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军校”
我这里所说的“军校”，并不是指军队院校，而是一个人。
他姓王，原名可能叫“君孝”，后因考入南京军外院，故改名“军校”。这确实是巧合，“君孝”与“军校”发音完全一样，好像命里注定了他会从军，上军校。
我和他同年考入南京军外院，但开始并不认识。他来自沈阳郊区的农村，我来自北京；他学印地语，我学英语，不在一个系。
一直到“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由于群众组织的出现打乱了班系的界限，我才认识了他。我是一个比较清高的人，由于来自大城市和干部家庭，自然会有看不起人的毛病。而军校虽然来自农村，却也很清高，给人一种老成、博学和固执己见的印象。所以，开始与他接触时我与他似乎并不“合拍”。
由于观点相近，我和他都属于同一个群众组织，当时我是负责人之一，而他只是一般成员。但是，他经常对我们这些“头头”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态度很激烈，有时闹的我们有些尴尬。所以，几个头头都躲着他，敬而远之。
不知为什么，我倒是愿意经常到他那儿坐坐，听他絮絮叨叨地说上一阵，有时也觉得有些道理。他比我大两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很丰富，写一手好字。也许是因为知识面和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与他交谈使我感到会有些启发。他的独特见解往往对我分析学院的运动形势有帮助，因此我逐渐把他当成了我的“军师”。也许是由于我对他比较尊重，所以他也把我看成是知心朋友。
后来我出了“政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一些同学不敢再理我，而军校却通过各种方式与我联系，关系反而更近了。后来他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作，而我被处理复员、回到北京当工人，他与我仍然联系频繁。
他的未婚妻是他的同乡，同年考入军医大学，后来也去了新疆军区，是一位能干的军医。他们在新疆十余年，凡是回家探亲、路过北京，我们都要见面。每次，在北京的几个老同学趁他来京，总要聚在一起聊个通宵。
大约在1971年春节，我到沈阳亲戚家过春节。当时供应很紧张，尤其是东北，我特地从北京买了肉带去。事先我打听到军校老家的地址，带了一块肉，乘公共汽车来到沈阳郊区，东问西问找到了军校父母家。由于我事先没打招呼，所以两位老人没有思想准备。不过他们似乎对我很熟悉，甚至说：“你家里住的可宽敞！”我坐在炕头一看，他们的房子确实很小，我没有想到城乡的差距有这么大。我拿出相机与他们全家合影，还特地为军校的孩子多照几张。老人一定要留我吃了饭再走，一盘炒肉片端上来，他们自己不吃，只让我吃。我想他们也许是用我带来的东西招待我，心里一阵发酸。
有一次军校路过北京，我发现他吃饭不太正常。他似乎吞咽时有困难，抓一把新疆葡萄干放进嘴里却咽不下去，又全部吐出来。后来他患上了癌症，在转业回东北不久就去世了，年仅四十余岁。
军校已经走了十几年，他的妻子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有一个也进了军校，当了军官，这使我感到欣慰。
当我看着照片上的军校时，似乎又听到他一边摇头、一边在说：“不行，不行，你听我给你分析，……”
照片：
2003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