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滕延震

 

我的学长滕延震,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两鬓花白,但他在我心中却是年轻的。

我们都是南京军外的学员,现在学院改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他比我高两届,在军队院校里跨班跨级的同学一般很少交往,我与他结识是在“文革”中。

他是学德语的。在“文革”中的一天,他与我和江雷谈“工作”,之后他提出,要教我们学唱一首德文歌曲“奔向柏林”。我说我们是学英语的,怎么学?但他执意要教我们,学不会不让走。也许是因为军校有尊重学长的传统,所以我们无条件服从了。他教得认真,我们也学得认真。不到一个课时,我们就可以全文背唱了,他很满意。直到今天,我还可以唱。后来我见到延震的老师王志涵先生,他是留德的。在谈到延震时,我禁不住给老先生唱起这首歌。唱完后我问先生,歌词是什么意思,他说除了“向柏林”两个词以外,其他都没听懂。遗憾 ……

延震是班上学习最好的,这是先生的评价。他学习非常刻苦,不满足于老师所讲的内容,往往要刨根问底。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延震对“助教”教员的说法表示怀疑,于是与助教教员一起到先生面前要求“仲裁”。有时王先生发现延震的理解会比助教更正确些,但又不好让助教“丢面子”,于是只能“抹稀泥”了事。

他爱学习的特点在“文革”时期也有表现。一次我们在北京开碰头会,主要是分析“文革”的形势。会后他突然问我:“你家有无线电方面的书吗?”我们考军外院,都是学文科的,对无线电感兴趣的很少,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不过,我家里倒是有几本过了期的杂志,里面有些关于无线电的内容。于是他与我约定,第二天到我家取。他家当时住在木樨地,而我家在黄寺,坐公共汽车要用一个小时,但他仍然按时来取书。我好奇地问他:“你爱好自己装收音机?”他笑笑说:“随便看看”,我没再多问,知道他的个性很强,常常让人感到有些神秘。后来我听说,他的兴趣广泛,很爱学习和钻研。即使是在他患癌症住院期间,他还在学习,有时用书顶着疼痛的部位,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常想,“文革”使多少学子失去了成材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啊!像延震那样有才华、肯学习的人,本来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但“文革”不仅夺走了他的“文凭”,而且也夺走了他的健康。

延震是革命的后代(他的父亲就是被称为中国红军炮兵之父的北朝鲜名将武亭将军),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信念。“文革”初期,他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绝不“随大流”。当全国的“文革”大方向指向“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时,他却让我们冷静,不怕成为孤立的少数或“老保”。记得在1967年夏天,我们约定到北京开会,地点选在景山公园。当时全国运动的矛头已经指向军队,我们都感到很困惑和压抑。一见面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听说你挨了打,不过大家都说你很硬”,他又表情神秘地说:“据我了解,形势很快就会变,王关戚挨了批评!”老大哥的一席话让我倍受鼓舞,心里一下宽松了许多。不久,毛主席提出口号:“还我长城”,把“反军”的势力压下去了。这次“景山会议”后,我受命返回学院,开会向我们这派的学员和教员介绍了形势变化的情况,并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这些事情似乎是在胡闹,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会感到可笑又可悲。但是,凡认真参加了“文革”的人,却不仅是感到可悲,还会有一分“悲怆”,许多东西至今还值得回味和反思。

高年级的学员比我们离校早些。记得他们走时学院运动的形势已经好转,各派开始搞“大联合”。延震走时我们到学院附近的小火车站送行,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以后学院的事就靠你们了!”当时真有些像是对接班人做政治交待。因为那时全国各大学都没有了党委或行政领导机构,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是实际上的领导,所以我们都有一种领导班子“换届”、“接班”的感觉。火车徐徐开动,我望着延震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和那永远自信的笑容,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别。

延震的妻子也是我院的学员,比我高两届,是一位标准的女军人。在我心目中,他们俩人能走到一起,似乎十分自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相似的性格、相似的神情;一样的坚定,一样的潇洒。我敬重她,如同敬重他一样。

听说他们的女儿出世时,延震已经不在了。如果没有军人的坚强性格,恐怕一位年轻母亲是很难承受这悲喜交集的考验的。后来我曾见到过她们母女俩,当时孩子才几岁。当我看到小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时,那神情、那目光,和延震像极了。

没有见到女儿,是延震的遗憾;没有见到林彪和“四人帮”的毁灭,更是他的遗憾!然而,我相信他能听得见,能看得到,因为我们仍在怀念他。

 

   滕延震遗照

                                                                                             200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