平等、和谐的世外桃源了。可见,法国人迫切要求改革,是因为他们更憧憬“平等”,并不急于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与平等放在自由之前。所以,法国人甘当拿破仑中央集权下的“平等的奴隶”!

这让我想起一句《论语》里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 意思是说,不担心分的少,而是担心分配的不均。所以,今天人们为什么“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是因为看到别人家不仅吃肉,而且是住在豪华的高档别墅里吃肉,而自己还在拥挤的大杂院或者简易楼里“蜗居”,心里不平衡呀!

说到这里,您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不少老百姓(尤其是不够富裕的老百姓)会怀念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时代了。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在他们眼里,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他们不仅憎恨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整体”。“一切产品将积聚在公共商店里,分配给所有公民。所有孩子到了五岁均将从家带走,由国家出钱,按统一方法,共同抚养。” —— 这就是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他对此持批评态度。

 

六、我的感悟

1中央集权制有可行性:与无政府主义相比较,中央集权制无疑是个进步。与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相比较,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无疑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但是,任何政治体制都有利有弊,不可能是完美的。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朝代围绕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在不断探索和变幻。时至今日,这些矛盾也没有解决好,这将是下一步中国政体改革的严峻课题和任务。(过去我们常把集权制与专制相混淆,其实专制与独裁是同义词,它与民主、法制相对立;而中央集权是与地方分权相对称,是指国家管理的方式。中央集权制度不一定排斥民主与法制,例如大革命后恢复中央集权制的法国也有法制和民主;地方分权制下不一定没有专制与独裁,例如中国先秦时期诸侯各自为政,也有专制)

 

2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托克维尔生动地描绘了法国农民和小生产者在获得一部分土地和财产之后的“得寸进尺”与不满,以此来阐明大革命的起因。也许是因为出身于贵族,他似乎认同“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法”的说法,并把人民看做是“危险的主人”。托克维尔过分地强调了大革命爆发的政治与阶级原因,却很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分析。而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则更多地从经济上看问题(参见《资本论》),这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3自由与平等是相对的,改革是绝对的:法国人并不注重“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而热衷于通过改革获得“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也好。其实,自由与平等都是改革的目的。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获得自由,包括“包产到户”的自由、下海经商的自由、创办“个体户”的自由、进城打工的自由、出国留学的自由,此时改革开放的目的似乎是“自由”。但是,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后,贫富差距拉大了。于是人们开始相互攀比,感到失落和不满,此时改革的目的似乎又变成了“平等”!看来,“自由”与“平等”是相对的,它们不断相互交替,成为了不同阶层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诉求和目的,而改革的不断深化却是绝对的、无止境的。

 

4农民是革命与改革的受益者,也是最容易被抛弃的群体:法国与中国的革命都证明,农民是革命与改革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抛弃的群体。欧美发达国家的崛起,都表现为对外扩张和对内城镇化。而城镇化在为社会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不平衡。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农村富余人口的消化能力比较强的话,那么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则绝无被大量“消化”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粮食安全需要保持较多的农业人口,其二是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盲目扩张大城市的老路,否则就会进一步扩大城乡贫富差距,这将与社会主义方向背道而驰。

 

5托克维尔的“历史比较方法”值得借鉴:他认为,只研究和考察法国,永远无法理解法国。过去,我们曾经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他们什么都不好。现在不少人又认为,西方世界什么都是好的,我们什么都不行。产生这些极端的看法,都是由于缺乏对别国历史的了解和研究所造成的。只有客观地、对比地研究别国的历史,我们才能知己知彼、取长补短,从而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诚然,中国人的道路必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无法回避的。所以,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尊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大概就是托克维尔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20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