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杯”的困惑

 

韩日“世界杯”的小组赛终于结束了。第一次冲出亚洲的中国队未能实现闯入16强的梦想,也没有达到进一球的“最低目标”。面对这一结果,国人都感到遗憾,一些球迷甚至表示气愤。

然而我却有些困惑。

我不懂球,也很少看球。但据我了解,中国队今年能冲出亚洲是很偶然的。由于韩、日两国是本届“世界杯”的主办国,因此按规定优先进入32强的比赛,不参加亚洲赛区的预选赛。这就给了中国一个“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机会。如果今后中国足球的实力没有明显提高的话,那么到了下届或下下届“世界杯”,中国队肯定踢不过日本和韩国,再次冲出亚洲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足球的实际水平,平静地接受中国队“剔光头回家”的结局。对于一些球迷的狂热我还可以理解,但对于一些“业内人士”和媒体所提出来的所谓“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我感到困惑。这些所谓目标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科学的依据,不如不提什么目标,完全以学习的态度去参加,效果反而会好些。

我的另一个困惑,是关于体育运动的本质。

起初体育在没有引进竞争机制时,仅仅是人类提高自身体质的自娱活动。然而,现在人们却越来越多地把它与国家荣誉、国际关系、政治斗争、经济竞争等联系在一起。当拿金牌、升国旗时,举国欢腾;当输了球、被淘汰时,球迷会闹事,甚至去捣毁对手国家侨民开的商店。我感到困惑:难道体育竞赛是政治和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

也许是和平时期太长久了,人们反而需要闻到些火药味才能激发出爱国热情。也许“物竞天争”是自然界演变的动力,在和平环境下体育必然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相互较量的一种途径。军事和经济竞争为的是取得物质上的胜利,而体育竞争则是为了取得精神上的胜利。因而,胜者就成了民族英雄;败者就难免要被人唾骂。这也许就是今天一些人的体育观。

我的第三个困惑是,如何看待“外员”。

“外员”就是从国外聘用的运动员或教练,比如米卢先生。在国外,高价聘请名牌运动员或教练员参加或指导比赛的情况很普遍。我国的乒乓球技术较高,改革开放后有不少中国球员或教练员到国外打球或执教,何智丽就代表日本取得过亚运会女子单打冠军;王大勇也带领比利时队夺取了46届世乒赛的男团亚军。如果我们把体育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看待“外员”呢?去帮助别国取得胜利,是否是“不爱国”呢?如果代表外国队打败中国队,是否是“叛徒”呢?如果硬把体育与国家荣誉划等号,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世界杯有一个反面的例子:韩国的安贞焕在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独进两球,造成与安贞焕签约的意大利某俱乐部不满,结果不再续签合同。看来“吃里爬外”也不容易)。

显然,大家都这样过“左”地看问题,米卢也不敢来中国了,恐怕连外商也不敢来中国投资了。我看,花钱聘请外国球员和教练员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为了中国在下届“世界杯”能够顺利出线并打入16强,我们是否能花钱多聘请几个外国球星(临时性地加入中国国籍也行),组建新的中国队?如果不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定,这难道不是个好办法吗?何必要派那么多中国球员到外国去“学徒”,把人家请进来也许更实惠、更加“立竿见影”。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外员”问题上更开放些呢?现在不是讲“引进人才”吗?

也许,我的上述建议会受到指责。也许“外员”为参赛改变国籍的做法行不通。也许国际比赛必须强调参赛者的“原始国家性”。这又引发了我的另一个困惑。

从欧洲推行“欧元”来看,不同国家的货币可以取消、金融制度可以统一。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来看,国家也将消亡,世界将没有国界。那么,国家消亡了,如何举办“世界杯”呢?奥林匹克运动的参赛者又代表谁呢?如何分清谁是“外员”呢?难道只能举办世界“俱乐部”大赛吗?球迷又代表谁哪?

看来,为了“世界杯”,为了奥运会,为了比赛的“国家性”,国家还是不能消亡的。但马克思和列宁不是球迷,他们不会因为“世界杯”而放弃他们的学说。

对于“世界杯”,我还有许多的困惑。

 

                                      2002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