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国两制”的再认识

 

过去我以为,“一国两制”就是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地位不变,它依旧维持英国人留下的制度和国际自由港的地位。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主权问题不能谈判

香港回归之前,那里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我在解放初期去过香港,对于我们来说,香港就是“白区”,是新中国的敌人控制下的“敌占区”(当时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颠覆政策)。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再次去香港,那时的香港同胞对我们大陆来的客人已经比较友善了,但是在交谈中,他们仍然称大陆为“中国”,不认为香港属于中国。

香港回归祖国,中国大陆军队从英国人手中接管了香港的防务,香港的殖民地历史终于结束了。虽然大陆并没有派人去接管香港的政权,但是“港人治港”的特区政府是对中国中央政府负责的,是按照“香港特区基本法”办事的,这就决定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在政治制度上是区别于殖民地政体的,它完全摆脱了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因而也就宣告了英国人一百多年来的侵华战争历史的最后终结。

也正是为了这一点,面对想赖着不走的撒切尔夫人,邓小平用一句钢铁般的语言压倒了她:“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港人治港更好

这样看来,香港回归以后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不同于过去的“英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准确地说,是不同于帝国主义殖民地政治制度的。但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就应该效仿中国内地呢?也不可以,因为那样一来就会吓跑许多香港同胞(由于对大陆政策的不了解,实际上也确实有一些人跑到海外去了)。邓小平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考虑到香港同胞对现有制度的认同感和历史渊源,承认香港与内地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用现在的话说,“一国两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理,表现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阔的政治胸怀。

香港回归的十年证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成功的。香港既没有照搬中国内地的制度,也没有延续过去的殖民主义制度,而是创造出一套“港人治港”的新制度。这种制度,既相对独立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之外,又在各个方面得益于内地的支持和帮助。在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的威胁时,“一国两制”的体制就体现出“一国”的优势和同胞情谊;而当内地的改革开放出现了种种矛盾时,却因为独立的司法管辖和边界关卡的保护,使香港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从大量的事实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是成功的,香港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一些人曾经预言香港的回归必将导致经济的崩溃,而现在连英国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了。事实证明,港人不仅有能力治理香港,而且比英国人治理的更好。

 

五十年后也不变

对于香港,邓小平有一句名言:“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他还说过:“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于前面一句话,我们还好理解;对于后面一句话,就很少有人去想了。

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可以,为什么五十年后也不必要变呢?实际上,这又涉及到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了。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成熟阶段;现在开始认识到,目前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所谓“初级”或者“中级”、“高级”阶段,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来评价的。中国目前刚刚加入WTO,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还很落后,市场发育不足,法治水平较低,还属于发展中国家。而香港虽然过去是殖民地,但是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国际贸易的冲刷和磨练,香港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的大洋之中,并且成为了不亚于伦敦和纽约的国际商贸中心。因而,香港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市并驾齐驱,并远远领先于中国大陆。所以,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为什么要改变已经适合香港发展的现有经济制度呢?尤其在中国内地经济落后于香港的情况下,我们更不能用内地尚不成熟、尚不成功的制度去取代香港的现行制度。中国内地与香港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恐怕不止五十年;即使在五十年后,恐怕内地也没有几个城市能够赶上香港的发达程度。我想,邓小平上述关于“五十年不变”的预言,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探索国家资本主义新模式

如果说香港的资本主义在回归以前是一种“殖民地”式的资本主义;那么在回归之后,香港的管理主体发生了变化,从而就演变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词典上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它是由政府与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方面它有利于克服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可能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而走上帝国主义和对外扩张的道路,就像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一样。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膨胀,保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受到危害。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此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受到人民政府管理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见毛选第五卷,P88‘关于国家资本主义’)。

香港目前的特区政府是不是“人民政府”呢?我看是的。因为它不仅是由香港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且是受到“基本法”约束的,并且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和任命。因此,香港回归以后的资本主义符合毛泽东上述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香港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从“殖民地资本主义”演变而来的,它与内地的历史背景不同,因而是内地不曾有过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所以更加值得我们研究。

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不仅可以改变香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也可以进一步规范和改造分散的、无序的、自由泛滥的“私人资本主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不仅维持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内地的改革开放,事实证明是可行的、成功的。

 

“一国两制”的深远意义

作为内地人,我过去对香港的制度存在一些成见,总觉得英国人在那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存在的问题不少。不过,随着对香港的了解日益深入,我发现那里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例如,由于近年来香港廉政公署的工作得力,使香港成为了世界上比较廉洁的城市之一。又比如,香港所实行的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和发展公共交通等措施,体现出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也是内地学习的榜样)。在遵纪守法、社会保障和城市管理等方面,香港也做的不错。过去我以为,香港的赌马活动是不好的,后来才知道,它不仅是一项管理科学的大众娱乐活动,而且是非盈利性的公益事业,要比内地的“六合彩”等恶性赌博健康多了。

相比之下,内地日益严重的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制假贩假、商业贿赂等现象,却已经在香港不多见了。从历史上看,上述这些现象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产生的,由于它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因而逐渐被西方国家所重视和遏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种种不良现象在中国的出现,说明中国大陆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相类似的。看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中国也无法避免受到各种腐败现象的侵蚀。

近些年来,内地不断暴露出非法挖矿、破坏耕地、乱砍滥伐、假药泛滥等违法事件;最近又发现大量的“黑砖窑”,还发生了太湖污染、百姓断水的恶性事件。而当国家有关部门派人下去调查时,却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封锁、刁难和监视!有人说,这不过是“地方保护主义”,可以理解。但是我要说,这未免太轻描淡写了!这不是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地方资本主义”!在这个保护伞之下,暗藏着大量的“原始”的、“野蛮”的、“无政府”的、“自由泛滥”的“私人资本主义”!

列宁说过,与无政府状态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也曾经实行过“国家资本主义”,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公私合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资本主义”的实现形式就更加多样化了,国家把土地、矿山、森林、水域、桥梁、道路、通讯、影视、医疗、教育、体育、文化和各种社会福利事业等公共资源作为国家投资,通过招标、承包、租赁、合营、股份制等多种方式,交给各类民办企业或个人去经营。这种由非公经济主体来使用和经营国家资源的模式,就是今天广泛存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遗憾的是,现在有不少民办或私营的企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获得国家资源之后,却在浪费或者破坏国家资源,甚至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灾难。这种藐视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权威的行为,破坏了国家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合作基础(同时也破坏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基础),从而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蜕变成为仅仅维护地方和私人业主利益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保护国家资源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与这些侵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地方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然而,目前的形势却不容乐观。这种自由泛滥的“地方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正在肆无忌惮地蔓延着,而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在监管和治理上却显得那样“软弱无力”,仿佛得了“软骨病”,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和违法企业“不怕中央文件、只怕‘焦点访谈’”的怪现象。

看来,如何能把市场经济引入“法治经济”的轨道,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向香港学习,也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西方资本主义从启蒙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战胜“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是“无政府”市场经济走向“法治经济”的过程)。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其实不仅仅是为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指明方向,它还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前瞻性。如何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成功经验融合在一起,从而探索出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发展道路,这是邓小平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

应当看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公有制经济并存。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加以引导、规范和限制,并保持两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平衡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去认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将会变得更加宽阔和清晰。

   

                                                                                                200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