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之魂

 

 

[   资料: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我东三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八.一宣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略我华北。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侵略我上海,攻陷南京。

1937年10月分布在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正面战场,台儿庄、武汉、南昌、长沙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激战。

敌后战场,八路军发动平型关、百团大战。新四军挺进敌人的心脏地区与日军作战。]

 

                                

 

战争说到底还是文化的冲撞。这里说的文化指的是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大文化。抗日战争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文化、奴役文化的冲撞。

 

五千年的文明对中国来说是个骄傲,也曾是悲哀。

到大宋王朝,文化空有灿烂的外表,而居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经衰败式微。宋徽宗亲笔花鸟可谓极致,但令拥有女真铁骑的金主更为开心的是,让堂堂大宋国君披着羊皮在地上爬,供其取乐;宋高宗的瘦金体书法风流飘逸,可在军事上却是十足的侏儒,自残武装,仅靠江河天险偏安一方。

    自宋以后,中华民族再也看不到春秋战国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也找不到荆轲、田单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再也没有秦、汉、唐那种横扫六合的霸气。

 

虽然明代那些自然主义小说反映了市民的慵懒与富足,虽然也出现过《梦溪笔谈》这样“十一世纪的科学座标”,但民族精神腐败的程度却是惊人的。史载:一支二十多个倭寇组成的小武装,从江苏登陆,一路烧杀奸淫,攻县掠州,居然没有军队敢歼灭他们。任由他们凭着随身的长短倭刀,砍杀千里,到浙江从容入海。抗战初期,不也常发生个把日本鬼子“扫荡”一个村庄,成千人“逃难”的怪事吗?

 

1840年,大英帝国的国会里发生了一场令人注目的辩论:是否与大清帝国开战?英国绅士们不关心“贩毒”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他们关心的是大清帝国的GDP。那时的大清国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占有全球GDP的30%,而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刚刚接近30%。但甫一交手,清帝国连忙认输、赔款、割地,站在理上的清帝国原来是只纸老虎!根本不具备打仗的精神与勇气。其他列强接踵而来,都沾了便宜。

 

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强大的装备震撼了整个日本,但那条挂在炮筒上的裤衩等于向日本海军表白,强大的北洋海军仍不具备打仗的精神与勇气!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马关条约》中国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相当于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四倍。

 

清政府最后的歇斯底里就是利用义和团运动所迸发的热情,向西方八国宣战,但这一次,关圣大老爷也没有保佑老佛爷,《辛丑条约》天文数字般的赔款使中国跌进了悲惨的深渊。

 

失去了物质与精神优势的中国,一个饱经创伤,四分五裂的中国,还能拿出什么来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一个不肯站起来的人,注定一辈子趴在地上。

一个不愿崛起的民族,注定要淡出历史舞台。

历史呼唤重铸民族精神,救亡、救国、救民族。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走上前台,担负起了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从此后中国再也没有在对外战争中输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从武昌城头,从罗霄山上,从三年游击战中走来的老红军,他们的奋斗精神,正是铁军文化的核心部分。从上海及东南发达地区汇聚而来的产业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海外归侨带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成为了铁军文化的组成部分。最终在与日伪顽匪的殊死搏斗中,经过锤炼摔打,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文化,具有伟大文化的伟大军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壮哉军歌

 

 

周恩来副主席来皖南军部视察,同志们用《歌唱八百壮士》欢迎他,听者无不动容;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回军部述职,同志们用《马赛曲》欢迎他,听者感慨万千。

“我们新四军也应该有一支自己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

 

1939年初,应军领导撰写军歌歌词的倡议,陈毅司令员一挥而就新体诗《十年》,讴歌了从国民革命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到新四军的战斗历程。

 

在南国的罗霄山,锻炼成了钢铁的孤军!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指引民族再团结,雄鸡破晓,伟大的抗日之声。三年隔绝,四围孤立,增添我们独立坚持的勇气,把游击战与秘密工作结合一起,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广大的人民……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周子昆参谋长、袁国平主任、秘书长李一氓等参加过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坚持过三年游击战的职业革命家们全都激动起来,投入了军歌的集体创作。

当陈毅司令员指挥部队在苏南打了胜仗后,回到皖南军部,又根据讨论意见作了修改。当他在心潮澎湃中收笔时,气壮山河的歌词完成了: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子,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去过西方游学考察,参加过共产国际大会的军领导们,心中已有了国际革命音乐的基本旋律与节奏,可这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四军军歌》,可想而知,谱曲的难度相当大。

 

重担落在文化队队长何士德的肩上。

出身广东的何士德,自小就受到过大革命的熏陶,长期专修音乐,受到过意大利音乐家梅伯器的指点,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已经创作了多首抗日歌曲,颇有影响。读着歌词,何士德十分激动。

5月初何士德拿出了第一稿,曲调有些民歌风,由文化队试唱,反映是还缺少雄壮气概和战斗性。

经过艰难的孕育,何士德终于把握住民族危机的那种凝重,救亡志士视死如归的那种悲壮,面向未来与希望的那种豪迈,于是,从黑暗中走出黎明的那支大军的步点,响起在何士德的笔下。

5月底,第二稿完成,由文化队排练,请更多的人来听。宣传部长朱镜我提议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最好重复一次,排练中感觉还须重复一次,这样军歌的冲击力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新四军军歌》诞生了。

1939年7月1日,在云灵陈家祠堂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大会上,何士德指挥文化队和到会的两千人唱《新四军军歌》,歌声嘹亮,会场气氛达到高潮。

军歌的两位作者陈毅、何士德互相祝贺。陈毅说:“你的工作意义很大,在文化队培养人才,把军队培养成有文化的军队,教育部队知道我军的任务是为民族生存、社会幸福而斗争。”

 

在上海离休的老红军阙中一回忆:

干部训练班上,项英副军长给学员讲课,讲的就是《新四军军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北伐先遣部队就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将军任团长。该团有坚决、果敢、迅速、勇猛的战斗作风,纪律严明,在北伐战争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该团强攻了武汉的天险门户——汀泗桥;以少胜多,夺取了贺胜桥,为北伐战争奠定了胜利基础。人民给叶挺团一个光荣称号“铁军”。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后,“铁军”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共产党员,叶挺的参谋长,曾被党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长,南昌卫戍司令的彭干臣同志多次组织敢死队,亲自爬城亲自拼杀。作为我军早期的高级将领,常年在风雪交加,草根果腹的环境中艰苦奋斗,以后转战赣东北,壮烈牺牲。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由朱德同志率领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还是沿用具有光荣传统的第四军的称号。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以后,民族矛盾日渐突出,中国工农红军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为掩护红军主力突出重围,方志敏、寻淮洲领导的抗日先遣队分别被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击破。

方志敏同志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昂首就义。

寻淮洲同志身为军团长,严格执行该部队特殊的纪律:凡是战斗中牺牲的同志,身上的衣服必须脱下来给活着的同志穿。因此已牺牲的寻淮洲同志实践了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诺言。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往南京报功,其面部表情极为安详。军团长牺牲时才二十三岁!

今天八省健儿汇成铁流,继承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故名新四军,两年多来,我们没有辜负“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扬子江头、淮河之滨打击着日寇,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可以说,《新四军军歌》的作者,还有武昌城头率领敢死队的彭干臣,还有撰写《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还有“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寻淮洲,还有千千万万的先烈用他们的鲜血与生命谱写了《新四军军歌》。

可以说,“皖南事变”中,用石头砸向敌人,掩护同志们突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自己慷慨赴死的勇士们,继续谱写着军歌;

壮烈牺牲的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军领导人为军歌注入着新的内涵;

身限囹圄的叶挺军长和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将士们以其英勇斗争,继续为军歌增添新的篇章。

也可以说,新四军在抗战的岁月中,一直没有停止过谱写自己的军歌。

“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则是新四军各支队谱写军歌的基本内容。

按照军部的编组:

陈毅、傅秋涛领导的一支队下辖第一、二团;张鼎丞、粟裕领导的二支队下辖第三、四团;张云逸、谭震林领导的三支队下辖第五、六团;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下辖第七、八团,分别以这八个字命名。

 

在军事博物馆的橱窗中,我们看到陈毅元帅当年写给“良团”的一封信:

赞扬他们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突出的。”

“没有任何粮饷,没有服装可发,靠各地群众送点熟食,一天只能维持两餐,不仅毫无怨言,还能继续取得战斗胜利,维持模范纪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保持高度发扬。”

“这是六团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这在江南人民群众中都称赞你们这一点。我号召全军同志学习你们这种精神,你们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

在抗日战争中,“良团”是将《新四军军歌》唱得最嘹亮的部队之一。

 

新四军老战士采访同期声: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陈毅司令员在江北指挥部机关大会上宣布“皖南事变”发生,我们的军部遭到国民党三战区反共顽固派的袭击,叶挺军长被扣押,项英副军长下落不明。

我们全部激愤起来,国民党顽固派在敌人的进攻前,一溃千里,只有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真枪真刀地与鬼子干,抗日犯了什么罪?破坏抗战才是民族的罪人!闽东来的老红军纷纷把珍藏的红军帽重新戴上,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女兵也纷纷把国民党帽徽扯下,狠狠地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苏北的那个村庄的打谷场上全是我们丢弃的国民党帽徽!

不知谁领的头,我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大声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流着眼泪唱,声嘶力竭地唱,首长们和大家一齐唱。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在我的记忆里,那次我真正唱懂了军歌,真正体会到军歌中那种悲壮,那份担负起民族兴亡的沉重的责任感。

 

1941年1月7日发生“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中国共产党要放手发展,放手抗日了。

《新四军军歌》过去万余人唱,现在是近十万人唱;

过去是八个团唱,现在是七个师一个旅唱;

过去在云岭、茅山、阳澄湖唱,现在要在津浦路两侧、在江淮之间广阔天地里唱。将来还要唱到浙东去,唱遍全中国。

 

著名音乐家的采访同期声:

作为军歌,共同的特点就是气贯长虹,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铿锵有力,具备冲击敌人的强烈的节奏。

《新四军军歌》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军歌之一。

中国古代最早的军歌应该是荆轲唱的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其中充满雇佣思想,为了报恩,拼死去杀一个人。

岳武穆的《满江红》也是典型的军歌,旧军队都唱。但这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说的是“到边关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职业军人的个人主义情结。旧军队唱着这首歌,没有战胜过任何一支外国侵略军。

《新四军军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一样,反映了国家危亡、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民族精神的迸发,民族精神的反弹,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

这些军歌都是中国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表现出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极强的历史穿透力。

 

                              儒帅陈毅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从一支队司令员升任军长的陈毅,则是举世公认的“诗人军长”、“诗人元帅”,“诗人外交家”是新四军的大文人。

早年到法兰西勤工俭学的陈毅同志,有极高的文化素养,红军时代就得到人们称道。

 

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途中,正在伤员缺医少药之际,适遇法国修女,陈毅同志以流利的法语,向修女们说明我们的同志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受伤的,请修女们发扬基督精神救死扶伤。修女们惊奇红军中竟有如此儒雅之士,欣然拿出药物给受伤的同志们治疗。

 

红军主力北上留下了四万多的伤员和少量部队,分布在八个省,与中央失去联系,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坚苦卓绝。

陈毅同志因在兴国大营盘指挥作战时右胯负伤,碎骨残留,伤口难愈,他将自己右腿绑在树上,喝令警卫员挤压伤口,血流如注,但听得碎骨“咔嗒”落地声,涂抹清凉油于伤口,伤竟愈!

时逢敌人围剿烧山,陈毅身陷绝境,口占绝命诗《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当人们惊叹陈毅同志的气节与文采时,却不知道,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大文化,原根植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如果说,鲁迅是革命元老,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正宗弟子,那么陈毅同志则是章太炎的门外弟子。与鲁迅一样,陈毅同志也得到了儒学的精髓:严谨治学,身体力行。

同样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身处荒郊野岭的陈毅同从缴获的报纸上,惊悉章太炎逝世的消息,立即写诗哀悼:

 

朴学真髓辨华夷,

转俗成真真向俗。

漫骂天下疯人惯,

晚岁缄默恨有余。

 

陈毅同志尊敬章太炎,尊敬他的丰富学识、横扫千军的文笔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特别是章太炎临终前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他大声疾呼:“日本侵略者想要灭亡中国,中国人应当加紧研究本国的灿烂文化,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唤起爱国主义思想。”

 

新四军老战士叶芳炎的采访同期声:

我当年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陈毅同志于1939年7月2日写信给我,热情鼓励我象章太炎那样深入研究先秦诸子学说。陈毅同志说,他早年“亦曾究心此道”。他的信中这样评价章太炎:“章为中国革命开创人之一,端在种族革命,而后见时移势变,人士腐化堕落,章则痛恨诅骂,漫骂余子,晚年见国势愈趋愈下,乃退而讲学,其伤心可知。”

 

陈毅与章太炎是不同时代的人,走过不同的道路,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文化一脉相传,都有一个中国魂。

陈毅同志参加过“五四运动”,与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热烈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信奉了马克思主义。陈毅同志与我们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一样,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陈毅同志率领东进中的新四军,谁也说不清楚,他表现出来的那种人格魅力,那种气质,那种威严,那种自信感染了多少人,团结了多少人,震慑了多少人,又折服了多少人。

 

陈毅初到茅山,就遇到一个“独立王国”的无冕国王纪振纲。此人当过吴佩孚的团副,出过国,留过洋,既是企业家,又是政客,拥有二百余人的私人武装,装备精良。他的“茅麓农林实验农场”的牌子竟是北洋“大总统”黎元洪所写。他自称在茅山是“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新四军要在茅山立足,不能不做此人的统战工作。

陈毅对纪振纲说:“我们新四军是鱼,老百姓是水,我们抗日是全民族的正义之战,一定得到人民的拥护。今天看到江南的群众好得很,其中包括你这样大经理的江南名士,为我们想得周到,各方面支持我们,这就是汪洋大海,我们就如鱼得水。俗话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茅山不大,但毕竟还有三十六峰,七十二岬,方圆数十里,还是可以飞,可以跃的!我们决心在这里站住脚,我们一定能打败侵略者!”

陈毅历数新四军战绩:初战韦岗,“脱手斩得小楼兰”;攻打新丰车站,火葬日军一个中队……陈毅侃侃而谈,纪振纲热血沸腾,对新四军大为钦佩。

纪振纲对新四军的联络人员直翘大拇指:“你们的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文武全才!”一再表示不当汉奸,拥护抗日。亲自组织人为新四军送情报、设立税卡,购买枪支。支持新四军组织的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总会。最后,干脆把公司的自卫武装连人带枪全部交给新四军,由他负责供应。纪振纲迁居上海后,还不断为新四军筹集捐款。

 

韩国钧,字紫石,江苏海安人士,清末举人,民国初年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已是八十四高龄的他,在苏北上层人士中可谓德高望重,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集团中不少高级军官都给他送过“门生”的帖子。争取他同情支持新四军十分重要,但又十分不易。

1940年春,韩紫石想试试新四军这位陈将军的深浅,出一上联:

陈韩陈韩,分二层(陈)含(韩)二心。

陈毅笑答:“紫老,谁说我们‘分二层含二心’?”请听下联:

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

韩紫石听罢,掀髯大笑道:“国家有幸,将星照东南!”随即挥毫,出一对联,书赠陈毅:

著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

 

紫石先生遂成我党我军的挚友。

面对韩德勤的蠢动,陈毅多次给“紫老”写信,力陈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请他出面斡旋,调停磨擦。信中说:“夫大敌当前,义无小我,抗战苦力不足,而私斗至此,感叹难言!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东林旧事,南都偏安,思之心悸然!……毅部虽无名无食,亦乐死疆场甘之如饴也。”

紫石先生大为感动,亲自邀请苏北绅商知名人士座谈,协商停止磨擦,一致抗日。会后分电苏北各军事长官,得到各方赞成。

 

韩德勤自持手握“雄兵十万”,执意破坏抗日大业。在我主动退出姜堰之后,仍发兵攻打黄桥,轻狂地声称“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并含沙射影地中伤爱国人士为“亲共分子”、“失意政客军人”,各界人士无不愤然。

紫石先生对送信的管文蔚同志说:“和谈已经无望,请转告仲弘将军好自为之。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新四军是得人心的。仲弘将军有管(仲)乐(毅)之才,韩非其敌。胜利之后,请仲弘将军再来舍间小叙。”

黄桥决战果如紫石先生所料,以新四军大获全胜,韩德勤损兵折将而告结束。韩德勤反共媚日的本质彻底大暴露,彻底孤立于苏北军民。

 

韩国钧老先生最终拒敌诱降,以死殉节。陈毅同志为失去这位挚友,不胜悲痛。在《悼韩紫翁》诗中,陈毅写道:

林下疏河爱黎庶,

晚景抗节挫敌酋。

我党我军一度将海安县改名为“紫石县”,以纪念这位品德高尚,保持民族气节的老朋友。

 

陈毅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击敌、联李、孤韩”。这是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对苏北各种势力的分析提出的。“击敌”是抗日战争的根本任务,“联李”是争取苏北中间势力,“孤韩”是孤立反共顽固派。陈毅把同韩德勤争夺中间势力,作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解决苏北抗日领导权的重要环节。

泰州的李明扬资格老,是老同盟会员,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湖口之战的领导人,北伐战争时的师长、副军长,抗战中受过韩德勤的软禁,李韩矛盾很大。李明扬属于有爱国意识的将领。“二李”中的李长江则比较反动,处事卤莽,且手下多流氓、土匪。为做“二李”的工作,陈毅于1939年数月之内三进泰州。又联合又斗争。既帮“二李”解决了运送弹药的燃眉之急,又在郭村给寻衅闹事的李长江以迎头痛击。行事有理、有利、有节,确保“二李”中立。新四军与韩德勤黄桥决战时,“二李”果然作壁上观。

 

新四军老战士,李明扬外甥女王剑云采访同期声:

1950年,李明扬在上海过六十寿辰时,上海市长陈毅到李宅祝寿。

席间,陈毅说:“师公(李明扬字师广)的五十大寿是泰州过的吧?”

李明扬说:“是的,回想起来惭愧已极!”

陈毅哈哈大笑:“那有什么好惭愧的。你我之间,是结下不解之缘了。那时,我是专程派人给你送五十寿仪的。”

李明扬连说:“惭愧,惭愧,我们那个李长江翻脸不认人,发起了郭村之战。”

陈毅笑道:“我们那个叶飞也是少年气盛,历史嘛,真是不打不相识嘛!”

 

1978年11月17日,李明扬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此时陈老总已经先走一步了。追悼会由粟裕同志主持。悼词提到:李明扬在全国解放后,历任江苏省农林厅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特别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对新四军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八十九军,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

 

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遗孀顾静同志采访同期声:

惠老对陈毅同志非常敬仰,自称是“陈毅迷”。 惠老说:“‘陈毅迷’者难以数计,至今迷不稍减,信不稍逊,情不稍衰。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们这些人自然是先参加了革命才得以成为陈毅部属并成为‘陈毅迷’的,但也有不少人是先成为‘陈毅迷’,尔后才逐步坚定地拥戴支持我党我军的政策的。陈毅同志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凡爱国的各界各派的文人武士,海内豪杰,奔走归来。”

 

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陈毅军长魅力四射。

当陈军长戎装笔挺,威风凛凛,背后紧随二十匹枣红马,一律斜挎“盒子炮”的卫队时,那是去和“友军”打交道的;

当陈军长轻装简从,身着长袍马褂,一派名士打扮时,那是去找地方士绅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

当陈军长打着绑腿,带着参谋人员急如星火地外出时,那是下部队组织抗击日伪军,保卫根据地的;

当陈军长卷着裤腿,头戴草帽,带着机关人员下乡时,那是去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的。

 

陈毅的麾下统战人才如云,不乏象罗炳辉义服刀会,陶勇收编海匪,陈玉生“开香堂”瓦解伪军这样的将军,也不乏象朱克靖、惠浴宇、陈同生这样单骑斫营,嬉笑怒骂皆文章的知识分子干部。

整个江淮之间,除了日伪军占据的几个孤点之外,全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天下。统一战线发挥了强大的威力,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来了,群众发动起来了,甚至伤员都可以送到日军鼻子底下的上海等大据点医治。八路军与新四军并肩战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实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意图。

 

[  航拍。皖南的崇山峻岭,青松翠柏;江淮大平原,河沟纵横。

《司令.严师.兄长》的大书出现于背景之前。]

 

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深情的声音:

陈总,敬爱的陈总!请再给我一个晋见您的机会吧!您在“奈何桥下集旧部”时,千万不要把我忘了。我知道,若是能再见到您,您一定不准我说这么多好话的。我既企望参加您“十万旌旗斩阎罗”的事业,那时侯怕是又忙得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

 

                          铁军铁哥们

 

 

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任何人都有着如沐春风般的亲切和蔼;

她,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华夏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她的心。

前线的战士,想起她端庄美丽的形象,都会从心底里浮现两个字“国母”;

与她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都会由衷地感到她是一尊活生生的“玉观音”。

 

对八路军、新四军而言,宋庆龄先生只能称之为“铁哥们”最为贴切!

何谓铁,棒打不散,刀劈不移;何谓哥们,有难同担,有福同享。

宋庆龄先生忠实地实践着孙中山先生生前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朋友。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先生离开了她居住多年的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德国邮船,缓缓驶离这块饱经战火蹂躏,支离破碎的土地,前往香港。

此时,日本鬼子已占领除租界“孤岛”以外的整个上海,已攻陷南京,疯狂地烧杀抢掠,把江南大好河山变成人间地狱。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心宋庆龄先生的安全,特地从延安拍来了电报。宋庆龄先生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建议,前往香港。

不过宋庆龄先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香港有着更重要的事情等她去做。为了支持抗日战争,为了支援正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八路军、新四军,她已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

 

[  “保盟”全体委员照片特写。

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保盟”秘书廖梦醒、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名誉司库法朗士、《保盟通讯》主编爱泼斯坦、司库邓文钊,在香港干德道11号2 A宋庆龄寓所兼“保盟”会址门口合影。]

 

胡立教采访同期声:

新四军成立初期,“保盟”就捐助了通讯设备。

1938年初我从延安军委二局调往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任通信科长,途径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命令我陪同叶挺军长到香港购买通讯器材。我们到香港后很快从廖承志那里取到了这笔款子,购买了一批无线电台原器件。回到了皖南后,立即同党中央建立了电讯联系。各支队都配上了电台,接着,各独立团也配上了电台。军部和各支队机关都使用了电话。这样确保了中央和军部的命令下达,情报的传递畅通无阻。对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深深地感谢宋庆龄先生和“保卫中国同盟”。

 

1938年秋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叶挺军长的陪同下,参观了新四军的,“竹子医院”,看到根据地非常缺乏医药器材,许多伤员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于是建议叶挺军长立即派人去香港,争取“保盟”的支援。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沈其震大夫得到了这个特殊使命。

胆大心细的沈大夫,携带三件宝:由史沫特莱打在一方洁白的丝质手绢上的介绍信、自己拍摄的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小型电影胶卷、缴获的日军军旗家信护身符等。途径上海,沈大夫不失时机地举办了一个介绍新四军战绩的展览会,尔后登上去香港的轮船。

 

廖梦醒引见了令沈其震大夫景仰已久的宋庆龄先生。

沈大夫恭敬地说:“叶挺同志向您问好。”

宋庆龄先生看完了史沫特莱的“手绢介绍信”后,亲切地对沈大夫说:

“叶挺军长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北伐时他就一直冲在前面,现在又是他冲在最前面去了。”

叶挺将军深得宋庆龄先生的赏识,他原来就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二营营长。宋庆龄先生对叶挺率领铁军一往无前的英姿记忆犹新。叶挺将军出任新四军军长,得到了宋庆龄先生向毛泽东、周恩来的鼎力推荐。

 

新四军很快就得到了来自上海、香港的一批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甚至包括世界上刚刚发明,国内还没有的,叫“白浪多息安”的消炎特效药。

 

长江中下游的冬天是严酷的,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寒潮袭来的时分,又湿又冷,透肤澈骨。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先生深有感受。1938年数百名新四军伤员死于寒冷。

宋庆龄先生看着摆在案头的,来自沈大夫的紧急电报:“在较远的地方受伤的勇敢的战士们,要冒着严寒与大雪在没有遮盖的担架上被抬送几天,他们的困境是难以言表的。”

 

宋庆龄先生向全世界大声疾呼了:

“在9月份之前把二万条毛毯运给我们,将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救护十万名伤兵。”

10月宋庆龄先生又在《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中,把毛毯列为中国抗战前线最需要的物质之一。

她多次呼吁:“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

 

宋庆龄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崇高威望得到了积极的回应。

源源不断地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毛毯通过轮船、飞机运交给了“保盟”。

宋庆龄委托由路易.艾黎和斯诺夫妇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在1939年冬天来到之前,生产供应给新四军五万条军毯和近四万件大衣。

“两万条毛毯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军毯和大衣挽救了大批伤员的生命,温暖了无数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指战员的心。

 

1939年冬,叶挺军长在沈大夫的陪同下走进了香港宋先生的寓所。叶军长是专程来向先生致谢的。

这里已闻不到炮火硝烟,空气中弥漫着宋庆龄先生亲自煮咖啡的香气;

这里没有前线萧杀的气氛,处处洋溢着母亲企盼游子归来的暖暖亲情。

叶挺军长说:“谢谢孙夫人,谢谢‘保盟’,我们要以更大的胜利来报答孙夫人的关怀。”

宋庆龄先生遵从母训,梳着中国式发髻,衣着朴素,生活简朴。她亲切地与叶挺军长谈论着国内外局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的胜利表示由衷的欣慰。她在地图前向客人介绍保盟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路线。

 

[  地图,动画红色的箭头。]

“支援八路军的物资,由海运到海防、仰光,再从中缅公路用卡车经大理、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运到延安及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去。支援你们新四军的物资,从香港海运到温州,先用卡车运到宁波,到没有公路的地区,就组织人挑肩扛到皖南。”“这个工作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负责。还有上海分会直接将物资送给你们。”

 

果如其言,“保盟”上海分会先后两次给皖南送去了奎宁、霍乱疫苗、消毒包、蚊帐用料等珍贵物资。

 

令宋庆龄先生始料不及的是,这支英勇的抗日部队竟遭到反共顽固派的袭击,并被取消了番号,叶挺军长被扣,无疑是向她心窝捅刀子。

宋庆龄马上联合何香凝等爱国人士通电蒋介石,严正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的危险,今后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针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封锁“皖南事变”消息的行为,《保盟通讯》详细报道了事件真相,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媚日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为了让宋庆龄放心,组织指派沈大夫三去香港,向先生报告近况。

宋庆龄一见到沈大夫旧急切地问:“我们这次损失这么大,还有力量吗?”

沈大夫详细地报告了军部重建的情况。

同时说:“请您放心,党中央、毛主席都在延安嘛。”

“哦,延安。”宋庆龄先生放心了。

刘少奇政委亲自带着沈大夫去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宋庆龄先生始终支持新四军的业迹。毛主席对此十分赞赏和敬佩。

 

抗战胜利了,宋庆龄先生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的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先生任主席,美国友人谭宁邦为总干事,廖梦醒为秘书。

 

[  上海外商颐中烟草公司大楼,宋庆龄办公室。全景。宋庆龄照片定格。]

 

基金会工作重点为:

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其他半官方团体所提供的国际救济资金和物资中,为战争中出力最大、损失也最大的解放区,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宋庆龄的目光情有独钟地投向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

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在黄克诚师长的指挥下,一举攻克淮阴、淮安两城。这样,苏北、苏中、淮南、淮北的抗日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

以张鼎丞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委的华中军区司令部就设在淮安城。淮安城以北数里,大运河自然形成的湖心岛上,设立了华中军区直属医院,为夺取抗战胜利而负伤的千余名伤员都集中在这里。

 

新四军老战士齐仲桓大夫的采访同期声:

194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我陪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代表,奥地利人严裴德受宋庆龄委托前来考察,以便向她提出报告,研究确定援助方案。

 

奥地利记者,共产党员严裴德操着生硬的华语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经常赞扬解放区军民抗日的功绩,更加知道解放区缺医少药。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一定报告孙夫人。”

军区卫生部长齐仲桓详细地说明了直属医院需要的药品、医疗器械等,严裴德做了认真的记录。

不久七百多条大小船只从上海运来了一座现代化医院所有的设备和药品。其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又从上海运来五十箱西药。

 

为了表示对宋庆龄先生的忠心感谢,张鼎丞司令员、邓子恢政委亲笔写给宋庆龄一封感谢信:

孙夫人宋庆龄先生:

蒙赠送西药伍拾箱,已如数点收。隆情厚意,至位铭感。特代全体指战员致谢。特此奉候,并颂

暑祺!

                                         张鼎丞  邓子恢

 

                                               六月二十九日

 

[  宋庆龄陵园。松柏围绕的汉白玉宋庆龄雕象。鲜花簇拥,白鸽飞翔。]

 

中国共产党永远感谢伟大的朋友宋庆龄先生。

[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宋庆龄并肩而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永远感谢宋庆龄先生在抗日战争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作出的卓越贡献。

[ 历史资料,宋庆龄在抗战中。]

 

 

                          战歌里的故事

 

 

粟裕将军打开缴获来的收音机,里边传出日本法西斯音乐。粟裕对文工团的沈亚威说:“你听听,这乐曲,很虚伪,也很有欺骗性,这就是日本军歌。敌人用它鼓舞法西斯士气。我们也要用自己的革命歌曲鼓舞我们的军队。你明白吗?作曲家。”

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陈毅司令员都是这么要求的。

 

从国统区到皖南军部的作曲家何士德、孟波、任光是这么做的。

在盐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章枚、沈亚威也是这么做的。

自“鲁迅艺术工作团”分配到部队的黄苇、赵杰都是这么做的。

音乐家们下到部队,写下多首鼓舞士气的好战歌。新四军每次战斗、每出一支英雄部队、每出一个战斗英雄,都跟着一首好歌。

新四军战斗经历是一部带有旋律的英雄史诗。

 

1938年5月1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打响第一仗。在高志荣的指挥下,全歼下乡为非作歹的日军二十余名,我军无一伤亡。

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则在江南敌后首开处女战。粟裕亲自带领八十九名精干的战斗人员,直扑镇江以南三十里的韦岗,成功伏击日军一个车队。三十分钟歼灭三十余名日军。其中包括土井少佐和梅泽武四郎大尉。

与此同时,陈毅率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茅山地区。花子岗伏击战、新丰战斗、夜袭句容城、伏击敌火车、小丹阳反“扫荡”、击破禄口桥等战斗都获胜利,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遍地开花,威名大振。

 

许晴、孟波的《中华民族好儿郎》高唱道:“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好儿女,千锤百炼已成钢,从不怕千难和万险,坚持抗战在敌后方。”这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真实写照。

 

新四军老战士曹鸿胜采访同期声: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见新四军屡有斩获,心存嫉恨,恰好在路上“检”了一名日本病俘,想在陈毅面前炫耀一番。届时大员莅临,冷欣向日俘一一介绍,这是某司令,那是某军长,日俘要么乜斜着眼,要么不动声色。当介绍到陈毅司令员时,日俘“啪”地跳起来,立正,对陈毅鞠了一个日本式的躬。问之为何,日俘答:“日本军人尊敬勇敢的军人,新四军能打仗,陈司令是能打仗的指挥官!”冷欣自我解嘲地说日俘一定是“左倾分子”。

 

“勇敢队!勇敢队!冲锋在前视死如归,冲过铁丝网,壕沟挡住谁?”

1940年9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围攻伪军头目张少华盘踞的姜堰,陶勇的二纵担任主攻,两个排组成“勇敢队”用大刀砍断电网,从碉堡群中猛插进去,首先打掉张少华的司令部,一举解放姜堰,歼敌千余。

李增援、章枚歌颂此战勇士的《勇敢队》,成了新四军部队的经典歌曲。

 

在我军主动让出姜堰,韩德勤得寸进尺,逼我进行黄桥决战时,李增援、章枚合作了另一首脍炙人口的《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嗳,黄黄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嗳,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反映了黄桥打得激烈时,爱国人士朱履先和黄桥商会冒着呼啸的子弹、炮弹,挨家挨户地动员店家开门,为部队赶做烧饼和各种点心,支援我军。

此时,粟裕已带领机关人员杀向被顽军冲开的东门,陶勇的参谋长张震东脱了光膀子挥舞马刀,率部队冲向敌群,党政领导陈丕显、管文蔚、钟民也率民工、人民群众拿着大刀长矛涌向东门,硬是把敌人顶回去。

陈毅则指挥叶飞、王必成把顽八十九军、顽独立旅收拾得干干净净。

是役消灭顽军一万一千人,俘敌三千。击毙中将李守维、翁达。韩德勤一蹶不振。基本排除了新四军苏中抗日的最大障碍。

 

11月7日,新四军陈毅、粟裕部与八路军黄克诚部胜利会师。

刘少奇同志对陈毅说:“祝贺你胜利地完成了挺进苏北、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之艰巨任务。”

 

当初留在阳澄湖畔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是全军文化水平最高的部队。团基本没有文盲,营高中毕业生就有三十多名。谭震林师长曾说:“十八旅文化水平高,产业工人多,建议给中央当警卫团,那该多好啊!”

 

这可是一支会唱歌能打仗,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

这里人人都唱歌,处处有歌声,连队是合唱队,战士是歌手。

他们拿手的歌曲为《新四军军歌》、两部合唱《你是游击兵团》、三部轮唱《保卫黄河》。全团会唱的歌曲八十九首,其中自编的新歌四十九首。

 

1944年五十二团在车桥战役前举行的赛歌大会上,比赛《我们勇猛地跟进》,这首歌是歌颂大官庄战斗中牺牲的一营长陶祖全和副营长叶成忠烈士的。一营官兵含着热泪激情高唱,感动了团政治部主任彭冲为首的评判小组,宣布一营获得第一。这次赛歌会也成了车桥战役的战前动员大会。

 

《我们勇猛地跟进》赵杰词,黄苇曲。

寒光照碉堡,血花洒战场。智勇双全的陶营长,以身作则党性强,四次流血不退让。三猛顽强的叶营副,杀敌常在前,文化学习最努力。营长有打得、跑得、饿得的作风,营副有猛打、猛追、猛冲的传统……你们光荣的牺牲,但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上!学习你们的作风,继承你们的传统,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勇猛地前进!勇猛地前进!

 

战士海有鱼历次战斗表现勇敢,淮北朱开大桥一战,突击在先,拼杀敌人十余个,荣立二等功。战后,海有鱼悄悄请求文化干部黄苇:“要是我光荣了,你能给我写只歌吗?让全团唱得响当当的。”不久,在三垛伏击战中,海有鱼的刺刀把一个鬼子钉死在墙上,同时自己也腹部中刀,壮烈牺牲。

黄苇言而有信,立即写歌颂扬:

大海里有条英雄鱼,经得起巨浪冲打,熬得住狂风暴雨,在搏斗中,勇敢冲向前!海有鱼,海有鱼……你永远激励我们:勇敢向前、百折不挠,掀起大海波涛,把鬼子统统埋葬掉!

 

日本侵略军素来号称具有武士道精神,关键时刻白刃相见。可保卫军部的顺河集一战,证明了新四军迸发出来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彻底压倒了武士道精神。

 

新四军老战士,原五十二团排长唐国平的采访同期声:

顺河集白刃战是一场遭遇战。兵力上我并不占优势。敌人有日军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我方只有一个半营。但我军刺刀杀出威风,那个公路大堤上,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刺刀撞击,叮当作响,到处有我们捅死的日本鬼子。

 

那是在1945年的大年初五。日军侦知我新四军二师主力已开赴津浦路以西,纠集淮阴、宝应、高邮、扬州、仪征、六合、盱眙、来安八处的日伪军分进合击,奔袭我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我五十二团驰援,正好在顺河集遭遇淮阴进犯的日伪军主力。我五十二团分兵赶赴黄花塘保卫军部,其余的四个多连在团长与参谋长的指挥下,固守公路大堤,经一天的阻击,数度白刃肉搏,打垮日伪军十四次冲锋,击毙敌人二百七十名,包括日军七十名。天井大队长被胡乾秀参谋长二百米外一枪毙命,敌人狼狈败退。此战,敌我伤亡为七比一。

 

战后,黄苇写下《血战顺河集》,部队传唱,勇气倍增。

“看哪!我们的勇士达达的机关枪,在点鬼子的名,成排的手榴弹阻挡敌人的进攻。勇士们!端起刺刀来跟他拼!”

 

新四军一师高唱着《勇敢队》、《我们勇猛地跟近》、《大刀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前线。

车桥战役,攻坚与打援配合得天衣无缝,战役的阶段转换堪称艺术。歼灭日寇四百六十人,伪军六百余人,拔除周边据点十二处,使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四大根据地连成一片。

被俘的二十四名日军被押到司令部。六十五师团的三泽大佐,负了重伤仍威势不减,恶狠狠地瞪着他的部下。

敌工部长陈超寰向他介绍粟裕将军时,日军俘虏震惊不已。

三泽还不相信地说:“怎么,这个人就是在韦岗、官陡门大败我军的飞天神将粟裕?”粟裕微笑点头。

三泽长叹一声:“两军对垒,必有一败,然而败在粟裕将军手下,乃顺理成章的事,算不得耻辱。”三泽因伤重,死在战地医院。

一名中佐脱帽向粟裕深深鞠躬:“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

另一位中佐也说:“我现在完全清楚了,不论战斗意志也好,战斗指挥也好,我军都比新四军低下。”

战俘们说对了,经过长期抗战磨练,新四军的战斗力已经超过了日本军队。

 

新四军老战士姚力的采访同期声:

高邮之战,日酋岩奇大佐已经率部投降,交出了所有武器,但一再请求将祖传的宝刀带回日本,得到谅解后,他深感侥幸。第二天粟裕将军接见他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双手捧着宝刀,向粟裕将军一躬到底,说:“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的中国将军。”

 

出身名门贵胄的日本武士,将世代相传的宝刀视为精神象征。曾几何时,日本第十军军长柳川在南京大屠杀后说:“试问日本哪一位将军的军刀上没沾过血,战争还分得清士兵和百姓吗?将军夸宝刀,功在杀人多!大和民族的武威离不开一柄青锋杀人刀!”

岩奇此举也证明了日本军人在精神上彻底输给了新四军。

 

为大力宣传新四军的革命精神,车桥战役后,陈庆良作词作曲《战斗英雄朱长明》,歌颂在战斗中牺牲了的英雄:

“车桥战斗打鬼子,英勇牺牲留英名!朱长明,朱长明,勇敢杀敌有名声,战斗英雄天下闻,你勇敢的故事鼓励我们勇敢!鼓励我们向前!”

 

俞德丰作词的《曹娥江水慢慢涨》曾风靡浙西抗日根据地。

“曹娥江水慢慢涨,章镇好风光,沟通四明连会稽,过了会稽是富阳,军区老大哥强渡富春江,要打通浙西、浙东,要保卫人民解放,要驱逐敌寇肃清魔掌,连成一片无阻挡,沦陷区要重光,重大责任在肩膀,及时练好本领,会合老大哥,缴枪打胜仗。”

 

这首歌反映了新四军南北联手保卫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决心。这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收缩兵力,加紧“扫荡”上海周边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准备抗击美军登陆;南京伪政权准备后路,加紧与国民党联系“共同反共”;蒋介石于1945年5月秘密颁布《清剿沦陷区奸匪后配合盟军登陆之方案》,日、伪、顽、匪又一次联手了,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八年抗日战争中表现极差,专事反共摩擦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已调集十四个师六万六千人,在上官云湘的指挥下,于5月27日向我浙西抗日根据地杀来。

粟裕集中了新四军包括叶、王、陶在内的十来个团的兵力,在新登、孝丰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顾祝同部打了一场货真价实的运动战,毙伤顽军三千六,俘获两千九,其中包括消灭顽军第五十二师,为皖南烈士报了血海深仇。

 

粟裕在《苏中战役》一文中提到浙西反顽战役:

可以说国民党顽固派对浙西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攻,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使我们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前实现了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新四军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已经发展壮大。其主力兵团已成为能够压倒国民党“五大主力”的革命力量,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铁军小子

 

 

你见过矗立在上海南京路上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吗?象不象一尊素面朝天的美人?气质是那么地高雅,内涵是那么的丰富。

 

美国旅游杂志《CONDE NAST TRAVELLER》赞道:“这家有着世界知名度的酒店拥有一流的设施,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无论你要到哪里,交通都十分便捷,就连熟悉的星巴克咖啡店也只是几步之遥。伫立在酒店大堂正中的‘郑和下西洋’,漆刷壁画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雅韵。”

 

这家酒店已第二次获得“世界最佳酒店”金奖的殊荣。

这家酒店凝聚过彭伟光的智慧,挥洒过彭伟光的汗水。

 

彭伟光,我军早期领导人彭干臣的儿子。父亲牺牲后,母亲辗转把小姐弟二人带到新四军二师。在抗日战争那艰苦的岁月里,小姐弟就跟着部队走,战场是大课堂,父兄都是老师。姐姐以后成为了我军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而弟弟被培养成为无线电、外交、外贸的专业人才。在上海锦江集团工作期间,担纲建造了“锦沧文华”大酒店。

 

彭伟光的采访同期声:

1956年一个周末的下午,组织上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请我去“西花厅”作客。邓颖超妈妈到门口接我,周总理到晚上九点才回来,一进门就拉着我上下端详,连声说:“是彭干臣的儿子,是彭干臣的儿子。我以为你们都没有了。”总理说:“1860年以来,无数革命先烈英勇捐躯,我只是一个幸存者。”接着又亲切地讯问在哪里读书,读什么,鼓励我学成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这么多年来,铁军精神和周总理的鼓励,一直是我做好一切本职工作的力量源泉,希望以实际成就祭奠总理和父亲的在天之灵。

 

你见过淮海战役纪念馆正厅墙上那幅大型油画吗?你为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汽车防线”所表现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那种气壮山河的威力而震慑吗?火光熊熊,杀声震天,这样的神韵数十年来,历久不衰。

油画的作者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正军职创作员陈其。

 

陈其当初是一个铁军少年,1942年,十四岁的他离开盐城,来到新四军三师,最初给部队首长当公务员,后参加“新安旅行团”、苏北军区文工团、新四军军部文工团、三野文工团直到解放后送往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央美术学院深造,成为了一名军中画家。

 

陈其的采访同期声:

新四军中文化人多,他们见我喜欢美术,都鼓励我拿起画笔,表现祖国的大好河山,表现人民军队精神风貌。我以后能够到高等学府深造,与我在新四军中打下的基础和积累是分不开的。

 

你为电影《暴风骤雨》、《早春二月》感动过吗?你承认它们都很经典吗?

这些电影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优美的抒情色彩和清新的诗的意境融会在一起。

功力不凡的导演正是大名鼎鼎的谢铁骊。

 

谢铁骊也是一个铁军少年。

1938年,十三岁的他,就跟随哥哥姐姐参加了淮阴的歌咏和戏剧活动,宣传抗日。十五岁进入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革命的基本理论,奠定了他的人生观。1942年进入新四军三师十旅的战旗剧社。

 

从导演苏联考涅楚克的话剧《前线》到导演《暴风骤雨》,从创作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吹灯》到导演《早春二月》,谢铁骊整整努力了二十多个年头。六十年代以后导演的《智取威虎山》、《海霞》、《知音》、《包氏父子》,到《红楼梦》六集,可谓硕果累累,成为了我国一代的名导演。

 

谢铁骊采访同期声:

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些艰苦岁月的磨练,没有新四军这所大学校的培养,就没有谢铁骊。

 

著名音乐家吕其明是个名副其实的铁军娃娃。

1940年吕其明才十岁。父亲吕惠生时任仪征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母亲带着十二岁的姐姐、八岁的弟弟、三岁的妹妹和他住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半塔集。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排演三幕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来人动员他和姐姐参军到剧团工作。母亲拿不定主意,父亲一锤定音:“参军是好事,让孩子到艰苦环境中去锻炼。”

 

新四军二师活动地区是津浦路东,处于敌伪顽匪的夹击之中,日寇频繁“扫荡”,环境非常严酷,生活十分艰苦。十岁的孩子跟大人一样吃的玉米面、绿豆、番薯。身上、头发里长着虱子。但剧团的大哥大姐关爱着他,帮他洗头、洗澡、洗衣服,教他学文化、学唱歌、跳舞、拉二胡。很快聪明的吕其明就完全胜任了《农村曲》里的角色。

 

新四军老战士章亿的采访同期声:

当第三幕吕其明同志饰演的一个逃难的小孩上场时,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愤。当时他只有十岁左右。那可爱又可怜的形象,激起了群众极大的同情。

 

让吕其明难忘的是,一次剧团开进了一个刚被鬼子焚烧的村庄,新四军文艺战士立即帮老乡扑灭了大火,并搭好舞台,拉起幕布为群众演出《农村曲》。演出的过程中,台上台下泣不乘声。当演员们唱起“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敌人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这心头恨”时,更激起了群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和决心。几个小伙子跳上台来要求参军。吕其明象一下子长大了。

 

铁军娃娃吕其明有幸得到了两个好老师。

大音乐家贺绿汀于1942年春夏之交从上海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这可是著名的《游击队员之歌》的作者呀!

 

此时的吕其明已经过抗大八分校文化队的学习,完全迷上了音乐。

在贺绿汀老师来团指导工作的日子里,吕其明如饥似渴地学习,认真地参加贺绿汀老师亲自指挥排练的合唱《一九四二年前奏曲》、《胜利进行曲》。

 

一天晚上,吕其明轻轻地来到村头,坐在树下,贪婪地聆听贺绿汀老师拉小提琴,特别是当贺老师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时,吕其明感到,那美妙的旋律不是来自贺老师的指尖,而是流淌在贺老师的心里。

一曲终了,贺绿汀发现了坐在树下的吕其明,走过来与他亲切交谈。当贺老师知道他才只有小小年纪时,对他说:“你要你的父亲想法买一把小提琴,你现在十二岁,正是学琴的时候。”

 

贺绿汀老师终于离开二师去延安了,但贺老师的鼓励在吕其明的心里种下了音乐的种子,让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吕其明的另一位老师则是威名赫赫的罗炳辉将军。

英武壮硕的罗将军喜爱孩子是有名的,每到一地,他脖子上骑的,膀子上吊的,全是孩子。当然,他也特别喜欢小精灵吕其明,有时剧团和师部一齐行军,罗将军伸手一捞,把小战士吕其明拎到他的马上。吕其明有时跟“老朋友”调皮,把他的皮带在自己腰上绕四五圈,罗将军则开心大笑。

 

军部为了支持新开辟的七师根据地,从二师抽调人员到七师工作,吕其明也在其中。虽然舍不得“老朋友”,但军令难违。送别时罗将军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并把他拉到身边说:“小吕啊,我们要分别了,到七师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送你一件礼物。”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玉雕猴子,玉质通透,里边还有红丝。罗将军说:“这是我从内战时期保存到现在的,你留作纪念吧。”

 

吕其明伤心地哭了,怀揣着玉猴子,告别了二师,告别了“老朋友”,谁知这一告别竟是永诀,罗炳辉将军英年早逝,走的时候才三十九岁。

 

由于战斗繁忙,吕其明怕珍贵的玉猴子搞丢了,特地交给母亲保管,可又有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父母双双被捕。反动派从母亲那里抢走了玉猴子,父亲于1945年11月被押往南京,高呼“中国和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吕其明真正地告别了童年。

 

1965年,音乐家们聚在一起,商量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需要一部有分量的作品,音乐家黄贻钧提议创作交响乐《红旗颂》。

谁来创作呢?贺绿汀、孟波等前辈老师们一齐把期盼的目光投向后起之秀吕其明。

 

三十六岁的吕其明风华正茂,一曲《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唱遍了全中国。多少人被带回了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多少人从这些歌曲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

 

红旗对吕其明有着特殊的意义,红旗上染着他的父亲和无数革命战士的鲜血,红旗上附着着罗炳辉将军和无数先烈的英灵。在红旗的指引下战斗,则是他全部的人生。经过一周的日夜煎熬,他拿出了真情实感由衷流露的《红旗颂》。交响乐在音乐界老前辈的指点下,稍加修改,终于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面世了。

指挥由陈传熙担任,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厂交响乐团、上海管弦交响乐团组成了庞大的阵容。

 

当小号以国歌为素材,奏出高昂激越的音调时,人们仿佛看到五星红旗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情景。双簧管深情如歌的旋律和乐器交替的二声部模仿,则充分地表达了人民对红旗的热爱。

中间部分的颂歌旋律宽广明亮,清澈绚丽,转为进行曲调时,人们仿佛看见红旗似海,人群如潮,浩浩荡荡地前进。

最后主题再现,乐曲在气壮山河的氛围中演奏,人们被感染得心潮澎湃,情绪激荡,从而被引入沉思与遐想中。

交响乐取得巨大的成功。

 

[ 奥地利,金色的秋天。]

[ 维也纳金色音乐大厅。]

 

这里是世界优秀音乐的神圣殿堂。

这里陶醉过约翰斯特劳斯的《兰色的多瑙河》;

这里激荡过贝多芬的《英雄》;

这里神往过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

 

如今,中国的《红旗颂》管弦乐序曲在这里奏起,似黄河澎湃,似长江奔腾。《红旗颂》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历程与和平崛起的信心。

在《红旗颂》的乐曲里,人们也能体会到抗日战争年代里所凝聚的铁军精神正在传承,而且还会世世代代传下去。

 

 

                            马背报社

 

 

1939年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收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来信,请毛主席为《拂晓报》题词。毛主席读完同时捎来的几份《拂晓报》后,大为赞赏,回信道:“《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得很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回信还说:“你们那里若有铅印条件,可以翻印《论新阶段》,广为发行,宣传党对国内时局的看法和政治主张。”

毛主席展开宣纸大书:

“坚持游击战争”。

刘少奇同志题词:

“为抗战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谭震林同志题词生动而有文采:

“一声惊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一文唤醒了豫皖苏边的青年,一笔催动了全军的艺术,一战吓破了日寇的肝胆”。

 

时任新四军游记支队司令兼政委的彭雪枫素来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他在红军时期就办过油印小报《猛进报》,成为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工具,深得红军基层指战员的喜爱。

 

原新四军四师副师长张震采访同期声:

彭雪枫是党“军政兼备、文武兼茂”的高级将领。他1926年入党,曾担任过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纵队政委、中央军委第一局长等职。他常给一些报刊写稿,其中长篇报告文学《塞上琐记》、《双十二兵谏之伟大意义》等,观点明确、论述深刻。当年陈毅称他“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

 

在挺进豫东敌后之前,彭司令员提议创建一份报纸。

他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把全民族动员起来万众一心,才能战胜敌人,报纸是传播革命道理最迅速、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革命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武攻文治,自古皆然。”

 

报纸的名字该怎么定?

有人主张叫《曙光》,有人主张叫《胜利》。

彭雪枫说:“就叫《拂晓报》吧。‘拂晓’代表光明即将来临的意思。”欣然为《拂晓报》提名。发刊词为《拂晓报是我们的良友》。

彭司令员满怀激情地写道:“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在拂晓前出发,要进攻敌人了。战士在拂晓前奋起,要闻鸡起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引来了光明。我们的报纸,定名为《拂晓》,是包含着这些个严重而又伟大的意义的。”

《拂晓报》要和我们的指挥员战斗员发生血肉的关系,引导我们前进。要纠正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是我们的密友和良师要和广大群众及友军,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目标一致,向着日寇、汉奸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做到,而且一定能够做到:《拂晓》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拂晓》。

 

新四军游击支队东征的日子,也是《拂晓报》创刊的日子。

报社附设在宣传科内。宣传科长王子光是大学生,文采好兼刻钢板,是报社第一任社长。主编阿乐、编辑易河、单斐等用土产麻纸印了六十份报纸。

彭雪枫司令员鼓励说:“不错不错”。

 

新四军老战士,原《拂晓报》编辑采访同期声:

报纸初创时期,只有一盒油墨。两支铁笔,两块锈钢板,半筒蜡纸,一块木垫板,一个胶磙。部队行军打仗,流动性很大。有时行军百余里后,一到宿营地,大家顾不上休息,立即科写钢板,出版报纸。

记得当时军需处,只有五元钱了,老红军资凤处长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报社买不起油墨,只好用锅底灰代替。

部队爱报、读报,见报社遇到困难比我们还急。一次,在永城消灭了一支“和平军”,活捉伪骑兵司令李颜良,在其司令部里发现了几盒油墨和一些油光纸,部队立即派骑兵火速送交报社。

 

我们党原在国统区工作的陈其五等同志调到四师工作,看到报社的困难,把节省下来的一百大洋捐给了报社。国民参议会参议员梁漱溟先生访问《拂晓报》,深为感动,也捐一百元大洋。

各方支援,解决了《拂晓报》大问题。油印机买回来了,各色油墨买回来了,纸张买回来了。报社鸟枪换炮,报纸越办越好。

报纸调整了版面,增加了国际版、国内版、副刊。有了诗歌、散文、故事、小说。报社还增派了随军记者,凡有重大战斗,都有本报通讯。报纸改用白纸两面印刷,加有套色。三天一期,每期两版,出报定时。《拂晓报》成为了一份很象样的报纸。

 

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

在《拂晓报》创刊一周年之际,彭师长亲自撰写文章《拂晓报的产生和壮大以及今后的方针》指出:

“《拂晓报》是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部队中的军事、政治、民运、文化娱乐工作的导师,是淮北和四师的唯一机关报。党的路线、主张、政策、决议以及个别时期的指令,都通过报纸传播出去。”

彭师长亲自给《拂晓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其中有:《巩固团结,停止磨擦》、《五四运动的继承者,新民主主义的实行家》等论文,都是针对性强,深入浅出、部队爱读的好文章。

彭师长曾深情地说:“我革命半生,两袖清风,只有这几箱书和《拂晓报》是我唯一心爱的财产。”

 

“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潮报》”。

这是40年代初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们对这两张油印小报的中肯评价。

根据党中央关于“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在叶飞、韦一平同志的领导下,于1941年7月1日苏中三分区、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终于诞生了。

从此,在沿长江北岸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五十多万的区域内,共产党、新四军拥有了自己的报纸,指导人民展开坚苦卓绝的抗击日伪军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的斗争,巩固与发展了民主政权的建设。

 

1942年秋冬之交,如西县石庄、江安区数万人民在三地委书记叶飞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伪化”斗争,包围了西河湾、水洞口据点冲过壕沟,拆毁篱笆,用扁担打死伪哨兵,索还被抢劫的耕牛、猪羊,逼迫敌伪撤走新建立的据点,斗争取得胜利。

《江潮报》及时报道,出版专刊,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

 

《江潮报》除了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外,还将报纸办成党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专门在副刊中开辟“万事通”栏目,大至国内外大事,小至“如何制作代用墨水”深受群众的喜爱。

根据地的教师、学生和人民群众把《江潮报》当成斗争和生活的教科书,甚至还吸引了敌占区的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

 

新四军老战士,《江潮报》编辑陈扬同志的采访同期声:

敌伪视《江潮报》为洪水猛兽,他们发现伪军士兵中传阅《江潮报》的大有人在。这些报纸通过敌占区人民偷带回去,或者伪军士兵下乡“扫荡”时偷偷藏在子弹袋中带回去的。如皋城中的敌特机关先是出价五十元到一百元收买,后来气急败坏地伪造《江潮报》,并在下乡“扫荡”时散发。但其下流无耻的汉奸嘴脸和劣拙的印刷,立马被人民识破,一时被当成笑料。

 

《江潮报》有“三绝”:

版面设计为第一“绝”。

我们的办报人才按照正规的铅印报形式来编排版面,画出一张由几千个方格构成的设计图,精确地安排每一稿件,保证了蜡纸刻印的严格要求。同时,设计人员打破常规,将报名位置移到右半边,把两个报眼合成一个,留下空间。当年《江潮报》的做法,正是现在我国报纸的通行排法。

刻写蜡纸为第二“绝”。

报社的一批手段高强的“铁笔战士”,使报纸的版面完全可以与铅印报媲美,新闻字体刻写得小如老五号字,标题字则大小正楷、宋体、美术字应有尽有。

 

新四军女战士,《江潮报》誊写组孙瑜的采访同期声:

“我用手写代替了排字工人排字。我热爱这项工作,因为我认识到这里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在为战争服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报纸印刷为第三“绝”。

为了采购印刷设备,邵夫德烈士在上海遭敌特追捕时跳楼殉国。这套质量最优的日本产“崛井”印刷设备,成了新四军宣传抗日的最好助手。同时经过摸索,他们用石印油墨代替了油印油墨,印刷时用井水降温,首版报名用用手工,甚至用脚踏盖印,创造了一张蜡纸印刷三千份报纸的奇迹。

 

新四军“马背报社”出版的报纸,超过了国统区、敌占区的铅印报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大后方西安举办的一次油印报刊展览会上,参观者惊叹佩服不已,称这些油印报刊“简直是一种工艺美术品”。

 

《拂晓报》、《江潮报》被介绍到莫斯科、巴黎和纽约去,外界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毅力和克服物质困难最具体的表现”。

 

法国巴黎曾举行一次“万国新闻报纸博览会”,油印的《拂晓报》和《江潮报》作为难得的中国敌后报纸参加了展出。欧美各大报、通讯社的高级编辑、记者、著名评论员、专栏作家、新闻学家云集巴黎,到会观摩。

一位先生拿起油印的报纸仔细端详,怎么也搞不清楚这种油印报纸会印得如此精美。

另一位先生走过来看了看说:“哦,可能是世界上一架新式印刷机,用珂罗版印刷的!”

 

加拿大一个园丁叫笛尔坎纳,通过红十字会给四师的彭雪枫师长写了信,热情赞扬新四军敌后抗战。他说他是德国人,因为反对法西斯反动暴行,遭到德国当局的迫害,流亡到加拿大,在一个菜园里当园丁。

苏联基洛夫铁路克玛站第十八学校的各班级二十名代表,给寿县小朋友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表示热烈的支持。这封信先后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和《拂晓报》第七十五期上。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也是新四军各类报刊的“忠实”读者,抗战胜利后在青岛“军调处”他遇到陈毅,深有感触地说:“经常看到你们很高级的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哪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他对内战的前途表示担忧。王耀武的担忧不无道理,他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支有文化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

 

新四军老战士,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王维的采访同期声: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各时期、各部队、各个根据地都有报刊。其中有军部的《抗敌报》、江南指挥部的《战士报》、第三支队的《前哨报》、挺进纵队的《挺进报》以及《拂晓报》、《江潮报》、《大江报》、《东南报》、《奋斗报》等。

这些报刊出自马背上,渔船中,老百姓的陋室里,甚至敌伪的据点旁。

这些报刊品位高,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的声音,指引时代航向;是高级领导和著名文化人作家的手笔;是敌后战场的胜利捷报;是军民合作抗日的生动故事;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写真;是军内外共同呼喊坚持抗战,坚持革命的心声。

这些报刊表达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代表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根本利益,受到各界广泛的欢迎。八年抗日战争中,能够凝聚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振兴,奋起战斗,新文化导向之正确,有其重要功绩。

 

 

 

 

                           兰眼睛看铁军

 

 

这是几片由于岁月的侵蚀而发黄的笔记,这是几本由红蓝铅笔勾画过的整风书籍,这是我党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的回忆。

文中所提到的这位外国女记者是何国籍,姓啥名谁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笔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人民对新四军的认识。

 

[  陈同生同志的遗照。字幕:新四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

 

一位外国记者,到我们部队与我们一起过了些日子,看到过我们怎样地在生活,也看到过我们怎样地在打仗。她与我们相处得不算坏,我们将她当成好朋友。有一位同志问她:“你看,我们与国民党的军队,有哪些不同呢?”

她想了一会儿,很郑重地说:“很大的不同,简直是根本的不同,我看这比黄种人与白种人不是一个种族的区别还大。我找不到你们与他们之间相同的地方,你们称他们为友军,我看不对,他们叫你们是‘异党’、‘异军’倒有点确切,你们与他们实在是异多同少。”

“怎见得?”

她说:“譬如说打仗吧,国民党当官的老是站在士兵后面,用号音、口令、甚至挥动武器威胁士兵‘冲锋呀!冲锋呀!冲过去有赏,退下来杀头!’,而你们不叫军官,而叫指挥员的同志,在这样的时候,却是生气勃勃地充满信心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跟我来!’或者说,‘第几排的同志,跟我来!’在这个时候,相反地,士兵们却争着向指挥员提意见,要跑到指挥员前面去,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地说:‘首长,将任务交给我,你不用上去,我们保证按时完成’。”

“还有什么不同?”

“那太多了,我回去准备写一本书,也许还写不完,现在也可以讲一点。你们官兵生活一样,士兵穿得不比国民党士兵好,但很整洁,你们的军官比国民党的军官穿得那差多了。但你们胸前、背上有几样东西是他们没有的。”

那位外国朋友,是个颇为敏感的人,微笑之后,便说道:“你们胸前口袋上插的牙刷、钢笔,口袋里的小本子,还有背包中的书,这些是国民党士兵没有的,这标志着你们是世界上最有政治、最有文化、最讲卫生的军队……。”

我们的同志对她说:“你将我们说得太好了,也请你说说我们的缺点。”

她又想了一会儿,仍是很郑重地说:“我想你们最大的缺点是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做了历史上别的军队未做到的事,你们还不知道所谓英雄人物并未创造出比你们更多的奇迹。但是,你们不知道这些,对于你们是不会带来损失的。”她望望我们,又望望江南的河山,然后继续说:“只要你们不将自己花了心血创造出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忘掉,而不断发扬光大它,你们将是无敌的。”

 

新四军怎么可能忘记自己创造出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由于铁军精神,新四军才赢得了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938年1月在南昌采访过叶挺军长。

爱泼斯坦这样描写叶挺: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广东人,脸庞丰润,生气勃勃,以勇敢过人而闻名。”

叶挺说:“我们的人都是老战士,过惯了艰苦的生活。面对武器装备处于优势的敌人,已经习以为常了。过去这些年,他们常常挨饿,有时不得不吃草充饥。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这就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的秘密。”“新四军教育每个战士了解抗日的目的,决不可忘记为人民而战的宗旨。”

 

爱泼斯坦对新四军的处境表示愤愤不平,新四军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辖制,活动范围被限定在长江以南一个狭小的危险地带。

“过去的一年里,它在这里每天至少同敌人交战一次。这种经常不断的战斗往往使它打到距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不远的地方。”

 

而待遇却少得令人不敢置信。“政府的财政补贴非常有限”,引用叶挺军长曾经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得到同别的军队同等的待遇,我们就会获得两倍或三倍于目前的津贴。”记者们如实地披露新四军每人每天的军饷只有一元五角至五元。官兵每日的伙食标准都是一角钱。最高级别的军官和参加宣传工作的日军战俘才能享受五元的待遇。

 

多次采访新四军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以《新四军》为题,收入了他十几篇文章,全方位地向世人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新四军。

 

贝尔登对新四军中的政治指导员的角色发生浓厚兴趣。他这样描述新四军部队的一次典型的进攻:“连长大声发出命令。政治指导员拔出毛瑟枪喊道:‘跟我来’,于是他全速冲在前头,战士紧跟其后……

项英副军长对贝尔登解释,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党的光荣传统,援引项副军长的话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领导人感到责任重大,急切地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不如我们能干。”

 

贝尔登非常感兴趣地记下了新四军的“三条基本守则”、“六项规定”、“十条纪律”,这些带有明显的红军传统的军规。他认为,不准杀害俘虏十分重要,所有的新四军战士都要学习几句日本语的战场喊话: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兄弟;日本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敌人;新四军不伤害俘虏。

 

贝尔登认为,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他的笔下描述的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抵抗师指的是新四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

1938年5月新四军各支队开始挺进敌后,到1938年9月,贝尔登作了详细记录:打死日军八百九十二名,打伤日军五百八十三名,敌我伤亡为十比一;炸毁火车两列,卡车一百二十辆,大炮六门,桥梁六十四座,扒毁铁路五十英里,缴获步枪一千二百八十一支,子弹四万七千发……

 

在那个烽火岁月,来到中国抗日前线的著名西方记者不下十几人。其中有福尔曼、斯坦因、希伯、爱泼斯坦、贝尔登、史沫特莱、白修德、乔伊.荷马等。

亲国民党的乔伊.荷马在接触了八路军、新四军后也改变了态度,她说:“中国的红色战士是年轻的、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

记者们一致认为,由于新四军在日寇占领的大城市周围交通线两边活动,迫使日本侵略军留下了大量的军队守备,对当时正面战场上的台儿庄、武汉战役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熟知的美国女记者,西部煤矿工人的女儿,具有印地安血统和西部牛崽狂放的气质。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和世界红十字监督员的双重身份来到中国。史沫特莱把中国人民的苦难当成自己民族的苦难。她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深入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个战场去,以耳闻目睹的大量报道,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重视。

 

1940年1月12日,史沫特莱在《广西日报》记者安娥的陪同下,来到新四军鄂豫边区采访,见到了具有神奇色彩的女英雄陈少敏。这位鄂豫边区的党委书记,在1939年率部东进时,于平汉铁路的一次伏击中歼灭日军百余名。陈少敏穿着新四军灰色的服装,衣帽整齐,打着绑腿,骑在马上。史沫特莱立即举起照相机抢拍了这一张珍贵的照片。

 

[  陈少敏骑马的照片幻化为鄂豫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牌香烟招贴画。]

 

史沫特莱说:“陈将军,你这身打扮,能到美国去拍部电影,让美国人民看看你的英雄形象,该多好呀!你愿不愿意去美国?”

陈少敏回答:“为了出风头拍电影,我不去。为了救国打日本鬼子,如果美国人民要求我去,你们罗斯福总统说句话,我立即骑马飞渡太平洋。”

陈少敏落落大方的谈吐,英姿飒爽的形象让史沫特莱眼前一亮,她与这位纺织女工出身的女英雄一见如故,二人遂成好友。

 

陈少敏邀请史沫特莱参观了根据地人民选举村镇抗日政权的情景。

她们看到了人民用投豆子的办法选举他们信任的人。

史沫特莱惊喜地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比美国还民主,真了不起!”

以后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在敌后村镇举行的第一次下层官员选举,已经把老朽的官员选掉,而代之以抗日十人团中富于斗争精神的成员——当地的小学教员、铁匠、农民、甚至还有一个妇女。十人团刚刚开完冬季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决定敌后的每一个人,迎接新的斗争。在游击队进行战斗的同时,十人团的任务是训练新战士和消灭汉奸、特务。”

 

史沫特莱于1950年逝世。

史沫特莱不知道二十六年后,在中国政坛上发生了与她的密友密切相关的大事。1968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唯一反对“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和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就是陈少敏的!事后,面对康生的质问,陈少敏凛然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史沫特莱在天有知,一定为陈少敏自豪。

 

史沫特莱一生两次结婚,未生育,但有一个儿子,这是一个与她不同民族,不同国籍,真正能牵动她母爱的中国儿子沈国华。

 

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采访的日子里,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勤务兵出现在她的面前。这是一个瘦弱的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军装。这样年龄的孩子理应受到父母的照料和关爱,史沫特莱烧了一盆水为他清理卫生。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相处。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发现这个孩子具有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意志和品质,他是一位真正的抗日战士。

 

史沫特莱需要通过封锁线去采访,沈国华主动向李先念司令员请求:他熟悉史沫特莱的生活习性,他人虽小但力气大,能背重行李,有把握完成任务。但在过封锁线时,受到日寇的追击,二人失散。当沈国华再度找到史沫特莱时,沈国华扑上来紧紧抓住她的胳膊,生怕再把她搞丢了。别的同志说,在失散的两个小时里,沈国华哭着到处寻找。史沫特莱眼睛也湿润了。当根据地老百姓见到外国人感到陌生和奇怪时,沈国华立即站在史沫特莱身边举起她纱布包着的手,大声说,她是我们的朋友,她的手就是为抢救我们的战士而负伤的。

 

史沫特莱找到李先念司令员,提出收养沈国华,准备带他去美国深造。司令员同意了,但沈国华跟小伙伴们商量后的决定,震撼了史沫特莱,从这位十岁的孩子身上,她看到了中国的灵魂。

沈国华说:“您比我的亲生母亲还要亲!您收养我,我很感谢。我们讨论了这件事,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留在前方。”

沈国华轻轻地抚摩着她的手背安慰她:“您可以在抗战胜利后收养我。”

史沫特莱在她《我的中国儿子》中描述过这件事。她写道:坚持抗战,“这是一切孩子的呼声,五千万人的呼声,现在充满了我的工作室……

 

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抗日战争,中国抗战的组成部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同时也结成了战斗友谊。

 

1945年春,一位黄发碧眼的洋人跳伞降落在周浦龙华镇三林塘大绞围村边的麦田里。他就是美军十四航空队的侦察机驾驶员托勒特中尉,在执行对上海日军的侦察任务时被击落。

 

新四军老战士金子明同志的采访同期声:

为了不让美国飞行员落入日寇的魔掌,新四军淞沪支队立即将受伤的托勒特抬上担架,送往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治疗。我们派专人到上海为他买来了巧克力、面包和奶油。群众还从家里送来鸡蛋和橘子。

 

两个多月后,托勒特中尉伤愈归队,在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对谭启龙政委说:“在你们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所得到的帮助和招待使我十分满意,我十分忠心地感谢,我非常敬佩你们英勇抗日的精神。我相信三四个月后,美军会在中国参战,希望那时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

托勒特中尉还情不自禁地跳上舞台唱了一曲阿肯色民歌。

 

 

                         文化歼灭战

 

 

    1940年11月18日,陈毅同志在苏中海安文化座谈会上说过这么一段话:“当着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猖獗的形势下,当前顽固派反共文化政策的进攻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与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组织坚固的文化战线,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总方向。”

 

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建立起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来唤起民众,凝聚民心,重铸民族精神,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文化作坚决斗争。

 

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开学,刘少奇同志亲任院长,招生千余。研究哲学的冯定、彭康、研究历史的吕振羽、从事新闻工作的周韬奋、范长江、从事音乐工作的何士德、章枚、孟波、贺绿汀、任光、从事经济研究的张劲夫、孙冶方、薛暮桥、作家阿英、吴奚如等由鲁艺分院,走上了抗日前线,经过战火的洗礼,艰苦环境的锤炼,成为了“武化的文人”。

 

根据地的报纸刊物《江淮日报》、《真理报》、《江淮文化》在盐阜地区出版。这些报刊旗帜鲜明地与敌伪鼓吹的丧失民族气节、民族叛变、腐化堕落、歪曲中国文化和历史作坚决地斗争。

 

民族的大众的新文化坚决反对封建的旧文化,提倡民主、平等、互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新四军发动群众开展“二五减租”,建立工、农、青、妇抗敌委员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建立地方参议会。建立学校、医院,提高文教与卫生水平。在新四军的帮助下,阜宁建立了根据地第一个“文化村”。

 

新四军部队把新文化当作战斗力的组成部分,为提高战斗力、为鼓舞士气服务。有高昂歌声的地方,必有新四军的部队。部队驻地的墙报、文艺演出、体育竞赛、文化教育都体现了蓬勃的生命力。

 

毛泽东同志所著《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四军宏扬民族大众新文化的利器。

 

方行之女方红的采访同期声:

在上海“孤岛”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方行同志,机智地把《论持久战》改换题目,以对话的形式,分段连载于杂志中。上海人民欢欣鼓舞,竞相争购,一时“洛阳纸贵”。

 

在新四军部队里,《论持久战》几乎每个干部人手一册。反“扫荡”、反“清乡”其他东西可以丢,就是武器与书本不能丢。

被俘虏的日本士兵香河正男,是战士们用梯子绑着抬下战场的。

陈毅司令员亲自找他谈话,对他指出,日本军阀与财阀是发动这次罪恶战争的罪魁祸首,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希望他在新四军里好好学习,早日站到反对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方面来。

第二次陈毅看到香河教我们的战士学自行车,香河告诉陈毅,他想参加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司令员爽朗地大笑了,拍着他的肩膀说:“有希望,有希望。”

在敌工部的日子里,香河也学着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有空就翻开《论持久战》细细研读。香河被彻底征服了,如豆的油灯下,他努力将《论持久战》翻译成日文,他要告诉日本人民,日本军国主义必败。1942年油菜花盛开的日子里,日本士兵香河正男出发去延安,参加了“反战同盟”。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持有着一套带有欺骗性的理论的,其中有对佛教、儒家的认同,有反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的内容,集中表现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里。这一套东西加上强大的军事力量,似乎“三个月灭亡中国”、“一年灭亡中国”成为可能。

中国出现了职位最高的汉奸汪精卫,投敌前位居行政院院长,和最庞大的汉奸武装,最盛时达百万余众。“曲线救国”的谬论出笼,喧嚣一时。

在苏中,大汉奸缪斌亲自到泰州游说,威胁利诱,李长江终于公开投敌。紧接着顽军杨仲华部、潘干臣部、刘湘图部、徐继泰部纷纷投敌。华中地区的伪军绝大部分由顽军转化。

 

日本帝国主义向来奉行“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日俄战争”达到了目的,“日清战争”又达到了目的,侵华战争又想故技重施。1942年岁末,东京的报纸上已连篇累牍说什么“长江下游富有食盐、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扫荡长江下游之匪军是十分必要的”。

汪精卫紧紧跟上,秘密发出《民国三十二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将行动分为“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高度清乡”, 提出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敌伪报刊《国民新闻》也叫嚣:“清乡的成败,即是日中合作的成败,就是和平运动的成败。”

日军六十一师团长小林信南出任苏北“清乡”的指挥官,将在苏南富有长期“清乡”经验的菊池联队调到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取代了屡遭败绩的南浦旅团。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也从苏南调集伪军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师一万五千人,到苏北加强“清乡”力量,取代了李长江、杨仲华等“旧派”伪军。大汉奸李士群专门在苏州训练两千多名特工,全部调往苏北执行“清乡”任务。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钿俊六叫嚣:要把新四军赶到黄海边通统消灭,造成“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

 

“军事清乡”开始了,一时狼烟四起。敌伪采取“三光政策”,用活埋、剥皮等残忍手段对付我根据地军民。“清乡”中的死难者达万人,四千余所房屋被烧毁。敌伪还大量增筑据点,把守交通要道和大小村庄,凭借梅花桩式据点,四出骚扰。“清乡”人员跟进,挨家挨户清查,建立伪行政机构,抽丁拉夫挖壕沟、筑篱笆、建碉堡,全面推行军事、经济封锁,隔绝“清乡”区内外联系。日伪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皇道乐土”原来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日伪精心策划的大规模“清乡”,说到底是民族大众的新文化与奴役文化、卖国文化的一次生死决斗。

 

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的粟裕,在苏中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反“扫荡”、反“清乡”动员大会上指出:“‘清乡’就是全面伪化,就是运用军事、政治、文化、特务等手段消灭或赶走我们,彻底摧毁我根据地,实现其全面的控制。因此,我们反‘清乡’的总方针就是针锋相对,坚持斗争,以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

“别看敌人现在处于最疯狂时期,我们处于最困难时期,这个对台戏唱下去,我们最终会取胜的,我们与南京、上海、苏州、无锡隔江相望,我们消灭多少鬼子,这些地方报纸都会很快登出来,能灭敌人的威风,长人民的志气。”

 

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反封锁、反保甲、反抽丁、反维持、反自首,反伪捐。沧南乡乡长刘剑人,两个儿子先后在抗战中牺牲。日伪逼他“自首”,将其妻、媳扣为人质。刘剑人大义凛然:“我儿子为国牺牲,死得光荣。要我的头可以,要我自首办不到!”

 

新四军在内线、外线同时颁发《反“清剿”、反“清乡”期间惩处汉奸敌探紧急治罪条例》,组成一百多个短枪队,身穿便服,携短枪与匕首,在“清乡”区内,神出鬼没,专打汉奸、特务、与伪“清乡”人员。

 

新四军苏中四分区司令员,原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同志的采访同期声:

南通政治保卫队在杨勇伟同志的带领下,于1943年4月20日深夜,潜入南通城城郊戒备森严的天生港,将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同东击毙。从敌人据点里抓出汉奸朱崇汉、梁振强。给敌伪“清乡”人员以极大的精神震撼。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躲在南通公寓里,送客出门也只敢走三步。

 

新四军反“清乡”锄奸队在四百多个乡里开展了机智歼敌竞赛,创造了“背娘舅”、“钓乌龟”、“扎粽子”、“包馄饨”等十几种机智杀敌手段。汉奸、特务们闻风丧胆,敌伪建立的二十多个区的伪区长不敢就职上任。

 

我新四军主力则在“清乡”区内机动歼敌,拔除敌据点十多个。日军警备队长中根正秋在与我军白刃格斗中被捅死。外线主力先后攻克东台、兴化、宝应地区重要大据点十余个,歼灭日伪军千余人。

 

这一年的金秋,苏中区十万军民同时行动起来,开展大规模的破击战。一夜之间,从天生港到掘港海边,四百多华里的竹篱笆同时烧起来,火光冲天,杀声遍地,日伪军大惊失色,龟缩在据点里干瞪眼。

参加“清乡”的近九百名人员纷纷自首,剩余的汉奸、特务逃亡。

至此,新四军与敌伪的文化较量以新四军大获全胜,以日寇的“大东亚共荣圈”、汪伪的“曲线救国”可耻失败而告终。

 

 

 

 

                           青春祭

 

 

陈毅同志在《新四军抗战殉国先烈纪念册》“本军抗战阵亡之将校提名录书端”中,提及:“……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旦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丘东平是个“不好对付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是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红军干部们对他的评价。时任江南指挥部敌工科科长的丘东平,精明地凭着史沫特莱的一张照片,调走了一百挺机枪,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他们这样描述丘东平:都说他写过不少文章,出过书,是个有名人物。这位科长倒是很精悍的,黑黑壮壮,绑腿打得很利落,像个老兵。据说在日本留过学,还教我们部队喊日本话口号。

丘东平原名席珍,广东人,1911年生,1927年入党,鲁迅的学生,陈老总的秘书、华中鲁艺教导主任。

 

许晴,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有着满头厚实的乌发。乍看上去,他不象是知识分子,倒象个威武的军人。”“在许晴的眼角、唇边,经常挂着友好和善的微笑,不论是谁,只要和他一见面,就会产生美好的印象,就会被他的乐观开朗,热情奔放的性格所感染。”

作家杨沫在她的《青春之歌》中,把许晴的革命事迹以及性格、形象都集中体现在她书中的青年革命者身上。

许晴原名许多,安徽人,与丘东平同年,1928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和学生运动,与白杨等著名戏剧家演出过许多革命戏剧。时任华中鲁艺戏剧系主任兼教授。

 

那是在1941年的7月24日拂晓,鲁艺华中分院师生二百余人,在盐城北秦庄(今建湖县庆丰乡),被日寇南浦少将和伪军头目杨仲华所率领的日伪军包围。突围时,许晴带领有枪支的同志首先与敌人搏斗而壮烈牺牲。邱东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指挥同学撤退,不少同学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而邱东平中弹牺牲。在他的挎包里,还藏着未完成的书稿《茅山下》。

 

邱东平的遗体埋葬在古基寺东北的小河边,许晴的遗体埋在北秦庄东南的野地里。多年来,北秦庄的干部群众逢年过节均办供品,到烈士墓前祭扫。当地改名为“东平乡”、“许晴村”。

 

新四军老战士,原鲁艺二队负责人之一孟波的采访同期声:

北秦庄突围已过去六十四年了,但那个清晨的枪声总是回荡在我的耳边,丘东平、许晴的音容笑貌永远不能在我的心头抹去。同时牺牲的还有张炳炎、朱丹、魏征、王海纹、叶铃、袁万华、李锐等二十多位同志。这些同志都是我党我军文化工作的精英啊!

刘少奇政委带领军部在黄河故道上等着我们,专门为鲁艺分院的师生讲了一次话,号召大家继续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

华中鲁艺分成了直属军部政治部的“江淮鲁工团”和直属三师政治部的“黄河鲁工团”,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又继续前进了!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

战斗的一群,

生活在敌后,

活跃在舞台。

我们有无穷的智慧,

火样的热情,

勤劳的双手,

革命的胸怀……

 

词作者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游龙,曲作者是歌咏队指挥沈亚威。歌曲热情歌颂了服务团员们的革命气质、活跃的形象和战斗生活。

李增援是服务团中唯一科班出身的戏剧工作者,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他所写的《红鼻子参军》是服务团优秀的保留剧目,在动员参军和鼓舞士气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李增援同志除了编导演外还得领导全组工作,帮助别人修改剧本,参与歌词的写作。一曲《勇敢队》唱到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一曲《黄桥烧饼歌》唱遍了大江南北,淮河两岸。

1941年,日伪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李增援同志因病住院,医院驻地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被日寇的刺刀挑死,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这是一场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神圣战争,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新四军的女兵来自四面八方。久经战火考验的女红军和出身名门望族的知识女性走到了一起,来自太行山的女八路与来自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的女学生走到了一起,不堪剥削的女工与富商巨贾的千金们走到了一起。脱下了女工装、农妇装、旗袍和学生装,穿上了灰色的新四军军装,从事着医疗、民运、文艺宣传,都成了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同志。

 

项英副军长在1938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作了《我们的女战士》的长篇报告。

项英赞道:“新四军的‘女兵’已成为大江南北敌前敌后最活跃的战士,成为抗日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成为新四军战斗力之一部,战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

我们的女同志,两年来,已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革命军队的生活中,锻炼成为革命的新女性。这种新女性,有前进的思想,艰苦的生活,严肃的精神,独立的工作,战斗的热情,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民族、为社会、为妇女本身的解放而战斗。”

 

翻开《陈毅诗词选集》,其中有《记遗言》一诗:

某女同志渡江遇敌负伤,临殁,同辈皆哭。乃张目视曰:“革命流血不流泪”,言讫而绝。余闻而壮其言,诗以志之。

 

革命流血不流泪,

生死寻常无怨尤。

碧血长江流不尽,

一言九鼎重千秋。

 

翻开《良友》杂志上登载的一张旧照片,六名新四军女战士高歌欢唱,笑逐颜开。其中唯一穿着胶鞋,身材健壮,个子较高,面庞丰润,眉目稍稍上翘,温柔又英武的女战士叫李珉。

 

李珉,上海人,1919年生,阵亡于1940年。1938年秋参军来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不幸中弹负伤,被击穿肺动脉,宥于医疗条件不治而终。她的战友王于耕饱沾着感情写道:

她埋葬在江南大地上。从当时情况看,也不会有墓碑,即便有个小小的坟堆,恐怕也早已湮没了。但她却活在同志们的心中,传于《陈毅诗词选集》里。李珉同志是不朽的!

 

被誉为“长江的女儿”的杨瑞年同志,是位优秀的文艺女战士。来自于江苏镇江的杨瑞年1937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后又分配到新四军,投身抗日战争。

 

杨瑞年能歌善舞,才华横溢。

一出“卡尔斯顿舞”踢踢踏,踢踏踢踏,节奏里充满活力,舞步里伴随潇洒,加上双目流盼,笑容感染,镇倒全场。无论在八路军,还是在新四军,无论是对知识分子,还是对工农战士,都能引起强烈的共鸣。

一出《送郎上前线》,她以优美的歌声,感人的真情征服了观众,当她唱到“民族解放再团圆”时,掌声可以抬起舞台。《送郎上前线》成为战地服务团的保留节目。从皖南山区到长江之滨,从1938年到1941年历久不衰。一位红军小号兵送给她一双精心编织,带着红绒球的草鞋,表达感谢之意,杨瑞年双手高举着珍贵礼品走遍服务团驻地,接受战友的欢呼。

 

杨瑞年襟怀坦荡,敢爱敢恨。

为了抗日救国,消灭万恶的日本鬼子,杨瑞年动员弟弟杨华年、妹妹杨青年都参加了新四军。兄妹三人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在抗日前线,杨瑞年接受了老六团副团长吴锟的爱情。如果说,杨瑞年精心护理病中的吴锟,吴锟请杨瑞年吃饭,那时的爱情还属于“八字缺一撇”的话,那么,当吴锟骄傲地把杨瑞年的照片和信展示给好朋友陈同生副主任看时,他们已经开始了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吴锟怀揣着杨瑞年的信与照片牺牲于战场,杨瑞年心中装着“中国的夏伯阳”牺牲于刑场!

 

[ 《戎马书生》一书中,陈同生回忆:吴锟告诉陈同生,他在皖南有一个姓杨的女朋友,并“将她的信给我看,还把他写了许久的回信给我看。我看了她的照片,那是一个清秀的女孩子。从信上看不仅文化水平不低,而且政治上也有些独到的见解。”吴锟请求陈同生“痛痛快快地”帮他改一改回信,陈同生帮他改了几个错别字后,还给他,开玩笑地说:“谁料到我们的猛将还是一个多情的种子,是写情书的能手。”]

 

杨瑞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牺牲留给自己。

“皖南事变”中,杨瑞年不幸被捕,关押在臭名昭箸的“上饶集中营”。顽固派点名要杨瑞年加入“更新剧团”企图改变革命战士的信仰。杨瑞年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提出条件,坚决不演反共戏,必须要画家赖少其主持舞台背景,画家邵宇担任化妆。利用演戏的机会,杨瑞年机智地掩护两位画家逃出生天,为中国留下驰誉国内外的画家。以后又掩护八名战友逃走,为党多保留了八名优秀干部。敌人终于看出杨瑞年是“共党顽固分子”。

在武夷山中虎山庙的一个废茶园里,反共顽固派设下刑场,对新四军一百四十多名将士进行集体屠杀。被难的烈士们无不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杨瑞年和同志们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的机枪来回地扫射,杨瑞年身被七弹,仍高呼口号,直到头颅被打碎。侩子手们发抖了,参加行刑的宪兵逃出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向世人披露了这场卑鄙无耻的谋杀。

 

新四军老战士,南通市离休干部季音的采访同期声:

与杨瑞年一齐被国民党顽固派屠杀的女战士共七人,其中包括音乐家任光的新婚妻子徐韧,她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个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的新战士,仅仅为了反抗特务的纠缠,背上“冒犯长官”的罪名,而列入了“共党顽固分子”的名单。解放后我们查到一份一九四二年的“渝警四秘字第六十六号”密件,由顾祝同上报蒋介石、孔祥熙,关于处决上饶集中营“冥顽不化分子”的罪证。蒋介石、孔祥熙、顾祝同就是谋杀者。

 

多年后,当初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感叹:杨瑞年牺牲时虽然没有入党,但“她是完全够条件的共产党员,比有的共产党员更够条件。”

全国解放时,镇江的杨效颜老先生在源源南下的解放大军里,寻找着他心爱的三个儿女,可他不会想到他的杨瑞年、杨华年、杨青年都已经化着了漫山遍野的春花,装点着祖国的大好河山。

 

假如没有战争,这些青年才俊本可以为中国文坛贡献更多的艺术奇葩的;

假如没有战争,这些青年学生本可以继续他们的学业成为各行专门家的;

假如没有战争,这些情人本可以组成幸福家庭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的;

然而,任何一种文明无一例外,都必须用最美好最年轻的生命来献祭的!

 

                             铁军之魂

 

 

六合县东北四十里的金牛山,是南京、扬州、淮阴三角区内的重点地区。1941年4月上旬,罗炳辉将军指挥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二团在此巧设“梅花桩”阵地,痛歼前来“扫荡”的日伪军。

斯役,十二团灵活运用“梅花桩”阵形,既分散了敌人兵力,又使各营能互相策应,夹击敌人,一举毙伤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三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九挺,步枪四十多支。

南京日军非常惊慌,这是距日伪统治中心最近的一场战斗。

我抗日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到处传唱《金牛山上打胜仗》:“新四军,真正强,抗日救国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了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罗司令摆下‘梅花桩’,杀伤他四五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品也挑它几十筐”。

 

1942年冬,就在罗将军歼敌的金牛山泥泞小道上,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的小演员何仿和同志们冒着风雨来到这里,为了遵照宣传部长张劲夫的指示,到边区开展反“扫荡”宣传,也是为了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深入民间采风。

十四岁的少年在金牛山新四军战士撒过热血的地方,采到了苏北民歌《鲜花调》。何仿感觉到《鲜花调》尽管音乐优美,但在部队表演不太合适。那时要少年战士修改,也太难为他了。

二十九岁的何仿,已有了多年的生活积累,已经过了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在北京,他应德国音乐同行的请求,拿出了当年采风得来的《鲜花调》,改成了清新可人的“茉莉花”。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歌手在北京一唱而红。

 

军人采风再创作,军人演唱,自有军人的情怀,自有军人的寄托。

茉莉花,小而白,不以色取人,惟有香绝伦,且香味纯正,浓而不浊,持久袭人,堪居群芳之首。

 

金牛山上打胜仗的罗炳辉将军,转战苏皖豫鲁,由于长期军旅劳顿,积劳成疾,不幸将星陨落,于1946年6月21 日逝世。人民怀念他,厚葬罗将军于山东临沂。敌人仇恨他。1947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临沂,丧心病狂地破坏了陵墓,并将罗将军的遗体掘出,枪刺刀砍,胁迫群众围观。

不久,家住临沂东关的渔民卢建功,冒着生命危险,悄悄约了伙伴张德法、朱子盛,含着热泪,在一个深夜把罗将军的遗体悄悄重新埋葬在沂河之滨,还仔细作了标记。人民的义举,天地为之动容,一夜的暴雨后,暴涨的河水淹没了所有的痕迹。敌人再也找不到罗将军的遗体了。

全国解放后,卢建功带着罗将军的妻儿,到沂河边挖出罗将军的骨殖,郑重地交给临沂人民政府。

[  临沂烈士园陵。高大的纪念塔上,毛主席大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罗炳辉将军纪念亭上挂着“瞻容思功”的扁额。罗将军石雕像踞亭正中。少先队员们列队在罗将军墓前,行少先队礼。]

 

1965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中国大使馆举行的送别周恩来总理的晚会上,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何仿,指挥女声小合唱“茉莉花”,优美的歌声在大厅里回荡: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香也香不过她。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儿骂。

 

周总理感慨地说:“我十三岁离开家乡,你们美妙的歌声使我又一次想起五十四年没有回过的苏北老家了。”

何仿团长集合起演员准备再为周总理表演一次。总理诙谐地说:“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再唱要想家了。”

周恩来总理一生中,心里何尝不时刻装着家乡,何尝不想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家乡人民,何尝不珍惜与父老乡亲结下的血肉情谊。

 

新四军老战士,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离休干部张惠民的采访同期声:

那年冬天,我在当保健员,为了抢救负伤的同志,借了安徽全椒县花山孙家岗一家大嫂的一床棉絮,我说好要还的呀!可是六十年过去了,大嫂在哪里?我已经给全椒县政府写了信,请他们帮忙寻找。政府找不到,我就让儿子陪着去找,一个星期找不到就找一个月。

 

1943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伪顽匪对新四军联合进攻。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一营与国民党顽军在全椒孙家岗隔山对持。

张惠民等四位同志在执行任务归来的途中,突遭顽军阻击。指导员腹部中弹,另一位头部负伤。张惠民和通讯员立即将伤员藏在山中,但指导员由于失血过多,浑身颤抖。于是张惠民和通讯员决定,就近借一床棉被给伤员保暖,再把他们运送下山。

在孙家岗村头的一户人家,张惠民见到了一位身穿孝服的大嫂和她两个孩子,向她借了一床棉絮,并说明了自己是新四军。张惠民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嫂:“只要我活着,以后我一定还你一床新棉被。”

可惜棉絮也没有留住重伤的战友的生命,通讯员以后也牺牲了,当事者只剩下了张惠民。为了给牺牲的战友一个交代,为了六十年的承诺,为了人贵有诚信,倔老头子张惠民还在找,还在找!

 

[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程桂兰用吴侬软语演唱“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她,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旁人笑话。

 

1999年10月20日,一位少年从浙西山区来到上海,风尘扑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借条,纸张发黄,字迹陈旧。上面写着:“兹借到粮食一万斤,日后奉还。刘别生。1945年6月2日。”

陈林根说:我爷爷虽然当年是保长,但他收到的是你父亲开的借条啊,有借有还,天经地义。六十年了,爷爷早已病故,父亲由于出身不好,凡事不愿出头,山区穷啊,我只好到市场上卖塑料袋谋生。

 

1945年6月,十四个师的国民党顽军向我新四军浙西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日本鬼子紧密配合,切断了苏南到浙西的粮道,我军部队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了。在此情况下,部队不得不紧急筹粮。筹粮政策中有一条:对开明士绅,向他们说明我军是借粮,要给他们借条,将来可以用借条交公粮,或由人民政府凭借条还钱或还粮。

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正是在新登向开明绅士陈借粮的,也是在新登战役中英勇牺牲的。

刘别生的长子刘新边看纸条,边听着陈林根的叙述,眼睛湿润了,父亲撒过热血的地方还没有富起来。他收拾好行李,踏上浙西代父还债路。

按说,一万斤粮食加上利息,刘新不是还不起,但身为上海外贸出口基地经理的他,要让一个地区都要富起来。粮食债好还,但欠下人民群众的感情债世世代代也还不清!

 

浙江老新四军的后代们都被刘新的“傻气”与真诚感动了。他们纷纷帮刘新跑项目、跑工商、跑贷款。新登县“林根塑料制品厂”于2000年5月1日诞生了,陈林根担任了厂长。

 

2003年工厂产值一亿元,纳税二百万。

2004年工厂产值一亿八千万元,纳税三百万,解决一千人的就业。

新登县“林根塑料制品厂”由于其出色的业绩,新登优秀民营企业榜首。

 

著名音乐家采访同期声: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茉莉花》的曲调极其优美,脍炙人口,流传很广,能代表东方韵味又风靡世界,从乡村的田间地头,到维也纳的音乐大厅;从港澳回归盛典,到APEC的欢迎宴会,这朵民歌奇葩屡屡飘香

 

2001年,美国向外太空发射了一颗宇宙飞船,上面搭载了许多国家的优美乐曲,作为地球人的礼物赠送给外太空的生命,中国入选的乐曲就是这首“茉莉花”。

如果外太空真有生命,如果这首乐曲真能穿越时空,那么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听到这首优美的《茉莉花》,并能体味到其中的精神传承。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她,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来年不发芽。

 

 

                              策划报告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们计划拍摄一部十集的专题片《铁军之魂》,以详实的历史资料,鲜活的人物口述,从全新的视角诠释新四军的“铁军精神”,以达到宣传与继承党的光荣传统,增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团结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周围,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与决心。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在日伪顽匪的联合进攻下,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坚持战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在高温高压下,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铁军文化”,其内涵就是“铁军精神”。因此我们选择“铁军文化”作为我们的视角。

“铁军文化”在民族存与亡中孕育,经历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得到先烈灵与肉的锻造,通过人民情与义的浸润。这些,就是我们阐述的基本内容。

第一集,壮哉军歌            第二集,儒帅陈毅

第三集,铁军铁哥们          第四集,战歌里的故事

第五集,马背报社            第六集,铁军小子

第七集,蓝眼睛看铁军        第八集,文化的歼灭战

第九集,青春祭              第十集,铁军之魂

 

                                                   江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