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票证浅考
我一直希望收藏几张江西井冈山时期的苏区票证，去年我到江西工作了一段时间，终于在一家卖老票证的小贩手里买到了几张，虽然难以鉴定是否真假，但与网上查询到的同类资料对照，似乎也不能说一定是赝品。不过，即使是复制品，只要能够反映出当年苏区票证的历史面貌，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先看一枚苏区发行的壹角钱纸币（见照片：苏区纸币正面）。
这枚纸币是当时苏区以“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的名义于一九三三年发行的。纸币下方写着“新制钞票第一期，省苏印刷局印”字样。纸币中心有一个地球和红旗组成的图案，红旗上印有镰刀、斧头。银行右下方盖有银行公章。纸币背面的两侧印有“银洋壹角”、“凭证即兑”的字样，中间写着几行字：“本行钞票现银一律准备基金十分充足工农士兵携带轻便县苏区苏都可兑现买卖完税毋许折扣倘被查出定必被究发行纸币信用攸关如有伪造从严惩办”，落款是“行长张其德”。下方还有“376262”的编号，纸币中心印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的图案（见照片：纸币背面）。
从一些资料了解到，当年江西的老百姓用惯了银质和铜质的硬币，一开始并不接受纸币。苏区政府建立之后，做了大量工作推行纸币，逐渐建立了苏区纸币的信誉。
我还收集到了两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一张为“乾谷壹百斤”票（见照片：壹百斤借谷证）。票证下方写着：“此票专为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充足红军给养之用”和“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等字样。票面中央印有几名红军举着红旗前进的形象，身后扬起一股烟尘，似乎是冲杀在战场之上。另一张为“伍拾斤”票（见照片：伍拾斤借谷证）。票面中央的图画更为生动，前面是红军的队伍在炮火中前进，几名老乡挑着担子紧跟在后面，表现出苏区群众支援红军的情景。借谷票的背面注明了“凭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九月（分两次）向苏维埃仓库取还乾谷”的字样（见照片：借谷票背面）。
据一些资料介绍，当时苏区向红军借粮十分踊跃，一些群众还表示不用红军归还。凡是保留到革命胜利后的借谷票，持票人可以向政府领取稻谷，也可抵缴公粮或兑换现金。我们今天看到的借谷票大多盖有註销印章，说明已经向人民政府抵偿、兑换过了，所以现在有人把借谷票称为中国“最早的粮票”。
我收藏的第三种苏区票证是“中华苏区革命互济会会员证”（见照片：互济会会员证）。所谓“互济会”，实际上类似我们今天一些群众自发搞的“互助会”。不过当年的“互济会”更具有革命的色彩，这一点从它的办会宗旨上可以看出：“本会宗旨：（1）团结革命的及同情革命的广大工农和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在革命互济精神下，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参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切斗争。（2）发扬阶级同情与国际互助精神，救济苏区和白区的革命战士及一切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牺牲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援助国际的与各弱小民族的一切革命运动及其被难者和家属。（3）援助一切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际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可见，“互济会”不仅着眼于国内，而且还着眼于团结国际友人和支援“世界革命”，反映出当年的苏区革命的国际背景、以及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密切关系。
诚然，由于红军在1934年秋离开了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因此这些苏区票证是无法继续使用下去的。但是，它们却生动地反映出了当年苏区的经济活动和政治风貌，并成为了很难得的历史文物。因此，现在苏区票证在市场上的价格较高。我在江西买一枚要花几百元，可到了北京就变成一千多元了。我收集到的这几种票证，在网上所公布的拍卖品中，都榜上有名。在江西的摊贩手里，我还见到过一些所谓苏区时期的信笺、信封，各种介绍信、证明书等，价格更高。由于无法从网上查证到有关资料作为对照，所以也不敢贸然买下。
从这些苏区的纸币、“粮票”可以看出，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华民国”之中的“国中之国”。也许邓小平今天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思想，就是从苏区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也难怪，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春秋战国、三国演义、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北宋南宋等国家分裂的时期，国家处于分裂的状况要比统一的时期更多、更长，所以“一国两制”、“一国多制”的情形是客观存在和历史现实，不值得大惊小怪。
今天，当我们看待台湾问题时也应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耐心。只要两岸都能维系在一个“大中国”的历史框架内，那么就可以相互包容、相互让步，以民族和两岸民众的利益为重，在党派、国体、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对外关系、乃至军队设置等方面，都应采取灵活和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既统一、又分治的方案。当然，前提是承认“九二共识”，即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即使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可以）。
从苏区票证谈到“一国两制”和台湾问题，似乎有些跑题儿了，但却是我真实的联想。只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加以对照，我们才能领悟出一些深刻的东西，从而找到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