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军队院校的“文革”

 

一、前奏

大家都知道“文革”最先是从北京市的大专院校开始的。19665月,北京大学的干部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并进而发动年青学生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818,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此揭开了文革的历史序幕。

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比地方院校晚得多。北京的学生已经把大字报贴上街头时,我们还在准备期末考试。记得一天,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对我说,他接到了家里来信,说北京乱起来了,陈毅被批斗了,说他反对毛主席。没过几天,系里通知要大家上交刘少奇写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问指导员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他当时的确不知道。

后来有几个地方大学的“红卫兵”来学校串联,我们看见他们胳臂上套着红袖章,都感到很新鲜。不过,当时军队院校是严禁搞“四大”的,不准贴大字报。但迫于当时的形势,上级终于同意用“小字报”的形式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记得学院里各系都设立了“小字报室”,只允许把小字报挂在房间里。其内容也主要是针对教员的,基本上没有针对干部的。我也写过批判教员的文章,批评教员让我们听“灵格风”英语教学资料是在扩散“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现在想起来,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像这种“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批判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不过,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从19667月以后,开始有人贴出了针对学院领导干部的大字报,甚至称院党委是修正主义的。由于军队院校的学员不仅来自应届高中,而且有不少来自机关和部队,所以年龄比较大,政治上也比较成熟。因此在文革初期,面对院领导是否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多数人是不认同的。但比较年青的学员很容易接收社会上的影响,越左越革命的思潮逐渐在年青学员中蔓延开来,我和周围的同学一样,都很快被卷入了这个越来越左的漩涡之中了。以年青学员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干部、教员为代表的保守派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于上级有命令,军队的文革只能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所以造反派的势力并没有占上风;相反,率先给院领导贴大字报的学员都做了检查。

我记得,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八月,我还在录音机旁学外语。由于第一次听到林彪在天安门上拖着长腔讲话,觉得很好玩,就在录音机里学林彪讲话,然后再用录音机大声放出来。后来有人说,这小子敢学林副主席讲话,太不严肃了!

19669月,中央军委的一道命令,终于拉开了军队院校“文革”的序幕。全军院校的学员都打起背包,集体到北京参观地方大学,“学习文化大革命”。

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老军人,他带过兵、打过仗。但他没有想到,这次带兵出征却是他一生军旅中的最后一次,也许是最失败的一次,从此他永远失去了他的指挥权。

 

二、“会师”北京

我们的学校在南京,这里是军队院校最集中的地方。当我们赶到火车站时,发现还有其他院校的学员一起同行。能够到北京去,这对于不少同学来说,还是第一次。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上一次回家探亲是在1966年的春节。那时的北京是恬静的,秩序井然。记得春节期间去看望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家家的饭桌上已经摆上了鱼和肉,三年自然灾害时的浮肿病已经见不到了,商店里的货物已经十分丰富。尤其北京的社会秩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等公共汽车时大家自觉排队,十字路口处绝对没有人闯红灯。记得一次我在长安街上走,两位执勤的军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哪个部队的,原来我衣领的风纪口在无意中脱开了,我因此被记过一次,回到学校还受到了批评。

可这次回到北京,似乎一切都变了。自行车在马路上乱穿,红绿灯已经失去了作用;公共汽车还没有进站,人们就蜂拥而上,小一点的孩子干脆就从车窗钻了进去。只见一队“红卫兵”在长安街上走,一遍走、一边在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最后还有一句口号:“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原来,这就是文革啊!

我们被安排在北太平庄附近的测绘学院住下。大家都是席地而睡,和来京串联的学生相比,我们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所谓“学习文化大革命”,就是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看大字报。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热潮,所以当我们列队走进校门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为了表示支持“文革”,我们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歌:“解放军是个革命大学校,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革命重担肩上挑。 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要为人民立功劳。 (照片:军校学员参观“抗大”展览

我们还参观了“破四旧”展览,主要是展出“红卫兵”抄家时发现的所谓“变天账”。有国民党旧人员以前的照片,证件;有一些解放前的旧军服,徽章;还有所谓记录被没收财产的清单等。然而,后来我看过一个展览使我震惊。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居然有一个小“牢房”,是关押出身“不好”的学生的。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关押期间,居然被关押他的同学用刀刺伤。一看名字,我都认识!他们一个姓鲍、一个姓耿,也是我以前所住机关大院的孩子,没想到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居然在“文革”中成了“阶级敌人” !“文革”初期出现过所谓的“血统论”,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能参加“红卫兵”的,甚至会被“专政”。

我们在北京一直停留到1966年的国庆节。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南侧站方队,等游行队伍通过后再维持秩序。在游行过程中还算顺利,但到了最后就乱了,广场上的学生提前涌向天安门,争着想看见毛主席。等毛主席离开后,大家逐渐散去,后来发现毛主席没有离开,他走下了城楼,从金水桥上走到了广场前沿,这时人们再次涌向天安门,秩序大乱。等到散会以后,天安门前留下了不少鞋子。(照片:三军学员列队国庆天安门广场

1966105,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所有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都集中到了工人体育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四位老帅接见了我们。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理由:

第一、              叶剑英宣布了中央的一个决定:林彪将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第二、              叶剑英宣布:军队院校开始采取“四大”的形式开展“文革”。换句话说,军队院校将与地方大学一样,可以组成“群众组织”,院校党委不再直接领导运动。

但是几位老帅又做了一些说明,大意是说你们是军人,要在运动中作好样子,不要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们已经是保卫祖国的卫兵。

从后来的资料看到,老帅们对“文革”是抵触的。所以,当时他们自己对于军队院校开展“四大”也是不情愿的,他们在大会上的讲话仍然是强调要稳住局势。但我们这些年青人已经按捺不住获得“四大”权利的喜悦,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概是在不久后老帅们第二次接见我们的时候,一个来自兽医大学的学员叫李吉才,当场给叶帅写条子,对老帅们的讲话提出质疑。叶帅当场念了他的条子,并进行了驳斥。要不是老帅们的威望高,恐怕这个大会等不到结束就会闹起来。(照片:1966年老帅们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校学员

等我们回到驻地,“军营”已经大乱。一些北京有家的先回了家,打算去串联的已经在“自由组合”、拟定行军路线了。我和一些同学则先回到学校,因为那里的人还在等待北京的消息。

然而,他们等到的只能是更加混乱的思想、群众组织的出现、抄“牛鬼蛇神”的家。但更多的同学并没有回校,而是开始了“大串联”。

 

三、参加“大串联”

现在的孩子已经无法想象那时的“大串联”,也许说它是一次免费的旅游容易让人理解。但那绝不是旅游,因为所有的景点、古迹、寺庙、公园都被当作“四旧”破坏或查封。我和两个同学一起串联,选择的路线是南京 -- 西安 -- 重庆 -- 武汉 -- 长沙 -- 北京(照片:我们踏上大串联之路)。一路之上,除了走访了几所军队院校外,就是参观重庆中美合作所 和湖南韶山。我们还参加了几次批斗会,看了不少大字报。只有坐船从重庆到武汉的一段,算是有些旅游的意思。虽然我们是和红卫兵一起乘坐一条装货的驳船,但依然能欣赏到三峡的风光。(照片:和红卫兵乘驳船顺三峡江水而下

最艰难的旅程莫过于从长沙北上到北京的一段了。由于南方的学生们很多没有到过北京,所以都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火车从广州出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到了长沙和武汉就很难能挤上火车了。我们三名军人更不好意思去和学生们挤,怎么办?我们从车尾走到车头,根本找不到可以立足的地方。

突然,我们发现火车头与第一节车厢之间的接口处有一个空间。因为接口只是一节过道,通往车厢的门锁着,所以没有人。而接口与火车头之间并没有门,原本不允许有人,不小心随时会掉下车去;而且无法避风雨,好在我们有军大衣和雨衣,只能在这儿将就了。我们踩着车厢挂钩上了车,刚刚放下行李,看见一群学生也爬了上来。我们赶忙阻拦他们说:这里危险,你们还是到车厢里去安全。可是他们不听,硬是爬进来五、六个,还挑皮地说:“和解放军叔叔在一起,最安全!”搞得我们苦笑不得。

等他们坐定后,我仔细一看,这几个还都是些小孩子。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中学生,才十三、四岁。再一看他们的打扮,都只穿着单衣,有的还穿着凉鞋,也没带被子。天哪,那时已经是十一月了,北京都快要下雪了,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啊?一问才知道,他们这些南方孩子根本没见过下雪,更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但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困难,只要能见到毛主席就行,相信到了北京一切都会有的。

火车终于开动了,而且越开越快。风卷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煤渣,打在我们脸上。到了晚上,风更加冷起来,我看见孩子们开始紧缩着身子,把随身带的衣服都穿上也不行。照这样下去,都要冻坏了。我脱下了军大衣,盖在孩子们身上。然后穿上雨衣,站在门口,这样可以为孩子们挡住些冷风和蒸汽,自己也暖和些。半夜里孩子们要撒尿,这倒是方便,对着火车头屁股撒就行了。后来听说,挤在车厢里的学生无法上厕所,尤其是女孩子,有人因此得了病。好不容易天亮了,孩子们又饿又渴,他们倒不客气,打开我们的军用水壶就喝。我看着他们暗自好笑:这些毛主席的“小客人”还没到北京,我倒先负责“接待”他们了!

火车走走停停,用了三天三夜才到北京。我和战友轮流为孩子们“站岗”,总算把他们“护送”到北京。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当一个解放军叔叔还真不容易。

 

四、火药味更浓

到达北京后,我们发现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挂满了街头巷尾。再到几个军队大院看看,也是一样。一天,我在一个军队大院看到食堂里正在批斗一个女军人,领章已经被摘去,头发也被剪掉一大撮儿。听了半天,似乎是说她作风不好,我心里很纳闷,这也是‘文革’要解决的问题吗?(照片:北京街头的大字报随处可见

学校要在北京建立一个办事处,目的是及时了解重要的消息。结果决定几个北京有家的长驻北京,我也算一个。当时在北京天天可以听到许多惊人消息,记得由我负责传回学校的一条消息是江青的讲话,她“宣布”肖华是“坏人”,是“叛徒”,是军内的“走资派”。我把消息传回去后,学校里当天就广播了。

1967年初,南京军区机关受到了冲击,我们学校的一些学员也参加了。当时我在北京,听说是由于一些院校之间发生了冲突,要求军区出面解决,但军区的态度不能令大家满意。其实在当时,除了毛主席和林彪以外,谁讲话都已经不管用了。冲击军区的事发生以后,许世友发了脾气,要严肃处理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学院里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了分歧。一派认为冲击军区没有错,军区不支持‘文革’;另一派认为不应该冲击军区,应当把‘文革’的重点放在解决院校本身的问题上。

当我从北京回到学院时,年青学员中的两派已经形成。也许是因为我在北京所看到的种种现象使我产生了反感,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的思想还比较“传统”,所以我很快就表态“不支持冲军区”,并从“造反派”的行列转向了“保守派”。

后来人们把这两派称为“反军派”和“保军派”;在南京地方上也出现过类似的“好派”和“屁派”。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这两派都是在执行极“左”路线,因而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的程度有区别,一派偏激些,另一派温和些。

上级派来了工作组,原本是要制止军队院校的过激行为,但结果反而更糟。工作组不仅没有能控制局面,反倒被两派的激烈斗争拖住了两条腿,无法自拔。最后工作组不得不撤走,随后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了。

19677月,武汉的造反派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一次的势头更猛。“中央文革”派出了谢富治和王力,亲临武汉督战。以“文攻武卫”为口号的“反军”风暴再次掀起,真正意义上的内战一触即发。

我院的“文革”形势也急转直下,“反军派”完全控制了局面,并且动用了军械库的武器。我们这派的主要负责人基本躲出去了,我和另外一个负责人虽然没有离开学校,但也不得不“转入地下”,一天三餐由别人送来,白天无法出来活动。我父亲过去从事过我党的地下工作,没想到在解放后我也有体验一下的机会。所不同的是,他干地下工作十几年,从来没有被捕过;而我却因为大意而“被捕”过一次,并且挨了一顿打。

 

五、“还我长城”

“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实际上受到了林彪和江青的指使,这是后来从中央文件中得知的。

19675月发生了所谓的“5.13事件。从表面上看,这是军内两派在一场具体的“文艺演出” 活动中所发生的冲突,但实际上是有人想进一步激化军内的矛盾,而林彪则明确表态支持“造反派”。从此,“军队不介入文革”的禁区被冲破,在全国把“文革”的矛头指向了军队。

也许是老帅们结成了抵制林彪的“统一战线”,也许是“文攻武卫”的枪声惊醒了毛主席的睡梦,中央终于打算“制止内战”了,毛主席用了一句中国从来没有的成语为“反军风暴”打圆场:“还我长城”,多么富有诗意啊。

结果,王、关、戚这三个“反军”打手终于被关起来了。

我也终于可以从“地下”转入合法斗争的舞台了。

 

六、尾声

1967年末一直到1969年,文革转入了相对平稳的阶段。

先是号召群众组织“大联合”,然后又是“解放干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为了解决群众组织对立的问题,上级还派来“军宣队”、“工宣队”,“造反派”的势力被压下去了。

虽然“杨、余、傅”问题的突发造成了“造反派”士气的反弹,但已不能再成什么气候了,因为军队不能乱的看法已成为了上下的共识,就像“破四旧”搞得再凶,也不能把长城拆除一样。

我院“造反派”的结局似乎是略显“悲壮”的。他们最后在学院里只剩下一块阵地 --- 一栋小楼。在强大的攻势下,他们全军覆没,个别人还受到体罚。不过,他们得势时也体罚过别人,算是扯平了。

军队院校的“文革”虽然比地方院校开始的晚,但却结束得早些。当时全军院校大约有111所,也可以读成妖、妖、妖所。后来听说又是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妖、妖、妖,有股妖风,于是就把军队院校全部解散或改编了,无论是学员或教员,都下放或转业了。

无论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其结局都是一样,这也许是公平的。部队有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结局也合乎情理。

 

七、反思

“文革”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人们看法并不一致。

有人认为是一场“误会”,是一个偶然的事故,就像是毛主席的车不小心撞坏了刘少奇的车一样,是一次发生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交通事故”。

有人认为是毛主席在泄“私愤”,他认为有人要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中找出岔子来挑他的毛病,就像彭德怀一样。

有人认为毛预感到刘少奇要夺他的权,所以必须除掉他。

有人认为,“文革”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和思潮的反映,因此是又一次路线上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毛从苏联的变化预感到中国也可能出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需要“反修防修”。而今天“社会主义阵营”的变化恰恰应验了毛主席的担心,所以发动‘文革’是有道理的,不是无的放矢。

 

我比较愿意从后两种意见的视角来分析“文革”。

首先,“文革”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过去“左”倾路线的反映和再现。只不过以前的路线错误是发生在我党尚未执政的时期,而这一次则发生在我党执政以后,因此其影响力更大、破坏性也更强。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党历史上会屡次产生“左”倾路线的错误哪? 它的根源是什么?

第二点,发动“文革”,是否是因为毛主席预感到中国将“复辟资本主义”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当时和今天的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把苏联的变化与中国做比较,并真实地认为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我不只一次的设想过,如果毛主席今天突然醒来,走出纪念堂,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他又会如何评说今天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变化?

 

今天,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发展不平衡、环境与社会成本过高、腐败问题严重等问题,也是事实。我们这些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尚且还在“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毛泽东难道不会再说一次:“还我长城”、“还我河山” 吗?假如将来中国出现了苏联今天的情况,是否人们会说,毛主席早有预见,发动“文革”没有错?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存在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再回到过去那种“贫穷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更不能再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是否应当从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来纵观历史,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呢?(照片:当年的狂热能否换来今天的反思

应当看到,现在下岗职工生活困难和农民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已经很突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腐败现象的泛滥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动乱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当警惕。

 

“文革”,我希望它能成为一本书,给后人一些启迪和警示。

 

 

                                     2002年9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