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军外院老教员
一、南京军外院的“三家村”
文革中，北京揪出了个“三家村”。南京军外院也和地方大学一样，造反派把王裕权、文启昌、钱秉良三位老教员打成了“三家村”。他们被群众视为“现行反革命”，遭到了抄家、关押、批斗、毒打。运动后期又都作为敌我矛盾，被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后来我参加落实政策工作，才对这些老教员的情况有了深入了解。他们都是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有的人曾在国外留学，后来又在国内的大学任教。解放后，为支援军队院校的外语教学，经政审合格，由部队“礼贤下士”去聘请他们来当英语教员的。王、文、钱三位老教员同在一个系里工作，家住的也不远，有时就会聚在一起打打牌，说些不相干的闲话，所以后来就引来了“麻烦”。
文启昌家里有一本看面相、算命的古旧书，他会自作聪明地将现实里的人按书对号入座。例如说某人前程如何如何，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说，林彪的面相不太好，将来必无善终。于是，连听他说过这些话的人也都跟着倒了霉。后来，王裕权被当作“现反”性质，处理安置在南京，只发给少许的生活费，不久就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了。文启昌连同妻子、儿子、女儿全家四口被遣送到广东番禺乡下，住在珠江边的一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房里，接受当地农民监督劳动。由于他本人早年离家出国读书，老家已无亲人；而他夫人是北京人，两个孩子也都在北方长大，很不适应南方气候，其生活之窘迫可想而见。70年代初，我和张礼忠第一次去为他落实政策，与县里协商后才将他全家调到县城的所在地市桥镇，办理了正常的退休手续，并在一个已经挤有很多住户的大杂院里，为他家找到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1978年，再次去为他落实政策，他提出要回南京工作，学院以岁数大为由不予同意。于是我们为他联系调动到广州外语学院任教，其全家也都迁到广州市居住，并为子女安排了工作。想不到后来广东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之先，使他在各方面都要比在南京强多了。
钱秉良原是解放前苏州东吴大学的英文老师，其女儿钱漪文是训练部的打字员，和我们是同龄人，是个20岁不到的姑娘。就因曾在他们打牌“三缺一”的时候，她也偶尔上场代摸一下牌，因此没能逃脱厄运。文革一来，她被强行拖去剃掉半边头发（阴阳头），陪父母一起挨批判和游斗！这对她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可怜
二、“美蒋特务”刘涵生
刘涵生教授原是上海电力公司的高级职员，因他早先留学美国，英文较好，被聘为了外院的教授。刘教授的夫人原本是个孤儿，后由湖南长沙教会的神甫、美国人鲍威尔收养为义女，并以鲍为姓取名鲍玉英。文革爆发后，群众怀疑刘教授与解放初上海遭受台湾国民党“2.6”轰炸有关，被扣上“美蒋特务”帽子而被批斗。鲍玉英曾担任四系的英语口语教员，她因不堪受到怀疑和屈辱，而在“清查”学习班的女厕所内自缢身亡。刘将鲍的骨灰埋葬在学院南院水塔的小山上，69年战备要在小山挖防空洞，学校又责令刘把骨灰迁走。后来，刘涵生退休回了上海。改革开放之初，他在农村插队的儿子去美国，投奔了那个神甫外公鲍威尔。
三、大卖国贼后代李家瓛
李家瓛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重孙，他的妻子刘明珍是上海资本家、火柴和水泥“大王”刘鸿生的妹妹，当然也难免被批斗的命运。外院撤销时，根据“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李氏夫妇应该回上海，或者随儿女安置在南京，因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转业安排在南京工作，可是偏偏不让他们留在大城市，而要送他们回“原籍”。他们的原籍在哪里？刘明珍是上海人，而上海是绝对去不了的，于是就查到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而合肥市也拒不接收，因为李鸿章是搞洋务的，他的子孙们早就离开合肥到上海等外地去经营实业或干别的去了，等到了李家瓛这重孙辈，根本就与安徽合肥毫不相干了。李家瓛自小在上海出生长大，后来又到英国读书多年，回国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解放后是从上海来到军队服务的。安置人员万般无奈，最后只得通过关系将他们联系安排到安徽巢湖县，可是县里没有房子，又无单位出钱盖，李家瓛见状即主动提出，说他自己愿意出钱盖房子。但当时又不允许私人有房地产，李家瓛又提出：我们出钱盖的房子产权归国家，我们只是居住，同时我们再按月给房管所交纳房租。县里这才同意在城关镇划块地皮，为他们建造一座带有一卧室、一厅、一厨的小平房。当时，李家瓛小心翼翼地通过学院安置人员对县里提出了一条小要求：鉴于他们年老和长期养成的习惯，在建房时能否照顾修建一个卫生间，并安装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这个要求是达到了，但这也成了当年巢湖县城里的一大新闻。70年代中、后期，学院安排我去为李家瓛落实政策，又将他们夫妇俩调回外院，刘明珍已经退休，李则在训练部负责培训青年教员。改革开放不久，他的小儿子李道华（原外院毕业留校教员，后复员在南京当工人）与他夫人（南京艺术学院的钢琴教师）、儿子一同去了美国，并通过他舅舅（刘明珍的哥哥）的关系而移民定居了。
四、“右派分子”王振宇
王振宇，出身于河北某地农村。解放前夕，他考取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英文。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反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和内战的独裁统治，后被发展为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王振宇参军入伍，后调到外院任教员。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被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党籍，并被遣返河北家乡劳动改造。1963年，外院从张家口迁至南京办学，很缺少外语教员。被“改正”（摘掉右派帽子）后的王振宇回到军外院，分在四系任教。1965年军衔制改革，王又穿上了军装。那时，他从农村来，完全是一副农民模样，又黑又粗又壮，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个大学生和大学教师。他在农村找了个媳妇，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村妇，并生了个儿子，仍在河北乡下，没有随军。文革爆发后，王振宇和一些旧知识分子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劳改。“斗批改”时，我参加了李武宗老师领导的专案小组。开始接触王振宇问题的甄别工作。我翻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怎么也找不到他与右派相关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料和凭据来，倒是有很多证明他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爱国斗争的材料。另外，王振宇抄录了许多中国古代名家的诗词，其中很多诗词是我第一次看到。例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等，则被作为他“怀念蒋家王朝的覆灭，妄图复辟”的罪证！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啊！后来结案时，军宣队、工宣队的领导找他谈话，确定他仍旧回家乡去当农民。王振宇二话没说，很开心地接受了“组织决定”，乐呵呵地离开了南京。后来，中央决定落实“右派”平反政策。我一直惦记着那位王教员，他是否也改正了呢？我记得他当时是行政21级，按说，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怎么也该定17级，享受离休了吧？3年前，我去张恒业院长家，在谈到反右派问题时，张说他没有在教师中打过一个“右派分子”，那么王振宇老师到底是被谁错划的呢？
五、归侨夫妇——邓琼玑和刘丹青
邓（女）是门诊部护士长，刘是四系教员。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解放后加入我军，并调进军外院工作。他们都是党外人士。外院清理阶级队伍时，军、工宣队负责政工的领导已经接管专案组。我们调阅了邓和刘的档案，企图从中发现有“特嫌”价值的东西。根据群众（外院家属）反映：邓琼玑从来不到公共浴池洗澡，形迹可疑。于是，军宣队的那位负责人就发挥想象，怀疑邓是高级特工，在身体内的某个部分藏有微型收发报机。并私下安排“可靠”的家属妇女和一位女军宣队员，半强行地拉邓琼玑去学院公共浴池洗浴，重点观察她的乳房部位有无异常。后据“可靠”人士证实“无异常发现”。另一方面，派人到邓琼玑故乡广东三水、广州等地调查她的历史，我是受派人之一。在广东，我们几经周折才找到了邓的亲友、邻居，得到证言：邓琼玑很小就随父母去了南洋，抗日战争时回国参加抗战，从没回过家乡，与邓《自传》所述完全一致。至于她从不进公共浴池洗澡，那是广东人的习惯，他们天天要冲凉，从来不“洗澡”，那地方基本也没有公共浴池。我后来在深圳生活工作多年，实际确实如此，只是后来新开设了一些高级消费场所，叫“桑拿房、水疗屋”。记得刘丹青好像是广西人，曾在上海搞文艺创作，“七七”事变后参加战地服务团。他根据台儿庄战役写了个话剧《黑妮》，内容是一对孪生姐妹花，为报复日寇杀父之仇，以色相混入敌军营，手刃日酋，获得情报，并赢得国军胜利的故事。该剧在徐州战区等地演出大获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抗日官兵杀敌保国的热情。虽然这对归侨夫妇并无什么历史问题和过错，运动后期仍被处理离开了部队，之后也再无有关他们的信息了。
六、飞虎队翻译官饶敏与其妻周彤芬
饶敏与周彤芬夫妇是50年代初，从美国突破阻扰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后分配到军队，并来到南京军外院。饶敏是广东梅县人，抗日期间，随学校转移到昆明并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周彤芬是昆明人，其父是昆明著名医生。抗战爆发后，美国飞行员陈纳德来到昆明组办私人航校，招募美国有冒险和独立精神的青年人（其中也有少数华人），自购飞机，培训飞行员。于是，在昆明广揽青年自愿者作为英语翻译到航校服务。由于没有美国国会的正式批准，陈纳德只好将飞行队自名为飞虎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后才正式承认并将飞虎队纳入美国第14航空队编制。饶敏在飞虎队时期即由西南联大进入陈纳德的飞行队并任英语翻译。周彤芬与陈香梅是闺中密友，后陈香梅与陈纳德结婚，周彤芬嫁给了饶敏。抗战胜利后，飞虎队结束了在华任务，其成员也大多返回美国。周饶夫妇也去美国继续深造。就是这样两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文革中也受到怀疑，而被处理走了。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曾受命到昆明去调查饶教授夫妇的“问题”，并在原西南联大（现改为西南师院）的校园石碑上，拓下了飞虎队译员名单拓片，其中就有饶敏。现在看来，当年进步学生的爱国之举，是值得自豪的无上光荣，理应受到人们的纪念和表彰。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后，饶敏夫妇才重返外院执教。周彤芬教口语，80年代在《外语学习》杂志上发表多篇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在当年学校政委潘干组织的学员座谈会上，学员代表说：这才真是我们的老师啊！
七、妇唱夫随的好教师关粤华与钟良弼
关粤华（女）与钟良弼是夫妇俩，都是4系的英语教员。关教员业务水平高，教学态度好，是全院著名的先进工作者，很受大家的尊敬。钟教员比关教员小几岁，为人也不错。关是广东人，钟来自广西。他们俩虽无“历史问题”，但在在文革中同样受到了冲击，起码是家庭出身不好吧！“斗批改”时，他们被送到了广西西江边的梧州小城安置。
西江发源于云南，流经两广、汇入珠江。梧州临近广东，与香港隔海而望，曾经是解放前经济建设比较发达的地方，被誉为“小香港”。但是，后来就逐渐变得萧条和闭塞了。他们这二位英语教学人才在梧州休息，等于被“冷冻”起来，也太屈才了。军外院于1969年底开始招生，学员队先开英、俄两个语种的课。一、二年级主要是语音、基础语法等简单的课程。当时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尚可应付，但到了后来，随着课程难度的上升，尤其是对一些具有高难度、经典的原文泛读教材的讲授则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学制缩短到3年，学员基础很差，他们又都是从部队基层招来的，除少数干部子弟外，大部分来自农村，可以说毫无外语基础。如果师资力量跟不上，学校很难完成培训任务。急得政治部曾派出多人到外面去选调高水平、年纪轻的教员，但谈何容易啊？往往都是无功而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关粤华和钟良弼是最早被请回来的“原外院”教员。他们回来后，局面很快得以改善。外语的教和学，都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谁想搞唯意志论，就准得碰钉子。有个别学员学了两、三年，头发都耗白了，可是连26个字母还没搞明白呢！这绝非我的杜撰。后来，有的学员不得不提前肄业，安排他们去干些行政事务性工作。
八、日语教授于昌然和杨春臣
于昌然和杨春臣是军外院的日语老教师，他们都是早年留学日本的归侨。于昌然早年曾在日本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是其早期党员之一，他的曾用名叫于清沦。文革时，根据他的自传所述，在日本参加日共组织的中国人中还有一位名叫王树声的人。我们军内有位共和国大将王树声，是否就是这位老将军呢？我们通过总参联系到了王树声将军，他在电话回复中说：我是个大老粗，从未出过国，也不认识于清沦。看来是同名同姓。于老没有什么问题，但后期也被处理离开了外院。他儿子在北京中央芭蕾舞团乐队当演奏员，家在北京。于老只得投奔儿子，去了北京。但是当年进北京安置非常困难，儿子家住房狭小，也无处安身，组织上更没有认真负责地出头解决。于是，于老自己在北京市西部远郊樱桃沟附近的农家院落里租住了一间小屋，暂为栖身之所。这儿后来竟被考证是曹雪芹在京的晚年故居，现在已辟为重要的旅游景点。我在70年代中期去为于老落实政策时，那里还是个闭塞的小山村，不通公交。记得我与同事小李，两人经西山攀越“鬼见愁”，沿着山路翻山越岭步行了大半天，才走到了那个深藏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人虽很辛苦，沿途行人稀少，但却欣赏到了漫山遍野春花烂漫。我们的突然造访，令于老十分欣喜。他是5系的，也不认识我，但能见到“老家来人”了，还是很高兴的。所以，等我们回城里后，他儿子特意请我俩去看了场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中国芭蕾。
杨春臣教授出生在台湾，很早就随家人移居日本，日语水平很高，也是军外院教授中级别及工资最高者。院务部有的人背后戏称他是“250教授”，因他的月工资为250元，高于当时的院长张英少将。文革后期，杨教授的全家被安置在闽西山区小城三明市。70年代中期，我受命去三明看望杨教授，并拟将其调回南京板桥。后杨教授全家终于回到了南京。但他毕竟年事已高，已经很难胜任一线教学，主要是辅导年轻教师。所幸，他的子女总可以在南京市内安排工作了。其间，他还去了一趟日本探亲数月，回学院后给全院教师做了个“访日印象记”的报告，大家觉得很新鲜。我现只记得他所说的一件事：日本消费很高，理发很贵，他在日本时只得留起了长头发。
王拓 (2011/9)
站长按语：
在文革初期，首先被冲击的是大中学校的教师们，在我所就读的南京军外院也是如此。我的校友王拓，曾经参与了文革后期对错误处理人员的平反工作，因此对于那些深受文革之害的老教员们十分了解。本网站刊登王拓的这篇回忆录，不仅是缅怀那些对军队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老知识分子，而且也想说明：要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观，必须尊重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材。无论是文革前的“两弹一星”，还是今天的“神五”或“天宫一号”，都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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