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肖茂荣

 

肖铁民

 

今年十月是父亲诞辰100周年。这些天,我时常站在他的遗像前,深情地凝望着他的笑脸,久久不能移动我的脚步,心中思绪万千,眼中饱含热泪。我的双眼渐渐模糊,我仿佛又看到了他那魁梧高大的身躯、慈祥而又坚定的眼神,感觉他正向我走来,坐在我的身边,又开始给我们讲述他参加革命的那些往事。

我父亲出生在吉林省蛟河县一户地主家庭中,家中排行老大。幼年时家中还算富裕,亦农亦商,在当地也称得上大户人家。1918年县里发行集股,是本县范围内的工商流通券。我的曾祖父认为有利可图,便出资认购了大量流通券,当上了股东。一年后一名股东看有暴利,盗出流通券印刷版,偷印大批假流通券,浑水摸鱼,扰乱了市场。此举造成大批股东挤兑现金,商会各大股东只好变卖家产,偿清债务。我曾祖父即宣告破产。我父亲在家庭破产后,只好跟着祖父、父亲租地耕种,维持生活。我父亲自七岁起就跟着祖父放牛放马,到十二岁时,祖父认为没有文化做任何事都不方便,还容易受骗上当,便把我父亲送到私塾读书。三年后因家境更为艰难,父亲便辍学回家务农。父亲在生前曾多次感慨地说,你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多学点知识,我如果文化再高点,就能为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啊。

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怀着抗日的热情,于19323月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中国国民救国军。开始当战士,后因身材高大,骑术高超,作战勇敢,调入救国军前方指挥部给参谋长胡泽民(中共党员)当副官。19335月开始任周保中参谋长的副官。周保中将军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到东北,曾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3年任救国军参谋长,1934年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1938年任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1942年抗联大部队到苏联整训,他又任苏军远东八十八旅旅长。19458月周保中协助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先后担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1947年他任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副总司令兼吉林军区司令。我父亲回忆说,1933年,周保中将军为发展党在抗联中的党员,曾经问我父亲,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为了什么?我父亲当时回答说,是为了东北的经济发展。周保中将军当时认为我父亲的觉悟还不够高,还没有达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便因循利导地教育我的父亲,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是为了掠夺我们东北的战略资源,是为了将来侵略我们中国,使之变为日本国的殖民地。我父亲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深切地对我们说,革命道理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渐领悟的,只有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才能逐步提高个人的思想觉悟,才能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周保中将军的教育和培养下,19351月,我父亲由周保中做介绍人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4月我父亲被满洲省委选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两年期间,他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了军事技术,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信念。

193810月,我父亲从苏联学习毕业,回到延安,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当时部长是康生,副部长是李克农。在中央社会部学习反特保卫工作半年后,父亲被派到中央统战部任陈绍禹保卫秘书。陈绍禹任部长,柯庆施任副部长。

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在延安生活和工作近8年,这期间他曾在杨家岭保卫过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安全;曾到中央党校学习过;曾到南泥湾参加过大生产运动;曾在陇东庆阳市当过公安局长。曾护送中央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到重庆参加第四次国民参政会。19405月跟随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孔原到重庆负责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年底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无论党分配到任何地方工作,我父亲只有一个信念,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这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贯穿于他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

194510月,父亲被派往东北工作。当时我母亲已怀孕在身,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开始艰难地长途跋涉。我父亲是干部大队的大队长,他既要带领部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要照顾我母亲和怀中的孩子。在到达张家口时,参加了保卫张家口的战斗,由于形势所逼,我军放弃了张家口。在撤退途中,又遇国民党飞机的空袭,我父亲命令部队迅速隐蔽,又赶快让警卫员把我母亲安全转移到一个桥洞里面,等到他把一切安排好后,刚刚跳到桥洞里,敌机就过来了,一排扫射,把我母亲露在桥洞外的棉大衣后襟打了一个洞,就差一尺距离,就打到我母亲和我了。事后我父亲说,你们娘俩命可真大,这肚里的孩子结实得像个铁弹,生下来就叫他铁弹吧。过了几个月我出生了,父母亲就给我取了个小名弹弹,大名为铁民。

1946年初,部队从热河进关往赤峰前进,当时国民党部队已大举进攻东北,占领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的重要据点,部队只能白天隐蔽,夜里行军。在过赤峰铁道封锁线时,我父亲要求部队全部轻装,决不能惊动敌人。同时父亲嘱咐母亲要管好孩子。在部队到铁路边准备越过封锁线时,我突然哭了起来,父亲马上过来让我母亲用棉被把我从头到脚包起来,我母亲心疼地说,这样会把孩子捂死的。我父亲坚决地说,就是孩子死了,也不能影响大部队的安全。我母亲就这样捂着我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安全地带母亲连忙打开棉被,见我浑身大汗,全身都捂出许多红点子,已经奄奄一息,后经医生抢救才慢慢缓过来。事后干部大队中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我父亲不顾个人家庭的安危,保护大部队安全的决定倍加赞赏,都说这个弹弹真是命大。

我父亲就是这样,对上级的命令和交代的任务始终是坚决执行,圆满完成。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在没日没夜的工作。19495月,父亲调到空军。开始在徐州山东航空办事处任主任兼政委。当时空军刚刚组建,业务生疏,干部缺乏,接受了国民党空军的烂摊子。由于父亲工作十分繁忙,工作量非常大,我们经常看不到他的身影。在父亲的领导下,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组成了山东航空办事处的领导机构,建立了济南、徐州、青岛三个场站,为飞行部队进驻打下了良好基础。令我难忘的是1950年初,为保卫大上海的安全,粉碎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空袭轰炸,斯大林应毛主席请兵,同意派苏联空军帮助我军打击国民党空军对我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我父亲接到苏联空军要在徐州机场降落驻防后,更加忙碌起来。清理布置营房、维修跑道、修建铁路专用线、运输油料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忙得他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父亲回忆说,他当时把徐州市所有的西餐厨师、面包师集中到机场为苏联老大哥服务,徐州周边的牛奶、鸡、鸭、牛肉都征集收购完了,又从南京紧急调拨了一批食品,白酒、红酒。苏军到达后,受到了苏联空军远东司令巴基斯基中将的称赞。两个月后,苏军空军转场到上海,我父亲瘦了近十斤。在完成了组建山东航空处的任务后,19505月,调到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任副部长。部长是李果,政委是乔信明。

1950年起,父亲一直主管基本建设工作。在他组织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华东、西南、西北十省市新建、扩建二十几个机场(其中五个洞库机场),以及医院、仓库、军工厂、军校、东北农场、各类阵地、指挥所等几十个项目数百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为空军战场建设、作战训练、后勤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的记忆中,最常听到的是出发到机场去。我长大成人后才知道,他在指挥工程兵部队和民工在建设新的机场、新的营房。他除了回南京开党委常委会,向南空首长汇报工作,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地的现场和工棚中渡过。我祖母1958年患子宫癌在上海空军医院住院放疗,我父亲只有在顺路的情况下去看望他的母亲。1962年夏,我祖母去世了,父亲正在北京开会,不能请假回来看母亲最后一眼,会开完回南京向南空领导汇报完后回到家中,在沙发上抽泣,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父亲为亲人落泪。

父亲对基本建设工程非常有感情,他曾说就像养育自己的孩子,是广大干部战士一包包水泥、一根根钢筋慢慢建成的。1967年,在安庆市修建华东地区第一个大型洞库机场。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立的两派夺权反夺权愈演愈烈,为了取得当地解放军的支持,造反派冲击机场工地,胁迫时任总指挥的父亲表态,支持他们的夺权。我父亲坚决不表态,这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横行的日子里是冒着天大的风险的。他对造反派头头说,中央军委有命令,作战部队不参加四大,更不能随便表态。气急败坏的造反派把我父亲坐的吉普车围起来,威胁说,如果再不下车表态,就把车推翻到山沟里去。我父亲当时想,个人安危事小,机场的安全才是大局。我父亲就是不下车表态。天快黑了,造反派看吓不住他,只好回城了。又过了几个月,造反派的武斗越来越升级,形势越发恶化。中央军委命令在安庆的驻军部队开进市区,制止武斗。中央为解决安徽省问题,请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和造反派头头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团长是南京军区副司令钱钧;副团长是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我父亲是领导小组成员。10月初,在北京京西宾馆,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集体接见安徽省代表团全体同志。领导刚一落座,周总理就说:李中同志(我父亲在苏联和延安时的名字)来了没有?我父亲赶忙站起来立正地说:到!周副主席。总理接下来说:我在延安和重庆时就认识他,他也是康生同志的老部下。李中同志是正确的,部队肩负着国防建设的重大任务,安庆机场是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大型洞库机场,造反派冲击机场施工工地,严重影响了机场工程的进度,将来敌人打来,我们怎么能够先保护好自己的飞机不受损失,再打击敌人啊?造反派后知肖总指挥周总理都认识他,以后就不敢去工地捣乱了。

父亲满腔热情扑在工作上,但是由于过去搞政治运动,也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和冲击。我记得1951三反运动时,他当时在上海空军基地司令部任参谋长兼后勤部长,负责指挥上海大场、江湾、虹桥三个机场的修建、维修工作。当时是在边飞边修的情况下完成修建任务。为了更快更好把机场交给飞行部队,能尽快担当起保卫大上海的任务,在动用工程兵外还把一些工程发包给地方上的建筑公司。在与地方建筑商接触过程中,免不了一些请客送礼的商业往来。三反运动刚开始,群众热情很高,认为基地司令部的领导管钱管物,一定有问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一个副司令和我父亲,采取轮番轰炸步步紧逼的手段把我父亲定为大老虎,把我定为小老虎,我当时五岁,糊里糊涂就成为斗争的对象了。逼我父亲承认贪污了一架飞机,同时将我父亲的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都隔离起来,逼他们交代揭发问题。最后把我父亲也隔离在办公室,不许回家。当时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来了一个小科长,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狠狠地说:我是代表华东军区来的,陈毅司令员发话了,你肖茂荣今晚不交代问题,明天就拉出去枪毙。我父亲说:那我也没办法,没有问题可交代的,我参加革命二十年了,没有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如果真死在自己人的手里,也是值得的。把那个小科长说得第二天就回南京了。事后,我父亲回忆说,我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比他厉害的见得多了,自己清白心里坦荡荡。

在父亲隔离期间,当时我母亲也在基地司令部上班,每天走进大院往我父亲办公室三楼看去,我父亲在三楼走廊准时出现,点点头;下班的时候站在同一个地方给我母亲摆摆手,以报平安。隔离了两个星期后没有查出任何犯法的问题,解除了隔离,恢复了工作。

文革中,我父亲也受到了冲击,说他是聂凤智(南空司令员,文革中受迫害)的黑干将,送进学习班交代问题,记得每天在学习班很晚才回来,脸色凝重。看到我们在家等着他归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吩咐我拿酒去,我母亲拿出晒好的牛肉干,父子俩围着火炉烤牛肉干,一口酒一块牛肉干,屈膝谈心,谈他的童年,谈他是如何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我已是一名部队干部,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这样推心置腹的谈话,虽然没有涉及敏感的党内政治斗争问题,但是我在他的只言片语中领悟到了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箴言,他的人生哲理正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一生。到1970年前后,由于林立果小舰队在空军的肆虐,南空机关部队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征兆,部里的党委常委会不通知参加,背着几个老部长偷偷运油料、改装飞机、不正常的干部调动等。剥夺了我父亲机场工程总指挥的指挥权,下放到一个连队去蹲点。种种迹象表明有些人是要搞政变。我父亲气得身心疲惫,19713月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十五病区。当时我们五个孩子全部在外地当兵,父母亲商量后将我们全部召回南京总院的病床前,开了一次特殊的家庭会议。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被捕过,没有叛变过,在政治上没有犯过错误,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同时告诫我们党内斗争是险恶的,即使你们的父亲受到迫害和打击,要相信你们的父亲是清白的,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黑暗总会过去的。

这一番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又一次体会到父亲光明磊落的胸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971913日,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我父亲又回到了领导岗位上。

我父亲在近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心胸坦荡,淡泊名利。他在后勤部任领导三十年,十分关心爱护干部,特别是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在他的推荐下,一批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疾苦,排除后顾之忧。他为人豁达热情,对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倍加关心、悉心呵护。对我母亲相敬相爱,鼓励她多学点文化,关心国家大事,在生活上体贴照顾。对我们子女要求严格,从小就教诲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一个正直的人。记得我们小时候,他就让我们参加劳动,那时我们家院子里有一片菜地,每到星期天他就组织我们浇水担粪,两个小妹妹还不到十岁,重活干不了,就安排她们捡石头、喂鸡、捡鸡蛋。他说,在延安时他曾担任过南泥湾中心区委书记,参加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我们传家宝。19658月,我考入解放军外语学院,他很高兴,拿出珍藏的茅台酒为我送行。从1968年到1970年又陆续把三个妹妹送到部队,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培养锻炼我们,我们兄妹四人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部队基层的指挥员,这也是父亲最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

父亲的一生最让我难忘的是在他患病时期,他对待疾病的乐观态度,对战胜病魔的顽强意志,至今都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巨大动力,是我们人生前进道路上的灯塔。患病前(实际上已有癌细胞侵害他的肌体)父亲和母亲回到了阔别四十年的革命圣地延安,父亲在那里生活战斗了八年,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他在那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他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成为结伴一生的好伴侣。1986年底发现癌症,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他情绪很好,此时他又想起童年的往事,我看出了父亲对家乡的思念和回老家的愿望,便安排我的三叔肖茂昌和我一起陪同前往东北。我们在东北游览了天池、长白山、镜泊湖;重新走过了当年在抗联时战斗过的敦化、宁安、东宁、安图、绥芬河等地;拜祭了肖家祖坟。看到了多年不见的战友和乡亲,一路上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当地政府和驻军看到老抗联回来了,亦摆酒设宴款待老首长,一路喝过来,竟毫无醉意。到了1987年底病情恶化,在上海瑞金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此时癌细胞转移,只有进行漫长痛苦的化疗。父亲生病前个头高大、身材魁梧,疾病折磨着他的身心,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最后只剩下九十斤,他坚强地忍受着病魔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自始至终,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配合各种治疗。在病中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关心部队的基本建设规划;关心儿女们的成长进步。记得198937日上午,老首长聂风智司令员和贺敏阿姨来医院看望我父亲,在床前握着我父亲的手仔细询问了病情,鼓励我父亲要拿出战争年代那种精神,战胜病魔。他们还回忆刚解放时在上海百老汇一块喝酒的难忘场景。首长走后,我父亲内心久久不能平息,他起身拖着疲惫的身体,手握着颤抖的笔,带着满腔的激情写出了几千字随想记。

死神还是无情地慢慢地走进我的父亲,那天晚上正好我值班看护,他又和我聊起了家常,聊起了他的童年生活;聊到了他在抗联时骑术超群,手握军旗,威风凛凛;聊到在莫斯科学习时如何刻苦,时不时还说出几个俄语单词;聊到在延安曾经保卫过周副主席;聊到在东北剿匪多么惊险;最后聊到调到空军的一些遭遇。最后他说,我累了,我要睡了,你拉紧我的手,我真是想睡了……那夜,我紧拉着他的手,看着他那深陷的眼窝,消瘦的脸颊,安详地入睡了。第二天早晨七点,我母亲过来了,我交接完班准备回家休息,我父亲也醒了,我跟他说,我回家休息了,下午再来看您。他点点头,摆摆手,我就回家了。哪知这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别。回家刚躺下准备入睡,电话铃声响了,父亲情况不好,正在抢救,我急忙赶到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正在忙于抢救。1989108日下午545分抢救无效,我们的好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走进了天国!

父亲的一生是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一生,父亲的一生是战斗光辉的一生。他在近六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意志坚定、威武不屈、心胸坦荡、淡泊名利;始终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始终对家庭子女要求严格,鼓励帮助我们成长进步。他是一位普通一兵,抗联老战士,在我们的心中,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伟大的好父亲。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