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小孙
“文革”中有多少冤魂至今没有安息，小孙也是其中一位。
1965年，当我们考入军校时，小孙也来了。他与我们年纪相仿，被分配到我们系做勤务员，但没有军籍，属于军内职工。
“文革”初期，学院里的后勤系统职工大都站到了“造反派”一边，在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潮影响下，工人群众的态度是很容易过激的。
后来，学院里出现了部分学员和干部教员组成的“反对派”，也被称为“保皇派”。不过，很少有工人参加“保皇派”。
我和少数同学是从“造反派”转入“保皇派”的，当时群众组织发生分裂、重新组合是经常的事。后来我们注意到，争取院内工人的支持，也是件很重要的工作。否则，连到食堂吃饭都会成问题。于是我们委托最能从事群众工作的周发同学，去完成这项任务。并送他一个绰号：“工运领袖”。
果然，周“工运”很快就取得了战果。一批后勤职工开始同情我们，小孙就是其中一位。
当时在学院里打“派仗”，时文时武。到1967年入夏时，全国的“派仗”迅速升温，随着江青“文攻武卫”的号令一出，全国性的武斗开始了。我们在学院里，也很快处于劣势，随时有被抓、被打的危险。
小孙当时只是暗地里同情我们，并没有公开与“造反派”闹反，也从未参与过派性冲突。我曾经私下里与他谈过，希望他给我们提供一下造反派的“消息”。其实他也提供不出什么消息，但有时会提醒我们要躲一躲，“造反派”可能会对我们采取行动。
到了67年的七、八月间，我和惠成在学院里已无处藏身，不得不乘夜晚翻墙离开学院，逃到苏州江雷家避难，学院里只剩下松泉负责留守。
一天清晨，我和惠成还没有起床，突然我俩睡的大床“咔嗒”一声塌下去。“不好！肯定出事了！”惠成不假思索地嘣出一句。我正要笑话他“迷信”，只见松泉猛地推门进来。“你怎么来了？”我很诧异。松泉并不回答我，劈头说了一句：“小孙死了”。
我愕然了，惠成对我一挥手：“你看，出事了吧！”他接着说：“我总觉着这几天要出事！”而我，却一下子陷入了一道深渊。
后来听说，有人说小孙偷了东西，把他关在小屋里毒打。他实在吃不住了，终于上吊自尽。据说，经医生鉴定，他身上有明显被皮带金属头抽打的伤痕，小屋里的墙上，留下了不少血迹。
小孙名叫孙文江，南京人，父母早逝，是个孤儿。由于当时没有公检法来处理，他的尸体被放在临时砌起的池子里，用冰块和冰水浸泡了很多天，后来草草处理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回到学院就会遭到殴打，所以无法为小孙料理后事，更不可能为他去讨个说法。然而，三十六年过去了，我总会想起他的笑容，也总想问问他：“小孙，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难道真的熬不住了吗？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坚持的吗？”
使我感到无奈和内疚的是，他没有等我，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仅仅二十岁上下的孩子，就这么走了。
我也是挨过打的。不过，当时我说了些对林彪和江青大不敬的话，确实是触犯了“天条”，因此而挨打似乎还符合当时的“情理”，让打我的人表现一下自己的“坚定立场”，也算成全了别人。对此，我都可以一笑了之。然而，对于小孙的死，我却一直放不下，好像是一块石头压在心头，十分沉重。
我一直不明白，对于一个无援的孤儿，即使他有些小错，或者持不同观点，就把他毒打到活不下去，难道也能显示当事人的“革命立场”吗？
如果可能，我以后要去南京寻到他的墓地，祭奠他。在此之前，先写一篇祭文，放在网上，让军外院的同学们记得他。
也许人们已经忘记了他的模样，只能靠我的记忆绘一张小像，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来！
小孙兄弟，你安息吧！
2003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