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妈妈请我们吃烤鸭

 

1967年的夏天,我与刘惠成、沈松泉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了地狱不如的南京,打内心里抒了一口闷气。不在于南京的太阳像火炉般地烧烤,而在于我们在学院里受到“全面专政”。“老保”战友们给我们的使命是到总参某部请愿,要求给予我们这些“老保”组织平等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上级机关过问我院的运动、甚至恢复院党委对学院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拳头、巴掌、刀枪之下,当时的真实感觉就是,离开了上级党委就像儿子离开了娘一样。

文革已搞了一年了,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已从极“左”跳到极“右”,从不甘心当“老保”,到心甘情愿当“老保”。如:保总参某部,保军区,保院党委,抛出“白毛女”署名的大字报,与造反派划清界线,企图把张英院长“偷”出去,彻底保起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陈琨是始作俑者),见啥保啥,来了个反方向的歇斯底里。

在石油部宿舍,北京标准的大板楼里的一个单元,我们找到了我们组织的“驻京联络处”,小渝的家。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小渝的妈妈姚园阿姨。当然给姚妈妈行的军礼是绝对标准的,因为夏琦政委已给我们作了表率。

姚妈妈给我的感觉是有知识、有文化,举止大方娴静,感情不外露,话不多,有内涵。肯定出身大家闺秀。就象小渝是“冷面小生”一样,姚妈妈给我最初的感觉也是高贵中带点冷冷的气息。小渝的弟弟小坛那时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什么都喜欢玩。那时的助动车是个新鲜玩意儿,就是自行车上挂个马达,小坛跳上助动车一下子就跑得没了个影。以后我亲眼见过小坛溜冰,居然玩了个“醉冰”,前三后四地在冰上趔趄,吓我一大跳。真想不到小猴子一样的孩子,现在成了高级知识分子。时间可是一个奇妙的魔术师!

晚上姚妈妈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干净的房间里。那时我们都光脚穿部队发的塑料凉鞋,加上脚汗其臭无比,凉水冲了后气味不散。姚妈妈来查房时,我悄悄把脚卷到屁股下,尽量掩饰。姚妈妈肯定闻到了那股味,但她不动声色只说了一句:“路上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在某部“文办”,我们见到了闻名遐迩的宋武官和稳重的有大哥风范的苗干事。我们本想运用小渝的父亲是刘少文部长老部下的关系,找部长痛述衷肠的,但我们不知道刘部长已被康生锁定,前途不妙。能见到宋武官也好,早听延震与建英说过,宋武官曾在东德痛骂过乌布里希,是一个坚定的反修战士。宋武官仪表堂堂,下巴上有一条沟,说话简洁,恰到好处,但总带点北方口音。在听我们汇报到全院“真正的革命派”盼望恢复党委领导,就像盼望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时,我原以为老宋也会动起情来,但老宋掏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三五”烟,拿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打火机,“铮”地一声点上了火,然后喷出一股浓浓的烟,在烟雾缭绕中,老宋勉励我们回院就地闹革命。对我们恢复党委领导的请愿根本不作正面答复。此时我们都堕入了五里云雾之中。

就在当天,某部外面的围墙上贴上了“打倒大叛徒刘少文”的标语,刘少文的名字被倒过来写,还打上红叉叉,围城已久的外院造反派一举攻克某部。这次保与反的对撞,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终。此时,我们真有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感觉。娘没找到,外婆家也给端了!

我们一伙在北京前门大街上流浪,走到“全聚德烤鸭店”门口,一种要“修正主义”享受一番的强烈愿望驱使我们趴在玻璃橱窗外面,望着红油油,肥嘟嘟的烤鸭哈大气。我们穷啊,几个人口袋里的钱加起来不到三元人民币,四分之一的烤鸭也买不到啊。

刘惠成,河北“老坦儿”,素有燕赵慷慨悲歌之风,虽然脚臭,但感情丰富,日后俺爹俺姑去世,他都潸然泪下,而且哭出声来。沈松泉,浙江才子,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词汇极多。他们提议“精神吃鸭”。于是,我们一路胡说八道,这个说“入口即化”,那个说“齿颊生香”,到了小渝家里,我们还在嘀嘀咕咕:“有此一餐,足慰平生!”

姚妈妈静静地听着,终于听出来我们在发什么疯。她不声不响地走进里屋,拿出一张十元大钞,递给小渝。“冷面小生”继续冷着面卖乖:“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们的话”姚妈妈爱怜地轻轻在小渝的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一会儿,小渝双手插袋,若无其事地踱出家门。我们心领神会地紧随其后。饭店的告示上明明白白写着营业时间至下午五点,而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十分!我们对视了一下,也只有二十岁不到的大孩子才会有的调皮眼神,一句话没有,不约而同地向着“全聚德”方向狂奔起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某部、保许、保院长全忘记了,我们只要保住吃烤鸭的时间!

幸而,还剩下最后的半只烤鸭,饭店收了小渝八元五毛。

原以为烤鸭上来,我们一人撕一块啃就是了,却不知烤鸭还有“三吃”的说法。第一道是烤得焦黄的鸭皮、甜面酱、照得出影儿的薄薄的面饼,还有一碟细细的葱花儿。我们照着小渝的动作卷起一块小心地放到嘴里,轻轻一咬,绵软中带脆嫩,奇鲜奇美的汁水从舌尖到舌根到喉咙,快感通过食管在整个肚腹化开来,原来“入口即化”真有其事。吃完一块,体味一下,香气从喉咙、口齿间回上来,“齿颊生香”原也是真的。“冷面小生”在笑,“燕赵侠士”、“江东剑客”已在品尝第二块、第三块了,我赶紧伸出筷子。

第二道是鸭肉炒洋葱,第三道是鸭骨汤,人家还不忘给我们每人上了半斤饭。

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粒米,啃光了附在鸭骨上的最后一丝肉,舔完了碗里最后一滴汤,这样才对得起八块五毛钱巨款,才对得起姚妈妈对我们的关爱。

天安门广场已华灯初上,我们心满意足在广场上散步,回想烤鸭的滋味。刘惠成“坏蛋”,学着宋武官的派头,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光荣”烟和一包火柴,“嚓”地点燃了,吐出一个味道怪怪的烟圈,笑嘻嘻地说:“怎么样,来一支‘家万里’?”在学院里,河北兵最先学坏,每当他们挨了干部学员的暴打,就躲在我们的避难所里抽烟想家,据说可以取得在晕乎乎中回到家乡的效果。现在,他们大部分人都戒烟了,成了好人,而我们成了“坏蛋”。盛情难却,我们既然第一次吃了烤鸭,也不妨第一次抽一颗烟。我忒傻,吸了一大口,呛得五脏六肺都翻转过来,更可怕的是还要呕吐。头回吃烤鸭可不能吐掉。刘惠成经验十足,他说这叫“醉烟”,冰冰肚子就好。于是我就地卧倒,解开纽扣,将肚皮放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的石板地上,果然好了点。那时我们觉得刘惠成点子特多,叫他“点子”吧不妥,结果“麻子”让我们叫了一辈子。

在三十多年的风雨中,我有幸见到过许多朋友的妈妈,都受到过她们不同风格的关爱。我感到每个妈妈都是一本大书、一部史诗、一个贡献无穷无尽的爱的源泉,她们最美的杰作就是生育、培养了我的一群可以生死与共的优秀朋友。从此我们的天地里就充满了欢笑、理性、智慧和价值。

谨以这篇短文献给姚妈妈,以博您一笑。

 

照片:没钱吃烤鸭,只能精神会餐(1967)

                                        2003年6月8日

                                          (江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