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大学”

 

我总爱把北京密云炼铁厂看成是我的“社会大学”,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最底层的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之所以把它称为“社会大学”,是因为它是一个坐落在北京偏远农村的工厂,职工队伍来自农村、工厂、学校、军队、公检法、国家机关等各个方面,可谓工、农、兵、学、干,大家汇聚一堂,形成了一个社会的缩影和细胞。再加上那时正处于“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反映了历史的特征。尽管炼铁厂早已下马,但它留给我的教益和回忆,却远比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更有用。

                       

一、           当一名产业工人

1969年,我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回到北京。四年的军校生活有三年是在“文革”中渡过的,由于讲了几句对林彪和江青不满的话,我被作为“战士”处理退伍、离开军队。不过我还算是幸运的,有不少与我有同类问题的人还坐了牢。

既然是幸运的,我自然不敢有过多的奢望,心想能当一名普通劳动者就满足了。我是从北京通过高考被军队院校录取的,按规定退伍后只能回到北京。可是我却不想在北京工作,因为我的档案中有“政治污点”,如果在阶级斗争的温度最高的地方呆着,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阶级斗争熔炉中的“烤鸭”了。

于是我向西城区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干部说,能不能让我去内蒙建设兵团插队、当一名兵团战士?几天以后,一位安置办的负责人回绝了我的要求,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没想到你的问题那么严重,还想到中苏边境去?像你这样的人,只能在北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看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水平相当高,一眼就看穿了我想逃避阶级斗争的企图。怎么办?只能认倒霉了。不过我又试探道:“您看我还这么年青,又当过兵,能不能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锻炼?比如重工业的工厂、矿山?” 因为我知道,轻工业的企业在城区较多,重工业的企业大多在郊区,即使当“烤鸭”也不能挂在“炉子”当中,离“火苗”越远越好!

听我这么一说,这位领导的态度开始转变了。“密云有个炼铁厂,刚刚上马,就是远点儿,你愿意去吗?”领导问道。远点儿!远就好!我心里一边想,一边顺口说道:“愿意!服从组织分配。”这次我表现出服从而又不过分积极的态度,怕她反悔,因为密云在北京市的东北角,离内蒙不远了,万一她又想起什么就麻烦了。

终于,我拿到了去密云炼铁厂工作的介绍信。当时心里比收到高考录取通知书还高兴,能够到工厂去当一名产业工人,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这对于曾经被多次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的我来说,确实是不敢奢望的。

满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踏上了开往密云的火车。

 

二、           没有被人歧视

密云炼铁厂坐落在燕山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旁,京密水渠在工厂的不远处通过,把水库的水送往北京。炼铁厂有两座小高炉,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代的产物。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炼铁炉,也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它叫做高炉。然而当我一见到高耸、挺拔的高炉时,就爱上了它们!我一口气爬上了炉顶,仿佛已经成为了一名炼铁工人,一种男子汉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我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保尔,我受伤的心灵需要随着铁水的凝固而变得坚强!

我被分配在“一连三排”,当时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所以把车间和干部职务都改编成军队的建制。在我第一次参加全排会议时,排长突然对我说:“请你站起来!”。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经过多次的群众批斗,我已经习惯于在众人面前“低头认罪”了,看来在这里也不能幸免。排长接着说,语调提高了八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复员军人,这次分配工作,他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来锻炼,表现出革命军人的高尚品质。希望大家向他学习!”

在一片掌声中,我不知所措,甚至没有敢笑一笑。没有想到,原以为要挨一次“批判”,却变成了表扬!对此我确实没有勇气接受。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了西城区安置办的那位领导,肯定是她对我的情况作了过分好的介绍,不知这会给我带来福、还是祸?

在我进厂之后,又有大批的复员军人、公检法干部被分配到这里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了解到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有种种“政治问题”。有的也像我一样因为对江青等不满而受到处分,有的在“文革”中“站错了队”。有的因为父母有问题而被军队或国家机关清除出来,其中不乏高级干部的子女,被罢官的大将、中将和少将的子女就有好几位,这在其他基层企业是不多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问题就不会显得太突出了。这使我想起了“木偶奇遇记”中的“皮诺奇奥”,当他看到别人头上也长出两只驴耳朵时,就不感到孤立了。

确实,在炼铁厂四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被人歧视。连里、排里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一起劳动的工人,对我都很好。尽管也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但只要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劳动,不怕苦、不怕累,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在工厂里,大学生一般是要安排在技术性的工种或科室工作的,而我主动要求到炼铁车间当一名炉前工,天天与灼人的铁水打交道,劳动强度和危险性很大,这在大学生中是比较少的。艰苦的劳动不仅改变了我的身心,而且也改变了人们对我的看法。看来,到密云来的选择是对的。

   

三、           艰苦的劳动

当时的北京缺少生铁,所以老百姓取暖用的铁炉子也成了紧缺货。密云炼铁厂再度恢复生产,与当时的市场需求有关。确实,我们生产出来的铸造生铁,总是供不应求,质量差些的也能卖掉。我时常看见用户的货车在货场边排队等候,余热未散的铁块刚刚卸到货场上就被用户拉走了。

再看看我们的劳动场面,好像是与奔腾的铁水一起进行舞龙表演。由于没有自动化的铸铁机,要靠炉前工举着铁棍去控制和引导铁水流进一排排模子里。工人与铁水的距离仅有一、两米远,滚动的铁水发射出强烈的光和热,第一次受到热浪的冲击,我不禁倒退了好几步。还是老师傅有办法,只见他们側着身子,弯下腰,避免与热浪正面冲突,熟练地把铁水引入铁模子。一炉铁水终于出完了,望着一排排正在凝固的铁块,我们用水龙头喷着水,仿佛在浇灌着地里的庄稼。虽然大家已经浑身被汗水湿透,但仍然兴奋不已。

过去在中学里学到过水变蒸汽的原理,可到了实际生产中才知道它的含义。由于铁水的温度有上千度,如果在流动时碰到下面有水,水就会马上变成蒸汽,产生巨大的力量,把铁水喷向天空,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在冷却铁块时喷了过多的水,等到下一炉铁水流过来时,残余的水把铁水喷向天空,我们称之为“放炮”。

没有哪个炉前工不曾被铁水烫伤。“放炮”后从天而降的铁水像天女散花一样,让你无处躲藏。比较好的办法是浑身不停地抖动,让“铁花”顺着披肩帽和工作服滑落下去,万一铁水珠钻进了你的衣领或皮鞋里,它就会在你身上烫出个洞,沾在你的伤口里。我的脚上至今还留有几个一分钱硬币大小的疤痕。但即使是被烫伤,也往往是“轻伤不下火钱”,少了你一个,别人的负担就要加重许多。所以,伤口总是在劳动中被磨破,要拖一、两个月才能痊愈。

在我当炉前工的几年里,工厂还没有上铸铁机,铁锭的装车任务完全靠工人肩扛手搬。我们在八小时的工作中通常要出四炉铁,也就是每两小时出一炉铁。往往是前一炉的铁锭还没有来得及搬完,下一炉的出铁时间又到了。有时,由于铁水流得太急,没有引导好,结果几块铁锭凝固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王八铁”。把这样大的铁块抬上汽车,需要四到六个棒小伙儿用扁担抬,按我的体格往往还不够资格。为了抢时间,我们不能等到铁块完全冷却了才去搬,经常要在它半凝固状态下去翘、去砸,才容易把铁块分离,不连在一起。这时的铁块表面上看已经变黑了,但内部还是红的,甚至还没有凝固。所以,我们的手套坏得非常快,因为搬运时经常被烫破,有时还会着起火来。所以炉前工都有一种特殊的嗅觉,一闻就知道谁的衣服或手套还有余火未灭。

由于长期用扁担抬铁块,我的右肩鼓起了一个大包,开始可能是肌肉红肿,后来成了块肉疙瘩,十分坚硬。今天它已经成为了那段艰苦劳动留给我的纪念。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如此艰苦的劳动。这段生活不仅增强了我的体魄,而且也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四、           半军事化的生活

由于工厂位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所以不通公共汽车,从工厂步行走到火车站需要一个小时。无论是家在农村的,还是家在城里的,都无法每天回家。因此大家都按照连、排、班的建制住在集体宿舍里,完全像住在军营里一样。这样住的好处是适合于“三班倒”的作息制度。因为高炉生产是二十四小时不能停,我们需要安排三班人员交替作业,每班工作八小时。夜班是从半夜1200到早晨800,是比较难熬的班次。由于白天休息不好,晚饭后还要睡一会儿,当班长在晚上1100叫大家起床时我睡得正香。

工人在交接班时,都要认真交代工作和工具,相互检查是否符合交班的要求,如果不符合要求,可以拒绝接班。这也很像军人站岗时的换岗、换班一样。只不过当兵时换岗是相互检查武器,而在当工人时交接班是检查工具和设备是否正常。

有时候,还要检查宿舍的卫生状况。当然,工厂的集体宿舍比不上军人的宿舍那样整洁,但也不能太乱。

正因为大家每天劳动在一起,吃住在一起,甚至在新年、春节时也要在一起加班、过年,所以每个班排都像是一个大家庭,关系很融洽。在四年时间里,我从未看到过工友之间打架斗殴,连吵架的事都很少发生。

班排每天还要开班前会,每周还要组织班组会,或检讨工作,或组织学习。学习的内容很多,有时读报纸,有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也安排职业技术培训。连、排长或指导员也经常召集大家开会,讲国家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劳动纪律。这样规范和频繁的会务制度几乎与军队没什么两样。

不过有一点还是与军队不同,那就是可以自由谈恋爱。由于来自农村、军队、学校等各个方面的年青男女很多,自然会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在军队院校和连队,是不允许随便谈恋爱的,而在这里是可以的。所以,一些进厂不久的年青人很快就掉进了爱河。一对对进厂后才认识的青年人成了恋人,有的很快结了婚。

但对于我来说,炼铁厂仍然只是个不穿军装的“军营”,这里不可能有我的爱情,我仅仅把它当作是一所向社会学习的大学。我终究要从这里“毕业”,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五、           58斤的粮食定量

自从六十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了口粮定量供应制度。当时我已经进入中学,我一个月的口粮定量只有28市斤,成年男子也只有三十几斤。到了炼铁厂后,当炉前工的定量是58斤,几乎一天的定量是两斤。可是炉前工的体力消耗太大,而那时的副食供应很差,只有每天一次为炉前工免费供应的“高温菜”里能有点肉,所以我们一顿饭吃七、八两主食是平常事。在58斤定量里,大部分是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或杂粮,白面和大米的比例只占三分之一。记得一天晚饭我买了两个玉米面窝头和一个白面馒头,吃完了窝头还不饱,拿起馒头又舍不得吃,想留到上夜班时吃。只好把它放在饭盒上看着,白白的馒头散发出阵阵香味,肚子里的窝头好像早已化成了什么气体跑掉了。我本能地又拿起馒头,自己和自己开始“谈判”:只吃一半?不行,夜班干活更需要多吃点儿!那么,只吃馒头皮儿?……,好吧,只能吃皮儿!于是,一眨眼的工夫,馒头皮儿被我剥光了,一只光滑、细腻的馒头变成了“喇痢头”

炉前工的饭,往往也离不开铁。当一炉铁出来之后,我们往往会在火红的铁锭上撒上一层砂子,然后把装好大米和水的饭盒放上去。不一会儿,一盒香喷喷的米饭就蒸好了。用铁块来烘烤馒头、窝头,也特别香。尤其在冬天,把一块火红的铁锭拉进休息室,又能烤食物,又能取暖,是我们炉前工的乐事。

 

六、           “臭老九”还有用

在我进厂时,劳资科把我当成退伍战士对待。按规定,军龄不满五年,只能定为一级工,月薪34.5元。后来有一批8341部队的战士退伍、来到工厂,他们只有两、三年的军龄,可能是因为这支部队在“文革”中有贡献,所以这些退伍兵都定成了二级工,月薪40.5元。所以,我从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工人,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大学生。不过我倒愿意这样,如果大家知道我是大学生,就会对我另眼看待,起码是个“臭老九”,与大家的关系就可能不会融洽。

可是,总有人会知道我的经历。由于自己不愿丢掉学过的英文,所以总爱拿起来看看,自然是“不打自招”的。所以,我虽然拿着一级工的工资,但上过大学、接受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熏陶,终究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但当时厂里的大学生很多,也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大学生的帽子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不过,我能写会画的特长却被人发现,在工厂里也居然排上了用场。

在“文革”的年代里,宣传工作是倍受重视的。我们连每个月都要出一期板报和宣传栏。板报是用一块黑板写成的,还好对付;可宣传栏就不同了,它有两米多高,五、六米宽,是用木架子和芦席建成的,就像是今天马路旁的大广告牌差不多。每期宣传栏的内容很多,“头版头条”肯定是迎合当时中央精神的批判性文章。这种文章通常要由各排有些文化的骨干来写,但大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记得那时涉及的命题往往是: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刘邓路线”、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又开始“批林批孔”。

我的任务是把稿件用毛笔抄写成“大字报”,还要设计出每期的“刊头画”。画的最多的是各种姿势的炼铁工人,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抓住一个“坏蛋”。有时我暗自好笑:这个“坏蛋”说不定哪天就是我自己!

最后,我们还要熬一桶浆糊,把写好、画好的东西粘贴在宣传栏上,通常搞一期宣传栏都要耗费我和连部文书两个人一天的时间。文书是个中年人,也是个知识份子,人很好,字写得也很好。他对“文革”有看法,但说话很谨慎,因此可能没犯过什么“错误”。也许是知识份子“臭味相投”吧,我很喜欢与他一起搞宣传栏,并当成是每个月的一次精神调节。

 

七、           “深挖洞”

当时,毛主席认为“苏修”即将进犯我国,珍宝岛的枪声就是前兆。于是他发出了“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的口号。毛主席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林彪又比喻成“一句顶一万句”,因此比一句就是一句的皇帝圣旨还显得更加重要。但仔细想一下,林彪的说法并不正确。其实,毛主席的一句话既不能等于古人说过的一万句话,也不能等于马克思、列宁说过的一万句话,更不能等于他的敌人说过的一万句话。所以,林彪的比喻不符合起码的逻辑。

不过,我对毛主席“深挖洞”的号召是深信不疑的。看过“地道战”、“地雷战”没有?恐怕谁要想征服中国,很难破中国的地道网络。在这方面,拉登恐怕还是抄袭我们的。

我刚进厂,就赶上了“深挖洞”的高潮。排里找了几个当过兵的,带领一些人去挖洞。到哪儿挖呢?苏军肯定是从蒙古越过边境,先侵入我国的内蒙,我虽然没去成内蒙,但还知道内蒙的方向。我眼睛向北一扫,建议在工厂东北侧的小山脚下选点儿。大家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又根据地形选择了一个不易被水淹的位置,并设计挖一个上下两层的防空洞。下面是洞口,上面有一个向外观察的了望孔,洞内有供人上下的台阶。别人可能以为我在军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我是从电影里得到的启发,我的方案被采纳了。

干挖洞这类活儿,最轻松了。因为没有技术标准可以衡量,能躲进几个人就行。何况还能像战场上的掩体一样,能隐蔽、能观察,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不过事后想想,真打起仗来,苏军坦克打一炮就能把小山洞炸塌了。

看着即将挖好的防空洞,一个人说:“等不到敌人飞机来,过两天就有人进来‘防空’了。”“谁呀?”大家问。“嗨,这还不知道,搞对象的呗!”……,“哈!哈!哈!”……,男人们大笑,“真坏!”、“缺德!”几个女的一边笑、一边骂。

工人干活儿时,开些有荤有素的玩笑是很平常的事,而且能活跃气氛。开始我不太适应,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假正经。后来我也学会“添油加醋”地参与进去了,反而觉得这类玩笑可以增进相互间的友情。甚至一些“脏话”、“粗话”,也是工人们交谈时必不可少的“佐料”,不这样似乎不能表现出工人的粗犷和豪迈,可能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吧。

 

八、           “一号通令”和拉练

回北京休假时,见到还在军队工作的老同学。他告诉我,中央发了“一号通令”,要准备和“苏修”打仗了。还说,苏军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坦克车几小时就可以打到北京。但也有同学表示怀疑,苏联人真敢打吗?

回到工厂,备战的气氛似乎比北京还浓。厂里已经在组织职工进行射击和投弹训练,一些从军队复员的军人成了军事教员。另外,还要准备行军训练,我们称之为“拉练”,意思是拉出去长途行军训练。

“拉练”的行走路线是绕“密云水库”一周,可以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水库风光,我很想去。

第一批名单公布了,果然有我,而且还担任一排一班的班长。由于我当过兵,自然是很称职的。出发前第一次的演练,就叫我出列作演示,因为我的背包打的很标准,完全符合部队的要求。而不少农村和学校来的孩子,就像背着铺盖卷准备进城的“打工仔”,结果大家还要学会打背包。

不过,我这个学生兵走起路来就不如农村的小伙子了,走了两天山路脚上就打水泡了,只能坚持走下去。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找一个小山村住宿,我第一次了解到了山区农民的情况。在修建密云水库之前,这些农民都生活在平原地带。为了让北京能有一“盆”清水喝,政府征用了大片的农田,把农民迁到了水库边的山洼里。可想而知,山区的条件是不如平原地区的,所以密云的农民为北京市做出了牺牲。

记得在进入一个小山村时,我们根本找不到像样的路,只能从这块大石头跳到另一块大石头,“跳着舞”进了村儿。再看这个村子,这个山坡上一间房,对面山坡上又一间房,看不出有村子的格局,可见条件的艰苦。

终于在天黑前安排完大家的住宿,在这么个小村子里要安排几十个人的住宿,确实给老乡们带来很多不便。但没有想到的是,当地的农民都非常热情,他们的热情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朴素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班七、八个小伙子住进了一家普通农民的家里。进去一看,是典型的“一明两暗”式的农家住房,进门处是门厅兼伙房,左右两侧各一间住房。住房里一半是土炕,门厅里的炉灶既烧饭、又能向土炕送“暖气”。我们拉练时正是在冬天,所以能够体验到土炕取暖的感觉。因为我们的到来,房东全家都挤到另一间房间里去住,腾出这间较大的给我们住。

大家放下背包,就坐在炕上休息,等着开饭。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再加上进村儿时还跳了一阵“舞”,确实饿了。由于当地的农民比较困难,所以一天三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不麻烦老乡。可是房东还是端上来一大碗菜让我们吃。说是菜,其实就是腌咸萝卜。当时已经入冬,山区哪有什么菜吃啊!

我就着窝头吃了根咸菜,觉得有香油的香味。这时我才注意到房东在咸菜里加了些香油,这在当时连城里人也觉得稀罕,更不用说山区农村了。我感激地看着房东,心想他已经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我们了。

吃过晚饭,大家来了精神。这时我借着油灯的亮光,观察了房东一家人。房东是个北方的大个子,五十岁左右,已经是满脸皱纹,但身体很结实。他老伴儿四十多岁的样子,普通的农村妇女。“您家有几个孩儿?”我看着他身后的一堆孩子问。“四个”,他回答。接着他一一把孩子介绍给我,先介绍最小的三个孩子,最后介绍他的大女儿,还把女儿从后面拉到他身前。原来她站在暗处看不清,后来站在我眼前才看清。白净的皮肤,秀气的脸庞,乌黑的一条辫子,丰满的体态,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大约有十六、七岁了。我再看看房东老两口,怎么也无法把他们与这个“喜儿”般美丽的少女联系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姑娘旁边挤过来一个小伙子,姑娘居然当着我们的面儿,很自然地拉着小伙子的胳膊,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不用说,这八成是一对儿“娃娃亲”。至今我也没闹明白,都说农村姑娘扭揑,可这山里的姑娘咋就这么大方?

为了表示对房东的感谢,我叫副班长——我们班唯一的女性表演个节目。副班长很泼辣,也是从密云农村招工进厂的,还是厂里宣传队的演员。她还真行,就在炕边不大的一小块空地上,连蹦带唱地来了一段“样板戏”,估计小时候在家里也常给大人表演,“样板戏”可能是她的拿手戏。

第二天告别了房东全家,我们又上了路。下一个村子比较大些,人家儿也多。据说村里还有抗日的传统故事。连长抓住时机,组织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请村干部给我们上了一课。具体的内容现在已想不起,但我至今还记得开会的那个小学校。没有玻璃的破门窗,歪七扭八的桌椅,据说老师也很缺。尤其在“文革”期间,连小学教育也不能保证了。

看着村里失去教育的孩子,我心里盟生出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当一名教师呢?后来,正是这个念头,促使我走上了人生的又一段路程,这些是后话了。

 

九、           “吃一尺、长一丈”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当时的一种说法,这个概念的产生是源于“文革”的特殊环境。当时全国各地的领导机构都叫“革命委员会”,而不是以前的“党委”。同时,又从军队和工厂组织了一些人派到各个单位,参与“革委会”的领导,叫做“军宣队”和“工宣队”。

        我们工厂似乎只来过“军宣队”,没来过“工宣队”。可能是因为工厂的老工人很多,已经有很强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了。虽然我对“文革”中极“左”的一套很反感,但对老工人出身的基层干部还是有好感的。尽管他们也会顺应潮流、说一些违心的话,但他们的朴实无华的作风是抹不掉的。

工农干部直来直去,作风硬朗,办事痛快。尤其干起重活来,往往冲在前面,以身作则。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知识份子“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在我身上克服了不少。在我后来的几十年工作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想做一件事情,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才放心,只看别人做,自己没有试一下,就不能认可。

当然,工农干部也有文化不高的短处,不过当时人们都认为读书越多越“反动”,工农兵就是“大老粗”,文化不要太高,越“粗”越好。可是当干部总要给大家训话,总结一下工作。一次我们连的一位副连长给我们训话,是老工人出身,他总结了前一段工作中的不足,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并说:“我们要吃一尺,长一丈!不能再闹以前的毛病。”大家听了大笑起来,“吃一堑长一智”的成语让他给发展了!

 

十、          “巴黎公社”在哪个村儿?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工人阶级起义,第一次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后来起义失败了,历史上称为“巴黎公社”。

一百年后的这一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举行了纪念活动。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工厂里,我们除了听广播外,就是读报纸,很少能看到电视。

根据连里的安排,全班的职工都集中在一个最大的宿舍里学习。班长把一份报纸交给我,因为我的文化程度高些,所以每次都叫我读报纸。报上头版登着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我就开始读起来。文章在简单介绍了当时起义的情况后,主要是结合“文革”斗争形势进行了发挥。提的最多的还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以及如何通过巴黎公社式的自下而上的选举,产生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等问题。

好不容易把文章读了一遍。班长开始组织讨论。通常大家坐在一起聊天,都争得脸红脖子粗;可一到政治学习讨论,一个个就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敢打头炮。班里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一般都是小学程度,即使上过中学,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为了启发大家发言,班长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巴黎公社是咱们工人第一次拿起枪杆子和反动派干,所以非常伟大!小吴,你说说吧!”班长指了指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小吴是个棒小伙儿,干起活儿来浑身使不完的劲儿,大家常取笑他说,小吴身体没法儿不棒,11岁还吃他妈奶呢!小吴憨笑了一下说:这个公社以前咋没听说过呀,在哪个村儿啊?他这么一说,另一个也问:我也没听人说过,巴黎在哪儿啊?,不知是谁马上补充道:肯定不在密云!不在咱们县。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解释到:这是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不在中国。可是还有人问:外国也有公社?我这才明白,原来是“公社”这个词儿把大家闹糊涂了。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孩子,确实不知道国外也有“公社”、“巴黎公社”与“人民公社”不是一码事。

天哪!我读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居然没有能解答工人们最起码的疑问!

 

十一、   “里通外国”

    我在军校学的专业是英语,当然也学其他知识。尽管在“文革”前只学了一年,但由于采取了“听说领先教学法”,再加上比较严格的训练,所以基础打得比较好,一年就可以应付基本的会话了。现在大肆宣传的“李阳疯狂英语”教学法,还不如我们当年“疯狂”。那时,我们平常在校园里见面都不讲汉语,尽量用英语交流,连上厕所都在背单词。

来到密云后,我依然坚持自学英文。那时很难找到英语教材,每次回北京休假,我都是泡在外文书店里。除了技术性英语资料外,书店里只有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著作和“北京周报”。所以我每次都要买几本“北京周报”带回密云。无论在开会、听报告时,还是在高炉休息室里,我都在学。“北京周报”是供外国人阅读的英文刊物,纸又白又薄,很结实。工友们经常问我:“看完了没有?给撕一张。”因为周报的纸好,很适合卷烟叶,所以很受大家欢迎。我想,真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英文进了我的肚子,好纸变成烟、进了工友的肚子。

但是,也有人来找我的麻烦。一位排里的干部,对我看外文书报提出了质问:“那么多毛主席的书不看,非得看外文书!我看有问题!”。好心人劝我注意点儿,于是我不得不买了英文版的毛著单行本、还找来了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人家还是看不惯,据说还怀疑我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担心起来,既然去内蒙兵团都受到怀疑,学外语肯定是更值得怀疑了,真得注意点儿!

不过,尽管当时的极“左”思潮还很厉害,互相批判的大字报也经常出现,偶尔还会在大会上突然让哪个“有问题”的人站起来批斗一下,但我始终没有受到过冲击。这也是我怀念密云的原因之一。

 

十二、   一个农民的儿子

大张是从当地农村进厂的,比我大几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高高的个子,见人就笑,脾气特别好,非常本份、踏实,一看就是个朴实的农民。他进厂不久就当上了班长,干重活老是冲在前面,大家把他看成老大哥。

大张没有多少文化,可是善于观察,虚心向老师傅学,没有多久就能当值班员、控制高炉运行了。在他看来,能够当上一名称职的工人是自己的目标,所以他在工作上不遗余力、一丝不苟。

他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总感到好奇,认为思想方法和农村人不一样。看见我整天看英文书,他总问有什么用。我回答说,将来会有用。他说,你早晚要离开这儿,回城里去。我无法回答,不愿透露想当老师的想法。

对于没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大张已经是过来人了。看到年轻男女打情骂俏,大张不好意思正眼看,总是扭着脸笑。他总跟我说,现在年轻人,真没法说。

我注意到他平时非常节省,从来不吃好菜。我为了买书和进城时的开销,也很节省,每个月的伙食费总共不超过12元,平均每天四角钱,可大张比我还省。我省钱是为了学习,他是为了一家老婆孩子能过得好些。

我离开工厂不久,就听说他入了党,当了干部。

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大张死了。一天他登上高炉顶,处理装料口卡住的炉料,不幸被煤气熏倒,一头栽进了装料口。

开始我希望这是误传,但几个人都说是真的,而且说他儿子已经顶替他、进厂工作了,算是照顾。对于他的死,我一直感到很难过。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朴实、真诚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在到密云之前,我总认为农民自私、散漫,但经过四年与这些农家子弟相处,我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像大张这样的农民子弟很多,只要你平等、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们会回报你十倍的友善和真诚。我久久不能忘却大张的,也就在这里。

 

十三、   小乐队

进厂的第二天,我就听见隔壁宿舍有人拉小提琴。后来知道是个中专毕业的学生在拉,虽然不大专业,但也还是有些味道。后来听说还有一位中专的老师拉得更好,但他的原本专业是体育。

我从初中就爱拉手风琴,经常在学校里表演独奏或伴奏。没有多久,我们三个就凑在一起,练习小合奏,也是一种休息和消遣。后来连里发现了,要求我们准备节目,在全厂晚会上参加演出。那时候每逢“五一”、“十一”、新年或春节,厂里都要举办文艺晚会,由各连自编自演节目,算是一种政治任务。

不过在“文革”中能演奏的小提琴曲很少,连提琴的练习曲都算是“封资修”的“靡靡之音”。后来我们想了半天,选择了“新疆之春”和民歌改编的“花儿与少年”,并且通过了“政治审查”。

演出那天,大礼堂里挤得满满的,连附近农村的老乡都来了。会场的秩序很乱,小孩哭、大人喊。等我们上场时,居然安静下来,在农村很少见到西洋乐器,所以都想听听是个啥动静儿?

还真不错,我们的节目很受欢迎。尤其大家看到两个拉提琴的动作整齐,弓法一致,琴弓同时上下挥舞,即使没有听清楚是个什么调调,也觉得有点儿真工夫,值得鼓鼓掌!后来每次晚会,我们都得出场,成了保留节目。

 

十四、   “九、一三”事件

     19719月底,我回北京休假。父亲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没有结束审查、也没有分配工作。他见我回来,把我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态度平静而又神秘地说:“林彪叛国投敌,可能已经死了。”我听了一怔,“是林副主席吗?”我怕是自己听错了,所以又问了一句。“是,还有叶群”父亲补充道。显然他在观察我的反应,他知道我的“政治污点”第一条就是“贬低林副主席”。

可是我很平静,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江青没有一起垮?看来极“左”势力不会太长了!不过我没有向父亲表示什么,只是向他多了解些情况。但他并不知道太多,也只是从“内部”听来的消息。他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外传,别再给自己找麻烦。

我很快回到厂里,虽然还像往常一样上工下工,但心里却非常兴奋。“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已经写入了党章,看来历史要重新写了!我想的没错,林彪不能接毛主席的班。”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把身上的一块大石头卸了下来。虽然还背着另一块石头——“反江青”,但这块石头的压力就小多了,因为对江青不满的人太多了。

当时厂里很少有人知道“九、一三”的事情。我憋了两天,终于忍不住了,于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个关系较好的朋友。他们的反应并不一样,有的和我一样兴奋,有的感到意外和不理解,也有的不敢表态、表示怀疑。确实,林彪的叛逃是对“文革”路线的第一次打击和否定,也是对人们心中的“毛泽东神话”的动摇,这在当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但我的思想却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已经冲出了几千里远。我想到了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想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想到了谭震林的“二月逆流”,还有那么多被打倒的“走资派”,我相信这些老干部是被冤枉的,“文革”是中共历史上“左”倾路线的重演。

有几次在梦中,我曾经看到林彪和江青的倒台,惊醒时才知道这是梦。“哎呀!我还是很反动!”我责备着自己。但现实比我的梦更加“离谱”,林彪不仅仅是什么路线错误,而是像张国焘一样叛党叛国了。我还不曾把他想的那么坏!

“九、一三”事件使我的政治生命复活了。虽然江青还在台上,虽然我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但林彪的死已经为我平了反。

 

十五、   落实政策

在林彪得势时,他把许多军事院校都撤消了。大批教员和学员复员、回到地方。但不少军校学员也像我一样,没有享受到大学生的待遇,这就出现了地方大学生与军队大学生之间的待遇差异。为此,复员回北京的一些军队院校毕业生开始“串联”,把意见提到了总政治部。经过了多次的反复,再加上林彪事件后出现了“落实政策”的暖流,我们的意见终于被接受了。

记得当时我们工厂也接到了上级的文件,开始“落实政策”,调整我们这些军队院校大学生的工资。我的工资从34元一下提高到46元,后来又调到56元。一些工友羡慕地说:“将来我有了儿子,还得让他上大学!”

“落实政策”不仅仅是调整工资,更主要的是改变了我的“身份”,也就是从“工人”身份改变为“干部”身份。今天的大学生对此已经无所谓,只重视工资多少;而在二十年前人们很重视“身份”。

对于我来说,恢复“干部”身份,则为我今后打算当老师提供了条件。

有时我也不得不迷信。林彪完了、政策也来了;有时“祸不单行”,有时又“好事成双” !

 

十六、   “参考消息”

“干部”身份给我带来的另一个喜悦是,有了订阅“参考消息”的资格。今天的“参考消息”在路边的报摊上就能买到,可当年被视为是内部文件,俗称“小参考”,不能在社会上流传。

我从“人事科”开了个证明,到邮局办理了订阅手续,从此开始享受到这特殊的“干部待遇”。一些关心时事的工友经常来借阅,我都要嘱咐:“别丢了!看完还回来。”

“九、一三”事件以后,社会上的传闻并不多,人们非常谨慎。而“小参考”上的外电评论却很多,后来知道是中央有意通过“小参考”向下吹风。记得有篇报道讲述了毛主席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对林彪对他的吹捧之词不以为然,并且说到:我的话一句就是一句!怎么等于一万句?还有一些文章,对极“左”的思潮开始进行批判。于是,“小参考”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报上的每篇文章我都要仔细看,重要的还要剪下来,作为资料反复揣摩。

可以这样说,“小参考”又让我回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从此我又开始了对“文革”政治斗争的研究和分析,我知道中国走出“文革”漩涡的航程还很长。

 

十七、   摄影和修表

我从小喜欢摄影,尽管技术不高,还是拍了不少有意义的照片。在炼铁厂,我拍了许多反映炼铁工人生活的照片,也有一些是表现高炉的雄姿和密云水库风光的照片。

那时只有黑白胶卷,洗出的照片也是黑白的。为了表现出自然界的美,我试图为照片上色。买来了照片着色的特殊水彩,经过加工,奔腾的铁水和高炉在朝霞中的身影就显得异常绚丽起来!如果你不知底细的话,也许你会认为这本来就是一张彩色照片。

为了把照片放大,我用三个月的工资从旧货店买了一台苏联制造的放大机。这下我的小宿舍就成了照相馆的“暗室”,我也成了半个照像“专业户”。不过我不收费,别人需要放大照片,自带放大纸来即可,我义务服务。碰上休假,我会把自己关在“暗室”里工作一天,当我在盥洗室里清洗照片时,大家才发现我的脸盆里满满的一堆照片,甚至还会发现照片上居然还有他们自己!凡是照片上有的工友,我都要送给他们一张。

摄影使我热爱生活,也使时光没有虚度。

我在炼铁厂的另一项“业余爱好”是修手表。

当时,手表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标志个人财富的“三大件”之一,其他两件是自行车和缝纫机。所以如果谁有一块手表,就当成了宝贝。即使是块很旧的表,也舍不得扔。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大,所以在劳动中很容易把手表弄坏。

我自己的表也是块父亲给的旧表,原来走得还不错,进工厂后就爱出毛病了。每次进城往往要去表店修理,也很费钱。于是我在等修表时,注意观察师傅的修表过程,打算也学着自己修表。我买了修表用的放大眼镜、微型改锥等,真的开始学起修表来。

我先对一块完全损坏的手表进行“解剖”,了解它的构造和装卸的办法。有时不小心掉了一个小螺丝,要趴在地上用手电筒找很久才能找到。就这样,我终于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了。例如因为震动造成的零件松动和停机、表针脱落、游丝或摆锤被卡住、无法上弦、表带损坏等毛病,我都能修。后来,真的有人送来手表让我帮忙修,我也尽可能修一下,当然也是免费的。

我报考大学是属于文史类,不属理工类。进了炼铁厂,就等于改了行,从事的工作显然是理工类的,修表当然也是。但对于一个以前“只动嘴不动手”的文科书生来说,多动动手干点儿活儿,实在是有好处。在密云的四年劳动中,我不仅当过炉前工,还干过钢筋工、上料工、油漆工、电焊工、抓斗工、架子工等。尤其是架子工,要登上几层楼高的高炉顶,搭起维修高炉的脚手架,没有些胆量是不行的。也许因为我小时候爱爬山爬房玩儿,所以不怕登高,在高高的架子上不用保险带也敢在架子上行走,老师傅叫我“傻大胆儿”。

离开炼铁厂后,我确实像变了个人。一般的小活儿,尽量自己动手解决。遇到什么东西坏了,总爱拆开弄弄、修修。当然,也往往会拆开了装不上,越修越坏。可笑的是,一次父亲真的把我领到一家修表店去拜师傅,他以为我受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想改行学修表。

现在我不洗印照片了,也不修表了;时代进步了,我的技术也过时了。

 

十八、    尼克松,欢迎你!

1972年的春天,也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春天。尼克松作为第一位访问共产党中国的美国总统,急匆匆地走下飞机扶梯,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将要变了,将会向世界、向西方打开半扇大门。虽然我在密云的山沟里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但我知道学好英语一定会有用。

尼克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美国式的忽冷忽热的友好,而且也带来了英语热。王府井有个“内部”外文书店,要凭工作证才能进去。“文革”中一直冷冷清清,可从尼克松来访之后,一下子热闹起来。尤其受大家欢迎的是“英文900句”,只要摆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搞到一套,虽然对我来说程度浅了些,但对于了解美国式的英语却有帮助,我一口气看了两遍。学外语只看是不行的,一定要听。我偶尔发现“美国之音”每天清晨播放“英文900句”的教学节目,就开始偷偷地听。密云炼铁厂四周空旷,收听效果非常好,一位男中音领读课文,使我记起了大学里语音最好的沙教员。

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要按“偷听敌台”的罪名论处,但由于中美的关系在不断改善,日本人也像凑热闹似的赶过来谈建交,所以我的胆子就大了。再说,当时已经兴起了“外语热”,各地电台、电视台纷纷推出英语、日语的教学节目,所以人们也不再会追究什么“里通外国”的问题了。

不仅如此,从那时起在北京举办的外国展览会也多起来。能够参观一次展览会,和外国商人攀谈几句,好像出国一样新鲜。记得我第一次与外国人交谈,就是在展览会上。即使是非英语国家的外国人,对英语的熟知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英语将成为国际交往的通用语言是必然的事。

尼克松——这个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却拉开了封闭着新中国的半扇门,而另外的半扇门是在1978年打开的,那时我第一次担任了口语翻译,接待瑞典冶金工业代表团。

在高炉的炉台上,我看着满天的星星高声喊到:“尼克松——,我们欢迎你——!”。几个工友朝我看了看,一边笑一边调侃道:“这家伙,真够反动的!”

其实,从毛主席发表他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到尼克松走进毛的宽大的书房,仅仅才过去了二十二年,然而却显得那样的长久。尽管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并不“看好”尼克松的访华,甚至对日本人的“求爱”还心怀旧恨,但世界的政治气候也有四个季节,冬天总会过去,冰雪总会消融。

 

十九、   美丽的密云

在炼铁厂的北方,是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东方是密云水库,南面是肥沃的良田,盛产小枣、花生、核桃、梨等优质土特产。当然,密云水库里不准许捕鱼,不过有一次我们班上的农民工从家里背回来一条大鱼,足有半米长,红红的须,漂亮的鳞,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鱼。“这是我们水库里的大鲤鱼,你们城里没有!”他骄傲地对我说。

一天休假,我们几个约好去爬山。清晨四点起床,一直向着北方的高山走去。俗话说:望山跑死马。走了两个小时,山还是那么远。真到了山脚下时,已经是中午的时间。这时口渴难忍,一抬头看到树上的梨子在微风中摇摆,见周围无人,于是摘了几个,一口咬下去好像喝了一口果汁。吃了两个梨,顿时有了劲儿,一口气爬到半山腰。口又渴了,再摘两个梨吃。咦!这梨怎么比山下的还要甜?我不禁被密云的好山好水所折服。不料这时山下传来了老乡的骂声:“这是谁家的孩子!偷吃俺的梨!看俺不找你家去!”不好,快跑!我们赶快翻过了一道山坡。

当我们爬过山坡,一下子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长城!”。一个工友说,这是没有被修复过的长城,完全是自古留下来的原貌。我们一步步走近它,仿佛在走进那段历史。我看到城墙上的鲜苔和杂草,风火台上还长出了小树。当我们准备爬上风火楼时,扑辣辣飞出了一大群鸟,我这才发现,里面到处是鸟粪。风火楼里的石阶要比八大岭长城的高的多,从楼顶望去,感觉这里的长城要比修缮过的长城苍老、真实,因而也更加感人。后来我陪外宾多次去过八达岭,但却总觉得密云的那段长城是最美的。

我还多次去过密云水库,从工厂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以前我只见过十三陵水库,后来再看密云水库,简直就是个海湾,一眼望不到边。仅水坝就有还几座,最长的有几里地远。据说密云水库是亚洲第一大水库,后来在巴西的伊瓜苏见到一个水库,是我见过的第二个大水库。

水库里不让游泳,但冬天允许人们从冰面通过。一天晚上一个当地工人回家休假,为了抄近路从冰上走,不慎掉进了冰窟窿。当时正是冬天,他虽然上半身还撑在冰面上,但水库太大了,任凭他怎么呼救也无人听见。等到天亮后被人发现时,已经晚了。

我们经常在水库的下游水渠和水塘中游泳,由于水质清澈,游起来十分惬意,只是水中的小鱼儿会不客气地咄你几下,以表示这里是它们的领地。

后来我才知道,密云还有许多天然景点没有被人发现,所以我并没有去过。但就我这个城里人来说,已见到的密云之美早已让我陶醉了。

 

二十、   告别

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上级单位——首钢教育处的办公室。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干部接待了我。我表示了自己想当英文教师的愿望,因为我知道,首钢有一所业余大学。那时人们还没有准备个人简历的习惯,所以我只是向他出示了工作证。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完,甚至还在本子上记了些东西。然后他对我说:“好吧,我了解一下情况,你回去等着吧。”

由于我的“政治污点”还在档案袋里,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嫌弃我?我对于去当老师的事完全没有底。可居然有一天,一个工友问我:“你还保啥密呀!要走了还不跟我们说一声?”,我倒蒙了:“上哪儿?我怎么不知道?”。

没过多久,人事科把我叫去,科长说:“你的调令来了,你把手续办了,立刻就去报道吧。”我问:“去哪儿报道?”,“首钢设计院,你不知道哇?”,我没敢再问,别让人家以为我在装傻。其实当时怎么从当老师变成了当设计院的情报资料翻译,我真的没有想到。也正因为我去了设计院,所以我才可能进一步提高了专业英语的水平,并为后来转向对外经贸工作打下了基础。

我至今感谢首钢教育科的那位干部,肯定是他推荐了我。

 

当我离开炼铁厂时,工友们正在上班,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一打“小参考”放在常向我借阅的工友床上,又把几本好看的英文画报塞进一个爱看外国画儿的小伙儿枕头下。然后,默默地背起行李走了。如果说四年前离开军队院校时,我没能取得合格的毕业证书;那么这次离开炼铁厂时,我心中的感受是充实的。和大学一样长的四年时光,让我认识了社会这所大学,它对我是宽容的。

二十七年之后,在新世纪即将来临前的一个春节,我和几个工友发起组织了一次“工友春节聚会”。见面时,依然是那么亲切,仿佛仅仅只有几天没见面。一位还在密云工作的工友是清晨坐火车特地赶来的,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开。吃饭时他紧挨着我坐下,虽然话不多,但我感到了他心中涌动的激情,他也是农民的儿子。

密云炼铁厂早已下马,两座小高炉也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们的身影就像那个“喜儿”般美丽的山村姑娘一样,总在我眼前浮现。

 

 

                              2002年7月20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