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杨海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三系二班学员。自1969年毕业之后我们几无交往。2007年我去上海参与制作交响合唱《铁军之歌》,得知杨海清是上海新四军研究会的积极活动分子。为此我特地给老同学预留了绝佳座位。不想电话通知过去是由海清的母亲华阿姨接听,老人家将我的手机号码少记了一个数字,海清回复不得。《铁军之歌》开演之时,海清搀扶着老母坐在后排靠边的座位上观摩演出,这实为一大憾事!

杨海清为纪念他的父亲,老红军、老新四军杨洪才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特地挑灯撰写了《父亲的风范》一文,情真意切,十分感人。新四军地方史志的负责人赞道“你的大作已经拜读,深情、朴实、条理、简洁,思想性、可读性俱佳。我也深受感动。”

老前辈杨洪才同志是我党“老骨头”。粉碎“四人帮”后,叶帅特地赶到上海,请出杨洪才等老红军作为中流砥柱稳定局势。而之前,杨洪才同志一直受到极左势力的打压。把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而又伤残在身的杨老赶到安徽挖煤的那个上海领导就是柯庆施。

老前辈杨洪才曾是华野1339师代师长。电视连续剧《亮剑》描写的就是这支部队,“华野的头号主力”,挺进福建的C军(31军),周志坚军长就是那位“李云龙”。杨老前辈一到13纵就参加了保卫胶东的恶仗,挨了炮弹后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所以说杨洪才同志“参与了‘亮剑精神’的铸造”。

杨海清深得杨老前辈的真传。在部队爬冰卧雪,进藏平叛。转业后任上海医工院总支书记,以优秀业绩连年被评为优秀党员。退休后积极参加里委党组织及新四军研究会活动。来上海你可以看到宣讲会上大讲革命传统的海清,可以看到马路上带着袖章维持交通秩序的海清,还可以看到挥汗如雨、为战友送医送药的海清。像杨洪才老前辈一样,海清正修炼得“破茧化蝶,绽放华彩”。

                                                                                                                               蒋雷 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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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风范

 

     杨海清     

 

光阴苒荏,岁月流逝,弹指间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有22个年头了,明年(2012年)4月是父亲诞辰百年纪念日,宜兴县史志办、新四军研究会特为我父亲杨洪才同志编辑《太湖忠魂》一书,作为儿子为书撰写此文,回忆我们所了解的父亲部分革命经历和往事,表达我们儿女们深切的怀念。

我的父亲在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英勇奋战献出毕生精力,他是勇往直前的战士;在我们这个革命家庭中养育教育我们7个儿女,他是严父和良师。

往事历历在目,我在革命军队中出生、成长,从小我以父亲英勇善战,母亲贤惠能干而倍感荣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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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才,1941年)

1947年父亲杨洪才带着“七战七捷”中邵伯战斗的硝烟,赶赴华野最年轻的劲旅1339师出任代师长。不料在胶东保卫战中被黄百韬的国军整编25师的一发美式榴弹炮弹击中,父亲胸部、腹部多处负伤,囿于条件,弹片未能取出,跟随了他一辈子。父亲为这发炮弹付出了巨大代价:失去了攻上济南城头的辉煌,夺走了他去碾庄找黄百韬报一箭之仇的机会,也无缘与胡琏在双堆集来一场石破天惊的对决,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辈子戎马倥偬的战将从此离开军旅!

19495月解放大上海的战役打响后,在胶东部队医院疗伤的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匆匆南下来到上海,通过华野司令部寻找已由13纵改为31军的老部队,没曾想却被负责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陈毅司令员硬是留下来,参加军管会的接管工作。陈毅任命父亲任嵩山区接管专员,后担任嵩山区区长、上海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副参谋长。

此后妈妈、大哥、我和妹妹就随父亲来到上海安了家。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上海各界人士都在轰轰烈烈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出钱、出力、出人,支援前线的志愿军将士们打胜仗。对军旅的深深眷恋,使父亲再次萌生了重返部队、赴朝参战的心愿。华野9兵团也给上海市委组织部发来商调函要求父亲赴朝参战,但从工作需要和父亲的伤愈情况考虑,陈毅市长没有批准,父亲归队的心愿就未能实现。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一些老战友来家里看望我父亲时都说,老杨是1930年的老红军,抗战时期的副师职干部,屡立战功,要是还留在部队,至少应授予少将军衔。父亲却说在部队、在地方,我老杨一样为党工作;授衔不授衔更没有考虑过,只是因为负伤不得不过早离开生死与共的英雄部队,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遗憾!

我从小听母亲说,父亲在战争中是相当的英勇、神武的。当年在苏南“太”地区抗日的事迹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气急败坏的武进县日伪政府曾用40万“国币”悬赏捉拿父亲,但拿他无可奈何。在苏南“太”地区他们虽然遭遇日伪敌军的多次围剿,但在群众的掩护支持下游刃有余,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新四军插在敌人心脏附近的一把尖刀。

我大哥海光1944年出生后,迫于形势紧张,一度寄养在老乡家里,待情况好转后才接回来。19463月,我生于苏中淮阴,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因战事频仍,父亲也曾打算将我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母亲舍不得丢下病弱的幼儿,在两人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父亲忠厚善良的警卫员周仁汉叔叔主动请缨,把我装在竹篓里从苏中一直挑到了山东。当时母亲没有奶水,全是靠米汤和鸡蛋壳粉,一直把我喂养到能够吃饭。我从小在山东,养成了喜欢吃山竽、小米粥、窝窝头等杂粮的习惯。由于长期缺钙,我长到二岁时还不会走路,后随母亲撤退到由苏军控制的大连,经苏联军医的救治,才恢复了我这个“小莎莎”的健康。

父母还曾对我讲过,当时部队行军通过敌军封锁线时,发生过由于孩子哭闹被父母紧紧捂住嘴,结果不幸窒息死亡的事情,所幸我小时候很乖,吃了就睡,从不哭闹,所以才能在行军途中幸运地活下来。

小时候,父亲最喜欢给我们讲的就是行军打仗的故事,与我家来往最密切的叔叔阿姨,几乎都是身穿军装的威武军人,他们都很喜欢我,经常会逗我玩。这些往事,给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热爱解放军的种子。所以每当父亲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我都会不假思索,响亮地回答:“当解放军!”父亲对我们教育很严,从我们上学以后,每当我们与邻居的孩子发生矛盾,他总是教育我们要懂得谦让,懂得互助友爱,主动向别的小朋友道歉,再续友好。当我们贪玩,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他总是严肃批评我们不用功,不懂事,还把自己小时候家里贫穷,吃不饱饭,读不起书的故事说给我们听,他17岁不到就开始出来当挑夫,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告诫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父亲这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二是因伤离开了部队。到地方工作后常常因为文化知识不够而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参加革命后,在各个时期中也接受过一些培训,但仅凭这些文化知识在地方工作仍感到力不从心,不能为经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父亲的耳提面命让我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和自己童年时的理想,初中后开始下定决心真正刻苦学习。为了避免学习分心,我破釜沉舟地砸了自己喜爱的蟋蟀盆、放飞了喂养多年的鸽子,一心扑在学习上。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上海五十四中学初中毕业时,我一跃而成为班级前两名的优等生,考取了重点高中上海中学,再经过高中严格的三年住校学习,我不仅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还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当一本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寄来的时候,不仅给我带来了欢乐,给父母带来了欣慰,也给兄弟姐妹们带来了激励。

我参军读大学一年后,正遇到十年 “文革”浩劫的开始。全国上下学生都停止了学习,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痛恨动乱的父亲“命令”哥哥海光、妹妹鲁渤、弟弟海涛和海兵退出了红卫兵组织。把大哥海光送到他的战友谭海根所在的上海沪新钢铁厂进行无薪劳动煅炼。尽管大哥在劳动中不小心被车床擦掉了食指的部分指甲和皮肉,父亲还是欣赏他“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同时父亲又把四弟海涛送到南京老战友林胜国家里住了三个月,“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从1968年征兵开始后,我的兄弟、妹妹也相继参军入伍,海涛、鲁渤在上海参军,哥哥海光是在江西兵工厂工作一年后参军。小弟海兵在江西插队一年,作为知青标兵被选送参军。他参军时听父亲的话,将未领的12个月工分钱全部捐给生产队父老乡亲,被传为一时佳话(当时成年人劳动1天的工分为0.94元)。我的兄弟姐妹如同我一样在部队这所革命的大熔炉进行锻炼,分别在新疆、山西、安徽、福建等地接受了艰苦的野营训练、农场劳动、专业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鲁渤是上海交大附中老三届高中生,后在南京军区总院工作,其间考取了南通医学院、军区总院高级医训班学习并毕业。海兵曾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参加部队训练多处负伤的情况下,也发奋学习考取了厦门大学并毕业。在军营生活中,他们都能自觉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都在部队入了党。哥哥海光由于年龄偏大,提前退伍,后在地方工作中先后提拔为二轻局团总支书记、厂长等职,其他弟妹都在部队提拔为营、团级干部、教授军医。

我由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军区50149156团当兵锻炼。在特务连侦察排当兵的日日夜夜,我牢记父亲的教导,始终以普通一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时,我孤身一人深入四川仁寿县富加区,严格掌握政策,采用教育疏导的方法,和平化解了当地造反群众冲击县城,封锁交通线的大武斗。部队党组织根据我的突出表现,在我下连锻炼刚满10个月,于19696月就吸收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年10月,我随149师进藏平叛,次年提干。在西藏工作的7年中,我都扎根基层,经历过高山反应,跋涉过冰水河,吃过永远煮不熟的饭,洗过雪水澡,烧过炭,种过菜,为藏族战士输过血。我默默工作着,因为我知道父亲总是在深情地注视着我。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父亲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始终服从大局,战斗在最危险、最艰苦的第一线,他这种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一直是鞭策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在这种异常艰苦的环境里,父亲总是鼓励我要经受住生活对自己的历练。他教育我们,在战争年代里,尤其在瑞金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根本没有想到还能活到今天。每次战斗打响后,父亲想到的仅是今天打死一个敌人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争取多打胜仗,多缴获,把革命的红旗打下去,让我军队伍壮大起来。他还对我们说,想想牺牲的战友,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十分幸运了,还有什么想不通,还有什么利益不能放弃。俗话说得好“心高天地宽”。父亲这些教导正是我们克服畏难情绪,置身于更高思想境界,克服重重困难的原动力。

在父亲廉洁奉公的精神感召下,我们全家子女都自觉遵从父亲的意愿,甘于清贫,坚守在各自工作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到退休,无一人敢以他的名义、影响和人脉关系下海经商。

我们的进步成长离不开部队的培养,本人的努力,也是和父亲多年来对我们的教育分不开的。

父亲一直与家乡以及革命老区的人民群众保持着深厚的血肉联系,与老战友们保持着深厚的战斗情谊。

记得1949年刚进上海的时候,父母亲将革命烈士费慎祥的子女费一平,费元平从无锡农村接到上海家里来住,虽然家里已有5个子女,父母亲仍将这对烈士子女当作亲生骨肉,克服家庭困难将他们扶养成人,在上海安居乐业。

在湖南老家,父亲有一位堂姐,幼年时扶持过他,革命时掩护过他。父亲遵照“长姐如母”的古训,年年给她寄钱。直到父亲弥留时还嘱咐我们以他的名义给老人家寄钱,直到为她送终。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亲的工资加起来不过四百多元,粮食靠定量,全凭母亲操持这九口之家,我们都处在发育期,饭不够吃,又无油水,包括父亲在内全家都患上了“浮肿病”。父亲又是打死他也绝不向组织伸手的主,真正愁死了母亲。从湖南老家、太老区陆绎不绝地来了许多名为探望,实为逃荒的乡亲,父亲二话不讲,热情地接待他们,留他们在家里居住数周甚至数月,帮助他们、接济他们。父亲宣布,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掩护就没有他杨洪才,我们难,他们更难,有我们吃的就有他们吃的。他们来了我们必须热情招待。记得家中又来了几个乡亲,其中一位安排在我住的房间里,夜里乡亲起来上厕所,回来找不到床了,就一头倒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我不敢动,因为父亲有过严令,没有他们就没有杨洪才,更何况我这个做儿子的?

海军的老战友们看不下去了,送来了几斤当时舰艇部队才能吃到的鱼干,给全家补充了可贵的蛋白质。

原太地委书记陈立平叔叔含着泪水,把我们全家“劫持”到无锡太湖边疗养三个月,治好了全家的“浮肿病”。

父亲与众多战友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兄弟般的深情厚意。这些老战友从外地来到上海总不忘来看望父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文革动荡的岁月里,父亲以满腔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地来上海的战友及子女。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为避难、治病、找工作而来的。67年夏天,我家里接待居住的客人最多时竟达到13人。记得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爱人徐敏阿姨及女儿、浙江副省长孙章录及爱人许英等等,在外地他们是“走资派”,到了上海杨洪才家,才找回革命战争年代的情谊,才进入了安全的港湾。我因军校处于瘫痪,并时有武斗发生,也被父亲叫回家里参加接待工作,买菜做饭、陪客人聊天、参观游玩。

对身处逆境的战友,父亲总以他独到的方式呵护之。解放初期,受“潘杨冤案”连累,嵩山区公安分局局长的戴启诚叔叔,被贬到苏北大丰劳改农场任场长。那时的劳改犯是国民党特务、兵痞居多,这个场长属于“高危行业”。戴叔叔赴任前父亲把珍藏的军用望远镜和一支双筒猎枪送给了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大家伙管用。父亲的话语温暖了戴叔叔一辈子。

父亲平易近人、诚恳待人、关心他人的作风是一贯的。

长期的军旅生涯,严酷的战争环境,容不得任何虚假浮夸。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坚持真理是父亲从战场上带来的宝贵经验。在“大跃进”的虚火发作之后,全党都在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父亲根据切身感受联系家乡、革命老区的实际情况,如实向组织反映情况。父亲的言论引起了上海某些极左领导的注意:你杨洪才身为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也反对“三面红旗”?反右倾,你杨洪才就是靶子,惩罚你去安徽挖煤。

战争年代的弹伤、自然灾害期间的浮肿、长期的营养不良,严重地摧毁了父亲的内脏,此时父亲已患严重肝病。倔强的父亲把惩罚当成上战场,义不容辞地带领政法干部去安徽淮南参加煤炭建设。

父亲从来有着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第一线、身先士卒的光荣传统,这次他也戴上安全帽,深入井下,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日日夜夜的苦干极大地透支着父亲的健康。1963年,人们将肝硬化腹水并肺结核的父亲抬出矿井,送回上海。病情稍稍稳定后,经由我母亲出面申请组织批准,1964年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视察委员会委员。

文革期间,父亲对“四人帮”利用群众组织打、砸、抢,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中央文革”派调查组到上海,要求父亲写污陷谭震林同志在“瑞金事变”中“自首变节”的材料,遭到了父亲的坚决抵制。

父亲下半生几乎是无可奈何地卷入到另一个战场,即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抗争。由于肝硬化腹水而引起过三次重度昏迷,医院都开出了病危通知。每次在紧急关头,是能干、贤慧的妈妈始终不离不弃,每天都不眠不休地守在爸爸身边,亲自细心照顾爸爸,觅来了民间秘方,自已制作大蒜糖浆给父亲外敷,才缓解了父亲肝腹水顽症,使父亲转危为安。

文革中处于政治逆境中的父亲,有时发高烧到39度,竟然都住不进医院治疗,只能请做过护士长的邻居在家里给他注射生理盐水配青霉素,请老战友介绍民间老中医到家里为自己治疗肝腹水。后来连母亲也被下放到市党校的奉贤农场“红九连”去劳动改造了,父亲就与病魔单打独斗,猛志固常在。父亲能与绝症周旋20多年,也算是个奇迹。

父亲离休后,坚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落实政策期间,父亲曾为我党在运动中受到迫害、伤害和错误处理的同志,以及在战争年代由于支援我军作战而受到重大经济损失,受到伤残未得到补偿,当前生活又比较困难的许多老部下、老同志写证明材料,提供他们吃住,敦促当地政府为他们落实政策、改善生活。父亲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撰写并提供多篇革命回忆录,多次到各地出席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他从内心深处时时怀念那些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老战友,并曾向家人表示,在他过世后,要把他的骨灰送回太湖马山安葬,和马山战斗牺牲的战友埋在一起。这里是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根据地,也是他和母亲结婚的所在地。

198911月父亲被诊断罹患肠癌,转移肺部,胸腔积水,病情发展得特别迅猛,从住进医院到病故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父亲身体显得非常虚弱,连呼吸都发生了困难,但他仍表现得非常淡定从容。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是78岁。我为失去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万分痛心,并发誓一定要把妈妈照顾好。

父亲遗体告别的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的松柏格外青翠寂静,天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雨雪,仿佛天地在为之动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市领导、老领导有,上海市委副书记吴邦国以及王一平、钟民、赵行知、周克等人。市委组织部长罗思谦亲自主持追悼会。发来唁电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冲,有来自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江苏省军区、福建省军区、南京炮兵学院、现空军司令部和海军司令部方面的领导同志。大厅里挽联、花圈堆积如山,只能沿着墙面两侧从屋顶一直挂到窗户下面,连大厅两扇大门正反两面从上到下都挂满了花圈,一些花圈只能放在大厅门外。前来向父亲告别的人站满了整个大厅以及大厅外的台阶。当时的场面令人震撼和感动。一些老同志都说,这样隆重的告别会是好多年都没有见到过的,这是我父亲一生的人品赢得了众多人们由衷敬重的最好见证。

父亲遗体在告别会结束后,由我们守护着,就在龙华殡仪馆进行了火化。事后我们从父亲的骨灰里找到了四十年前遗留在他体内的、被熔化的美国黄铜弹片,足有两节食指大小的,有数片之多。

 伴随父亲终生的弹片,不仅给父亲带来肉体的痛苦,也为父亲留下过早离开军旅的遗憾;伴随父亲终生的弹片,同时也彰显了父亲忠于革命的无上光荣。

在亮灿灿的弹片上,我们看到布满弹孔的战旗、听到激昂的军号、闻到昔日的战场硝烟,砥砺我们永远不忘父辈昔日征战的足迹。

按照父亲的遗愿,1991年冬至由母亲率全体子女将父亲的部分骨灰护送到马山烈士陵园安葬。在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注视下,太根据地的乡亲们早已迈开由小康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旧战场已经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父亲梦绕魂牵的老部队,早以“头等战斗力”的资格雄踞福建海疆。这支部队已具备着强大的装甲突击力量,已具备着陆航团等长距离快速打击力量,已具备着先进技术炮群的准确摧毁力量。最重要的是,父亲也参与了这支部队“亮剑精神”的铸造。在他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担架上,沉着指挥部队,英勇抗击全美式装备的两个整编师敌军的疯狂进攻,直至内线作战的胜利结束。父亲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师将士的士气,给战友和部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父亲逝世了,不留金,不留银,只留给我们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 —— 军魂。

谢谢您,敬爱的父亲,向您献上一个标准的军礼!

 

合影01

(杨海清与军校老同学见面,201111月,上海)

                                                            201112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