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恋与离婚之后

 

甲:回顾近百年来的中苏与中俄关系,确实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

乙:是啊,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就开始帮助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甲:当时苏联为我们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个方面的人材,还给予我们大量的军事援助,打败了日本关东军。后来又支援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真好像是在“热恋”之中。

乙:但是,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最终导致了两党、两国的关系破裂。是否也可以用“离婚”来比喻呢?

甲:何止是“离婚”啊!两国关系后来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在珍宝岛上不是还发生了军事冲突吗?

乙:是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是因为毛泽东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看到了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才导致了这场所谓“反修防修”的运动。

甲:历史证明,“文革”的发动是错误的。但是,今天苏联的解体是否也证明了确实存在“修正主义”呢?而毛泽东提出“反修”问题,也不能说完全是“无的放矢”的吧?

乙: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用过去的观点的来看,苏联的解体无疑是苏共采取了“修正主义”的路线所造成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苏联的解体,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甲:这话怎么讲?

乙: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一方面,列宁和斯大林所缔造的社会主义苏联,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世界格局也因此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不能否认的。另一方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是对社会制度的新探索,所以难免存在幼稚、缺欠和失误。由于种种原因,“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矛盾,而西方国家又从外部施加了压力,因此苏联后来的解体并不仅仅是个别领导人的失误造成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路线开始走向了“右”倾,而中国则坚持“左”的立场,并且开始走向了极“左”和“文革”。

甲:是的。我还记得当年的那场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我们党发表了“九评”,批判苏联和东欧国家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走“私有化”道路,是彻底变“修”了。后来在“文革”中,我们自己又给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一大批领导人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说他们砍掉了“合作社”,搞“三自一包”和“私有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乙:现在看来,无论是苏联的“解体”、还是中国的“文革”,都需要进行反思。中国的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能搞百分之百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绝对地排斥个体经济和市场机制,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苏共和中共都为此付出了代价)。一定程度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还是需要的,只要把它们限制在人民政府所控制的合理范围之内,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甲:那么,你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是否已经回到了过去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了呢?

乙:我个人看,不能说俄罗斯又回到了沙皇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老路上了。或者说俄罗斯在照搬美国或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似乎也不确切。从普京所执政的几年时间来看,俄罗斯并没有放弃“国有经济”和“计划体系”对“私有经济”和“市场化”的控制。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也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威慑,反而积极支持和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是否可以说,俄罗斯正在努力探索“俄罗斯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呢?

甲: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提法。其实中国也放弃了原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俄国仍然有相似之处,双方都告别了过去,又都在探索更美好的未来。值得高兴的是,通过中俄“友好年”的活动,中俄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在逐渐恢复和加深。而这种友谊似乎也不同于过去,你是否也有同感?

乙:确实如此,目前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既有过去中苏友好关系的基础,也有新的内容和形式,而且可以说是更加健康和正常了。

甲:你能否做个比较?

乙:说来话长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列宁到斯大林,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是巨大的。在中共刚组建时,他们曾经派马林等人来中国进行指导。在建立江西苏区时,又派李德等人来帮助工作,虽然他们也出现过“瞎指挥”的错误,但是动机还是好的。在抗日战争中,苏联又派出大批空军以及飞机来支援我们,并出兵东北、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又派出大批专家来中国,援建了一百多个建设项目,可以说苏联的援助是真诚的,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苏联尊为“老大哥”,但是双方的关系一直是不平等的。

在中国革命初期,斯大林通过在苏联学习的一些中国领导人,试图把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搬到中国来,主张先攻打大城市,反对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对中共能否夺取全国胜利也缺乏信心,甚至主张中共与国民党政府沿长江“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苏联也没有尊重中国的要求与长远利益。在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更是摆出“老子党”的姿态,肆意指责和攻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所以,我认为过去的中苏关系,是不平等和不健康的。

甲:的确如此。当时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称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实际上苏共就是“一家之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就是“家长”指挥下的“家属”。如果那个“家属”不听话,就会被“赶出家门”。当时最早被批判的,就是南斯拉夫和铁托总统;后来我们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遭到了苏共的批判和围攻。现在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模式是不平等、不健康的,很容易形成“家长作风”。相比之下,今天的中俄关系,就不存在谁是“家长”、谁是“家属”,谁指挥谁的问题了。

乙:是的。早已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因为大家也发现,由苏共或“共产国际”来指挥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是不切实际的,往往是在“瞎指挥”,事与愿违。

甲:过去有句话说的好:“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乙:同样,苏联解体的情况也不会“传染”在中国来,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也会像苏联那样“解体”,中共也很快要垮台,也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主动采取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和作法,纠正了“文革”的错误,比苏联更早地实行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与私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使中国避免了“颜色革命”的阵痛,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是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甲:这么说,中国和俄罗斯虽然走的道路不同,但是却都摆脱了过去的“僵化”的模式,重新在探索各自的新的发展道路。

乙:是的。尽管今后中俄两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不会完全相同,但是却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而这种借鉴和学习,不会再导致过去那种不正常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利和健康的关系。

甲:是啊,尽管过去的“热恋”与“蜜月”值得怀念和反思,但是在解除了所谓“家庭隶属”关系后的双方,如果可以吸取历史的教训,平等相待,还是可以做好朋友的。

乙:我相信可以。

 

                                                                                                2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