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维看六国史
过去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历史观：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个“公式”去和一些国家的历史“对号入座”的话，却往往不太符合。下面，让我们从欧亚历史上的几个国家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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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很有趣。当它在阶级关系方面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却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了“共和制”。尽管开始时仅仅限于“贵族的民主参政”，但平民通过斗争也获得了参政权利。当然，由于奴隶被排斥在平民之外，这种“共和制”最终在斯巴达克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了。值得我们讨论的是，罗马的奴隶制度怎么可能与“共和制”并存呢？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奴隶制是与封建制并存的；而“走向共和”的口号，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才提出来。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克服过去的“一维式”历史观，树立起“二维”或“三维”的历史视角（如上图所示）。过去我们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解剖历史，但这仅仅是一个维度（“奴隶制”即从阶级关系或人权来定义的）。那么“封建制”呢？它不反映阶级关系吧？其实它的本意是“共主”为各路诸侯“封土建国”的意思，反映的是国家统治权力的再分配（政治体制或政权），与“共和制”、“行省制”、“郡县制”一样，属于另一个维度了。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又是什么维度？大概应该属于第三个维度——所有制或所有权（资权、地权等产权）。可见，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历史观，把三个不同维度的概念（人权、产权和政权）混在一起了，这就导致了一些误解和争论。
让我们再回到罗马帝国去看看。由于他们在贵族与平民中实行的“共和制”（政权）与奴隶制下的阶级矛盾（人权）无法实现平衡，就必然引发斯巴达克为代表的奴隶起义。而奴隶起义又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使“共和制”转向了中央集权的帝制，另一个是使奴隶制变成了“隶农制”。与奴隶不同的是，“隶农”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甚至成为了自由人，他与地主之间变成了土地租赁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的佃农）。不过在不同的国家，“隶农”的自由程度也不相同。罗马奴隶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但是集权和专制则导致了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在西罗马灭亡之后，东罗马演变成了后来的拜占庭帝国。
罗马帝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三条：第一，当奴隶制沿着人权解放的纵坐标上升时，统治者的执政模式却会从“民主共和”走向专制独裁。第二，奴隶制与共和制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视角和维度，即人权和政权，它们具有各自的规律性。第三，当奴隶获得有限的人权而成为“隶农”之后，就出现了第三个维度，即产权的分配（包括产品的分配）。总之，通过解剖罗马帝国可以看出，人类社会是由人权、产权和政权三维时空构成的。（如下图所示，在二维图中，我把人权和产权合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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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是在东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过，它的历史可以说贯穿着“王权”与“教权”（神权）的长期斗争。最典型的要算是所谓“破坏圣像运动”，通过捣毁宗教圣像和圣迹，迫使神职人员还俗，从而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势力。同时，由于军事贵族势力的加强，国家开始实行军事屯田制（军区制）。在政权体制方面形成了类似行省制或郡县制的格局（类似秦汉以后的中国），从而使奴隶制过渡到隶农制，提高了生产力和军队作战能力。然而，由于外族的侵入和宗教派别斗争的影响，军区制瓦解了，代之以类似“采邑制”的贵族领地封建制度，从而导致了分裂割据和千年帝国的灭亡。从拜占庭的历史曲线可以看出，当王权战胜教权，则生产力得以解放和提高；当王权屈服于教权，就导致了封建割据和国家的动乱、衰亡。而封建割据、诸侯各自为政必然导致离心倾向和国家分裂，这也是中世纪欧洲无法统一的原因之一吧？相比之下，由于秦始皇结束了封建割据，实行了郡县制，才维持了中国两千年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自秦以来的中国说成是封建社会，是不科学的。后面，我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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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俄罗斯，我们似乎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却把人家的国名都说错了。学过俄文的都知道，俄罗斯的俄文是Россия，读音是“罗斯亚”，“罗”是卷舌颤音。而在英文中，俄罗斯则是RUSSIA，这与日本人读的“露西亚”一致。那么，为什么我们却要读成“俄罗斯”，前面多出一个“俄”字呢？据说，这与蒙古人有关。由于俄罗斯地区在1240——1480年间，被蒙古人统治了200多年，因为蒙古人读卷舌音“P”（R）时，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O”或“E”的语气词。这样一来，就读成了“俄—罗斯”。在此同时，蒙古人又统治了中国，把这个画蛇添足的“俄—罗斯”又带到了中国，我们中国人就将错就错，把“俄—罗斯”错读至今！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些可笑？但很可能是事实。
俄罗斯的历史曲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S型。在俄罗斯之前的九世纪，基辅罗斯达到了鼎盛时期，农奴制被“债农制”所代替（“债农”类似佃农），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但是，蒙古人长期的殖民统治又使得农奴制得以复辟。1547年，首任沙皇正式恢复农奴制度，农奴不得离开地主的庄园，否则会被抓回来处罚。当沙皇发现俄罗斯的国力、军力大大落后于欧洲时，才认识到了农奴制的害处。于是，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在之后的短短40年时间里，俄国就使自己的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跻身于西方列强的行列。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个大S型说明了两点：一是农奴制度和蒙古人的殖民统治，是俄国落后于欧洲的主要原因。二是农奴制的废除，是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的转折点。有趣的是，俄罗斯在历史上除了受到蒙古人的殖民统治外，就是沙皇的专制统治。似乎没有经历过中国前秦的封建割据过程（也许在基辅罗斯之前有过），因而俄国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的情况理解为与俄国的农奴制度差不多，甚至对于中国的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区别一无所知（在1955年出版的苏联人叶菲莫夫著写的“近代世界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苏联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误读，是否会影响我国的史学界？我看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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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历史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如果说“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难以证实的话，那么唐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和宗教的史实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日本人借鉴了中国唐朝的治国理念，才建立了日本天皇集权制。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天皇体制是典型的“军实政虚”，由武士或军人左右政府，天皇只是个傀儡而已。不过，日本的历史曲线是平稳上升的。从奴隶制（部民制）——幕藩（武士）封建制——军国主义专制，其“武力强国”的崛起之路十分典型，在亚洲独树一帜。
这里要说明一下，日本幕藩封建制采用的是所谓“采邑制”，其特点是由幕府把土地封给有功的下属，作为奖励。“采邑制”在欧洲历史上也采用过，但与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封土建国），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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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历史据说是“不成文的”，缺乏文字记载。倒是中国的玄奘去那里取经后，留下了一些史料。印度历史的特点是：政教合一、种姓制度和外族殖民，三者相互作用。在所谓十六国时期，多数
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决定其兴衰的主要矛盾也不同。从印度的情况看，在诸多因素中，种姓制度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宗教、政体和所有制等方面的因素，则次之。而种姓制大概属于人权范畴，可见在人权、产权和政权的三维时空中，三个维度的影响力并不均衡。在印度，人权不平等的影响力是否更大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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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曲线。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历史曲线不止一条，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沿革曲线是与中国中东部不同的（上图仅标明了西藏地区和中东部的曲线）。这反映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也说明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是自古以来的基本国情。
从西藏的曲线可以看出，西藏自古以来的农奴制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那里的农奴比例占人口的90%，完全没有自由的奴隶（朗生）占5%。这是西藏发展缓慢的基本原因。
而中东部地区的发展曲线，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1）秦汉是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分水岭：
秦汉之前，中东部的诸侯封建割据还没有结束，国家还没有统一。秦汉之后，一个语言、文字、度量衡、货币、法律、政权体系和思想文化相对统一的中国才开始形成。过去我们把“封建制”混同于所有制或产权的概念，造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误读，应该纠正。
2）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在我们的印象里，资产阶级是穿着西装的资本家，或者是驾着炮舰侵略别人的洋人。然而，穿着长袍、驾驭龙船、七下西洋的郑和就不可以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吗？他的船队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麝香、水果、漆器、金属和手工制品输往了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还带回了各国的布料、药材、香料、食品、五金、木料、颜料等产品和原材料。郑和七下西洋，历经28年，不仅促进了国内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航道，而且把亚非及中东之间的国际贸易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按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开拓了世界市场，这难道不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贡献吗？与西方列强不同的是，西方人往往是用武力和不平等的手段开拓国际市场；而中国人则是采取和平的、友善的方式去做的，而且做得更好！这恐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因而也决定了中国至今仍在奉行着互惠外交、和平崛起的国策。郑和的壮举不仅是他个人的贡献，而且是唐宋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清末的闭关锁国和外强的侵入，明清以来所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将会使中国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国家。
3）元代蒙古人统治的殖民性：
如果外蒙古没有独立的话，这个话题本可以不提。既然外蒙已经脱离了中国版图，那么中国元代外蒙人的统治，就自然属于殖民性质的了，就像他们对俄罗斯和东欧的殖民统治一样。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抹杀元代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例如把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以及扩大了中国的疆域，都是蒙古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殖民制具有双重的使命：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当然，元代蒙古人的统治，还是继承了唐宋以来的行政体制，也没有使中华文化中断，而是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我在上面仅仅是把容易忽略的问题说一说，不知是否对您有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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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1）人类历史的发展绝不是单一维度的，至少是二维或三维的。
2）过去我们把人权（奴隶制）和政权（封建制）、产权（资产制、共产制）三个维度混淆在一起，是不科学的。
3）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资本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奴隶占有制——土地占有制——资本占有制的发展过程。可见，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剖析所有制（产权）的基础上的。
4）马克思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论断，论述了资本私有制在否定了小生产者私有制后，又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之后，将在共同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见《资本论》第一卷，P832）——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换句话说，对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既是“私有制”，必须否定；而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的个人占有既是“个人所有制”，应该肯定。这是马克思研究产权问题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其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
5）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交换三个方面。其中，所有制（产权）是起主导作用的，不明确产权就无法分配或交换。因此，马克思从所有制（产权）的维度去解剖资本主义，就抓住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
6）对于其他落后国家来说，尤其是处于殖民统治下的、或者教派冲突激烈的国家，他们的主要矛盾恐怕就不是产权问题，而是政权或人权问题了。
7）政权、产权和人权这三个维度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但并不是平衡发展的。即使对于同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可能某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政权问题，而某个阶段却是产权或人权问题了。
8）不同政权、产权和人权模式的组合，构成了不同国家的特色国情。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曲线也是不同的，其多样性大于共性。
9）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缺乏认识和研究，所以就出现了对其过分“妖魔化”的看法。这就阻碍了我们对于中国自身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从而也就淡化了对“郑和下西洋”历史意义的认识。现在看来，唐宋明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是和平的、非掠夺性的，这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和总结之，对于我们今天继续奉行和平外交和发展的国策，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0）正因为我们把上述三个维度混淆了，所以把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就不妥当了。因为在秦汉以后，封建割据已经被消除。如果从政权的维度来划分的话，应该称为“世袭君主制”国家，所实行的是“郡县制”政权体系。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体才开始改变。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