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小孙

 

“文革”中有多少冤魂至今没有安息,小孙也是其中一位。

1965年,当我们考入军校时,小孙也来了。他与我们年纪相仿,被分配到我们系做勤务员,但没有军籍,属于军内职工。

“文革”初期,学院里的后勤系统职工大都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潮影响下,工人群众的态度是很容易过激的。

后来,学院里出现了部分学员和干部教员组成的“反对派”,也被称为“保皇派”。不过,很少有工人参加“保皇派”。

我和少数同学是从“造反派”转入“保皇派”的,当时群众组织发生分裂、重新组合是经常的事。后来我们注意到,争取院内工人的支持,也是件很重要的工作。否则,连到食堂吃饭都会成问题。于是我们委托最能从事群众工作的周发同学,去完成这项任务。并送他一个绰号:“工运领袖”。

果然,周“工运”很快就取得了战果。一批后勤职工开始同情我们,小孙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在学院里打“派仗”,时文时武。到1967年入夏时,全国的派仗迅速升温,随着江青文攻武卫的号令一出,全国性的武斗开始了。我们在学院里,也很快处于劣势,随时有被抓、被打的危险。

小孙当时只是暗地里同情我们,并没有公开与“造反派”闹反,也从未参与过派性冲突。我曾经私下里与他谈过,希望他给我们提供一下造反派的“消息”。其实他也提供不出什么消息,但有时会提醒我们要躲一躲,“造反派”可能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到了67年的七、八月间,我和惠成在学院里已无处藏身,不得不乘夜晚翻墙离开学院,逃到苏州江雷家避难,学院里只剩下松泉负责留守。

一天清晨,我和惠成还没有起床,突然我俩睡的大床“咔嗒”一声塌下去。“不好!肯定出事了!”惠成不假思索地嘣出一句。我正要笑话他“迷信”,只见松泉猛地推门进来。“你怎么来了?”我很诧异。松泉并不回答我,劈头说了一句:“小孙死了”。

我愕然了,惠成对我一挥手:“你看,出事了吧!”他接着说:“我总觉着这几天要出事!”而我,却一下子陷入了一道深渊。

后来听说,有人说小孙偷了东西,把他关在小屋里毒打。他实在吃不住了,终于上吊自尽。据说,经医生鉴定,他身上有明显被皮带金属头抽打的伤痕,小屋里的墙上,留下了不少血迹。

小孙名叫孙文江,南京人,父母早逝,是个孤儿。由于当时没有公检法来处理,他的尸体被放在临时砌起的池子里,用冰块和冰水浸泡了很多天,后来草草处理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回到学院就会遭到殴打,所以无法为小孙料理后事,更不可能为他去讨个说法。然而,三十六年过去了,我总会想起他的笑容,也总想问问他:“小孙,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难道真的熬不住了吗?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坚持的吗?”

使我感到无奈和内疚的是,他没有等我,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仅仅二十岁上下的孩子,就这么走了。

我也是挨过打的。不过,当时我说了些对林彪和江青大不敬的话,确实是触犯了“天条”,因此而挨打似乎还符合当时的“情理”,让打我的人表现一下自己的“坚定立场”,也算成全了别人。对此,我都可以一笑了之。然而,对于小孙的死,我却一直放不下,好像是一块石头压在心头,十分沉重。

我一直不明白,对于一个无援的孤儿,即使他有些小错,或者持不同观点,就把他毒打到活不下去,难道也能显示当事人的“革命立场”吗?

如果可能,我以后要去南京寻到他的墓地,祭奠他。在此之前,先写一篇祭文,放在网上,让军外院的同学们记得他。

也许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只能靠我的记忆绘一张小像,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来!

小孙兄弟,你安息吧!

 

    小孙遗像

 

                                  200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