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钱云之同学

深切怀念云之同学

钱云之是我在南京外语学院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他毕业后分配去西藏军区工作，不幸在一次车祸中牺牲，以至魂飞祖国的雪域高原。虽然他已经离去快3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出现在我的梦中，使我永远抹不掉对他深切的怀念之情。

听到他的噩耗是在1976年。四系的班主任严红怡“文革”中调离外院后，在任海门县人武部长期间，曾接到了西藏关于钱云之牺牲的消息，并受对方委托办理烈士的有关善后、遗属抚恤事宜。76年严调回外院任政治教员，与我正好住对门。是严主任告知我云之的后事情况，其情景甚是凄凉，令人闻之落泪。当时云之的妻子还很年轻，她满含悲痛陪着云之的老母亲去人武部办了手续。

钱云之出身于江苏海门一个水上的木船运输之家，海门是长江口北岸的一个与上海隔江相望的小城市。1965年，云之考入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习。开始，我们江苏来的同学都被编在三系一班，王庭芝任班主任，曲永保任指导员，很快，我就和云之混熟了。不久，结束了入学教育，他分去五系二班学印地文，我被留在了三系。“文革”中，我们都参加了外院的同一派群众组织。67年我和张家兴、小于三人被同班的‘造反派’赶了出去，住在教室。学校停课了，我就去找云之，几乎成天在一块儿。同时，还结识了五系更多的同学，如：李三齐、靖其祥、古长戈、曹金堂、张克忠等。那段时光，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在外院学生时代最快乐的。

我外婆家也曾有一条运载力达30多吨的大木船，是京杭大运河的水上人家。小时候，我经常跟外婆家的船在大运河里“跑码头”，与云之有共同的儿时经历，所以我和他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谈得最多、感受最深的就是船上的生活。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如纱般的轻雾笼罩着江面。在夜行船上，有位孤独少年，枕卧船舱，听着江流的哗哗水声，那水流声如歌如诉，如诗如梦……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体验啊，真是太美了！每当谈及此，我们就都像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样的兴奋、天真和难以抑制。接着，就很认真的、信誓旦旦地相约，将来找个机会一起去船上听流，重温旧梦。然而，那将只能是个梦，已经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云之的二胡拉得很好，几乎达到了专业的水平，而我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自己却不会吹拉弹奏，但喜欢欣赏品鉴，是他的忠实听众。他总爱拉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以及《江河水》等那一类充满哀伤的曲子。我不喜欢那些悲切切的曲子，却偏爱《春江花月夜》。有一次他拉京剧曲牌《夜深沉》，我就在一旁随着琴声哼了起来，他很惊奇地问我：你怎么也懂这首曲子啊？云之的书法也很好，而我虽也练过毛笔字，但却很不精，也缺乏耐心，所以我写的字无法与云之相比。一次他在练习毛笔字，不外乎颜真卿、柳公权、魏碑、怀草之类，我习惯地倚在边上看着，乘他歇笔时，也拿起笔信手地写了几行行草，他竟然惊讶起来，说：想不到，你也会写字，还写得这么潇洒，我练了那么多年，也不过如此。哎！干脆，我挂笔了！说着就真的把练笔用的旧报纸，团起来扔了。……在那狂批“封资修”的年代，两个年青大学生居然还能一起自由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里徜徉，确实有点‘不符合潮流’。

我们还与古长戈一起，踏着春光，向南徒步几十里，到祖堂山探访了南唐才子皇帝李煜父子的陵墓。李煜的一曲《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知醉了多少代的读书人呢！

云之平时不修边幅，爱抽烟，有时会抽那种自制的“喇叭”卷，以至让人觉得他有点拉杂和散漫。但在我看来，那恰是一种艺术家所独具的浪漫风格，或许，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流利，也不够标准，所以，很少听到他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发表高谈阔论。我有时书生气较重，经常会在讲话中露出一些书面用语，这时他就会善意地给我指出，也会拿我的话来调侃。如有一次，我把他扔掉的烟头叫“烟蒂”，他就说：口语中不应这样叫，烟头就是烟头，或者叫烟屁股，附庸风雅往往会弄巧成拙。我听了后并没有觉得没脸面，也不生气，反而觉得他像我的兄长。

我们还曾一起参加了由四系老学员石小国负责的文艺宣传队，到附近农村给农民演出。这正好发挥了云之的长处，他的二胡伴奏，为忆苦思甜节目制造了很恰当的“悲剧”效果。1967年6月30日，天气特别的闷热潮湿、灰暗阴沉，我们和空军气象学院的宣传队联袂赴江北，给那里的“8.27”进行慰问演出。正在演出时，突然遭到了派性武装包围和袭击，以至不得不中断演出，后来退到下关的一个小山上，那儿好像是一处废弃的江防高炮阵地。我见到了很多在武斗中受伤的军人，伤势不很严重，简单包扎后三五一群地躺在山坡上休息。其中也有我们群众组织的同学，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个五系老学员，头上缠着白纱布，面部表情显得木木然。从那次“6.30”事件后，我们的宣传队就解散了。

1968年夏天，云之被分配去了西藏军区，同去的有他们班的张玉山、施兴水，也有学英语的，共十几位同学。那时进藏很麻烦，不像现在飞机往返方便快捷。进藏的人一般都会在成都的招待所里呆很久，等凑足了一批，然后搭乘部队的车队西行。

云之的部队在中印边界，离拉萨还有几天的路程。我当时留在南京外院工作，一直与他保持着书信往来。记得他在信中从未流露过对西藏艰苦生活的埋怨、厌恶或想逃避，尽管我深深地知道他家有很大的困难，但从他寄给我的一张题名为《英雄擒敌一笑间》的相片中，可以看出战士戍守边疆的豪情壮志。我曾到书店买来了“远眺贡嘎山”和“扎布伦寺”的图片，压在办公桌的玻璃台板里，经常一面看着图画，一面构想云之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情景。其实，贡嘎山在四川与西藏的交界处，是一座位于四川境内的雪山，距离云之所在地的亚东还远着呢！

云之从西藏回江苏探亲，因为假期比较长，所以他每次都要到外院看望老同学、老战友。开始我们见面时，我明显觉得他比以前黑、瘦了许多，大概是西藏的紫外线特别强烈，生活太艰苦的缘故。可是他却会讲一些我们感到很新奇的故事：如在巡逻中，与印度兵的接触；在边卡抓住搞走私外国手表的商人等。我们也谈到以前关于到船上听江流的约定，他深情地说：“其实，我也是很爱玩的。”是啊，儿时的兴致往往会伴随着人们一生的。然而，我们都已经成熟了，也就更多了点实际，少了点浪漫。

云之已经去了，我会把我们的约定当成一种对他的思念，永远等待着他的归来。

云之留下的照片：

4、苹果花开

王拓

2003年3月26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