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周总理送花圈

1976年，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年头。

新中国的三位缔造者像是都与马克思有约，先后离开了人间。

然而，对于已经习惯于在红太阳的光芒下生活的人们来说，却似乎感到天要塌下来一样。

我是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的。当时，我还没有成家，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清晨，广播喇叭照例开始广播新闻。我听见了低廻的哀乐慢慢传来，播音员宣告了总理病逝的噩耗。我从床上猛地坐起来，又无力地躺下，眼泪不知不觉地从眼角静静地流到枕头上。“总理，您不管我们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是在对自己叹息，似乎有一种沦为孤儿的感觉。

我当时的单位叫做“北京市冶金设计院”，是个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同事们陆续来上班时，我看到一些女同胞的眼睛已经哭红了。

开始，大家只是感到悲痛，并没有想得太多。可后来的事情却激起群众的不满。比如，单位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说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做好本职工作。不提倡搞追悼活动，更不能以单位的名义去参与纪念活动、送花圈。可是，那时的老百姓像是憋了一股劲儿，你越限制，我越要搞。许多人自己去买黑绸布、为总理戴孝。没有几天的功夫，北京街头到处可以看到人们胳膊上戴着黑纱。

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群众的逆反心理越来越强。特别是看到江青在向总理遗体鞠躬时，连帽子都不摘，更是齐声大骂！

人们说，戴孝要戴“七七四十九天”。我的黑纱从严冬戴到了春天。眼看着清明时节临近了，一些群众开始到天安门烈士碑献花圈。并且，出现了矛头指向“四人帮”的诗词和传单。

我们单位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文革”以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而且“出身不好”的占多数，是个地地道道的“臭老九”窝子。再加上当时上头三番五次地下达命令，绝对不准去天安门送花圈。所以，当天安门的花圈已经围满了纪念碑时，我们单位也没人敢去送花圈。

我当时心里真是想送一个。我们科叫做“资料室”，二十个人里，十九个女的，就我一个小伙子。我们科以年青人为主，女同胞都是描图员，我和陈大姐是学外语的，负责技术情报和资料翻译。一天，几个女同胞偷偷对我说：“咱们也做一个花圈吧，天安门摆了那么多花圈，也没出什么事儿！”看来，大家是让我挑头。

当时，我的档案里还存着“反江青”的罪证，“政治问题”的黑锅还背在身上。我哪敢再出事啊？但是，当我看到大家憋着的那股劲头儿，心里隐藏了很久的一股热血在往上撞！

我们科的科长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转业军人，大家尊称她“老太太”。我从密云炼铁厂调来时，她嫌我有“政治问题”不想要我，可是没过多久就喜欢我了。要送花圈，我不能不跟她说一声。她听我一说，就轻声对我说：“你们去送吧！上头要追，我就说群众的热情高，我拦不住！”

做花圈需要松枝和白花。那时很难找到鲜花，只能用纸做，这个活儿自然由女同胞承包了，而我则负责去采集松枝。去哪儿找松枝哪？八宝山肯定有！

我骑上单位的平板三轮车，一口气从广安门骑到八宝山。现在一想，那可是一段不近的路程，打TAXI去也得二十分钟。可我却不觉得累，好像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采集松枝的过程很顺利，因为园林工人很支持。他听说我是为总理扎花圈用的，就主动帮我选些新鲜的枝叶，仿佛他也想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松枝上。

当我回到单位时，大家一拥而上，争着把松枝从车上卸下来。这时我发现，扎花圈的人已经不只是我们科的了，其他科的也参与进来。不知谁又送来了一对挽联，从字体上看肯定是其他科哪位“秀才”写的：“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送花圈的活儿自然也是我的任务。不过，这会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单位有几十人骑着车，护送我的三轮车和花圈，缓缓驶向天安门。由于各单位不敢公开送花圈，所以开汽车送花圈的并不多见。我就看到过许多群众是排着队，手扶肩扛着花圈，步行到天安门的。

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大家默默地排好队，托举着花圈走近纪念碑。眼前的花圈已经把纪念碑围得严严实实，当我们把花圈靠在别人的花圈前面，没有多久就被后来的花圈遮挡，很快就淹没在花圈的海洋里了。

回到单位，送花圈的同事没有受到批评。即使在后来的“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单位也没有追究过什么人的责任。我想，在总理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面前，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也不能不肃然起敬。

还是在那一年，我和大家一起又经历了大地震、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倒台等重大历史事件。在那个近乎于供给制的年代里，人们的心是那样容易贴近，相互间的关系是那样纯粹，对领袖的爱戴是那样的真挚。

我怀念那个时代，也怀念那些在一起哭过、笑过的“老太太”、陈大姐、和一群小姐妹。因为，我们把共同的爱都献给了一个人 —— 周恩来。

照片：1、花海中的纪念碑

2、人民的爱与憎

3、总理告别天安门

4、永远的笑容

2003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