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滕延震
我的学长滕延震，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
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两鬓花白，但他在我心中却是年轻的。
我们都是南京军外的学员，现在学院改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他比我高两届，在军队院校里跨班跨级的同学一般很少交往，我与他结识是在“文革”中。
他是学德语的。在“文革”中的一天，他与我和江雷谈“工作”，之后他提出，要教我们学唱一首德文歌曲“奔向柏林”。我说我们是学英语的，怎么学？但他执意要教我们，学不会不让走。也许是因为军校有尊重学长的传统，所以我们无条件服从了。他教得认真，我们也学得认真。不到一个课时，我们就可以全文背唱了，他很满意。直到今天，我还可以唱。后来我见到延震的老
延震是班上学习最好的，这是
他爱学习的特点在“文革”时期也有表现。一次我们在北京开碰头会，主要是分析“文革”的形势。会后他突然问我：“你家有无线电方面的书吗？”我们考军外院，都是学文科的，对无线电感兴趣的很少，所以我感到有些意外。不过，我家里倒是有几本过了期的杂志，里面有些关于无线电的内容。于是他与我约定，第二天到我家取。他家当时住在木樨地，而我家在黄寺，坐公共汽车要用一个小时，但他仍然按时来取书。我好奇地问他：“你爱好自己装收音机？”他笑笑说：“随便看看”，我没再多问，知道他的个性很强，常常让人感到有些神秘。后来我听说，他的兴趣广泛，很爱学习和钻研。即使是在他患癌症住院期间，他还在学习，有时用书顶着疼痛的部位，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常想，“文革”使多少学子失去了成材和发挥才能的机会啊！像延震那样有才华、肯学习的人，本来可以为国家做很多事，但“文革”不仅夺走了他的“文凭”，而且也夺走了他的健康。
延震是革命的后代（他的父亲就是被称为中国红军炮兵之父的北朝鲜名将武亭将军），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信念。“文革”初期，他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绝不“随大流”。当全国的“文革”大方向指向“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时，他却让我们冷静，不怕成为孤立的少数或“老保”。记得在1967年夏天，我们约定到北京开会，地点选在景山公园。当时全国运动的矛头已经指向军队，我们都感到很困惑和压抑。一见面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听说你挨了打，不过大家都说你很硬”，他又表情神秘地说：“据我了解，形势很快就会变，王关戚挨了批评！”老大哥的一席话让我倍受鼓舞，心里一下宽松了许多。不久，毛主席提出口号：“还我长城”，把“反军”的势力压下去了。这次“景山会议”后，我受命返回学院，开会向我们这派的学员和教员介绍了形势变化的情况，并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现在回忆起来，当年的这些事情似乎是在胡闹，没有参加过“文革”的人会感到可笑又可悲。但是，凡认真参加了“文革”的人，却不仅是感到可悲，还会有一分“悲怆”，许多东西至今还值得回味和反思。
高年级的学员比我们离校早些。记得他们走时学院运动的形势已经好转，各派开始搞“大联合”。延震走时我们到学院附近的小火车站送行，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以后学院的事就靠你们了！”当时真有些像是对接班人做政治交待。因为那时全国各大学都没有了党委或行政领导机构，群众组织的头头就是实际上的领导，所以我们都有一种领导班子“换届”、“接班”的感觉。火车徐徐开动，我望着延震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和那永远自信的笑容，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竟是与他的最后一别。
延震的妻子也是我院的学员，比我高两届，是一位标准的女军人。在我心目中，他们俩人能走到一起，似乎十分自然，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相似的性格、相似的神情；一样的坚定，一样的潇洒。我敬重她，如同敬重他一样。
听说他们的女儿出世时，延震已经不在了。如果没有军人的坚强性格，恐怕一位年轻母亲是很难承受这悲喜交集的考验的。后来我曾见到过她们母女俩，当时孩子才几岁。当我看到小姑娘的一双大眼睛时，那神情、那目光，和延震像极了。
没有见到女儿，是延震的遗憾；没有见到林彪和“四人帮”的毁灭，更是他的遗憾！然而，我相信他能听得见，能看得到，因为我们仍在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