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抗日儒将陈宝仓封面 

 

 

 

 

 

 

 

 

 

 

 

 

 

 

 

 

 

 

 

 

 

 

 

 

 

 

 

 

 

 

 

 


02，抗日儒将陈宝仓出版书号

 

 

 

 

 

 

 

 

 

 

 

 

 

 

 

 

 

 

 

 

 

 

 

 

 

 

 

7，13抗日儒将陈宝仓1

 

 

目   录

 

第一章  保定从军………………………………….….1

第二章  昆山设防……………………………………..7

第三章  宣城负伤…………………………………..…9

第四章  武汉保卫战………………………………..11

第五章  粤北抗敌…………………………………..13

第六章  血战昆仑关—桂南会战—灵山战役……. 35

第七章  与靖西人民的深情厚谊…………………..41

第八章  协助越南抗日志士……….………………120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第九章  青岛受降………………………………..141

第十章  王耀武的阴谋诡计……………….…….158

后  记  亲情代代深………………………….….166

        ---三访德保---

《抗日儒将陈宝仓》又 记

—— 五十五年前后

       

 

第一章      保定从军

 

    我的爷爷 陈璞(号巨斋)河北省遵化县大辛庄人士，是东陵的佃户。

千百年来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雨水由大清、子牙、永定、北运河经海河入渤海。 无雨时，干旱, 雨季时，海河排水不畅，河北平原陷入一片汪洋， 遵化连年遭灾。 爷爷 19 岁那年逃荒入北平，在后海松宝斋古玩店当学徒。大奶奶在遵化老家生下大爷陈宝善后久病不愈而亡。年近 40 的爷爷又娶了卢氏为妻，先后生下父亲陈宝仓，姑陈善如，叔陈宝忠。生叔叔时奶奶一病不起，不久病逝。患青光眼的爷爷视力下降，不能再做古玩买卖，家境日落，不得已将糨褓中的叔叔过继给舅老爷。从此叔叔改姓卢，  取名卢润田。父亲也只能依靠争考第一名而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才念完小学六年级，因无钱买书，常借给同学讲解课程内容借得课本来学习。

父亲陈宝仓字自箴，出生于 1900年农历三月初六，出生时是爷爷家的全盛时期，爷爷已经成为经营古玩生意的能手，是松宝斋的高级雇员，在二条胡同买了宅院，父亲长的又大又胖，虎头虎脑，人见人爱。不幸的是父亲是庚子年出生，那年年底八国联军入侵北平，大肆烧杀掠夺，奸淫妇女，百姓纷纷出城逃难。奶奶抱着沉重的父亲逃到城外，实在抱不动了，将父亲遗弃在一座桥下，一同逃难的孙奶奶看到这么可爱的孩子实在舍不得，孙奶奶奋力抱起父亲，陪奶奶一同逃难，才捡回父亲一条命。抗战胜利之后，1947年父亲回到北平，特意带着哥哥君亮和我到安定门城墙根内的一条胡同里去看望孙奶奶，那时孙奶奶已经双目失明，看不清父亲了，她用手从头到身把父亲摸了一遍。父亲给她送去一套寿衣和棺木，还叫我哥哥给孙奶奶叩了三个头。

    当年官费读书的只有师范和军校，父亲投考入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九期工兵科，学习期间的生活十分清苦，假期经常步行于北平与保定之间，途中借为他人写信或写对联求得路费，有时还食宿无着，夜宿牛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军阀割据，连年内战，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中华儿女当担负起挽救国家危亡重任，仁人志士无不纷纷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贡献自己的力量。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是一些有志之士创办的一所规模较大、教学设施较完备、教学质量较高的军事学校，北伐后并入黄埔军校。中国现代史学会对它的评价是：“保定军校是近代中国一所著名的军事学府，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军事科学教育的先河，为国家培养了六千余军事人才，部分毕业生成为风云人物，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保定军校两年半的学习中，父亲门门课程成绩优秀，连年获奖。1992年，我在美国洛杉矶访问保定军校八期步兵科孙景先伯父时，孙伯父回忆起当年情景，深情地说：“你父亲身材魁梧，勤奋好学，不但门门主课成绩优秀，一些辅助课目如英语、音乐等也名列前茅，在八期、九期的学生中颇有威信。”

1919年夏，爷爷病逝，正在清河预校作见习排长的父亲匆匆赶回北平料理丧事，赶着马车将爷爷的棺木送回遵化安葬。八岁的姑姑提前送往婆家当了童养媳。

1923年夏,父亲娶妻师文通。母亲是姥爷生了五个儿子以后所得的第一个女儿，爱如掌上明珠，从小不缠足，从在博氏幼儿园、培元小学就读，到贝满女子中学高中毕业，这在当时的妇女中属佼佼者。父亲与母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见面，那时母亲还在贝满女子中学读书，刚参加过反对军阀吴佩孚镇压学生运动的游行归来，谈起当时各国列强纷纷窥视，意在瓜分中国，当此国家危难时期，军阀们不顾国家的安危，只顾自己争权夺利发动内战，都很愤慨。父亲看到母亲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对国家大事有如此的见解，这在当时半封建的社会里，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对母亲颇有爱慕之心，就请义父吴辅庭前往师府求亲。姥爷师永荣也是作古玩生意的，他看着父亲从小长大，觉得父亲是个有志气的孩子，前程远大，决定将爱女许配给这个一贫如洗、当兵的小排长。后来父亲当了大官，姥爷常常为自己有这样的远见而自豪。自1924～1933年,母亲共生育了佩方、静方、君亮、禹方和我(瑞方)。

    1923年初夏，父亲由保定军校毕业后，随同军校中的好友郭宗汾、段翔九、孙景先和施敬公等前往山西太原，在阎锡山的部队里由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至任师参谋长，又调到阎锡山的司令部任上校教育科长。

当时在山西连连打内仗，往往打完仗一看，双方都曾是同学。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成事实，中华儿女应团结一致对外。父亲十分厌恶内战，每次打完仗回来情绪都非常低落。只有一件事使父亲感到欣慰，那就是1930年前后，父亲当师参谋长时，带领工兵修筑了太原到潼关那段铁路，我们全家因此迁居到山西禹城，所以给三姐取名禹方。

1936年西安事变后，全国各党派、各个地方势力都以拯救国家危难为重，推举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全国军队统一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调遣，陈诚任国防部长。陈诚急调父亲由太原前往庐山受训，随即调任江西南城主持土木工程训练班，父亲就这样离开了阎锡山。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急需培养大批军事人才，黄埔军校已不能满足需要，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分校，江西南城土木工程训练班就是其中的一个，1937年迁往武汉军分校。

武汉军分校位于武昌紫阳湖的两湖书院，庭院广阔，是规模较大的分校，父亲任教育科长。

1937年6月末，大姐、二姐由老舅护送从北平到了武汉，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在这以前大姐和二姐长期寄养在姥姥家)，住在紫阳湖畔小朝街的一座院落里。在武汉短短的10个月是我们一生中家人最齐全，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孩子们都团聚在父母的周围, 各自安心读书。父亲在军校工作稳定，虽是早出晚归，基本上天天可以回家，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父亲，在这以后可就没有这样的团圆日子了。佩方大姐回忆这段往事：“我一天一天地加起来，我这一生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两年，武汉这十个月是最可贵、最幸福的。那时，我已经念初中一年级，武汉的军民正热火朝天地宣传抗日，军队频繁调动，到处都有送子上前线的父老，宣传抗日的歌咏队、献金队很是活跃。真正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们课余时间参加歌咏、募捐、挖战壕等活动，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回家来还兴致勃勃地把一天的见闻讲给爸爸、妈妈、弟弟和妹妹们听。爸爸也将苏联红军的飞行员都睡在飞机翅膀底下的艰苦朴素精神；中国空军飞越日本本土上空撒放传单，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中苏飞行健儿不分昼夜起飞作战，在武汉外围阻击日军的轰炸，击落日军飞机若干架等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带回来，让全家人与全国人民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那时父亲还担任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在龟山、蛇山等地修筑工事。他还常常讲一些修筑工事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道理。全家人在战乱的空隙中享受着短暂的天伦之乐。”

 

 

第二章 昆山设防

             

    1937年 8月，日军第二次进犯上海, 于是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

    当时我国经历着多年的内战，敌我之间的兵力相差悬殊, 欲完全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凇沪之战在于争取时间，掩护上海人民、物资、设备西撤。

    那时在兵力上：日军现役军人38万，预备役及后备役则为200万人，第一、二补充兵约为248万人，合计448万人；海军战舰190余万吨，飞机2700余架。

    我国现役军人约170万，但补充兵仅50万人，海军战舰11万吨，战斗机305架。

从装备上看：日军一个师团，兵22000人、马 5800匹、步骑枪9500支、轻重机枪600挺、火炮108门、战车24辆。

 

    我国一个师，兵11000人、枪3800支、机枪 328挺、炮46门、掷弹筒243枚。

    我国尚无正式的军需工业，军备补充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趁我国内部不和，贫困落后之机，先抢占东北、华北大片土地，又趾高气扬的进攻华东，认为中国人软弱可欺，对华战争可以“速战速决”, 猖狂叫嚣“三个月灭华”,于1938年 8月13日向我驻上海之保安队发起进攻，中国之全面抗日随即正式开始。张治中、蔡廷锴等50余个师在上海不顾一切牺牲,对抗日军30万之众。陈诚为左翼总指挥，司令部设在昆山；张发奎为右翼总指挥，设防杭州湾沿海。

    淞沪设防中出现个难题：上海北部的长江江面宽阔，日军舰艇可由长江口驶入，利用舰上的大炮轰击两岸，来增强他们的进攻力。从长江口至淮阴的长江南岸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如何修筑工事？是个难题。父亲在众多人都不发言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自愿担任昆山城防司令到长江南岸去设防。在长江南岸遍设暗堡，日军原来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即可攻入的长江口南岸，却屡攻不克，久久不能登陆，无奈于11月 9日转移到右翼，在杭州湾以北金山嘴全公亭登陆。淞沪会战坚持了一百多天之久，给企图“三个月灭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迎头一击，为上海及长江下游的百姓、物资、工业设备等转移到内地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父亲负责炸毁杭州大桥后，最后一个撤离淞沪战场。 

 

 

第三章 宣城负伤

 

    1938年春，父亲在宣城受重伤。

    佩方大姐记忆犹新：“1938年 3月中旬，天还很冷。一天晚上，有一位军校的军官来叫门，在门外小声地对母亲说：……教育长挂花了……，母亲立即紧张起来，叫我快跟着她走。我们随同那位军官过江来到汉阳的一个码头上，有人用担架把父亲从船上抬下来，爸爸全身都缠着白色的绷带，只露出口、鼻和左眼，我们当时都吓坏了。"

父亲全身有二百多处伤，在医院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就回家休养，妈妈请来了她在贝满女中时的同班同学，协和医学院毕业的江肇菊大夫到家中来，天天给他换药，一个多月后，伤势稳定，右眼里有一个弹片，视力全失，眼红经久不退。那时日军的飞机经常来武汉轰炸，为了父亲能尽快痊愈，军校派车把我们全家送到湖南沅陵为父亲养伤。大姐现在回忆起这事情绪还很激动：“我每天给爸爸受伤的右眼做热敷。这短短的几个月是我和父亲接触最密切、感情最融洽、时间最长、最幸福的一段时间。” 二姐说：“在沅陵时，有一天，军校派人来看望父亲，还送来一些慰问品，其中有一盒火腿罐头，这在当时是很难得到的食品，爸爸随口做歌一首：

‘要喝酒没有肉，打开一个火腿罐头，宣威的火腿，一点也不错，前腿后腿肥瘦都有，前腿后腿肥瘦都有。’

这歌词配上抗日救亡歌曲：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歌谱，我们两、三代人唱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0年我到美国来探望二姐时唱起这首歌，二姐也跟着唱起来，并问我知不知道这歌的来历，我摇摇头。二姐才告诉我这是爸爸在沅陵时所作。我惊讶地叫起来：“是吗？我怎么不知道？”“那时你还小。爸爸和我们在一起时作歌、赋诗、猜谜语、说笑话，逗得我们大家笑得前仰后翻，可有风趣啦！战争中爸爸总是忙于在前线作战，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 三姐记得爸爸在沅陵养伤时带我们到河滩上去放风筝，在家里用茶壶盖抖空竹，等妈妈回来一看，家里所有的茶壶盖都被打碎了。在大哥的记忆里，爸爸总是严厉的，爸爸要求男孩子学写颜字体，女孩子要学柳公权。大哥因为写字不好，常受爸爸斥责。

 

 

第四章 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12号日军沿长江向华中进攻，意欲夺取武汉，打通京汉铁路，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实现他“三个月灭华”的梦想。(其实，全面抗战到这时已经进行了一周年了)日军纠集十二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余架，主力溯长江而上，取安庆，九江，水陆并进，路上分四路：一路沿信合公路，由合肥到信阳，由信阳南下；一路沿六安、霍山横过大别山；一路从安庆、黄梅、广济，沿长江北岸取马当；长江以南之路经庐山万牯岭西进至德安，同时，在武汉外围展开激烈的空战。至七月上旬，在安庆的长江中，共炸沉日军舰21艘，炸毁19艘。广济之役：7至9月初，歼敌五个联队，获大炮40门，是武汉保卫战中一大胜利。大别山之役：敌军13军团死伤过半。在江南德安之役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武汉外围的南北战场虽重创了敌军，我军伤亡也很惨重。激烈的战争使眼伤未愈的父亲再也无法安心休养，父亲急忙由沅陵回到武汉。(因为母亲有病，我们全家人由叔叔卢润田和徐医生护送，从桂林向西南行，出镇南关，由越南河内转到大后方昆明。) 陈诚立即推荐父亲到第十八集团军(后改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处任参谋长。1938年6月中，父亲赶到司令部所在地——湖北省黄石，参加德安战役。依仗鄱阳湖周围复杂的地理环境, 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水、陆路之战。歼敌二万余人，获大炮两门, 坦克97辆，机关枪数千挺。击毙日军田中上西联队长。

    武汉外围保卫战，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从华北急调五个师团南下增援，并且施放了毒气，使用重机关枪、10厘米榴弹炮和10厘米加农炮等。

武汉会战坚持了四个半月，达到了消耗敌军(歼敌20万)，锻炼自己，赢得时间转移物资，完成部署的目的。为了保存实力，我军于1938年10月15日撤离武汉，做战略转移。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历时16个月是中国抗战的第一阶段，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实力为主要目的。

 

 

第五章  粤北抗敌

 

1939年初，父亲随张发奎长官调到第四战区任代理参谋长。(张发奎由第二兵团调往第四战区时，蒋介石为了削减张长官的兵力，调动中不允许带一兵一卒，只能带几个高级幕僚，当时的参谋长是蒋光鼐，军令部以派遣高级参谋张炎、陈宝仓到四战区协助工作的名义，随同前往。后因蒋光鼐请病假，军令部下令由陈宝仓代理参谋长。在四战区内通称为副参谋长。直到父亲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主任，前往靖西时，才由吴石接任参谋长职务。）

抗战时，第四战区是广东、广西两省军事、行政最高领导机关，司令部设在广东韶关。那时日军已经侵占了东北、华北、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大举向山西抢粮，并自武汉南下，广州、南宁北上，企图迅速打通粤汉铁路，加紧将大量掠夺来的我国资源，快速运回日本，制造武器、军需，实现“以战养战”的计划。第四战区肩负着阻止或延长日军打通粤汉铁路时间的任务，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板垣集团侵华的新计划。

日军第一次北犯是在1939年11月20日，日军以18师团、104师团沿粤汉铁路北犯至军田、银盏，并秘密抽调日本本土的近卫旅 “西山旅团” 由东京开拔来粤，企图大举北犯，粤北的形势十分严峻。

第四战区早已识破敌人的企图，早于11月17日埋伏兵力，在银盏伏击日军，阻断了日军的前后联系,将日军包围在源潭附近，激战三昼夜，击毙敌198联队长山本正一中佐及官兵3000余人，俘获大炮、坦克等军械。日军“西山旅团”此次受到意想不到的重创，未敢立即再进，在增加一部分新锐后休整十天，改编为藤井兵团。至27日再度北上，渡过琶江至英德、河头，我军俟日军深入后，由北、西、南三面围攻，反复征战，日军不支，于1939年12月10日南窜，沿途又遭我西江部队、军民在银盏拗、赤白泥、新街等地步步打击，逃回广州者不过700余人而已。

日军第三次集聚重兵北犯牛背脊：12月7日由东京调运来的近卫西山旅团改编的藤井兵团，接替了太平场、神岗一带的18师团，随即进行了山地作战训练，于12月17日，大举向良口、牛背脊犯进。我军在和睦迳、凤院、门楼关、热水、鸭洞、石岭、良口、狗耳脑、棋盘山等处四面开展游击战，对日军进行艰苦抵抗，血战六昼夜，消耗敌人无数，将日军一个联队、战车、汽车百余辆、大炮数十门围困在牛背脊至良口的公路上。趁日军疲惫不堪，我军出其不意，分三路猛烈攻击，当场毙灭日军2000余人、俘获日军数人、获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数百支及大量重要文件，我军即将全部车辆、大炮焚毁，近卫师团的深堀联队几乎全部被消灭。阻断日军后退之路，将疯狂如蛇的日军纵队拦腰截断，迫使北部日军进入粤北山区。

    进入粤北的日军18师团主力万余人、骑兵1000余名，被迫分散在粤北山区的吕田、梅坑、青塘、翁源一带。19日，日军陆续在增城集结，沿增龙公路北进，先头部队进入永汉附近，有经梅坑向翁源迂回之势。我军为一举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特将某某军分为多数纵队，埋伏于左潭、地派、梅坑、新丰、吕田、沙田、余竹园等地，准备在此地重创日军，然后，于青塘、翁源间有利地带一网打尽。

自12月22日至27日，我军即在以上预定地区与日军展开全民战争。乘日军兵力尚在分散之际，将日军分片包围，各个击破。日军彼此失去联系后军心动乱，我军将士则抱定有敌无我的决心，浴血奋战，虽然在军备武器处于劣势，所有将士均能不惜一切牺牲，与日军顽强战斗，几度与后方交通断绝，各级指挥官仍能按照总体作战方案，自行努力完成任务，即使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也毫不动摇，全战役中整个营、连与阵地共存亡者有四、五处。在战术上利用山势，大幅度的穿插迂回，将士们连夜转移阵地，不畏疲劳，集中兵力，逐个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各地民众奋起自卫，军民联合，坚壁清野，破坏公路，运用游击战术，声东击西，疲劳敌人，广大民众村自为战，使敌人处处受击，使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无用武之地。日军庞大的纵队在我军的包围圈内，像一头受了伤的野猪，东冲西撞。至1940年1月3日，日军在我军沉重的打击下，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放弃占领曲江、打通粤汉铁路的美梦，遗弃无数尸体、辎重，分两路向南溃逃，我军民乘胜四处追击。

    粤北之战，经历了41天，歼敌一万余人，我军大获全胜，开创了抗战以来，以1比1的兵力，以劣势军备战胜优势军备的先河。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阿部内阁的倒台。我军越战越强，民众树立起抗战到底的信心，成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保障。

粤北大捷并不是轻易得来的，是第四战区全体军民，经过一年艰苦、精心的准备得到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初，父亲随张发奎长官调到第四战区时，余汉谋驻守广州，日军只用了一周的时间，便迅速占领了海南岛和广州市。父亲和张长官即洞察到日军必将南北夹击、企图打通粤汉铁路，预料到在粤北将有一场恶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作为第四战区的代理参谋长，父亲忙于周密的军事部署、军政干部游击战术的训练、宣传群众、组织民团等紧张的工作，真是动员“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父亲认为：对日本侵略者只有坚决抵抗到底。首先，必须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展开全民战争；在战术上必然要采用持久的游击战。为了坚定各级干部的抗日信心，在南昌失守、日寇即将进攻粤北的紧张局势中，并有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父亲坚持组织第四战区党政军干部训练团。召集军事方面，部队中、上尉至上校的军官，如连、营长；行政方面，专员公署秘书长、县长、警察局长…...等；各县党部书记长、干事；各中学校长、训导主任等。分三期，共2500人参加受训，使党、政、军、学干部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父亲在训练团上发表了《争取有利时机奋斗到底》的讲话，强调指出我国的抗战是自卫战争，是正义公道的战争，是应乎天理、顺乎民意的抗战，两年多的抗战已经打破了敌人“不战而亡中国”、“三个月灭华”、“速战速决”等迷梦。我国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更拥有受五千年文化熏陶、赋有气壮山河民族精神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只要万众一心，坚持抗战到底，抗日战争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在讲话中还分析了日寇在人力、物力以及国际声誉上陷入的窘迫之境；痛斥了汪精卫的投降卖国行径；指出：“战”就是胜利，任何动摇或犹疑都是帮助敌伪汉奸的行径。在战略、战术上，父亲主张持久抗战，他在《论抗日战略》一文中指出：

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最后胜利

三者之中，去其一项，就不会得出‘最后胜利’的结果。持久战争的目的是要消耗敌人和疲劳敌人，最终彻底消灭敌人。全面战争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应抱定为国牺牲的决心，来与敌人做决死的战斗，这才能够发挥全面战争的威力。全面战争也叫国民战、游击战，总之是民众不甘遭受敌人的屠杀和压迫而自动武装反抗敌人的自卫战争，它可以攻守兼施，争取主动。总之，无论战争的形式如何，科学和武器的进步程度如何，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而人的活动取决于人的心——即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所以，我们首先要坚定全国民众抗战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四战区党、政、军、学干部训练团的举办，对粤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军民同心、取得粤北会战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宣传抗日，父亲撰写了《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我对广东青年的期望》、《中国战争与反对妥协讨击汪派汉奸的斗争》等文。发表在中共广东省委创办和领导的《新华南》半月刊上。中国共产党第四战区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回忆说：“陈宝仓同志当时在张发奎所属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的职位上，是我们的上级、首长；而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方面；则是我们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他领导刘田夫，何家槐和我编写了《游击战术规范》，举办了多期游击战战术训练班，这些教材也通过我们转送到了延安。”

只要是真心抗日，不论是什么党派、什么团体或个人，父亲都热情欢迎，支持他们的抗日工作。

当时，各地抗日青年纷纷云集到第四战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敌演剧第一队(后改为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奉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之命，调往平江前线，配属第二兵团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演剧一队副队长舒模写到：“我们刚到平江，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将军带着几位军官来看我们，陪着他来的有一位配着中将领章的高级军官，腰间围着一条普通士兵用的皮带，丰满的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像位慈祥的长者。大家都在揣猜这位高级军官是谁？这时张将军指着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二兵团司令部的陈参谋长。’他笑着点头说：‘欢迎大家来工作。’ 他和张将军巡视了我们睡的地方，陈参谋长说：‘这里条件很差，如果有什么问题，尽可提出来，尽量给予解决。’徐韬队长就说：‘这里很好，没有问题。’到炊事员准备烧晚饭了，一位副官领着两个士兵抬着一头刮了毛、洗的白白净净的大肥羊，还有一桶白酒来了。副官对队长说：‘这是陈参谋长叫送来慰劳大家的。’队长说：‘请代我们谢谢陈参谋长。’真没想到我们刚来，一点工作还没做，就送来了一头大肥羊，对我们这一群平时很少能吃到肉的年轻人，既感到喜出望外，也有点惭愧。总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陈参谋长，我们认为既可亲，又可敬；同时还看出他也很风趣，不但像一位将军，还像一位很有修养的长者。到了韶关，陈参谋长为我们安排了环境安静、空气新鲜的住所，过不了半个月或二十天总得来队里看看，而且来时都是独自一个人，很少带着随员，这样他和我们谈话说笑就可以随便些，我们也可以不受什么拘束。有一次在我们的会客室里，看到一张长条桌上，很整齐的放着一些书籍，这里面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大众哲学、论持久战及鲁迅、高尔基、普希金、巴尔扎克等中外名著，甚至联共党史也列在其中。陈参谋长边看边说：‘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学之士，这些书应该好好地保存起来。’我们听到后，只认为陈参谋长对这些书还是很重视的，没有想到其它问题。不久，我们有几个同志有事去陈参谋长办公室找他，办公室很简朴，办公桌上除了一些公文外，还有一些书籍，有军事的、政治的，奇怪的是他也放着《唯物辩证法》、《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我们看到后就问他：‘陈参谋长您也看这些书啊？’他说：‘是啊，不过这些书放在我这里，人家看见了就没事，也不会说什么，要是放在你们那里可就要注意了。’回到队里，我们将他关于书的几句话回味一下，认为他是对我们的爱护和提醒，实际上是批评我们政治上幼稚、缺乏警惕，后来我们就把有些引人注目的书收藏起来，不再公开放在外面了。”

当时是战地服务队队员的左洪涛同志回忆说：“1938年末，我们在平江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有一个土豪要搞自治，暗中与敌人勾结，我们发现后报告陈参谋长，他立即下令逮捕这个土豪。” 父亲对战地服务队、抗敌演剧队、娃娃剧团等抗日青年组织的抗日宣传工作都热情关怀、支持。直到1984年冬，也就是45年以后，在上海一次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上，有一次深深感人的回忆：

1984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35周年，特邀请曾经在上影厂工作过的同志们回厂参加庆祝活动。正巧二姐静方参加一个观光团，由美国回国观光，预定经上海出境，大姐佩方和我先到上海等待与静方会面，在上海，我们就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张庆芬家中。

这次参加上影厂厂庆的宾客中有近20位是当年抗敌演剧四、五队的队员和战地服务队的队员，包括徐桑楚、张庆芬、张客、齐闻绍、石炎、黄凛、炊事员老许……等。当年在柳州，大家都认识我父亲、母亲和佩方、静方、君亮、禹方（从年龄上说演剧队的队员与佩方、静方很接近。至于我么？当年都欺负我小，没看得起我，就不记得我了，这点，我现在想起来还很生气呢！），大家商量在静方到上海的那天晚上，在上海青年话剧团，由当年的炊事员老许掌勺，宴请我们陈氏三姐妹和大姐夫陈昶。

原定静方在下午5点多钟由南京乘火车到上海，由我到火车站去接她, 直接到青年话剧团参加宴会。不料火车误点两个多小时，在去青年话剧团的路上已经8点多钟了，静方和我计算着时间，担心宴会已散。车到青年话剧团门口，石炎同志在门口等候，他首先安慰我们说：“不要着急，大家都在里面等你们呢!” 我们的心顿时一热,急忙往里走。

落座后，徐桑楚厂长(原来是演剧五队的队长)致欢迎词，对近半个世纪后，大家又能再相聚，真是感慨万千。这半个世纪以来，大家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两个队先后入队的200名队员，现在只剩下80人了。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中，如果没有陈参谋长的关怀、爱护、暗示某些同志应及时“回家”，现在剩下的80人中，还会减少十几名。今天回忆起一幕幕险情，更感到陈参谋长对我们爱护的温暖。

石炎队副说：“那时我们演出，只要是看见陈参谋长来了，大家就立即互相传递喜信说：‘陈参谋长来了！陈参谋长来了！’ 大家都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好演出工作了。” 我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  石炎解释：“在演出中，我这个队副是分管台下秩序的，时刻要注意台下的动态，时刻担心会有特务来骚扰，只要陈参谋长往台下一坐，今晚特务就是来了也不敢捣乱啦！”

张客沉静了半天，才使自己激动的心情平定一些：

“1940年，我们队到柳州外围的大塘乡作慰问军民演出，这不大的地方，被过往的部队糟塌得粪便满地，肮脏不堪，晚间无法开展演出宣传工作。于是男、女队员落脚后，便一起动手打扫场地，清除垃圾，使街道焕然一新。于是当地乡民对我们可就是另眼看待，与初到时对我们的冷漠态度，判若两样了。晚间演戏时真是万头撺动，情绪分外热烈。大塘乡长说：‘在大塘乡，这景象是空前的。’

演完戏，当我入睡时感到腹部有些疼痛，心想这大约是劳累的，忍一下就会好啦。谁料越忍越疼得钻心，呻吟之声由小变大，以至惊醒劳顿了一整天，正在沉沉入睡的队员们。有的起身照顾我，有的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我，魏曼青队长手持着小油灯照着我，轻声地问：‘怎麽不舒服？……是盲肠…...’ 队长看我疼的满头大汗，疼的左右翻滚，急忙走开了。我疼的昏迷了一阵。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一只大手抚摩我的头部和犹如刀割的腹部，我睁开眼睛借着小油灯的光看见陈参谋长坐在我地铺边，那神态确实像位慈祥的‘老妈妈’，我猜想这必是魏曼青队长将陈参谋长请来了。一阵难忍的疼痛使我又昏迷过去了。大约在第二天的中午，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柳州医院的病床上，床边坐着睡眼迷蒙的队友李森林，他见我醒了便问说：‘好多了吧？.…..幸亏昨晚陈参谋长派他的司机和我连夜送你到柳州医院抢救…...大夫说只要再晚来一会就…...’ 我的心像被狂风卷起的波涛巨浪，上下翻滚，热泪夺眶滚滚而下。抗战期间，医疗条件很差，因为盲肠炎穿孔而死亡的人屡见不鲜。没有陈参谋长帮助抢救，我今天就不能参加这次聚会了。”

同志们对父亲深深的怀念，使大家又回到了抗战时期的情景。我们三姐妹被大家对父亲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抗战时，我才六、七岁，只记得敌机轰炸是一件可怕的事，体会不到阴谋残害，与疾病抗挣的可怕，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谈起这些惊险的往事，真庆幸当时我的年纪小，免受这些惊吓。同志们对父亲真挚的怀念之情，使我对父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徐光珍想起桂柳撤退时的情景：“1944年，我们队随四战区撤至贵州省安顺，我刚生完孩子就和队员们一起睡在地铺上，你母亲来看望我们，摸摸阴冷、潮湿的地铺，心痛地说：‘月子里受潮冷会得病的，快搬到我家去住吧！’在你们家里，热汤、热饭、热床铺，免除了许多月子病，至今心里还觉得热乎乎的。”

    1939年末粤北的粤汉铁路保卫战取得巨大的胜利。石辟澜在《当粤北最紧张的时候——陈宝仓将军印象记》一文中，（刊登在《新军》第二卷第4期，1939年3·4）用极平静的口吻述说了这次紧张战斗中对父亲的印象：“因为陈将军关心文化、爱护文化、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所以我有许多机会看见陈将军魁梧的北方人的体格，一个现代军人应该具备的典型，时常显现在许多武装同志的中间，远望之显然充满了威武的气概！但稍一亲瞻，则盈溢着温雅的斯文气质，一副厚道的、可亲的、安详的面影，自然、和谐、平润的谈吐，使你简直忘记这是一位指挥杀敌的抗日军人。我曾经和陈将军说过：假使陈将军就文弃武，以您的文化素养和循循善诱青年的热情和态度，那一定要成为广大青年所拥护的教育家无疑。当然，陈将军只有谦虚地一笑置之。其实，除了这之外，陈将军在军事学上的修养以及对敌情的判断，调度谋划的准确及时，凡是读过陈将军《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一文的人，就应该相信陈将军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军人。在宣城之役，陈将军曾经被敌机轰炸而受重伤，阳新之役，因陈将军对工事构筑，炮兵运用的详密准确而获胜。乃至来粤后主办游击训练班和党政军干训团的周密计划，爱护学者，在长官部内，受各级工作人员的敬爱，被呼为“阿爸”等等，都证明陈将军是一位娴于韬略而富于温良儒雅气质的军人。

在《天寒岁暮敌之总崩溃战》一文里，陈将军向读者指出：敌人一面在桂南挺进，一面则在三水、清远、从化中间地区积极活动，其企图何在？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为了提高一般读者对于战争的警惕性，也曾经几次的提出加紧动员，迎接粤汉铁路保卫战争的口号。果然，在1939年最末的几日，竟居然有机会大显身手，和冒险来犯的敌人一较雌雄。

为了战争形势的紧迫，陈将军当然比以前更忙，而我以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关系，和陈将军见面的机会也比以前更多，那正是梅坑这个重要阵地被敌人突破，市面上已经开始弥漫着慌乱气氛的时候，陈将军终日面对着军用地图、许多许多的情报，安详地研究着，沉着地计划着，像诊断病症和开方治病的医生一样，陈将军有步骤地、精密地工作着。

那是一个韶关已经达到极度紧张的晚上，大概是快连接到1940年的第一朝吧！市内的疏散工作大致已经完成，街上行走的只是武装的警察和与军事有直接关系的工作人员。伤病兵也偶然地三数个三数个的在行走着。伤兵医院在街内的马路口贴上了红十字的路标，市内已在挖机关枪阵地的工事（这正是准备巷战的姿态），桥梁和大建筑物的爆炸工程在加紧准备着，无疑，韶关已经给战争的外衣紧紧地笼罩着了。

我怀着万般无奈的情感，单独一个在路上踯躅着。我经过中山公园，凭吊着月下树林的影子，呼吸着粤北的可爱的古城最后的夜气，抚摸着微明的凄清的枪痕弹迹：“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我不禁默然地在心中背诵着。

经过一条山边的小路，跨上了几级石级，严肃的卫兵那冰白的刺刀在月光下闪烁着。他们一重重地验过我的证件，之后，又越过路边的几棵疏树，接着就是靠近山麓的坚固的三合土的一座矮低的楼房。我走进了这个关系着整个粤北安危的参谋部，竟温暖得很，似乎和外面严寒的夜气完全无关似的，陈将军还是在那张办公台上安详地工作着。

陈将军和我谈了一些几小时来前线的新情况：这正是敌人以18师团之一部，协同骑炮兵由梅坑向西北斜出，已经到达青塘、官渡，且已开始直扑翁源、新江，而敌近卫混成旅团已突出牛背瘠、吕田，企图与敌10团，互相呼应北上，同时粤汉路敌104师团也已越过英德伸入河头的时候。陈将军仍旧安详地比划着：

“现在我12集团军固然坚持梅坑、牛背瘠敌后及敌侧阵地，已经牵制了若干敌人，并予敌以莫大威胁。但假如这一线我们有着相当的部队，向西北敌后蹑尾追击就好了！就再好不过了！”陈将军举起他厚大而充满了血色的手掌，在地图的左下角——龙门这一点上，指给我看：“如果有足够的兵力从这里出击，那就再好不过了。”对于军事，我虽然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一经指出，我是明白的。我深深地意识到：事态虽然严重，但还未算最后绝望，问题是在生力军赶到的时效如何，此刻应该是转危为安的最高决定点啊！

照道理，敌人距离韶关已经是这么接近，最高指挥部是应该撤退的。但陈将军依然是那么安详地工作着，像下围棋一样地感到兴趣。显明得很，要是完全缺乏了转危为安的某种程度的把握，那情形决不会是这样的。当敌人已陷入我谷地深入而险态百出的时候，就是我方已遭到某程度的威胁，但基本上胜利依然是存在的。而最后5分钟的坚持，固执和镇定，就是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

果然，由于我广东革命的光荣传统，伟大的民众武装的到处勃起，以及生力军的适时到达和筹处得宜，胜利是给1940年的春天带到中国的东南部的粤北来了。

敌人波集团司令安藤中将在其播音中的狂吠，说什么‘任务已达，退守据点’，其实正说明我们在战略上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这一次的筹划是正确的。我们的最后5分钟的坚持是有把握的。

又是一天晚上，陈将军手执着许多情报和许多许多各级的战斗报告，边看边走的靠近那一幅遮满了墙壁的大地图的旁边，安详地端详了一会儿，再跨上特制的矮凳子上向地图的全面瞭望：

    “撤退了！是追击、夹击、兜击、回击的时候了！”陈将军决然地说着，他的语气充满了胜利的把握，于是，又安详地走到他的办公台去。

此后，韶关一天天的随着春天而繁荣，报上也不断的带给读者以粤北胜利的佳讯。陈将军安详的谈吐，再加上微微的笑容，“要说此次胜利最值得夸耀的事件，翁源老百姓的鸣锣集众，截击敌人，这确是广东最值得夸耀的最光荣的事情。”陈将军强调地说着。

是的！翁源民众是强悍的，翁源民众经过了数百个优秀青年，一年多的埋头教育，经过了文化青年深入的文化熏陶，才获得今天这样光荣的果实。没有平日辛苦而开明的耕耘，优良的果实是无法得到的。只有爱护文化，关心青年，认识群众的人们，才能够惊叹群众的伟大的力量！从而获得紧急时期的意想不到的助力。陈将军关心文化，留意民众，夸耀民众武力的胜利，无疑的，今后也将更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而获得胜利。”

石辟澜的这一文，平静地述说了父亲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抗日决心，满怀信心的指挥着粤北的这次战斗，真有些像“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巧妙的调来柳列城的赵云，吓退了再次进犯西城的司马懿，使西城转危为安。

在韶关的两年里，父亲与张发奎长官相处的很好。他们都认为自己负有保卫国家、民族的责任，坚信抗战必胜；都主张不论何党、何派、何人，只要是抗日，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张发奎长官很信任父亲，那时第四战区大部分的军事、行政上的部署，都是由父亲安排，张长官很欣赏父亲的军事才能。在与敌人上百次的战斗中，父亲采用游击战术，依靠群众，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牵制住敌人打通粤汉铁路的时间。张长官还利用这段时间训练军事人才，开办了几所小学和志锐中学（这些学校至今还存在），长期为国家培养人才。

在我接触的第四战区的官兵中，他们虽然身穿国民党军服，但绝大部分是赞成团结抗日的，都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为抗日不惜贡献出一切，直至自己宝贵的生命。司令长官张发奎更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处处忍辱负重，身先士卒，作将士们的表率。

当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二课(情报)课长陈一林先生说得好：“第四战区谁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都知道，他们靠近高若愚、陈宝仓，在吴仲禧家开会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政治部。共产党作的都是抗日工作，又没有破坏过抗日，为什么要抓他们？政治部对张长官维护共产党有意见，但不敢说，只好指责我们情报课不支持他们政治部的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需要五人联保才能过关。我迟迟不去登记，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人保杨应彬(中共地下党员)，若没有人保，我便参加他的联保，这也都是张长官的意思。如果没有张发奎长官的维护，杨应彬、左洪涛这些共产党员，吴仲禧、胡志明和你父亲早就被国民党枪毙了。” 陈一林先生理直气壮地说：“我一心为抗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当年面对国民党，现在面对共产党，我陈一林都脸不红、心不跳。”

张发奎长官在香港逝世后12年，也就是1992年，终于完成了他‘叶落归根’的意愿，于1992年11月9日将他的骨灰由香港迁返家乡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清化彩岭村安葬。我专程由东北的大连前往广州，参加这次缅怀、移葬活动。

11月6日，张发奎的夫人刘景容女士率子女张威立、张丽芳，亲属、旧部、志锐中学的学生们一行40余人，由香港乘火车回到广州。

11月7日上午10时，广东省政协及有关部门，在张发奎将军1945年日寇投降后作为受降主官，接受华南日军投降的中山纪念堂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的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广东省政协主席吴南生、副主席杨应彬，四战区的老部下，亲属，以及从国内、外，港、澳、台专程来广州参加缅怀活动的志锐中学校友共300余人参加了这一隆重的缅怀活动。大家一致肯定了张发奎将军在北伐战争中追随孙中山先生所立下的战功，被国人称为“铁军”。 抗日战争中，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在淞沪会战时重创日寇陆、海军，昆仑关前痛歼日寇，收复失地等累累战功。抗战胜利后，于广州接受日军华南派遣军的投降，处决了日军战犯田中久一，大振国威，大快人心。最使人难忘的是张将军创办志锐中学、风度小学、柳州实验小学、业勤小学、怀远小学等培育了大批国家有用的人才。

11月8日，张刘景容夫人与子女、亲属、旧部、志锐校友代表一行50余人，由广东省政府、统战部、政协等领导同志杨应彬、萧耀堂、廖鸿兴、郑华、孔浩洲的陪同、护送下，将骨灰送往广东韶关始兴。沿途各市、县、镇、村的领导都和志锐校友一起到所管区域的边界线处迎送。前后警车开道、护送，浩浩荡荡的车队于11月9日到达始兴清化彩岭村。村长主持拜祭，两边对联是：“胸怀领土为国为民北伐抗战载奇功  大志从戎铁军勋誉名扬中外称干将” 全村老少倾村而出，将张将军骨灰安置在向华亭东边的将军墓内。向华亭是志锐校友为学校董事长张发奎将军修建的纪念亭。中央书煦竖立起一座高一米九、宽一米六的石碑。刻有由广东书法家陈景舒先生书写的“张发奎将军事略” 字迹端庄，挺拔有力。下款是：志锐中学校友恭立。表现出曾受董事长“公、诚、廉、毅”教诲的海内外学子对恩师感戴之情。

参加这次张发奎将军骨灰安葬活动，所到之处都表现出广东和全国人民、志锐校友对张将军的爱戴和深深的怀念。志锐校友周桂昌在“安息吧！董事长张发奎将军”一文中表达了我们的心声：“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你鞠躬致谢。默默地对你说：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按照你的教导，按照你提倡的‘公、诚、廉、毅’的校训去做人、处世。不管在新社会还是旧社会，我们都曾掌握过一些权力或经管财物，但，我们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柄，贪污舞弊，同流合污，而是洁身自爱，‘出于污泥而不染’，今天，我们大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离退休，完成了对社会的责任，快将抵达人生航程的终点，虽不能说可以‘盖棺定论’，但总算是一身清白，没有辜负你的教导，董事长，你安息吧！”

我真为父亲能遇到这样一位爱国志士作为领导而高兴，在抗战时期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彼此信任，使父亲在第四战区的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粤北战斗取得的胜利，就充分的证实了这点。

 

 

 

第六章  血战昆仑关—桂南会战—灵山战役

 

193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封锁我国所有的出海口,企图截断我国的国际援助运输线(那时我国的东北、东海直至东南部的广州均已陷入敌手，只剩下广西沿海的几个出海口)，日酋安滕利吉率陆海空军10万之众，籍空军之掩护，由海南岛出发，暗渡海峡，从广西钦防沿岸登陆，沿邑钦公路北犯，24日陷南宁，直捣昆仑关。桂林行营白崇禧以15万之众，迎击于昆仑关。日军占领昆仑关高峰及邑宁城池为据点，筑工事，造营房，修公路，建铁路，企图永久盘踞。

为了加强广西南部和广东南路方面作战实力，第四战区长官部于1940年初从韶关迁到广西柳州。 母亲带着我们(佩方和静方留在昆明读书)由昆明来到了柳州，我已开始上小学二年级。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自北伐时间起，即以英勇善战著称，人称“铁军” 。张发奎认为国难当头，一切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论是什么党派、什么阶层的人，只要是抗日的，就应该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这与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格格不入。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说：“白(崇禧)多谋，向华(张发奎)善战，慎之、慎之。”  对张长官处处采用控制和利用的手段。先后两次有意识的削减张发奎的兵权，降低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次是1939年冬初，蒋命令张发奎将桂南拨交桂林行营白崇禧直接指挥；随即在1940年2月，又令张发奎将广东西江、北江、东江的指挥权移交给余汉谋。张发奎将广东、广西都交出去后即回始兴老家，表示不愿意去桂南。1939年底，南宁失守，桂南战事失利，蒋介石又一再电令他前往桂南指挥，陈诚、白崇禧、张治中都一再以电报、电话婉劝，张发奎仍以国难当头，民族利益为重，即到桂林行营迁江指挥所。但此时，桂南战事实际上已经失利，桂林行营指挥所预拟的撤退命令已草就，只待张发奎来与陈诚、白崇禧共同签署下达而已。张发奎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和责任上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实际上蒋介石赋予我的始终只是两广地区之一隅，他先命我将桂南拨交桂林行营指挥；于今又命我将广东的西江、东江、北江地区交余汉谋指挥，而再把(已经失利了的)桂南地区交回给我，我身任这样一个名不符实的职务，而面对着如此异常凶猛狡黠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任何人都不难想到，如何运用本战区之全部力量对付当前的敌人，实乃极其伤脑筋而又极觉难堪之事。”

    张发奎回到柳州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即撤消，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桂林办公厅，白崇禧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济深则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收复桂南之重任就只能落在张发奎的身上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集各路抗日名将(张发奎、杜聿明、吴奇伟等)以及机械化部队对桂南之敌先后发起6次大战：计南宁、昆仑、宾阳、灵山、龙州战役，小战10余次，出击115次，反击58次等等，并于1940年3月11日同时由6个方面发起桂南总攻。击毙敌人4万余人。日军终于在1940年10月28日南撤，窜逃入海, 桂南会战历时一年另半月，南宁乃告收复。

    桂南诸战之中，以昆仑关战役最为艰苦。敌我之间，数度反复争夺昆仑高峰，双方伤亡惨重。我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奋战的精神，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气壮山河。当年第四战区的团长王衡将军回忆他亲身参加的昆仑关战役：“昆仑关位于南宁以北100公里，是广西东部的八万大山和广西西部的十万大山之间的一个险要的关口，在狭长的山谷中间只能通过4、5匹马并行，真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渡’ 的防守要地。” 我国已有许多描述这个主题的记载或文学作品。

    在桂南会战中，父亲负责组织、指挥桂东南方的灵山战斗。                

    为研究桂南战役中敌我战斗之真相及考察战地敌军之一切设施，于收复邑钦之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组织“桂南战史旅行团”，调查战地实际情况，汇集资料，以为研究之依据。据参加这次考察的周泽隶先生(第四战区少校参谋)介绍：“那是一次规模庞大的考察，四战区校级以上的军官都参加了。除此以外第七、九战区、各兵科学校(步、炮、工)均派员参加。大约有300人。1940年12月中旬，我随大队由柳州出发。张长官一路查看敌人的军事设施，一路给大家讲解这些设施的特点，认真记录。”

    父亲于1941年2月21日由靖西赶到南宁，(1940年夏季，桂南会战刚一结束，父亲即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主任，指挥所驻地位于中越边境上的靖西，父亲随即前往靖西作筹建工作。)在会上作“民国二十九年春季灵山战斗经过”的报告。报告中，父亲扼要介绍了灵山战斗前的形势、东路兵团编组及攻击部署概要、战斗经过以及经验教训。                     

    1940年3月11日以前，我军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各路人马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围绕南宁，分兵六路，从宾阳、昆仑关、南宁、龙州、灵山，于3月11日15时同时发起总攻势。灵山方面的第26集团军175师第523团指向邑钦线岽罗之敌，19师之第55团指向奇灵、小董之敌。当晚第55团占领奇灵东之大路岭、那勤岭，将邑钦公路截断。

    12日晨，敌军由小董增来汽车百余辆，炮多门，由大塘增来敌军200余人，向我军猛攻，施放毒气，并有敌机两架协同作战。我军转移至高状岭一带与敌对峙。下午，又占领岽罗东北之三叉岭、西子岭、铜鼓岭、高标岭一带高地。          

    13日，在岽罗附近激战中，敌军由南宁增来主力2000人，骑兵3000人，于16时经那旺抵达刘圩与我游击队接触，其中一部窜抵永淳的南阳乡，与我第155师警戒部队遭遇。我军东路兵团司令吴奇伟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歼灭刘圩之敌。                     

    14日，刘圩之敌2000余人向中和乡前进；另一部3000人向平朗进发，与155师发生激战。由钦州开来小岽的汽车300余辆，每辆载兵20余人向青塘前进，与我粤南第八游击队发生激战。我军灵活转移，牵制敌军兵力，伺机消灭敌军。在敌机的狂轰之下，敌军一度占领灵山。至20日，在我多处的消耗战中，日军终于不支，于20日下午向南撤退, 我军发起总追击，至26日敌军逃入南宁,春季攻势乃告停止。

    在经验与教训中，父亲指出：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抢，生灵涂炭，惨不忍睹，使我民众得以真正认清敌军之残酷，更激起我军民的同仇敌忾之心。64军、46军在战斗中大幅度的转移，日行军百里以上，官兵仍能奋力作战，消灭大量敌人。粤北第八游击队，灵活机动的作战，牵制了敌人的行动。县、村自卫队都各自为战，使敌人处处受击。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终于赢得了桂南会战的胜利。

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任委员韦瑞霖当时就在桂南的一个县里当县长，他组织县自卫队保卫县城，坚持了一个多月，日军始终未能攻入县城，保护了由桂林转移出来的一大批文物、书籍，直到桂南会战取得全面胜利。

 

 

 

 

 

 

第七章  与靖西人民的深情厚谊

                                                   

    追踪《旧州行》

    靖西人民为什么深深怀念陈宝仓主任？

    岳圩之战

    德保获丰收

    陈宝仓将军在靖西做过的主要工作

   ㈠ 军事方面

        1．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

        2．加强中越边境的军事防务

        3．改组国民兵团

        4．遍设通讯、情报网络，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㈡ 认真宣传，发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1．通过部队、政府传达抗日必胜的信心       

        2．群众自发宣传抗日                       

        3．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的到来，将靖西抗日宣传工作推向高潮

       ㈢ 发展生产，广植林木，强体健身、重视教育

       ㈣ 惩走私罪犯，社会治安井然有序                        

       ㈤ 倡办〈龙潭诗社〉

 

 

 

 

追踪《旧州行》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第一次占领广西南宁，直陷昆仑关，随即南下出兵越南河内、海防。企图搜刮东南亚各国的物资，大抓壮丁来充当他们侵略中国的炮灰。中越边境的局势立即紧张起来。

    为了确保第四战区侧翼的安全，监视侵入越南的敌人动态，及时掌握在越日军的企图，以利我军行动部署，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调父亲陈宝仓前往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县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中将主任。代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长官指挥、处理中越边境地区的军事、行政和越南方面的问题。

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在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广西柳州，我已经念小学二、三年级了。记得父亲在靖西写过一首长诗《旧州行》刻在石碑上。我们兄妹们常常把它看成是一篇古文，与《古文观止》里的文章一同背诵。

    1984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趁去南宁参加全国第三届眼科学术会议之机，想到靖西去找找《旧州行》这块石碑。

    民革中央通过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向民革靖西县支部转达了我的来意。我从地图上测量出由南宁到靖西大约100公里，估计3个小时可以到达。我换上了运动鞋，准备跋山涉水去寻找石碑。

1984年10月24日清晨6点钟，我好不容易从熙熙攘攘的南宁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开往靖西的公共汽车。

汽车出了南宁市区，就驶入崎岖不平的公路。车辆行走掀起了漫天尘土，路边的树木、房屋布满了黄色的灰尘，整条公路成了一条大黄龙。车厢里，烟雾弥漫，使人窒息。打架、说笑声，震耳欲聋。

    汽车在十万大山中蜿蜒爬行，颠簸摇晃，时过正午,问问同车的旅客，都说；“还远着呢！” 六、七个小时的颠簸使我疲惫不堪。我刚刚打个盹儿，猛然间，“砰！”一声巨响，有人大喊：“汽车爆炸了！快逃！” 大家纷纷跳出窗外，混乱中我一时也没了主意，跳窗！我没这个本事。只好闭上眼睛，抱着脑袋等着爆炸。漫长的一分钟后，车厢里静下来了，我睁开眼睛一看，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连司机也逃之夭夭。原来是连接前后车轮的转杆断了，蹦起来把车厢的地板砸了个大窟窿。

    汽车抛锚了，大家议论纷纷，司机骂骂咧咧，一时不知应该怎么办，委托来往的车辆捎信求救也没回音。

    两个小时过去了，有一辆去靖西送转业军人的大客车从这里经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商量，终于同意把我们车上的乘客和行李、货物都转到他们车上。将近四点钟，超载的汽车又晃晃悠悠的上路了，六点多钟，天色已黑，总算看到靖西了，一路上我担心的是下车后到哪里去找住处？

汽车进站了，大家都忙着往车窗外张望，看看有没有来接自己的人。我也下意识地随着望外瞧，猛然间，我看见一道亮光照在一条横幅上：《欢迎陈瑞方教授》，霎时间，一路的疲劳、怨气顿时间都云消雾散了。

 

 

靖西人民为什么深深怀念陈宝仓主任？

 

    靖西政协李惠畴同志和民革靖西支部主委王佐希同志和邓平权同志，热情地与我握手。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这里还能找到认识我父亲的人吗？” 邓平权同志连声说道：“有、有、有，这里45岁以上的人都认识陈宝仓主任。” 王佐希同志说：“刚才有许多认识你父亲的人来接你，久等不见你们到来，因为天黑了，他们先回去吃饭，饭后会到招待所去看你。”

    李、王、邓同志送我到早已准备好的靖西县招待所，食堂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只留下一位师傅在等我。饭后，邓庆荣先生、邓平权、梁鹤玲(少白)等世兄来看我。1940年前后他们都是靖西的中学生，他们的父辈与我父亲都是诗友，好友，对父亲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介绍了父亲生活和写作的情况。靖西县政府的徐应标、县委统战部的郭登洲、县政协的李惠畴、闭润坤、雷平洲等同志；以及县医院的李永绿、李英君、张之飞、旁玉惠、黄玉英、桑月琴、萧玉英、黄日山等医学界同道；民革靖西县支部的郑鹤、周正培、徐根真、区树楹、李伟杰、张秉彝等同志；还有当年靖西中学的老校长凌焕衡老先生，都先后来看望我。

    第二天，在靖西县党、政、政协宴请我的招待会上，徐县长举起酒杯来说：“抗战时期有陈宝仓将军这样的爱国将领镇守边疆，日寇始终没能攻进来，使靖西父老免遭日寇蹂躏，靖西父老至今深深地怀念他。你父亲，陈宝仓将军抗日的这段历史早已载入靖西县志。” 当谈到《旧州行》，统战部郭部长说：“你父亲书写的那几块石碑，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在破四旧时推倒了，要拿去铺路，旧州的父老说：‘这是陈主任写的，字面要向下铺着’。这样，就把石碑上的字迹保护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一过，老乡就把石碑送了回来。我们正准备建一个博物馆，将来就把石碑保存在博物馆里。”大家都很关心父亲离开靖西后的情况，政协李主席说：“本来政协已经做出提案，准备去函给北京市政协，请他们帮助查找‘北平陈宝仓’的下落，因为只有在石碑上留下这一点线索。现在你来了，那就太好啦。我们知道陈宝仓将军为革命已经献身，更使人敬佩。”

    县长安排车辆送我到父亲生前住过、工作过的地方去看看。邓庆荣先生、邓平权、梁鹤玲、王佐希等世兄陪同我参观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旧址，现已改为靖西第二中学，营房成了学生宿舍；父亲住过的那三间小房总共不足30平方米，现在是学校的卫生所。平权兄说：“我曾在这里为陈伯父砚墨。他为我父亲写过一首长诗。” 指挥所东南方是大龙潭北岸的那片沙滩，是当年父亲练兵和训练越南游击队的地方。

    我们来到城外西南处的体育场，平权兄介绍说：“体育场也是陈主任修建的，每年春、秋两季在这里召开运动会。”

    他们都清楚地记得：1945年初，日寇叫嚣“三日占领靖西” 陈主任在这个体育场上召开军民大会，动员老、少、妇女疏散时说：“作为军人，我誓与靖西共存亡！”士气大振，军民联防，日军始终未能攻入靖西。所以，现在45岁以上的靖西父老都认识陈主任。

鹤玲兄和平权兄肯定地说：父亲留下的诗句，远远不止《旧州行》一首。于是大家都纷纷回忆自己所记忆的，当时就记下了十几首 。至于《旧州行》更是家喻户晓，许多人都会背诵。张秉彝同志还把他在去年用小篆书写，父亲所作的《旧州行》、《天保云山题壁二首》、《军民登山度重阳》、《赠别靖西友好》、《清明拜山归来》等诗篇赠送给我；梁鹤玲世兄立即回家取来他用小楷写的、已经裱好的《旧州行》；邓庆荣先生题词《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郭登洲同志题词《陈宝仓将军留芳万世》；李惠畴同志题词《宝公守边御敌，边疆百姓永不忘》；闭润坤同志题词《继承陈公爱国爱民精神，为祖国四化建设努力》；邓平权兄赠诗《昔侍将军几案边，今陪教授访山川。深欣崇第多贤孝，自愧昂藏总不前》；李永绿同志题赠爱国颂《与靖共存亡，战戈奋沙场。碧血为祖国，神州十亿扬》、《陈老先人抗日功，靖西千秋传更颂。故地来访瑞方师，从志建国丹心同》；李英君同志题词《继承陈将军爱国爱民精神，奋发图强为四化建设做出贡献》；张之飞同志题词《继承先志，奋发图强。建设边疆，振兴中华》；萧玉英同志题词《继承陈老先生先志，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黄日山同志题词《英雄树开英雄花，继承父志建四化》；王佐希同志题词《天公开疆称峒主，宝公捍卫传儒将。烈女继承两公志，万里征程访边疆》；梁鹤玲兄赠诗二首《怀念陈宝仓将军---少年功翰苑，壮岁却从戎。虎帐踞南国，名匹郭令公》、《将军旧事惹相思，南国守边三载余。去后光阴四十岁，北来爱女访故书。归顺古城秋气深，正逢政协会事频。将军闺秀千里到，访读好诗怀至亲。》

    夜已深，同志们所赠的诗篇在我脑海中翻腾，久久不能入睡。我也草就一首打油诗，赠送靖西父老：《靖城父老志气豪，抗击日寇功绩高。愿继先父守疆志，建设靖西立功劳。》

    第三天上午10点钟，靖西县政府安排一辆吉普车，请王佐希同志陪同，送我从南路经硕龙、雷平、扶绥到达南宁邑江饭店，共行车6小时。(去时走的是北路，经平果、田阳、德保到靖西)一路上我的思绪万千，深深为靖西父老对父亲真切地怀念所感动。特别是临行前的晚上11点钟左右，有一位同志来敲门。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某(我真后悔当时没有把他的名字记在本上，就实在想不起啦。后经靖西民革王佐希同志查实，这位同志是靖西县政协张忠义副主席)河北省人，1950年随解放军南下到了靖西，现在留在靖西政协工作。我没见过你父亲。但是，这些年来听当地的同志说起你父亲的许多事，总是怀念陈主任如何秉公执法，如何廉洁奉公。都说你长的跟你父亲很像，我很想看看你是什么样子。下午我来过两趟，看见你屋里客人很多，没好意思进来。现在没有客人了，我才敲门。打扰你休息，真对不起。” 这些感人肺腑的语言深深打动了我。我一定要知道父亲在靖西到底做过哪些事，值得靖西父老如此地怀念他？这一次时间太短，实在来不及了。我一定要再来一次，准备用较长时间来了解这个问题。

    为了抢救父亲的历史资料(父亲要是活着，已经近100岁了，知道他事迹的和认识他的人大部分已作古，再不抓紧时间访问为数已经不多的知情人，有许多事情将永远无法为人所知了。我很庆幸在1988年春抢先访问了左洪涛，约一年后，他因膀胱癌病逝。)我提前在54岁时退休。

    1988年3月10日我办完了退休手续。首先是去广州找左洪涛，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他与父亲共事六年，并且，他是中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地下特别支部的书记，父亲与共产党的关系他最有发言权,第二件事就是再访靖西。

    1988年4月20日我到了广州。左洪涛、刘田夫、陈一林、杨应彬、曾天节、郑黎亚，吴启燕、张申怡、徐光珍、胡重华、王衡、张燕球、张显琪等一大批曾在第四战区工作过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1988年4月24日广东省政协在广州迎宾馆设宴招待我，刘田夫、左洪涛、陈一林、曾天节、杨应彬、郑黎亚等同志对父亲都很怀念，大家都表示要全力支持我尽快收集好父亲的历史资料，杨应彬立即为我安排了访问的日程。

左洪涛同志约我两次谈话共7个多小时。他回忆、分析抗日时期两广的战局，在军事、政治上的形势、以及与父亲一起工作、联系的经过。根据他了解的情况，父亲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也没有向他提出过愿意参加共产党的申请。左洪涛认为：父亲当时在第四战区的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的职位上，不参加共产党比参加共产党对革命工作更有利，能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维护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青年的安全；调和国共之间的矛盾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证明：父亲在这个职位上曾为抗战、为革命做过重大的贡献。他认定：“自1938年以来，你父亲一直是共产党真诚的同盟者、战友和挚友。”陈一林、曾天节、张显琪、胡重华、徐光珍、张申怡、王衡、张燕球等同志都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连从未见过面的吴启燕同志(抗日时，他是柳州日报的编辑。他没有见过我父亲，但很熟悉陈宝仓这个名字。)也热情的约请我到他家里去住。这样热情的接待，我肯定是沾父亲的光了。在以后的章节里，我将陆续介绍他们提供的资料。

 

 

岳圩之战

 

    1989年10月上旬，我再次踏上去靖西的‘长征’之途。这次，我已经退休，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我从大连出发，经北京、上海、镇江、南京、武汉、柳州、到达南宁。沿途查看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拜访一些认识父亲的人；参观一些父亲到过的地方；直到11月25日才在南宁与记者方世璞同志会合，一同前往靖西。

    事隔四年，南宁已有很大的改观。长途汽车有了预售票，对号入座，车站就显得有秩序多了。我们买的是第一、第二号预售车票，第一、二个登上汽车，坐在驾驶员同志的右边。驾驶员同志风趣地说：“你们两位远方来客，今天坐的是头等舱。”

公路绝大部分已经铺上沥青，尘土少得多了，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都恢复了原色。雨后，郁绿的山岭显得格外清秀。

方世璞同志是位年轻的记者，对我父亲和抗日战争年代的事都很好奇，很想亲自来听听、看看，取得一些感性认识。一路上兴致勃勃，一会儿惊呼这组石笋的造型奇特，应该把它搬回大连，安放在公园里。一会又赞叹这里的奇峰峻岭，应该把它画下来。尤其到了平果附近，形态各异的山峰，蜿蜒起伏，真是目不暇接，极度兴奋的小方发出“到过靖西再不看山”的感叹。

    下午三点时分，汽车徐徐驶入靖西县，汽车站在县城外西边，上次来时的一条小街现已拓宽，两旁的小房都改建成两、三层的楼房，其中还有一座六层的楼房，门饰豪华，挂着靖西宾馆的大招牌。店铺中除了饭店、百货、食品外，新添了许多录像放映馆、卡拉OK厅和电器商店。招牌都是新油漆的，光彩夺目，与以前比，有明显的变化。王佐希同志和县委统战部的农副部长仍然把我们安置在靖西县政府招待所里，这里还没有大的变化，比较安全。农部长得知小方只能在靖西停留三天，就把参观的项目安排在前边，等小方走后我再去图书馆、档案馆看看资料。

首先，由县武装部张同志和县志办公室的黄光周同志陪我们去参观一个山洞，位于靖西城北的独秀峰。

靖西是在群山环抱中难得的一片平地，方圆不过20平方公里。抗日时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它管辖的地区为：东起龙州(凭祥以东归桂林行营白崇禧管辖), 西至镇边(今称那坡。再往西去就是云南龙云的地界了)，北面有西林、田林、百色、德保、田东、平果。称广西第五、第六区。主要的防务是：防御日寇由越南入侵。所以指挥所设在距离中越边境四十里的靖西。

    靖西指挥所位于靖西城外东北方一里多外的金山脚下、大龙潭西岸的大王庙，庙墙早已坍塌，只留下庙北的三间小房称昭忠祠。指挥所就设在祠内，中间的一间是会客厅，左边那间是办公室，右则是父亲的卧室，每间房屋大约十平方米。沿着金山西南脚下盖了一排平房，是兵营，现在已经成为靖西二中的学生宿舍。金山内有指挥所的碉堡、制高点和弹药库，金山的正西面三四里外有一座孤立的山，称独秀峰。从火力布局上看，金山和独秀峰是控制靖西这一小块平原的两个制高火力点。近来县武装部的张同志发现山洞的壁上刻着一些字, 因此，张同志领我们来此参观。这座小山大约400米高，我们绕到山的北面，向上爬了六七十米就找到了洞，洞口很狭窄，进去后却很宽阔、高深。中央部分有三层楼高，西面的壁上隐隐可见字迹，已经被污垢遮蔽。大家动手刮去污垢，用隶书书写，刻在石壁上的“靖西战时县政府”出现在眼前，每个字约有50厘米宽，40厘米高，字的底部涂了蓝色。洞的东部有一个副室，墙壁四四方方，有凿过的痕迹，看来像弹药库。中央部分的东北角有个一米见方的方形水池，洞顶的山水不断地滴入池中。洞的东、西、南方各有像窗户一样的洞，靖西全城和城周围的开阔地带都能清楚地看到，真是易守难攻的制高点，与金山上指挥所的碉堡相呼应，火力可互相支援。由选址、内部设置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看得出每个据点除设有火力点外，对弹药、粮食、饮水都有精心的安排，是有长期抗战的准备，后来我们在德保的芳山也找到同样的碉堡。

    翻过了靖西南部的群山，就是中越边界的龙邦和岳圩。

    满清末年，各国列强纷纷入侵来瓜分中国，法国乘机占领了越南、缅甸等中国在东南亚的属国，前方军民打败了法国入侵者，满清政府却在北京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条约。允许越南、缅甸等国“独立”，将东南亚拱手让给了法国殖民者，并于光绪11年与法国划定了现在的中越边境线，东起广西省的芒街，西至云南省的江城。广西省界内共设9个对讯点(“对”就是相对的意思，“讯”就是住兵的地方。双方在商定的地方相对驻兵，以维持边境治安，称“对讯”，也是边境交通、贸易点。双方各设“对讯公署”负责办理人员、货物进、出国境手续。)和两个对讯办事处，立180块界碑。

    1989年11月29日，我们来到龙邦。这是一条街的小镇，多数的房屋正在翻修。在94号界碑的西侧有一片小空地上搭了许多小棚子，作为临时交易场所。陪同我们参观的是在越南反击战中的滚雷英雄吕华朝同志，现在是武装部长。

    原来有一条公路通向越南的高平、河内。自对越南反击战后荒芜了，公路上长满了杂草，我国的边防检查站和海关也被炮火轰击，只留下残垣断壁。吕部长告诫我们：不可离他一步!因为这里布满了千万个地雷还没有清除，中越之间尚在僵持，双方守疆部队时有小摩擦，有时出其不意的抓几个人过去当人质，要挟交换人或物，你们穿着打扮不像本地人，容易被当成猎物，县委指示要确保你们的安全。

    我们紧跟着吕部长越过了海关的废墟，在草丛中找到一块黄色花岗岩石碑，上面用中法两国文字刻写着“中国广西界 94”。 我们在界碑前照了几张像，又往南走了十几米，也算是到过越南了。

    往回走时，我们进了临时的交易市场。吕部长指着一位上身穿白色紧身布衣，下身着黑色肥腿大裤的妇女说；“这种装束就是典型的越南服饰。” 越南人挑来的多半是大米、废旧的炮弹皮、铁木菜板、穿山甲、狸鼠等我国禁采、禁猎的物品。换回去的是服装、布匹、针织品、啤酒、胶鞋、电池、半导体收音机、饼干等轻工业产品。那时，越南币值不稳定，交易是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边境贸易很活跃。

    龙邦自古以来就是中越交通、贸易的“对讯点”，也是越南抗法、抗美时的“胡志明小道”上的枢纽，只是在对越反击战后才停止了交往。在我国开放、搞活的政策下，现在渐渐复苏，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这里的交通、贸易必将会繁荣发达起来。

    通往高平、河内的公路是由北向南，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中顺坡南下，公路的东面是金鸡山炮台，路西是十二道门炮台。当时，十二道门炮台正在修理，我们就决定上金鸡山炮台去参观。

    我们来到金鸡山的北麓，仰头一看，一条900多米的石阶直上直下直通山顶。我倒吸了一口气，揉了揉我的膝盖，下定决心，说了声：“上！”  几个年轻人跑到了前面，吕部长陪着我，说；“别着急，咱们慢慢走。” 我们上十几步台阶就休息休息，只爬了三分之一我就想打退堂鼓了。部长指着台阶和两旁的输水管道说；“这石阶、水管是对越反击战时修建的，以前，我们都是挑着水桶爬山间小路上下山，现在我们上下一次只需要8分钟，比从前缩短了两倍的时间。” 部长说话时那种知足的神态使我深感惭愧，我鼓足了劲，一直爬到山顶。

小方早已与山上的战士们打成一片了。一会到西边的瞭望台看看，一会儿又拿着东台战士的望远镜，按照战士的指点寻找观察目标。我刚爬到山顶小方就大喊：“陈大夫快来看高平！” 我接过望远镜朝正南方寻找到一个旗杆上挂着一面黄旗。战士指着小旗左边的山说：“转过那座山就是高平了。”        

    登高一望，使人心情豁然开朗，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天外青峰列画屏”《旧州行》的来由和含义。如此江山多娇，怎不使父亲“折腰”？愿与靖西共存亡呢？记者小方诗性大发，“金鸡霜峰刺云天，十二道门何森严。龙城虎将今犹在，蛮虏安敢度关山。”脱口而出。

    环视山上的设施，四周都有瞭望台、掩体、架设着重机枪。掩体由好几种颜色组成，黑色的是清朝的遗物，由大块石头砌成；黄褐色是抗日战争时造，用三合土加碎石夯成；现在添置的是水泥制品。吕部长让我们用望远镜观看西面的十二道门炮台，清代，这里只有金鸡山炮台和十二道门炮台，抗日战争时陈宝仓将军来此设防才增设了西南面巴恩山上的碉堡，构成三点火力，这就大大地增强了攻击力。

    告别了金鸡山，我们乘坐吉普车前往岳圩。吉普车向东行驶在盘山道上，说是公路，实际上只是可供一辆汽车通行的山间小道，崎岖不平，还有些地方在靠下坡的一边塌方下去。吉普车蹦蹦跳跳，勇敢地冲过塌方区，司机同志说；“快点比慢了安全，没事！”

    岳圩是天岳公路上的门户，天岳公路由广西田东县的天马镇通至靖西县的岳圩乡，始建于1935年，1939年初通车。全长178公里，南接越南的重庆府，可到河内、海防等地；北往田阳、河池，进入贵州省的独山，经过贵阳到达四川省的重庆。是抗日战争初期西南运输线上的一条大动脉，那时，国际上的援华物资都是由越南的海防入口，经岳圩进入我国境内，走天岳公路北上，到达陪都重庆，此公路对抗日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日军占领越南后，就切断了我国这一条对外联络的国际交通线。

    我们直接来到74号界碑的哨所，战士们列队欢迎我们。这是一个富有光荣传统的哨所，抗日战争时曾狠狠地打击过日本侵略者。根据靖西县志记载：1945年3月20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传令第62军军长黄涛，151师师长林伟俦加强中越边境的防范。林师长即派陶相埔团长带队赴岳圩。派陈植藓团长带队去龙邦。并以指业字第280号代电对以下单位下达战斗指令：靖西第六区专署、广西全边对讯督办公署、第七区专署、靖西、天保(今德保)、敬德、镇边(今那坡)各县政府、独立讯警 第一、二营、保安十二大队。“查越南战事经已爆发，且敌有进犯(越南)高平、广渊企图。沿边各县极应严行戒备，加紧民众组训，放哨、守卡。各守备部队应即加强战备，严密警戒，以防疏虞。特电遵照，并饬属一体，遵照为要。靖 陈宝仓 寅侵战干印。” 父亲在靖西体育场召开抗日总动员大会，劝说老弱、妇女、儿童疏散隐蔽；青壮年参加军民联防，在山口、路旁设置路障，准备步步为营，与敌人决一死战；作为军人，父亲将与全体将士，誓死保卫国土，与靖西共存亡。(彭涛同志领我去观看当年设置路障之处；林本礼校长说：我就是按照你父亲的意思，将天保师范疏散到巴头，岳圩之战胜利后，才迁回天保。)靖西军民同心，团结一致，抗击日寇入侵。

    靖西县志第47页记载岳圩战斗：“1945年3月间驻越属重庆府的日军猖獗叫嚣‘三天拿下靖西’驻守化峒、岳圩的国民党62军151师陶相甫团长奉命加强防守。3月27日晚，日军数百人分三路，从74、71、72号三处界碑，向岳圩窜犯，驻守部队奉命迎击。战斗先在74号界碑处打响，晚10点，日军二百余人越过界碑，当他们排除路障时，伪装的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地炸开了，顿时枪声大作，两旁山上的国军占据有利地势，向敌猛烈射击。敌人伤亡严重，狼狈逃回。夜四时，敌人一排人从72号界碑窜到上勇屯骚扰，不见一个人，怀疑有伏兵，十分钟后撤离。次日拂晓，敌人一个连企图从71号界碑攻占下勇村界碑关口处，国军一个班并另配有机枪三挺，扼守战略要地一猫洞。敌向猫洞发起两次进攻，均被打退，后因人少弹尽，在敌军第三次进攻时，守军准备撤下，这时援军赶到，日军慌忙沿着利英方向溃退，从68号界碑处退回越南。中午12时，中美两架飞机飞越国境对日军扫射、轰炸。这次战斗日军伤亡惨重。民众赠以陶相甫团‘威扬塞外’之匾额。”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一、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对敌情掌握的很准确，能够在敌人进攻前适时(七天)发出警报；

二、前沿阵地认真加强了军事设施、装备。采取有利地势，设置猫洞，一个班就配备了三架机关枪，这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是少有的；

三、靖西军民切实做好了各项战斗准备，各界碑、路口都设有路障埋伏，给敌人沉重的打击；

四、设有较好的通讯、联络网，援兵才能及时赶到。当时靖西与柳州的联络只有一部用手摇发电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各乡公所之间有电话联系，我想当时不可能与各守备点设有电话联络，但是，一定会用有组织的消息传递办法，才能及时搬来援兵。

    岳圩之战，我军大获全胜，我国的飞机又飞到越南去扫射、轰炸，日军伤亡惨重。真使靖西军民扬眉吐气，中华儿女人心大振，靖城父老至今引以为荣。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岳圩之战可说是小小的战役，但，这个胜利的得来不是侥幸的，更不是偶然的。在德保档案馆里存放着大量当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为建设百色、天保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计划，可证实靖西军民曾做过多少努力，才保卫住自己的家乡。

 

 

德保获丰收

 

    我们来到德保的云山脚下，看见德保档案馆门前有一张小布告，上面写着：“本馆的资料已经整理完毕，欢迎各界人士查阅。” 说老实话，我当时真没看得起这个小小的档案馆。这次南下，我沿途进过40多个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包括国家第一档案馆(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南京)等。还没看见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住宅楼，十来间小房的档案馆。不过,已经走到门口了，进去看看也好。档案馆内只有韦海平馆长一人，他让我填了一张单子，写明我要查找资料的范围，并约好一小时后我从云山上参观完毕，再到档案馆来。

    云山位于德保这个横行峡谷的西北方，在众多高山环抱中孤立出来的一座小山，约100米高，但因德保地势大大的高于南部的靖西，所以登上这小山可以看到德保全景和南边辽阔的蓝天。

1944年重阳节时，父亲曾与当地的文人、学士在此登高赏月，并赋诗数首分赠与会者留念。当时德保县李县长将两首赠给他的诗刻在云山山壁上。

 

天保云山山南面的诗

 

清流九曲绕云山，砥柱西南第一关。

上下谁能临绝顶，往来无不仰高颜。

仙宫炉火增灵秀，石洞钟声破梦闲。

未对名岩留半日，边城四望正多艰。

甲申秋登云山留别李县长尚琼兄  陈宝仓

 

天保云山山东面的诗

 

龙山极目正重阳，不望京华不望乡。

欲上层云寻旧品。更登绝巘设新汤。

雄关鹫立难飞渡，壮士鹰扬敢跳梁。

谁谓高秋防寇入？好凭一战勒南疆。

 

这两首诗都刻在高高的山壁上，在白色粉底上用红色油漆填入字内，色调鲜艳夺目，从颜色上看像是不久前重新装修过的。山上还修有亭、台、小路、牌楼等，幽雅、古朴，供游人观赏、休息，是德保的名胜古迹之一。  

    从云山上下来，我们又回到档案馆,韦馆长指着桌子上一大堆案卷对我说：“你就先看这12卷吧，还有一半多等你看完这些我再给你找。” 我看着这一大堆案卷，目瞪口呆，真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多资料，更没想到，韦馆长能在短短的40分钟之内把它们找出来。(在国家第一、第二档案馆都是填写申请表，须经审批、调档等手续，等到第二、第三天才能看到档案。)我与韦馆长约定：由靖西再回到德保，专心查看这里的资料。 

1989年12月2日我回到德保，在德保档案馆对面一家小旅馆里包了一个小房间，准备长期“抗战”。清晨，韦馆长还没来，我就在门前等候，下午，与韦馆长一同下班，天天如此，一连六天。查阅了32本案卷，还有父亲亲笔书写的信件等等，许多宝贵的资料，大大的丰富了我这次的南行。

    更使我感动的是德保父老对父亲的深情厚谊，我到德保的第二天，德保政协主席蒋茹衡同志到档案馆来看我，(我想是少白兄告诉他的)他的父亲蒋荪，抗日战争时期是天保县议长。1944年3月，父亲曾到蒋荪先生家中拜会。蒋茹衡主席当时只有10岁，至今记忆犹新：“陈主任，人很高大，穿着中将将军服、马裤，身帔黑呢斗篷，很威武。没有带警卫，单独一人来的。说话态度和蔼，平易近人。” 父亲看见蒋茹衡很喜欢马裤，就对他说：“你要喜欢，以后来当兵。” 蒋茹衡主席介绍说：“抗日战争时，陈宝仓主任曾多次到德保来设防、视察学校、参加运动会、登山赏月，这里有许多人都认识他。我请几位现在在德保的老人一起来谈谈。” 我真是喜出望外，不过，我请大家晚上来，白天我还得抓紧时间看档案。德保的班义明、庞君陶、黄人桀、罗人荣……,等同志给我提供了许多真实、感人、以前我从没有听说过的历史资料，八十高龄的雷平洲老先生，患失语症，不能说话，就用笔谈，我在德保得到出乎意料的特大收获。

    在德保还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敬佩：德保档案馆的韦海平馆长自20多岁就在档案馆工作，长期以来，许多人都认为守着这些破旧的纸堆太没出息而离去，上级领导也说这些破纸可以“处理掉”。韦馆长始终认为：“这些资料是宝贵的，它代表一段历史”。30多年来，一个人坚持把这些破旧的毛边纸(抗战时期纸张的质量很差，数十年来虫吃鼠咬早已破旧不堪)一张一张仔细地修补、装订起来，才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而且熟知档案的内容，一提陈宝仓这个名字，就有印象，像电脑一样准确。这不是每一个档案馆都能做到的，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感受告诉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杜丁文同志和民革中央档案馆李进文同志。大家都十分敬佩韦海平馆长。李进文同志还把我对这事的感受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档案通讯》杂志上，向韦海平馆长致敬。

 

 

陈宝仓将军在靖西做过的主要工作

 

    综合在北京、南京、广州、柳州、南宁、德保、靖西各地查阅的资料，拜访的知情人士，了解到父亲在靖西主要作过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㈠ 军事方面：健全机构有组织，工作周密有计划，具体实施有办法，检查评比有措施。

    1．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

1940年3月26日桂南会战的灵山战役结束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越南的河内、海防。张发奎急调父亲前往靖西组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以防日寇通过越南入侵广西。经过调查研究，父亲拟定了指挥所工作方案、组织结构以及人员配备等计划，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于1940年6月先期到达靖西。     

    指挥所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侵入越南的日军动态，及时掌握在越日军的企图，以利我军的行动部署，防御日军由越南进犯，确保第四战区侧翼的安全。

1941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经以有渝办一会字第15873号代电核准第四战区在靖西设立指挥所，同时委任陈宝仓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中将主任，驻地靖西，代字“字贰”(张发奎代字“字壹”)，代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长官指挥、处理中越边境地区军事、行政和对越南方面的问题。

 2．加强中越边境的军事防务                      

    父亲到靖西后，首先加强第62军、52军、各保安团，加强中越边境的防务。与62军军长黄涛，带领各师、团长到前沿阵地视察，加设哨所，增强防御能力。训练士兵的军事技术，提高战斗能力。安排通讯联络网，于1940年秋基本安排就绪。

下一步的计划是提高各部队、民团、讯警的战斗力和彼此的联络配合。为此发出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督导计划纲要》：（机密）

    明确指出督导计划的目的：

    ⑴ 督导边区各部队增进作战能力，加强边防设施，严密国境守备。

    ⑵ 促进边区党政机关有关军事、一切法令、政务之推行及其与军队之联系与军民合作。

    ⑶ 厉行经济反封锁，严禁走私资敌。

    《督导计划》中明确规定在军事、政治、党务等方面需要检查的项目。     

    督导的单位主要是天保区、百色区的驻军部队、政府机关及其所属的讯警、税警大队，各兵站、医院及中级以上学校等。

    督导的方法为：各单位按督导项目先行呈报本单位工作情况及计划，作为督导的依据。

    这份《督导计划纲要》发出一个月，指挥所将收到的各部队、机关单位上报的计划和情况报告综合分析后，1941年11月2日，又以指勇字第853号下达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代电，颁发《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总检阅实施办法》。

   《总检阅实施办法》中除了对军事项目的检查有明确的规定外，对抗日信念、攻击意识等精神教育；军风、军纪，军民合作；反经济封锁、缉私、社会治安；学校教育、扫盲识字、冬耕生产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成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总检阅委员会》负责总检阅的评比。由父亲兼任总检阅委员会主任，九名委员由指挥所高级参谋、135师正、副师长、第11区保安司令、第四战区政治部、广西省政府、广西省党部、第12集团军总部、31军军部，各派一员组成。明确规定总检阅委员必须做到：

    ⑴ 须彻底明确本身所负之任务及督导之目的。

    ⑵ 须了解督导单位之组织工作范围、性质以及人事经理情形与环境困难等，俾能作适切之指导。

    ⑶ 督导时须从大处着眼，不可苛刻要求。

    ⑷ 须公平正直，绝对不受丝毫招待。

    总检阅于1941年11月20日开始，为期一个月。分四组进行：第一二组的材料案卷遗失。估计是由靖西向东北和西北方向进行。第三组：由靖西到敬德、镇边、平孟、葛春、葛吞到平稳回靖西。第四组：由靖西到向都、镇结、龙名、下雷、到新要回靖西。

    总检阅按期、按计划顺利进行。总检阅评定成绩的结果，在案卷中只保存有第一组天保县上年冬季准备总检阅工作计划及现在工作状况报告书(民国三十一年元月九日报)

    下列各部均按督导计划纲要完成颇好：

    天保县政府、县党部、兵站、天保师范学校、天保县国民兵团、天保县各勤务班、天保县防护团、天保县医院、151军医院。

   我想这次总检阅有以下几个特点：

     ⑴ 总检阅有周密全面的计划。除了重点放在军事部署上，对医院的设备及质量、粮食生产、军民的思想教育、读书识字、扫除文盲、军民合作、防奸、反走私……等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体现了对靖西抗日根据地有从根本上、长期、稳固建设的打算，表示出抗战到底的信心。

    ⑵ 实施计划具体可行。各项检查都有具体的要求，例如：仓库粮食之储备。不但对现有仓库、粮食储备的数量进行检查，还强调注重粮食的保管情形，以及粮食的来源如何，所以对冬耕推行之程度必须十分重视。只有粮食供应充足，才能坚持抗战到底。

    ⑶ 总检阅中注意廉洁正直作风的建设。督察人员注意事项中规定督导时应从大处着眼，不可苛刻要求，须公平正直，绝对不受丝毫招待。

    天保师范林本礼校长说的好：“你父亲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吃请。二是能做诗(关于做诗，在后面再谈)。” 我奇怪地问：“不吃请是什么意思？”林校长解释道：“任何人请客吃饭，你父亲从不到场。” 我问：“别人请客，总不到场，会不会让别人觉得他太不合群了？” 林校长严肃地说：“你父亲这种作风让一些搞歪门邪道的人都怕他，因为不吃请，那些想搞歪门邪道的人就无从下手。你父亲多次来天保视察、设防、参加运动会都不住旅馆，就住在我们学校南门的那一间平房里，带来一个勤务兵给他做饭，每饭一菜一汤。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他，从那时起，我也学他那样，每饭一菜一汤，一直坚持到50年后的今天。”  我问道：“抗日战争时期物资、食品都很缺乏，我们家也是一菜一汤，这容易说得通，如今生活水平大有提高，还需要坚持一菜一汤吗？” 林校长坚定地说：“需要，我以此为荣。” 看来，父亲这个‘不吃请’当时在靖西地区的影响面还很大、很深。无怪乎，直到现在靖西还有许多人常常提到陈宝仓主任廉洁正直的作风。

    林校长能身体力行，五十年始终如一的坚持这种优良作风，更使我这个晚辈钦佩万分。

    ⑷ 总检阅起到了很好的抗日宣传作用。总检阅分四路进行，遍及天保、百色地区，所到之处群众都受到深刻的抗日、救国教育。当年靖西中学学生彭涛(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亲身经历了这次检阅：“这次联合军事演习有实弹射击，各兵种(步、骑、炮兵)均参加。我亲自见到指挥所(当时佩带的臂章为IV)长官，以及所属单位领导，骑着战马，指挥部队。迫击炮声隆隆，步兵成散兵群向‘敌阵’发起冲锋。那天，附近居民和靖西中学学生们都到场参观，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

    ⑸ 总检阅达到了增进靖西军民作战能力，加强边防设施，严密国境守备等各项预期的目的。岳圩之战取得振奋人心的胜利，日寇始终未能侵入靖西地区，就是这次总检阅成果的检验。

    3．改组国民兵团(以下称民团)，加强军民联防。

    为了整顿、加强国民兵团，提高民团战斗能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转发了《第四战区各民团指挥部组织大纲》，明确了民团的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打击敌人，并施行破坏敌后交通、通讯及担任侦察、防谍、防空、坚壁清野诸项任务，以达到救国、救乡之目的。

    对于民团的整顿，主要是加强民团各级的领导。明确规定各级民团领导必须由有军事知识，在民众中孚众望者担任。

    部队、国民兵团在组织上整顿外，还须要不断的训练，提高战斗能力及各方面协调作战的方法。

    1942年元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以参字第81号代电发出《军民联合演习计划》。

    父亲分析：日军由越南进攻，进入十万大山中，地势复杂，道路难行，必以空降兵为先导，骑兵步兵随之于后，所以，军民联合演习以增加各警备区对敌空军陆战队之作战技能为主。

    假设敌人由海南岛、西贡机场或广州湾海面航空母舰上起飞，航速每小时260--300公里，续航时间约18小时，每机可携带50--100磅小型炸弹数枚；敌机飞至距地面2000米时，伞兵即开始下降，降到1000米左右张开降落伞，伞张开后落下之速度平均每秒8米，约一分半钟到达地面，降至地面后，多数均昏迷三分钟至五分钟后开始动作，我军民应抓紧这段时间擒获之。《军民联合演习计划》对敌情的分析甚为详尽，对击破敌空降兵的部署十分严密，真是使敌无丝毫空隙可乘，以粉碎敌侵略之诡计。

    此次军民联合演习，自1942年春，轮流分许多区域作实地演习，父亲都亲自参加指导、评比，直至1942年末方才结束。从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面之广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军事部署。

    4．遍设通讯、情报网络，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⑴ 创立《扫荡报》作为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宣传群众的主要的通讯情报网络。扫荡报直属指挥所，由父亲亲自领导，覃岂俗少校任编辑。下设49个班，分布在指挥所管辖的各处，及时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平时则宣传抗日，打击走私活动。

    覃岂俗少校是一名自学成才的中学生，在国难当头时，他以忠于祖国的满腔热情，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中，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指挥所的骨干之一，深得父亲的器重。抗日战争胜利时，覃在湛江办《扫荡报》，接收了日军的印刷厂。解放战争时覃在龙州，动员龙州保安三团起义，领着解放军去打土匪。但，回到老家靖西后却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历史反革命待遇。1989年，我在靖西见到他时，覃，贫病交加，已经不能说话了。当他看到我父亲的照片时，把他抱在怀中，热泪滚滚而下。我衷心地希望靖西县政府、民革和政协能在他有生之日，给他一个公正的评论。

    ⑵ 成立各种工作团，广泛宣传抗日，深入发动群众，收集敌情。

    当时成立的有：第四战区巡回工作团(团长刘善述)，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教导队(大队长梁兆艺)，中越边境政治工作队(队长伍根华)，第四战区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陈宝仓兼主任)。

    有了这么多深入在群众之中，活动在敌人后方的爱国抗日群众的支持，指挥所才能及时、准确的掌握敌情、分析敌情，制定出正确的抗敌对策，适时发出警报。

    ㈡ 认真宣传，增强群众抗敌救国的思想意识,充分发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实现全民抗战。

    1. 通过部队、政府、乡公所等行政机关传达抗日必胜的信心。认真贯彻各种军事演习、国民兵团总检阅计划、教育训练计划。

 统一抗日战斗口号：

  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②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③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④ 全国同胞武装起来，打倒日本鬼！

  ⑤ 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通过各个工作队的工作，普遍向乡民宣传、与乡民订立《国民抗敌誓约》：

    “我等各本良心在总理遗像、关岳圣帝位前，代表全家发誓：遵守抗敌誓约，精忠救国，不做汉奸。如有违背，天诛地灭，受政府枪毙。谨誓。

    抗敌公约如下：

  ① 不为敌人带路。        ② 不为敌人做侦探。

  ③ 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给敌人。   

  ④ 不为敌人筑路。        ⑤ 不为敌人挑担。

  ⑥ 不买敌人货物。        ⑦ 不用敌人纸币。

  ⑧ 不做敌人官兵。        ⑨ 不做敌人顺民。                    

                     宣誓人 某某某 年、月、日、”

 

    说到抗敌公约所起的效用，我想起一件事：

    我们家在武汉时(1938年)，大姐、二姐就经常上街去宣传抗日，抗日公约的内容深入人心。1939年，因为母亲有病，需要送到大后方去休养，以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专心一致地投身抗日工作。因此，母亲带着我们由湖南乘汽车南下，经镇南关到越南的河内，再乘滇越铁路火车转道去云南的昆明。在河内停留时，看到河内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母亲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买了一根。我拿着冰棍刚舔了一口，真甜。大姐突然下命令：“快把冰棍丢掉！这是日本人做的，咱们不能吃！” 我看看手里甜甜的冰棍，虽然很不捨得，但是想起不买敌人货物的抗日公约，还是决心效仿哥哥姐姐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那时，我还不满六岁，抗日公约已经深入我这幼小的心灵中，记忆深刻，终生也忘不了。

                   2．群众自发的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教育。

                   主要的是当时靖西、天保等地区的中、小学生。

    天保国民中学的班义明同学激动地谈论着当年的情景：“当年，我是天保学生会主席，主编墙报、校刊，在学校成立一周年纪念的校刊上我写了‘我们二百个’一文，述说我们这二百个学生自己动手，朝气蓬勃地把一间破烂庙宇，经过精心筹划和辛勤实干，虽不能说是很幽雅堂皇之室，但有它特殊的严肃又端庄之学习环境。在我们亲手创立的环境里，我们对学习、工作、体育活动……各方面都非常热爱, 生活紧张又努力，如定期开时事座谈会、演讲比赛会、同乐晚会、学科辩论会以及社会调查、社会活动……组织学生到天保集市上做抗日宣传、演活报剧等。生活上，我们要求简单、朴素、整洁、确实、迅速，学校为了管理方便，强调全部集中开膳和内宿，抗日战争时期对学生实行军训。

校刊的第一版上还登载着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主任陈宝仓将军的题词：

天保国民中学周年纪念：“教育、生产劳动要打成一片，连环发展。”

黄凛组织了歌咏队演唱“丈夫去当兵”，到现在我们都还会唱“保边疆”、“走私的人”、“黄河大合唱”等歌曲。

    那时还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我带一个小组到军属家去帮助打稻子，回来做总结，强调不要拿群众的东西，不要吃群众的东西。那时的老师都穿草鞋，清晨起来带着学生跑步。没有电灯，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把鼻孔都熏黑了。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煤油灯》, 我在作文中写道：煤油灯的光虽小，但能指出方向，在煤油灯下坚持学习，将来能为抗日、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出力。现在回想起抗战时期，只要是为了抗日，人人都能捨去一切，全心全意的为抗日贡献一切，使人为这种精神而骄傲，更让人深深地向往那种紧张的战斗生活。”

    3．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的到来，将靖西抗日宣传工作推向高潮。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离，各战区的抗敌演剧宣传队都成了特务紧盯的对象。有些演剧队被迫解散，大批共产党人被捕。

    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隶属第四战区，在张发奎长官的关心、维护下，及时撤离了陈元、胡家瑞等同志。根据上级指示将中断了的地下党组织关系(原属中共南方局)转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处。当时左洪涛的公开身份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的上校侍从秘书，深得张长官的信任。

    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传达“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加之张长官一再告诫：凡事谨慎，不要授人(指特务)以把柄。左洪涛想：最好让剧宣四队暂时离开柳州，以避开反共的高潮。正巧，那时父亲刚刚在靖西组建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闭塞的边区正需要有人帮助做宣传抗日的工作，左洪涛就建议父亲到张发奎那里去请求调剧宣四队去靖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张长官欣然应允。左洪涛立即到四队传达了命令，全队人都欣喜若狂。剧宣四队副队长舒模回忆：“左洪涛为此特地来队里找魏曼青队长和我传达张发奎的命令，并且说：请求派演剧队去，是指挥所负责人陈宝仓主任提出的。陈是四战区副参谋长，此人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从在广东起，对演剧队工作一贯帮助很大，他常来队里，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反映给张发奎，帮助及时解决。所以左洪涛对我们说：既是陈宝仓主任提出的，那你们到靖西去工作，就多请示他，坚持宣传军民团结，抗击日寇，保卫边疆。使得边疆一带抗日情绪高涨起来，对他也是个支持。而且，他是我们比较可靠的统战对象。”

    1941年12月13日，剧宣四队从柳州出发了。副队长李超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四队冒雨出发了。同行者有政工大队、铁肩队(搬运演出器材), 加上担任护送任务的长官部警卫连，共计三百余人。先乘火车到来宾，再改乘煤矿专用小火车至河里。为了适应行军生活，我们把许多生活用品留在柳州。行至迁江，又把每人随身携带的行装重新过秤，真是斤斤计较。以后就开始了长途行军。请看行军路线及日程：迁江---石陵---邹圩---宾阳---(停一天，并演出)---里建---罗圩---英圩---灵马---明江---果德---山心---坡隆---田东(驻四日，排练，演出。度过1942年元旦)---作登---龙色---天保(躲警报，排、演四天)经都安，于1942年1月12日抵达靖西。一路跋山涉水，每日起床，先打行李，六点多钟天将亮就出发，平均每日行程五六十里。大多数人脚上都起了泡，但情绪都很激昂。尤其是到了田东后，已进入陈宝仓主任的管辖区域，大家的心情豁然开朗，徐光珍说：‘同志们有说有笑，放声歌唱，在柳州被乌云压境的心情一扫而光。’”

    南疆的初冬温煦如春，一路穿山越林赏心悦目，不时听到一对对年青的男女对歌求偶，作曲家舒模连忙记下这段优美的旋律。

    冯法祀沿途画了大量速写、素描及油画。有时行军路上见到令人陶醉的大自然美景真是眷恋难舍，随队伍到达宿营地后，不顾旅途疲劳，骑上当地借来的马，赶回几十里地去作画。

    十万大山中也不都是葱茏美景，过了罗圩仿佛越过阴阳界，荒山野岭，田地贫瘠，地势险恶，常有野兽、散匪出没。除了遇到过一群群珍奇的黑色长臂猿猴外，还有一次戏剧性的抢劫。葛文骅和徐光珍都饶有兴趣的对我描述过这个故事。葛文骅在《两件难忘的事》中写道：“我们从来宾出发到武鸣，当时徐光珍同志有病，不能行走，于是队里花十几元买了一辆独轮推车，让她坐在上面，开始都是由男同志推拉，由武鸣出发前，女同志不过意，争相推车，最后被我们三个大个子---张焱、张申怡和我包下来，我们怕男同志阻拦，于是提前出发。在行进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蓝色布巾缠绕在头上，上身穿着深蓝色农民的衣服，下身穿着黑色裤子，看上去就是个老乡。但他老是尾随在我们的身后左右转悠，已经三天了，总不离去，有时还用粉笔在墙上画着，是否在作记号？于是引起我们的注意。在进入果德县境(今平果县)，我们推着车子下大坡，在拐弯时，行走比较困难，此人竟不断地吹起哨子，似乎要召唤什么人前来，我们赶紧向随同我们一起出发，保卫我们的警卫连报告，警卫连长迅速上前推擒住他的手腕，经过搜身，发现他在后腰上插着菜刀，口袋里装有粉笔、绳子、哨子……等物。通过果德县政府审问才知道他是一个惯匪，也是一个探子，当他看到徐光珍坐在车上，前面有警卫开道，身边又有那么多随从(我们都穿着军服)，前呼后拥的，他把铁肩队挑着的道具，都当成了财宝，他估计徐光珍准是个大的官太太，怕路上出事才化了装，穿上军装，因此尾随我们三天了，以为这是到手的一块大肥肉，所以到了他选择好的地点，就准备动手了，万万没有想到，尚未等他把人召集来就落网被捕了。” 徐光珍说到这段故事，又像回到了当年行军路上的情景，她还诙谐地说：“从此，我就得了个‘官太太’的外号。”

    一路行军虽然很辛苦，但，一路上的经历与战士们的长谈，体验到不少生活，许多人奋笔疾书将行军中的构思及时记录下来，开始了比以往更加奋力的戏剧创作高潮。一部部独幕剧、活报剧和多幕剧随着那脚踏实地的足迹相继问世。如《赵大嫂》、《为了私》(徐光珍)；《开小差》、《盐》(李超)；歌舞剧《复仇》(葛文骅)；活报剧《胜利之神》、《太平洋大战》、《越南解放》、《民族之火》(集体创作)。这些剧目在靖西或其他地方的演出都得到抗日军民的一致好评，也将靖西的抗日宣传推向了高潮。

    剧宣四队的到来，使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少数民族聚居的靖西古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首先是这群人真怪，女的也能当官，而且是当少校这样的大官(剧宣队都穿军装，佩有军衔领章)真使靖西的老少又惊奇，又羡慕。再就是这些人都演白话戏唱白话歌，老年人一听就连打带骂的把孩子拖回家去。这些世俗的偏见给剧宣四队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父亲为了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安排他们先到部队去教唱抗日歌曲和演出。一时之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救国军歌》响彻靖西城乡。

    早在行军途中，主管美工设计的冯法祀同志和他们的美工小组就准备好刷子、石灰、锅烟、红土、黄土、蓝靛等工具和材料，行军沿途写标语、画壁画，在来宾、果德、田东、天保等七八个城县的城墙上或高大的墙壁上画过抗日标语和壁画。(1989年，我在德保小学即当年的天保国民中学，还找到过这些壁画的痕迹)。途经的每个乡，每个镇都依次画去，所到之处，面貌为之一新。到了靖西，他们更是率先在靖西南门两侧的城墙上画出了《中越同胞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动员起来，保边疆，保家乡！》在靖西县城的中心画了《军民合作共同消灭日寇》等巨幅壁画、标语。彩色鲜明、令人夺目的壁画和标语，使靖西古城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广泛联系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的先锋。受到来靖西巡视边防的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长官的赞扬。

    剧宣四队的女同志也抓紧“拜年”的机会，走门串户，联系上受封建意识压迫最深的家庭妇女，办起了识字班，一面教识字，一面教唱歌、一面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

    首先发动起来的还是中、小学生和青年人。他们纷纷组织起歌咏队、演剧队，请剧宣四队的同志去教唱歌，导演话剧、活报剧。1989年，老态龙钟的梁鹤玲(少白)告诉我，他当年与他的妻子一同演出《兄妹开荒》时，舒模是导演，葛文骅为他们化装。我左看右看，怎么也想象不出来他们年轻时会是什么样子。梁少白夫妇结婚时四队有许多人曾去闹洞房，梁少白感叹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想起四队在靖西的情景，心中总是要掀起巨大的波澜，这些人的影子是赶也赶不走的。请你捎信给舒模、葛文骅及四队的同志们:我们想念你们，想念那个年代，想念那时代的精神。希望你们能再来靖西。” 可惜，魏曼青、舒模都相继离世。但，我知道他们也十分怀念靖西的那群抗日、爱国青年的。在剧宣四队的队史里有大篇幅的回忆记录着他们在靖西的工作和对靖西父老深深的怀念。李超拿出他珍藏的《边城之家》手本给我看，(李超在靖西时写的剧本，多次经剧宣四队集体改编、充实，成为剧宣四队一个重要的创作剧目。讲的是靖西一个大户人家中，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表现出靖西青年人爱国、抗日的精神。) 这是他十分珍惜的剧本。正如他说：“它代表那个时代，那种精神，我怎能忘记？” 《边城之家》在父亲的辖区内上演，掀起了军民的抗日热情，但在桂林则被列为赤色剧目，禁止上演。

    靖西青年人对演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要求学习的心情极为迫切，于是剧宣四队办起了艺术讲座。内容有：

⑴ 李 超主讲 《怎样导演》

⑵ 方 平主讲 《怎样演好一个戏》

⑶ 高 博主讲 《怎样演一个角色》  

⑷ 舒 模主讲 《音乐常识》

    戏剧的发展，动员了更多的青年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为了提高靖西人民文化素质，剧宣四队为父亲出谋划策，发动组织了春季戏剧演出比赛。这个古老的边区小县很快就涌现出六个演剧单位和上千个戏剧积极分子准备参赛工作。这些单位和参赛的剧目是：靖西中学学生剧团的《王大嫂》、边区政工队的《人约黄昏》、兴笃县党政剧团的《死的胜利》、特务连士兵剧团的《两个伤兵》、护建剧团的《咆哮》。剧宣四队的同志担任各团的导演。为了扶植这些新生的剧团和戏剧工作的积极分子，剧宣四队的同志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手把手地教各演员进入角色。演员们也都十分刻苦努力，为了做好一个动作，他们一天到晚地琢磨、练习，在睡梦里也还在念台词。刻苦的努力使他们在比赛中的表演都很真实，都很成功。

    戏剧比赛分两天进行，结果是靖西中学学生剧团获得锦旗。

    演出、比赛使古城掀起了旷古未有的戏剧热，不但是戏剧普及、剧运推广和演剧水平得到提高，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边区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父亲、靖西县的上层领导和青年们都希望把这种热情保持下来，因而提出要兴建一个露天剧场和军民同乐园。剧宣四队的同志还提出具体的设计方案：在靖西的公共体育场新建一个剧场，正前方是个大舞台，宽三丈、深两丈、高一丈四尺，台上装有灯光(汽灯)设备。台后建三间房：化装、道具、服装间；台前是一个露天大剧场。周围盖几间平房，设图书馆、阅览室、棋弈室等。这样的剧场在当年的边区小镇可算是十分讲究的了。这个提议得到靖西各机关、军民的响应，积极筹款。父亲派工程兵运来砖料，动手修建起来。

    为了筹集修建款项，剧宣四队赶排了林柯的四幕话剧《刑》，由李超导演。话剧的内容与边区的实际情况十分吻合，对靖西走私漏税、控制地方恶势力是个有力的打击；对当地青年学生很有启发教育作用，剧中强调了青年对腐化现象及恶势力的斗争中应负的责任。

    1942年2月20日，靖西中学礼堂座无虚席，一千多观众在抗日、爱国、反对走私、反对囤积居奇的热烈情绪中观看了四队《刑》的演出。两天的演出，不但如数筹集到修建剧场的款项，也给靖中剧团的青年学生们增加了活力。  

    直到1989年我到靖西时，这舞台依然存在。邓平权同志与我站在台上四面观看，他指着四周的建筑介绍说：“这舞台和西边的房舍都是陈宝仓主任在靖西时派工程兵来修建的，直到现在，靖西县不论是演戏、电影、体育会、开群众大会都还得在这里举行。每当我看见这舞台就想起1945年春，陈主任站在这台上动员群众疏散，他慷慨激昂的演讲，誓与靖西共存亡的决心，激励着每一个靖西父老，终于在岳圩之战沉重的打击了入侵的日本鬼子，保卫住祖国的边疆，坚定了靖西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现在45岁以上的靖西人都还记得这个场面，还深深的怀念着使靖西父老免受日寇蹂躏的陈主任。”

    剧宣四队在靖西出色的抗日宣传工作，赢得了靖西各界人士、军民、学生一致的好评，更得到了父亲的信任和支持。原定在靖西工作一个月，因父亲诚恳地挽留，工作延长到七十多天。

    剧宣四队的队员除了做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外，葛文骅等同志，还应海关的邀请，帮助海关缉私。  

    1942年3月末，剧宣四队告别了靖西前往指挥所东边的驻地龙州演出。靖西军民纷纷赶来为他们送行。特别是学生、新建剧团的同人、靖西的妇女，提着鸡蛋，拿着亲手做的一双双布鞋，一面流着泪，一面将这些纪念品送到剧宣四队队员的手中，那种难捨难分的真挚情谊，使人终身难忘。

    1989年我在上海见到了当年组织歌咏队的黄凛同志，(黄凛不是剧宣四队的队员，也是为避开皖南事变后的反共高潮，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派出，前往靖西开展歌咏工作的。) 她拿出一面三角形的布旗，上面有近20人的签名，是天保县或是其它县歌咏队员送给她的，她一直珍藏着，知道我将再次访靖西，特地托我把这面旗子带回去。我到靖西后，把这面旗子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靖西)收藏。博物馆的负责同志覃杰、黄毅、农明芳接受了这面旗子，还郑重其事地给我开了张“馆藏纪念品赠送收据”。

    剧宣四队的靖西、龙州之行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的推动了边区的抗日救亡工作，给边区军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父亲和张发奎长官都十分满意。春节时当地群众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抬了两箩筐足有一尺长一个的香糯粽子给剧宣四队的队员们过年；指挥所和海关也多次请队员们去打牙祭；张发奎长官赠送给队员每人两套军服，以示嘉奖。

    自剧宣四队成立以来，一直在繁忙的演出和动荡的生活中度过，反共乌云始终笼罩着这群抗日、爱国的青年人，更加上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追杀、时刻禁锢着每个人的思想，很少有喘息、休息的机会，才干、智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自从来到靖西，队员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正像李超同志在回忆录中写到：“由于剧宣四队赢得了靖西最高指挥者陈宝仓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所以特务们对我们也无可奈何。有了这样一个思想放松、生活相对稳定的环境，队员们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 李超还写到：“边区创作喜丰登，短短的七个月！(靖西、龙州之行前后共七个月) 疲劳的七个月！”七个月里他们行程四千余里，演出六十场。这次才是剧宣四队的最艰苦、最长时间的战地旅行。然而，这代价换来了成功。经历了五年的奋斗，他们共同的战时、战地演剧理论与实践，开始绽出美丽的花，结出甘甜的果。他们的艺术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

    李超写到：“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创作的丰收，这成果尽管还稚嫩，还不够成熟，也给他们带来无限的欢欣与自信。这喜悦足以使他们忘记皮肉之苦和疲劳。感觉到七个月又是短暂的、充实的。”

    首先是在剧本的创作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剧本。李超的《开小差》、《边城之家》；杨凝的《嫁不嫁》；刘双揖的《缉私关》、《靖西风光》；徐光珍的《赵大嫂》、《为了私》。……等十八个独幕剧、活报剧、多幕剧，文字达三万余言。特别是对《边城之家》的修改、充实、排演，大大的提高了剧宣四队的演出水平和战斗力，在后来的柳州、桂林为难侨筹款的义演中充分的表现出来。

    在音乐方面的收获是很可观的。舒模、綦湘棠、张申怡、卢小波等队员常常在部队和民间讲授、普及乐理知识，教唱抗日歌曲。特别是《走私的人》(舒模)、《保边疆》(舒模曲、綦湘棠填词)，歌词是：“你看那白云飘呀飘，你看那树枝摇呀摇，你看那秋风扫落叶,你看那人们在挖战壕……这个山上有一堆，那个岭上有一群，当中许多老百姓，也有许多是大兵。军民合作努力干，挖好战壕保边疆。同胞们呀！边疆已经不平常，我们时刻要提防，敌人随时会动手，边疆马上变战场！我们预先准备好，不让敌人侵占我家乡。边区的同胞快动员，边区的青年快武装，大家出力保乡土，保乡就是保边疆！” 这首歌特为保卫边区而写，小快板的节奏，轻快有力，易学易唱，深受当地军队、学生、公务员、各阶层人士的欢迎，不久就像插上翅膀传遍四乡，被人们称为“边区最需要、最佳妙的一首歌曲。”

    美工最大的收获是靖西、龙州一带的壁画。特别是靖西城中心的那幅高四米宽八米的巨幅壁画，题名：《军民合作共同消灭日寇》由冯法祀、印家铎合作整整花了五天才完成。壁画色调明快，笔触辉宏有力，气势雄壮，招来成百上千的群众聚集来观。绘画比戏剧能更快地接近、发动群众、传递宣传信息。靖西、龙州之行所收集到的素材、得到的锻炼为剧宣四队以后举办的多次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

    看看以上剧宣四队靖西之行所走过的路，所做过的工作，在靖西、龙州地区广大军民中播下的种子是根深叶茂，花繁果硕的，也就不难理解剧宣四队为什么深深的怀念着靖西父老和陈宝仓主任。靖西人民又怎能不想念为边区人民请来剧宣四队的陈主任呢？

    ㈢ 发展生产，广植林木，强体健身、重视教育。

    粮食的生产是军民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早在1941年，父亲刚到靖西时所制定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督导计划纲要》及《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总检阅实施办法》中就把粮食仓库的数目、设置情形，粮食储备的数量、保管的情形列为检查的项目，并且把“冬耕推行之程度”单独列为检查的一个项目。

    德保的班义明同志告诉我一件鲜为人知的事：1943年冬，天保政府抽调一些人员去参加“农村工作队”，班义明是参加到天保西面的一带做发展农业生产的动员工作。据上级(他只知道这是天保政府组织的。我猜想，这会不会是总检阅计划中：“冬耕推行程度”的具体实施办法)传达的精神是：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政府也要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做一些农村工作改革，派他们先去搞试点。那时，班义明看了许多有关苏联合作化的文章，主要的是在农村推行减租减息，发动农民在生产上互相帮助，帮助军属耕种为主。这件事在农村阻力很大，地主们是千方百计的阻挠，当时迫于政府的压力还是实行了一阵子，农民们是非常欢迎的，1944年粮食获得了丰收。

    班义明还谈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国共谈判，成立了政协(旧)。关于恢复农村经济方面，实行一些改革。广西省政府抽调60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员，参加广西省地方干部训团(当时在百色)，学习半年，分配到各地(平均每县一人)搞农村改革。我被分配回到天保县政府合作指导室，代理合作指导员，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天保县的农村工作基础比较好，是直属中央政府社会部的天保实验区，试办过马鞍、六柳示范合作社。培养过一个姓苏的长工做主席。农村有80%的农民参加。内容有：生产互助，集体植树造林（为公有），国家有少量贷款，每个社员的贷款可买2--3只猪仔，­年末或第二年初归还贷款。 这样的试点只搞了两年，1948年国共之间的谈判破裂，实验区的工作就停止了。”

    十万大山中，土地脊贫，能耕种的地很少。生产方式落后，粮食亩产不过百十斤。直到1989年我第二次去靖西时，农民仍以人拉犁，镰收割，稻子在一个大木桶中摔打脱粒。德保县陆县长说：“现今修建了许多小型水力发电站，农业不完全靠天吃饭了，但，亩产要超过400斤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我不知道抗日战争时期，靖西地区用什么办法生产出那麽多粮食，供那麽多部队、乡民和后来迁到百色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大批人马食用。据韦海平馆长保存的档案里和同志们的回忆中，靖西在抗日期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饥荒，这与父亲有效的推行农村改革、打击囤积居奇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植树造林，王佐希同志指着小龙潭周围的几个山头说：当年你父亲提倡植树造林，在边缘地区巡视时遇见乡民乱砍树木，立即制止，并进入乡公所亲自书写禁止砍伐的告示，每个山头都是绿树成荫，至今靖西盛产苹果大小的大个山楂，大的一个能有三两重，桃、李、柑橙、八角、花椒、黄芪等产量都不错。解放后，人民政府严禁砍伐树木，山林保护一直很好。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山林大量被毁，许多珍贵的千年硬木树林顷刻间被砍伐一空，这几个山头已被“剃秃”，水土流失，以致小龙潭水量大减。文革后，政府大力发展小水力发电站，动员群众用电炉做饭，禁止伐木，每度电费仅四分钱。

    谈起体育运动，提供这方面情况的人和记录就更多了，许多当年的中学生都亲身参加过这些活动。

    自1941年，父亲到达靖西后，每年都要召开运动会，而且越办越大，比赛的项目、规程都尽量参照奥运会的办法进行。有小奥运会之称。人人都以能参加运动会、能得名次为荣。所以，部队、机关、学校平时都很注重体育锻炼。各种小型比赛不断地举行。街上的小孩子都喜欢打球，没有球就用丝瓜络或柚子做成球来玩，父亲看见了，就让警卫送个球给孩子们玩。

    当年靖西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彭涛，对此事记忆犹新：“有一次，在靖西中学，同学在球场比赛篮球，当时是下午四时左右，有一大群同学在观看比赛。陈将军在警卫陪同下，从校门进来，我们在场的同学都围了过来问这问那，陈将军就地取材，给大家编了个谜语，但是大家都没能猜中，陈将军态度十分和蔼地对大家说：‘就是你们投篮用的篮圈的圈字。’”

    1942年春，靖西召开的天保地区第一届运动会时规模不太大，正巧剧宣四队来靖西，舒模为运动会做会歌，大大的活跃了会场的气氛。

    黄文欢在《沧海一粟》一书中记录了一次运动会的情况：“1942年8月上旬，指挥所举办当地驻军和机关一次相当大的运动会，为期五天。有田径、排球、篮球、击剑、赛马等项目。周围群众竞相前来观看，有如赶庙会那样。陈宝仓指挥所下属各机关、部队也异常忙碌，几乎全部时间都在搞运动会。

    第四天，运动会即将结束，观众更多，工作人员更忙。我利用这个机会，早饭后缓步走出城外，朝边界方向一直走去。当离靖西城约四里时，我回头看没有人跟踪，立即躲进树丛后面，脱下呢子军服，换上学生服……经过荣劳、葛麻、到(越南)博万遇到了胡志明伯伯。”

    更有一件振奋人心的事：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有两支所向无敌的篮球队，分别以张发奎(号张向华)的名字命名，一个叫向队(IV队)，一个叫华队，在各战区内所向无敌，队员们都是校、尉级军官，是张长官引以为荣的两队宠儿，我在柳州也看过这两个队的比赛。1943年，IV队来到靖西与靖西中学队比赛，却硬是被靖西中学队赢去了四分。有个名叫利贵民的小伙子跑步四个小时，由靖西到天保，沿途去报喜信。靖西、天保城乡军民人心大振，纷纷奔走相告，相互报喜，处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贺篮球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在靖西人民心中留下永久性的兴奋和自豪。只要谈起这场球赛，大家的情绪立刻高度兴奋起来，那天，靖西顷城出动，天保地区的乡民也从四面八方，赶几十里山路来为靖西中学的孩子们助威，运动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呐喊声响彻群山。IV 队的2号傅松和4号彭朗是主力，4号左右都能投球，两个人都是少校。8号最年轻，叫李明春，是个高水平的正式队员，上尉军衔。IV 队一向是神气活现，认为自己是常胜将军，万万没想到会栽在这小小山沟的一群毛孩手里。为了给IV 队挽回一点面子，父亲让《扫荡报》撰文表扬他们个人技术如何如何的高，投篮的姿势如何如何的轻快、潇洒。IV 队离开靖西时，倾城相送，队员们深受感动。

    天保师范林本礼校长介绍了另一次运动会的情况：

    1943年秋天，天保地区召开第二届运动会，有七个县参加，地点就在天保师范校园内。陈宝仓主任会同天保区专员何应恩一起来主持大会。按照一般的情况，长官们在开幕式、闭幕式时到到场，就算是“亲临指导”了。陈主任与众不同，会前准备时，就提前来到天保师范，住在校南门左手平房的小单间里，我住在右手边的两间。他带来一个勤务兵，自己做饭吃。

    陈主任要求在项目、比赛规程等各个方面都尽量参照奥运会，结合军事训练来进行。发展体育，健壮人体，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运动会从开幕式起，一直到闭幕式，十几天的时间，陈主任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观看比赛，这下可把我这个主人累坏了。一、两天坐下来，筋骨酸痛，只好几个人轮流替换着来作陪。

    陈主任每天清晨与运动员、学生们一起参加升旗礼后，就在主席台上给运动员加油，即席赋诗一首为运动会助兴：

九月天气不像秋，运动建儿汗如流。

你来打靶我打球，山中越野水中游。

    这首诗后来结合民歌谱成曲，流传至今。

    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不服从裁判，陈主任耐心地说服那位运动员要讲究运动员的道德，使大家都受到教育。

    运动员的联欢晚会，陈主任也来与民同乐。还带来中越边境工作队，在天保开了个画展，活跃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林校长现在提起这次运动会，还赞叹陈主任的精力、体力真是充沛。

    自1941年至1945年，天保地区年年都召开运动会，林校长为天保县年年在田径项目上得第一而骄傲。参加运动会已经成为天保人每天锻炼身体的动力之一。林校长从那时起，坚持锻炼五十年。1989年我在南宁见到他时，林校长的高大身躯仍然挺拔，没有一般老年人的大腹便便或驼背的样子，行动敏捷、箭步如飞，犹如壮年。林校长说：“明年，我一定要去北京看看第11届亚运会。”

    谈到教育：从文字记载上我到没有查到长篇大论的记载，但从当年的中小学生对父亲的感情看来，他们当时是有过较深的感情交流。

    抗日时期这一带的文化中心在天保。天保设有小、中学外，还有一所水平较高的天保师范学校，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林本礼先生担任校长。这样，这一地带中、小学校的师资就有了比较稳定的来源。各县都有中、小学。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有一种读书、向上的风气，每个小、中学都设有公费生制，就是名列前一、二名的学生可以免费上学，这样就激励着学生的上进心，也为穷苦的学生开辟一条求学的道路。覃岂俗、班义明都属于此类公费制的受益者。经济条件较好的、肯于上进的学生则到南宁、广州、北京、日本、法国去求学，还有一大批爱国的青年人投笔从戎参加了学生军。

    说起青年军、学生军，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他们是国民党兵，是反动派。以我亲身经历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看来，不论成立这些组织的人有什么企图，但学生们是抱着爱国、抗日的满腔热情去参加青年军、学生军的。

    1937--1938年抗日已到达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的东半部已经陷入敌手，日军紧逼四川、广西，挽救民族危亡高于一切，国家需要大批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宣传、动员、组织广大的民众，共赴国难。蒋介石委员长号召：“十万学生、十万兵。” 希望由学生来组织技术兵种，特殊兵种(如空军、海军、通讯兵、炮兵等)掌握先进的武器、战术，提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能力，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广西桂系不愿完全受制予蒋介石，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单独成立了广西学生军，发展桂系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这虽是白崇禧的私心，但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说也是有利的。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地方实力派实现团结抗日的主张，积极支持白崇禧组建大型学生军，并且派大批中共党员参加学生军，引导青年学生走上团结救国的正确道路。学生军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抗日救亡团体。虽然是由国民党组建，但有大批中共党员参与领导(尤其是中、下层的领导)，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向广大群众说明“战则存、和则亡”的道理，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全民抗战，为抗战建立了永存的功绩。天保、靖西先后就有30--40个学生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投身学生军，有许多后来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广西学生军于1938年11月在抗日的热潮中成立，1941年8月，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解体。)

    父亲到靖西后即将各中学学生参加军训列为总检阅的一项内容。经常参加中学的升旗仪式、周会等, 宣传抗战必胜信念，发动学生到部队、群众、妇女中去举办识字班，宣传抗日，组织拥军优属活动。鼓励“学习要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班义明、梁少白、邓平权、黄人桀、罗人荣、彭涛……等同志说：“我们都曾‘亲聆教诲’。”

    天保师范林本礼校长告诉我：“我们天保师范所做的抗日宣传是符合你父亲意见的，我认为你父亲是我们的领导。壁报、下乡宣传、唤起民众、学校疏散到巴头等都是按你父亲的意见做的。天保全区只是我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中央广播的战时局势、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都是我首先公布的。”

天保的同志们还介绍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医学界老前辈--黄文槱院长。抗战时期天保地区医院有一台小型X光机。黄院长不但医术高明，能做阑尾切除术，不分昼夜抢救危重病人，也只有黄院长一个人会用这部机器为病人作X线检查，长期、超量的X射线严重的损坏了黄院长的身体。北归的路上，我特地在柳州第二次下车，专程去看望黄院长。黄院长住在柳州市立医院宿舍的一间小房里，墙上糊满了报纸。长期工作、X射线、政治运动、生活贫困的折磨，使黄院长重度驼背，身高不足1.5米，全身皮肤红一块、白一块、黑一块，头发稀疏，只剩后脑勺稀稀拉拉的留下了几根。双眼视力都不足0.1。最让人心痛的是那双手：双手食指和中指的第一指节都已经烧掉，其他的手指都是烧黑的皮肤包着畸形的指骨，裸露出大大的骨节。真不敢想象在这些畸形形成的过程中，黄院长需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黄院长已经是沉默寡言的80多岁老人，很少说话。当他知道我的来意，只说了一句：“陈宝仓主任可是个好人呀！” 老人仰头望着天，两眼里慢慢地洇出泪来。

㈣ 惩走私罪犯  社会治安井然有序

抗日时期，敌人在越南高价收买桐油(制作飞机的原料)、铜元(制作枪炮的原料)和辣椒(可制造毒气)等军用物资。以铜元为例, 两毛三分钱的铜元，拿到越南可以卖到九元钱。一些不法公子，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搞走私活动。1941年以前，靖西走私风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猖狂，发展成武装走私，与边防、海关公开对抗。

1941年6月，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父亲在平孟当场抓获了武装走私团伙头子张佩公(越南籍，少将军衔)，严厉地打击了走私犯罪风。黄文欢在《沧海一粟》中写着：“张佩公真是个走私犯，他的一些军事学员住在中越边境，在他的支持下从越南运私货到中国，又把战略物资从中国运到越南供给日军和法军。有时他们还强运私货过境，殴打海关人员。” 1989年，我在上海见到了抗战时期在龙州、靖西一带担任海关关长的艾思平先生(现在上海海关学校任教), 他在中越边境这一带的每个海关都工作过。艾思平先生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时海关中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主要依靠军队协助缉私，所以与陈宝仓主任和各地的部队长官都建立联系，以便及时得到部队的帮助。陈主任的帮助是积极、真实的。一接到我们的报警，立即派军队来，镇压住走私分子，给海关撑腰。不像有的长官，等走私分子逃远了，才大嚷大叫的来到海关，还要‘慰劳’他们的士兵一番。有的还搞‘明捉暗放’，帮助犯罪分子走私。自从陈主任驻守中越边境以后，海关的工作顺利的多了，缉私工作有很大的起色。”

傅松是指挥所的中校特务连长，也是IV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向为父亲钟爱。但傅松受贿，参与走私活动，证据确凿，如何处置傅松？已成为众目之睽。父亲毅然下令将傅松和另外三名走私分子正法。这一决定，使靖西人心大快，给走私分子沉重的打击，严肃了法纪。现如今，靖西的城墙早已拆除，但平权兄坚持领我到靖西城南门外旧址，指着这块地方说：“当年就在这里，你父亲下令将傅松和其他三名走私分子枪毙了。靖西倾城轰动，前来观看陈主任执法如山的决断行动。从此，靖西父老更加崇敬陈主任这位红脸关公了。”(画家冯法祀为父亲画了一张肖像画，用朱红为脸谱底色，人送绰号‘红脸关公’。)

    舒模根据靖西当时的反走私情况，写了《走私的人》(碧夫词、舒模曲)，歌中唱到：“走私的人啊，你太没良心！你的祖宗也都是中国人。你走私，国家民族就此遭灾殃。你细想，走私发财就是帮敌人。走私的人啊，你是汉奸，你是汉奸哪！” 这首歌在靖西、广西等地家喻户晓，一直流传至今。

何晋元、黄献、潘振素、农世海、农德红、谢景中、方世智、罗子安、骆达朝……等，涉嫌通共、资敌、走私等罪，被地方政府扣押，父亲曾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  代电  指业字第026、093、110号令，命地方政府将人犯解送指挥所，逐个审明身份、犯罪事实，按律惩处，不使一个真正罪犯逃脱，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被扣押的人犯都希望将案子转到指挥所审理。地方政府只要告诉人犯到指挥所报道的日期，人犯自己就会按时投到指挥所听候处理，不需要派人押送，靖西地区治安井然有序。(据德保档案馆文献‘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  代电  指业字第028号 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六日发  天保李县长：查  前报人犯胡登实、韦文和、张氏李、阮文越、梨悦强、吴添、钟秀倬、丁光中等八名，亟应递解指挥所讯办。特电查照，希妥为递解前来，并希将起解日期报查为荷 陈宝仓  子微业干印   天保县接电后批复：经奉命饬由各犯等自行投到指挥所，听候处理矣  元月十三日 李振英 李锡殷)

天保国中教师陈忠与妻子封雪生，被告是从南宁派来的共产党，天保县秘书何地灵下令逮捕了封雪生。父亲得悉封雪生已经身怀有孕，特派余铭奎中尉去天保处理此案，着其取保释放，回南宁分娩。

㈤ 倡办“龙潭诗社”

    到了1944年，中越边境的防务、政务都已经安排就绪，素来喜好文学的父亲也能抽出一些闲暇时间来吟诗作赋了。

父亲遍访靖西地区的文人、学士、村叟、牧童，了解壮族的历史、风土人情，得知宋代末年，爱国将领张天宗感人的事迹，写下了一首长诗《旧州行》，由邑居士张丙朝、罗成均撰跋，符显崧用楷书书写，与《旧州行》一同刻在石碑上，碑最上方刻有“民族英雄开辟靖西” 其下为“张公纪念碑”。

跋曰：“右诗清新俊逸，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所主任陈公自箴所作。公弭节边陲，戎机劳勤，而每一吐属，蕴藉潇洒，大有儒将之风。前因军务到旧州，即留意物色古迹，访闻张天宗逸事，归而发之於诗。使天宗开辟创造之功，奕奕欲生，且以见蔚成今日之靖西，其来有自。因思张公之功，固可不朽，而陈公之诗，尤为难得。因请勒之贞珉，垂於永久，以作邑人之兴，而发其甘棠之思云。”石碑于1944年5月14日，由旧州街合众公立于旧州六角亭。

父亲在《旧州行》诗中描述靖西旧州绮丽的风光；高度赞扬了张天宗与文天祥一起抗元入侵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鼓励后人要坚定信心，抗击日寇的侵略。同年秋，父亲又亲自用颜字体将诗抄写，刻在石碑上。

 

《旧  州  行》

 

靖城南去十余里 林壑渐深山渐起

天外青峰列画屏 岩间红树结霞绮

纵横溪水绕田园 远近烟村鸡犬喧

野叟不谈尘世梦 居民自比武陵源

胜地初传有峒主 偶因遁迹来斯土

诛蛟驱瘴引流泉 斩棘披荆开艺圃

春从雾里采黄芩 秋向云中射翠羽

辛勤不记几经年 方使儿孙延一缕

青史他年溯故踪 始知公号张天宗

生逢胡马窥神器 慨与文山倡大义

毁家五岭拒元兵 飞檄三江擎汉旌

不意元戎成北虏 忍携余甲任西行

关河展转迷南北 战士流离半死生

幸遇双潭堪饮马 且分五路暂屯营

那知暂驻百经年 雾树长封世外天

洞里衣冠从未改 人间国祚已再迁

直至朱明光汉业 始与华夏通人烟

旧事渐随岁月淡 忠魂长共野云眠

只因一点孤臣涙 化作靖南万顷田

宋室雄图毕竟终 张公遗爱永无穷

天心似识州人意 长使山花照眼红

             中华民国卅三年秋月    北平陈宝仓题

 

这首诗深得靖西、旧州人民的喜爱。许多人在家中悬挂着《旧州行》的拓片，背诵、抄写成风。张秉彝、梁鹤玲就曾经把早已写好的《旧州行》和其他的诗篇送给我，并且说：“这是我平时的习作。”

《旧州行》在靖西掀起了一阵诗风，靖西的文人、学士纷纷提笔疾书，一时间，好诗辈出，于是大家纷纷提议在大龙潭东岸修建一座“味根轩”，于中秋之日，兴办“龙潭诗社”。

靖西虽然是一个边疆小城，但不乏书香门第之士，追其根源可能是因为靖西地处边境上的要塞，小小的县官也常需由朝廷直接选派。每任县官都有功名，重视文学，提倡读书，并且带来一些中原的文化，不少县官和衙吏也有留居靖西的后代。                   

例如，竖立在大王庙前的“鹅”字碑，县令宋爱和珍爱之至，于光绪十三年由中原迁移至此。字迹刚劲有力，一笔呵成，刻在一块整石上，刻迹很深、很细，就连笔捎带上的一点痕迹，也刻得清清楚楚。我虽没有鉴别金石真伪的能力，但与我在武汉黄鹤楼看到的那块“鹅”字碑相比，不论在笔力、刻工或石碑的大小、质量上，黄鹤楼那块都远不如靖西的那块好。如今此碑是靖西人的骄傲，倍加爱护，决不允许别人将碑移走。

    明代，徐霞客于崇祯十年闰四月初八沿湘江自湖南入广西，开始了他的粤西游，曾到达靖西县的湖润镇(明代下雷州胡润寨)，看到这里层峦叠献，峰岫幽翳，壑底溪流，一派嵯峨奇境，不禁情地写下了著名的“粤西游记”，描述了这优美的山川田园风光。

    清代，赵翼留有脍炙人口的《照阳关》的诗句，盛传至今。

邓平权兄的祖先也是宦门之后，父亲邓鸿绪(字 季怀)，自幼文武兼备，东渡扶桑，攻法治六载。辛亥革命后，革命政府任命他为崇善县知事(县长)，兼边防督办，后擢升龙州府尹，镇守南疆。邓鸿绪先生一度弃政从戎，但逢军阀连年混战，国事蜩螳，人民生活涂炭，邓不忍目睹，即愤而解甲，息影田园，从事教育，在靖西中学当校长，“桃李春风开满门”。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公“亲临战斗恨年高，借来学米报金瓯，献与军前买战袍”, 父亲与邓季怀公同存爱国心，共有报国志，以文、书会友，成为莫逆知交。1944年秋，“味根轩”落成之日，父亲撰七律长诗一首，书赠季怀法家留念。邓公将诗刻于石碑上，文革期间失落，平权兄深感痛惜，日前平权兄来函，谓此碑失而复得，真是可喜可贺。

 

先生善书亦善骑  词坛沙场竝驰驱

豪情早为两江重  文采今成一代师

少小传公有大志  英年风送凌云翅

一帆浮海下扶桑  六载他山攻法治

归来诏对凤凰庭  温谕新颁孔雀翎

天子非常赐颜色  男儿不复事羶腥

明年运转乾坤变  带涙儿皇扶下殿

旧鼎重光归汉家  新铡初试宰崇善

百里县城难用武  筹边公擢龙州府

府人慕义自矢忠  胡马畏威不敢侮

长才纵使凤池新  久戍奈何雁塞古

从来拓土赖精兵  因自请缨亲部伍

那知国政日蜩螗  不事开疆事阋墙

一去滇南悲瘴疠  再征湘北见凄凉 

忍令河山增血涙  且归林壑理词章 

十年息影乐田园  桃李春风开满门 

玉砚明窗临石鼓  芙蓉小院种金盆

长藏佳酿酬宾友  日对诗书课子孙

晚岁心闲不觉老  山居昼短易黄昏

无端东海起狂飙  千百名城一日焦

倭寇杀人贱似蒿  先生热血怒如潮

坐视蜂狂欲胆裂  亲临战鬥恨年高

借来学米报金瓯  献与前军买战袍

先生书法久知名  先生文章四坐惊

           人珍铁腕钟鼎篆  我重耆年湖海情

           君不见          兰亭遗世无多字

           秋月襟怀千古明

        中华民国卅三年秋月味根轩落成书赠

   季怀先生法家 留念   北平 陈宝仓 题于靖西军次

    注: 新铡初试宰崇善：初次做官是当崇善的长官。 凤池：即凤凰池, 是魏、晋、南北朝禁苑中的池沼，曾设有中书省，掌管机要，接近皇帝，以后泛指宰相。雁塞：山名，泛指北方边塞。蜩螗：即鸣蝉，其声似汤沸，形容喧闹嘈杂之音。阋墙：阋即争斗，指兄弟相争之意。铁腕钟鼎篆：指书法。耆年湖海情：老年爱五湖四海，国家之意。

 

1944年仲秋之日，“味根轩”落成，公推邓鸿绪公为“龙潭诗社”吟长；父亲作《龙潭秋月吟》词一首为序，盛赞龙潭美景，描述龙潭诗社的盛况，体现在国家危难之时，人们“正须磨砺以赴”的气慨：

“龙潭，靖西胜地也！岩开泉湧，漾为绿水一陂。野拓山分, 芸成香禾十里。嘉木葱笼，峭峰环列，春花则落英缤纷，秋雨则浓荫滴翠。朝晖夕阴，鸢飞鱼跃，一日之内，四时之间，气象不同，景物各异。城中士雅，喜制踏青之筵，潭上人清，时开醉月之会。盖三年边戍，四遇中秋，明月前缘，与我独厚也。每届佳节，辄逢雨霁，胜友遥临，薰风徐至。少焉，沧海吐明，东山如曙。一轮皓魄，湧上群玉山头。五色祥光，直映芙蓉人面。须臾，云腾斗转，风定波平，悬玉镜於中天。光徹四表，屏金声於大地。籁寂万方，迢迢银汉，濯缨可清。历历珠星，引袖欲落。当斯时也，顿觉心与月合，身同境化，肝胆通明，太虚境界矣！物极则反，静极则动。管弦云响，四座觥筹交飞。妙论风生，满怀珠玉如倾。宾主尽醉，而佳章以成。昔人关山难越，借流水以喻知音。今日世道衰微，藉明月而澄夙志。处滔滔之季，具皎皎之心。然则此日之会，固非乐而忘危。当前之难，正须磨砺以赴。而况诸君佳作，率皆文藻瑰丽，襟怀光明。如能垂范后世，定使林泉生色，人心趋正，故不辞肤浅为之序。勒之贞珉，以俟后之君子。中华民国卅三年秋月 北平陈宝仓识并书”

 

我不知晓参加聚会的人有多少，根据龙潭秋月吟的石碑及父老们的回忆得知，父亲作五律原唱七首：

 

一样中秋月，龙潭分外明。离尘天地净，近水露华清。

霁雨边城色，光风战士情。高标常对比，何必羡鹏程。

 

隔岁如经夜，开樽月又临。一生几仰首，百代有同心。

大地谁宾主，雄谈任古今。举杯即尽醉，从不负知音。

 

三度逢佳节，晴光夜夜同。天间开玉宇，人世沐清风。

俯仰仍无异，盈虚岂有终。浮名身外事，应不愧苍穹。

 

久驻龙潭胜，身同秋月明。剑峰削骨峻，云海荡胸清。

大节由真我，名诗出至情。艰难犹未半，勿复咏归程。

 

一碣才镌半，八方羽檄临。江山浮碧血，日月照丹心。

地胜同怀古，时艰共惕今。他年石上字，应作凤龙音。

 

浮云日夜变，征战古今同。烽燧侵寒月，旌旗动晚风。

鲸鲵犹未尽，鞍马何能终。耿耿不成寐，登高望远穹。

 

水落三边冷，风高九月秋。雄关千骑伺，绝塞一身留。

任重烦青鸟，官清傲白鸥。生当报国日，桴鼓忘家愁。

 

随即有28位诗友留下和韵，邓鸿绪公为诗吟作跋，并将其中十二首五律诗用隶书书写，刻在石碑上。平权兄告诉我：“刻碑时，你父亲特地嘱咐将他自己的诗刻在最后面。”

 

 

《龙潭秋月》林杏芳刊

从邓鸿绪公所作《龙潭秋月》跋也可以看到诗友们在龙潭诗社作诗的激情及父老们对父亲的崇敬之心。

 

《龙潭秋月吟》跋

1944年重阳后

  

    宿雨初晴，山花轉豔，纔過殘夏，又到中秋。感歲華其若斯，撫韶節而彌勵。高歌湖畔，驚鵲鳥之先飛。招手天邊，快瞻光之可語，徒傳採石，曾逐碧浪以排空。何似少陵，直挽銀河而洗甲。倬彼雲漢，同此慨慷，漁陽陳公，雅抱沖懷。以薊北之人豪，作南天之都護。十年分間，久思召伯甘棠。一柱中流，重瞻將軍細柳。向值三五之會，轍爲二四之吟。陶寫襟靈模範意象。雖邊雲瘴雨，咸入奚囊。即塞草蠻花，都歸載章。得非廣陵之散，不絕於嵇生。正始之音，又聞于叔寶乎？起瑤台于潭邊，勒金石於堤上。紅白相間，何殊花嶼。篆隸並題，不啻蘭亭，徙山陰之幽契，繼永和之遺軌，洵盛事也。顧昔共相聚，在締山水之因緣，我輩登臨，屬當風雲之際會。勻勻禹旬，已覺妖氛彌天，莽莽神州，甯任腥風匝地！切歎四郊之多壘，終作萬里之長城。會借箸以成勞，願磨盾以書捷。於是從軍詩出，盡識公孫。絕塞詞留，每多揖客，香杯濁澧，畏河朔之生平。健筆清詞，得高陽之意氣。爰多名作，並寫烏絲。共賦豪情，皆題黃絹。留文藻于江山，表功名於垣塞。故不獨刻元白唱和之作，抑且書衛霍蕩颺之勳。謹跋

父亲对青年人的成长甚是关怀，女学生吕某因失恋欲出家，父亲赠诗一首：     

                              

从无灵境在云天，一尘不染便是仙。

莫将人生托虚幻，力修福慧此身前。

 

   注释：从来天上没有天堂。一尘不染指排除物欲，身心纯洁。力修福慧指努力多学些知识，振作起来。

    吕女士悟出父亲的真情期望，从此精神振作，从事小学教育和抗日宣传工作。

父亲每当出巡各地检查指导工作时，地方人士都以笔墨纸张求其墨宝，他从不推辞，邑人都称他为儒将。如：

 

《军民登山度重阳》

甲申重阳登芳山会宴

微风细雨度重阳，不入云乡入梦乡。

常把金樽留客饮，能无玉碗待君尝？

已通经史千秋短，未读诗书一日长。

毕竟人生为底事，何如此地共飞觞。

注释：玉碗为饮酒美器。读过经史后，觉得历代的过程很短暂。每天不读诗书便觉得空虚。底事即什么事。飞觞指举起满杯的酒称贺。

 

《和   诗》

                               天保 潘子材

年华转瞬到重阳，昕夕筹思为故乡。

暂效龙山同一醉，合添菊酒共分尝。

将军逸兴知非浅，处士联欢意正长。

预祝战云天外去，挥戈指日快称觞。

 

  注释：转瞬指极短的时间。昕夕即早晚时间。 龙山云山相邻。 逸兴即清闲、脱俗的兴趣。处士是指不做官而居家的人。指日是形容不久可以实现。   

《夜宿天保》

远山含黛近山青，泥板云梯长短亭。

到此不愁无处宿，酒旗山廓好居停。

    注释：此诗是写给警卫排长萧汉的父亲的。注释：黛是青黑色。土墙长梯和高、矮的房子。酒旗指酒馆，山廊指山的周围。                        

    据靖西县父老回忆，父亲曾为不少人写诗作赋，希望有识之士能将所存遗作真迹出示于众，以慰先父在天之灵。                

    提起作诗，林本礼校长说：“你父亲的两大特点之一是爱作诗。(另一个特点是‘不吃请’，已在前面谈过。) 他曾经对我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会作诗。我问他应该怎样学作诗？你父亲告诉我一个诀窍，就是熟读红楼梦。从那时起，我就按照你父亲的诀窍，反反复复地看红楼梦，学着作诗，这办法挺管用，现在我也迷上作诗了。”  其实，迷上作诗的人何止林校长一人？现今靖西出口成章的人比比皆是。即席送我的诗、随后寄来的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使我这个诗人的女儿惭愧万分。更可喜的是：自1989年，继《龙潭诗社》之后，靖西又兴办了《鹅泉诗社》，参加的人遍及全国，台湾、港、澳、美、英等地，已经汇集出版了《鹅泉诗词》四集。许多后来人读到父亲的诗后，都留有和韵。

融水诗人胡謇在“龙潭胜景步陈将军咏”中写到：

 

边城磐石固，玉宇月华明。江海涛声壮，楼台乐韵清，

驱倭曩日志，御寇此时情。士从争鹏奋，同趋四化程。

 

胡马窥神器，将军羽戟临。三年营细柳，八桂仰丹心。

台北传英烈，勋名灿古今。遗诗恭展读，肺腑沁清音。

 

秋月龙潭景，玉融胜迹同。幽岑横翠黛，爽籁发清风。

春庆余音永，夏穰魃计穷。烟霞生水际，瑞霭接苍穹。

 

    靖西邓庆荣 填词《满庭芳》--忆烈士陈宝仓将军并赠瑞方女士：

 

    蓟北人豪，南天都护，一代儒将风流。当年边戍、御寇著宏猷。叔子轻裘江汉，安垣塞，几度中秋。留鸿爪，诗词处处，直令后人讴。

    哲嗣皆俊彦，箕裘克绍，壮志皆酬。万里寻父迹，殊感边叟。相与寻幽探胜，酬心愿，尽载归舟。多金馈，留芳胜境，山水共千秋。

   

    广州杨应彬作 <怀念陈宝仓将军>：

 

将军囊昔戎南天，留有豪情壮大千。

今日我来寻旧迹，心香一瓣奠台泉。

 

    钦州黄兆机著长诗 <悼念陈宝仓将军>：

 

抗日战争经几年，硝烟弥漫及南天。

靖西边境炮声急，侵越敌人势未蠲。

上级派来名飞将，中流砥柱保边疆。

忘寝废食思却敌，调兵联民备战场。

克敌御寇谋略广，保家卫国声势壮。

筹边稳固如泰山，乐业安居孚众望。

奖罚严明军纪遒，秋毫不犯武德优。

贪官谋利走私货，弃市四名儆效尤，

廉正神武人景仰。军民动员大会上，

将军慷慨起陈词，杀敌决心随声响。

谈兵虎帐又撰文，刻石江边吊忠魂。

龙潭建起吟诗社，鼓励抗日音尚存。

官兵负戈守疆圉，家属过节思亲侣。

亲自参加慰问团，访老问贫侯巷里。

枕戈待旦了无期，直到日本投降时。

羁留台澎谋一统，不忍河山再支离。

披胆枥肝弘正道，沐风栉雨累天矫。

安知忠挚惹祸秧，壮志未酬魂缥缈。

天嫉英才无奈何，边民怀德忆旧歌。

去人已远典型在，伟绩丰功永巍峨。

 

    梁少白作 《秋夜怀念宝公》

                         

月照山城绕白云，龙潭秋夜净无尘。

抚碑重咏公诗句，遥对江天忆故人。

 

    胞弟 卢润田作 《陈宝仓革命烈士牺牲三十八周年纪念》  戊辰年                  

戎马生活四十年 爱国心切未稍闲

抗战负伤失右目 不顾身残志越坚

浴血八年虽胜利 投向革命更向前

壮志未酬身殉义 留得英名在人间

 

   1984年我第一次到靖西时，父亲写的碑，已经收集到靖西公园，躺卧在园内的一个角落里，1989年，我第二次到靖西时，公园的北角已经修建好一座靖西壮族博物馆，馆的南侧建了一个碑园，当时园内竖有石碑六块，其中有四块是父亲的诗词，《旧州行》、《龙潭秋月吟》等竖立在中间。近日王佐希同志来信告之：今年博物馆扩建，碑园也扩大，《旧州行》等主要石碑将被镶上水泥框，妥为保存，框边上还要雕刻一些图案，以烘托诗词的主题。约在1998年春完工。可见靖西父老对父亲诗词喜爱之深。

邓鸿绪公、父亲和先辈诗长在天之灵，看到他们辛勤种下的诗歌之种，已经结出丰硕的诗果，定会重返龙潭，与他们子孙们同颂今日美好的生活。

    自张天宗公开辟靖西胜地以来，我们的先辈人为保卫祖国南疆这块神圣的领土，多次奋起，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在靖西父老乡亲的全力支持下，父亲得以发挥他军事上的才能，实现抗日救国之志，为祖国坚守靖西这块净土，父亲因尽到保家卫国之职而无憾事。在共度艰难岁月中，父亲与靖西各族人民长期、广泛地接触，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终于理解到靖西父老为什么要深深怀念陈宝仓主任了。

抗日战争是我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正义战争，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人人都参加，人人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坚持八年之久，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党能独自完成的事业。靖西军民在抗战中取得的胜利，正是中华各民族全民抗战的一个缩影。中国抗战长期牵掣住大量日本侵略者的人力、财力、物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衷心地感谢靖西父老对父亲深切的怀念。真诚的希望靖西成为：

风景优美、山奇洞神、人寿年丰、繁荣昌盛，成为中华各民族团结、友爱的武陵源。

 

 

第八章  协助越南抗日志士

              ---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45 年5月下旬，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担任中将主任的父亲陈宝仓，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传讯。父亲留下 “白发半因久戍生，三边瓜代一身轻。靖城友好休相慰, 从此天涯任客行。”的诗句，便前往重庆听候审讯。军事法庭传讯的理由是：在看管和追捕越南共产党一事中有渎职行为，致使胡志明、范文同、武元甲、长征….等六名越共主要分子脱逃。

    当时母亲带领我们兄妹等人，在贵州安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驻地。

    1942年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全面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进行垂死的挣扎，使尽全力企图打通从我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大肆搜刮、掠夺我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物资，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们的覆灭。从1944年4月起，日军纠集十五万之众，由冈村甯次指挥南下，开始对平汉线南段发动猛烈攻势。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市、县相继沦陷。五月下旬即由三面进攻桂林、柳州，十一月十日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桂南、桂东等地。至此第四战区所管辖的两广地区就只剩下我父亲防守的靖西、天保、百色这一小块地盘了。

    母亲带着我们，随同长官部的大队家属，历尽千难万险，经由六寨、独山，转道贵阳来到贵州省的安顺。长官部迁往广西西南角，驻扎在父亲防守的靖西、百色地区。

    按照惯例，长官部每月发给我们家一包米作为粮饷。但在1945年的7、8月突然停止给我们供米，原因不明。父亲也一直没有信来，母亲惶恐不安，血压突然增高。直到1945年8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父亲由重庆打来电报说：已奉调去山东省青岛作胶济区接收特派员，母亲才放下这颗悬念的心。

    迟至1988年(45年后)，我在北京拜会了越南黄文欢先生，才了解到这次父亲被传讯的原因，以及父亲与越南抗日的关系。

    198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民革诞辰四十周年展览。黄文欢先生在展览会上看到父亲的照片和烈士证书，立即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激动的心情不是在电话里能说的清楚的，我即赶往北京，会同三姐禹方一同去拜会黄文欢伯伯。

    1988年5月27日，我们来到北京万寿宾馆。身材高大的黄伯伯早已在客厅门口等候，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激动地用中国话说：“今天能见到陈宝仓主任的女儿真是太高兴了。” 这位与父亲共同度过抗日艰苦岁月的先辈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长谈了四个多小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患有重病(晚期肠癌)。

黄伯伯分析当时的环境：1940年6月20日，法国巴黎沦陷，胡志明主席召集越共海外部的同志讨论当时形势，法、日将会更加紧对越共的追杀、迫害，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保存、蓄积力量，然后再向越南国内转移。黄伯伯说：“可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作出决定后，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中越边境地区活动应选择哪一地段？由于当时云南政治情况不好，派去的人很难活动，因此，活动的方向应考虑在政治条件比较宽松的广西边境。黄伯伯说：“经过许多努力，于1941年初，我们先后到达广西省的靖西，得到你父亲陈宝仓主任的帮助。当时他是第四战区在靖西设的指挥所主任，也是张发奎的代表。你父亲很重视我们，帮助我们顺利地在靖西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解放会。当时我们在国内、外活动都用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名义。(越盟是1936年，由越南爱国人士胡学览先生与一些爱国旅华越侨一起成立的组织，以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目的，并向南京国民党当局登记，获准成立的组织。胡志明、李光华(黄文欢)、武元甲、长征等越共领导人都是越盟的成员，并以越盟代表的名义参加各项活动)差不多每一周，你父亲都请我们吃饭，给我们解放会办事处提供食米，经常组织指挥所和有关人员听我们作越南形势报告。每次我们到指挥所，陈主任都在大门口迎接，进入会场时大家都起立敬礼，以贵宾相待；你父亲允许我们有甚麽事可以直接与他联系，不受张佩公(越南解放会主席)等人的干扰。解放会办事处成立后，我们从越南调来12人学习爆破技术，50多人学军事，都是由陈主任安排在靖西大龙潭接受训练。这些人回到越南后，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靖西就成为我们真正的抗日根据地了。”

    黄伯伯说到这里，咽了一口茶，又请我们吃点心、水果，大家的心情都松快了许多。黄伯伯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早已写进我的回忆录《沧海一粟》书中，请你们参考。只有一件事我想详细地告诉你们，那就是1941年底，因为越盟叛徒陈豹的告密，我们的活动又遇到许多困难。” 我急着问黄伯伯：“发生了甚麽事？”他说：“陈豹向国民党告密，说我们是共产党，你父亲就不便公开支持我们了。我们的活动碰到困难，根据胡主席的指示，大部分的同志都回国了，只有我一个人要留下继续支持越盟驻靖西办事处的工作。这样，阮海臣、陈豹认为我是他们的眼中钉，迫切要求你父亲逮捕我。当时我在平孟，你父亲一面下令逮捕我，送镇边(今那坡)县待审；一面却密令部下对我予以优待。1942年初，镇边县长奉你父亲之命，送我回靖西指挥所，一路上没有把我当犯人对待。到了靖西，你父亲正巧去了柳州，指挥所的一位科长安排我住在指挥所里等候。大约20天后，你父亲从柳州回来了，稍事休息，他便请我见面。他说：‘最近出了点误会，给你添了麻烦。现在所有的越南同志都已去柳州，你怎麽考虑？’ 我立即答到：‘我知道你了解我，才叫镇边县长送我到这里来。这一段时间，科长对我很好，我知道你对我并无恶意，我很感谢。现在这里没有越南同志了，我想请你让我去柳州跟其他越南同志一起，好商量工作。’ 他高兴地说：‘行！我给你安排！’刚好第二天有辆汽车回柳州，你父亲写信介绍我到四战区长官部，信中没有说过对我不利的话，使我到柳州时便能自由行动了。在靖西临上车时，你父亲手交给我一个信封，内装500元做路费。这些都不是每一个国民党军官能做到的事。” 黄伯伯十分感叹地说：“如果你的父亲不以共同抗日为重，对我如此的宽厚，从那时起，我可能就完全失去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了。”

    当时在广西活动的越南派别很多，有保皇党、国民党、太乙党、复国军、共产党…..等等；有在中国国民党军队里担任少将的张佩公、张中奉；还有自称越盟成员的阮海臣、陈豹；越南共产党的范文同、武元甲、长征、胡国粹、高鸿岭、李光华(黄文欢)…..等等。越南各党派都标榜自已是抗日的党派。父亲刚到靖西，一时之间，也难以分辩谁是真心抗日，哪一派是抗日可以依靠的力量。

    起初，张发奎长官支持张佩公，派他参加中越边境工作队，到靖西一带工作。但在1941年4月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在靖西成立不久，张佩公却因参与武装走私而被捕。张长官转而重用阮海臣、陈豹等，但阮、陈的一些行为却得不到越南人的支持。

    当年第四战区长官部参谋二课上校课长陈一林先生，是主管越南情报的主要负责人。陈一林先生在《回忆陈宝仓将军》一文中写到：“1941年，日军占领越南以来，陆续又有越南人由越南进入我国境内参加抗日活动。除了越南共产党外，还有阮海臣领导的国民党，越南太乙党、保皇党、复国军等党派组织人员及其代表人物。第四战区长官部为了便于与他们联系，使越南抗日力量能团结合作，统一抗日行动，共同协商成立一个联合组织‘越南抗日民主自治同盟’。初始已定由越南国民党主席阮海臣为主席，胡志明同意组织联合统一行动，但对主席人选安排，他坚决反对。后来经过深入调查了解：阮海臣一伙只知争权夺利，缺乏艰苦抗日复国的牺牲精神，组织也很松散。如果越盟由他领导，势必众叛亲离，无法团结广大越南人民，共同对日本侵略者作战；我方援越的军事物资，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根据调查材料，很多事实证明，胡志明在越南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他的党，有统一的组织机构，有能力真正动员、团结越南人民抗日。我们了解和明确了越南党派的实力和各种情况以后，随即重新协商。最后一致确定胡志明为越盟的主席，阮海臣为副主席。以上是经过陈宝仓将军派人深入越南调查，再与各方面共同研究，经过反复说服协商，晓以利害，指明组成这个越盟的目的，是为了共同消灭日本侵略势力，希望各派以大局为重。他们最后终于同意了陈宝仓将军给张发奎长官的建议，由胡志明担任领导，使得越盟能迅速壮大发展。由此可见，越南抗日民主自治同盟的改组和壮大，是与陈宝仓将军当时的深入细致工作，积极、诚恳、平等的协商、说服分不开的。”

    父亲曾派秘书陆有庆去越南作实地考察，写了一份50多页的报告(这份报告黄文欢伯伯看到过)呈送张发奎长官，确认越盟抗日的实力，并说如果华军入越抗日，一定要与越盟联系。这报告对张发奎长官的影响很深，所以1944年改组越盟时，张长官便推荐胡志明以国际反侵略同盟越南分会代表的名义，增补为越盟中央委员。不久，胡志明就获得自由了。

    谈到胡志明主席被捕的事，黄文欢伯伯十分沉痛：“他的情况与我就大不相同了。” 胡主席是1942年8月27日，在广西天保的足荣乡，受到乡警向福茂的盘查而被捕的。当时胡志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证明书，上面写着：“兹特派胡志明晋谒中国政府，希沿途给予援助，不得留难，此证。” 落款是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除此以外，又搜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会员证、国际新闻社的特约通讯员证以及第四战区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等。所有的证件都是1940年签发的，已经过期失效。当地政府看到这么多不同单位、不同名字的过期证明，认为他是日本间谍，于是将他扣留。陈一林先生写道：“天保县政府打电报给第四战区长官部，说捕获一名日本间谍，请求就地处决。电报上并未注明被俘者的姓名。当时我是二课主办此项业务的上校参谋，有这样一个日本间谍对我收集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立即以限二小时到的急电令其派专人将间谍押送来柳州长官部处理。押送费用由长官部支付。于是胡主席被押解着，经过田东、隆安、天等、邑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地，于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广西省政府，又关押了一个多月，辨明他是间谍，才送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审查，到达柳州时，已经是1943年春天了。”

    黄伯伯说：“我被捕是你父亲送我路费，又让我搭乘汽车去柳州，胡主席则被辗转关押，长途步行，历时六、七个月，受尽折磨，才到达柳州的。”

    胡志明主席在足荣被捕的消息传回越南后，越共中央机关的同志都非常着急，曾进行了一系列营救胡志明主席的活动：

    1942年10月下旬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给当时国民党立法院长孙科，要求释放胡志明。孙科接电后，转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成。吴铁成随即电告广西省政府要求查明释放。由于当时胡志明正在押解途中，尚未到达桂林，广西省政府无从查找。11月9日，吴铁成又发电到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处查找，由于胡志明尚未押至柳州，张长官对吴铁成的电报也未曾立即答复。

    1942年11月15日又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向驻重庆的苏联塔斯社发电，呼吁营救胡志明。

    陈一林先生说：“胡志明被押送到柳州已经是1943年春节时候了。我是第一个接审他的人。胡志明个子瘦小，留有山羊胡子，穿着破烂不堪的老百姓的对襟布衣，咋一看，象个算命先生。但，双眼炯炯有神，说的是带有广东口音的国语。他对我承认他是越南共产党，现阶段他们党的宗旨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他到中国来的目的是要到重庆面见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主席宋庆龄和英国大使，争取国际上对越南抗日战争的援助。我了解到胡志明的真实身份后，临时先给他改善了居住、饮食条件：在拘留所里架起一张床(数月来他一直睡在潮湿的地上，身上长了疥疮，关节肿痛)与拘留所的工作人员一同开饭，并且立即向张发奎长官报告，建议留下他在长官部为我军入越抗日的顾问。左洪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共地下特别支部书记，当时公开的身份是张发奎长官的侍从副官)告诉我：张发奎看了胡志明在狱中所写的诗篇，对胡志明本人的抗日主张和博学多才十分敬重。但这麽大的事，必须向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告。张治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代表中央机关回电：只要越共与中共没有直接联系，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对胡要表面友好，暗中软禁。胡志明即移居柳州窑埠街<斌庐>，以礼相待，视为上宾。”

黄伯伯接着谈到：“你父亲是1943年从靖西回到柳州时，才认识胡主席的。”这一点，佩方大姐还记得很清楚：“1943年，我在重庆同济大学医学院念一年级，得了肺结核，回柳州休养一年多。4，5月之间，爸爸从靖西回来，有一天从长官部回到家里，情绪特别好，问问禹方的功课，摸摸瑞方的脑袋，对君亮也不那麽绷着脸，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吃完了晚饭，妈妈和我都感觉爸爸今天的情绪有点怪。等弟弟妹妹们都睡着了，爸爸才说：‘我今天看见了越南的胡志明，这个人很了不起，对当前国际、国内的局势很有见解，他认为目前越南要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法国殖民统治者，越南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已的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 大姐认真回想当年人们的思想动态：“说实话，当时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爸爸看待一切事物的标准，都是以对抗日是否有利，是否对挽救民族危亡有利为准则，共产党的团结抗日八项主张，符合广大中国人的心愿，爸爸就拥护这主张。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只要是真心抗日的，爸爸就支持他们的工作，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嘛！当年中国共产党，也是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了团结抗日，主动提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抗日，国共第二次合作壮大了抗日的力量。爸爸越说越兴奋：‘胡志明博学多才，写得一手好诗，通晓七国文字，他认为抗日并不单单是中国人的事，世界上所有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都应当联合起来，组成反侵略同盟，共同对付德、意、日，才能尽快的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的人我在靖西常接触，都很肯干实干，生活艰苦朴素，穿着草鞋，住在山洞里，他们热爱自已的祖国，要想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越南,首先就必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真心抗日的。’ 我急着问爸爸：‘现在你们想把他怎麽处置？’ 爸爸叹了口气：‘唉！七嘴八舌，其说不一，我看应该把他放了，共同抗日嘛！但不是那麽容易，还得找更多有力的证据说服大家和大王(指张发奎长官，张长官在签字时常只写一个‘奎’字，而且把‘奎’写得很潦草，看起来像是‘大王’两个字摞在一起，故得此名。)才能下定决心。’爸爸回到靖西，派秘书陆有庆去越南作实地调查。分析越南各党派抗日的实际力量，写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报告，强调越盟的抗日实力，敦促张发奎长官下决心联合胡志明共同抗日。” 后来陆有庆还抱怨说：“给别的大官当秘书可以升官发财，跟着你爸爸只能多挨蚊子咬，越南的蚊子可大可大了，我带着牛皮护腿，脸上涂着美军的防蚊油，蚊子还从衣缝里咬，咬一口就起一个大大的紫包，又痒又痛，20多天也不退。” 黄伯伯笑着说：“是呀！大山里的蚊子可大啦！我们也常常挨咬，那时真没办法。这次，是苦了陆秘书，不过他倒说的都是实话，帮了我们的忙。1944年5月，我回让畔(越南境内)读到你父亲通过靖西的联络点转来一张《广西日报》上面刊载着胡主席的汉文诗，《新出狱、学登山》：

云拥重山山拥云，江心如镜净无尘。

徘徊独步西峰岭，遥望南天忆故人。

他并附来口信说明胡主席已经恢复自由了。” 黄伯伯接着谈到：“1944年7月初，为了打听胡主席确切的消息，我又回到靖西指挥所，你父亲热情的接待我，亲切交谈，还设宴招待。席间，他问及许多有关法、日方面和越南目前的形势。话题转到胡主席那首诗，你父亲和我各有一首和诗，只可惜你父亲的和韵我已经记不清了。并告诉我胡志明同志已经完全自由，正做准备，不久便可回国。”

    在广州，杨应彬同志(中共第四战区地下特别支部党员、张发奎长官的机要秘书、现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告诉我：“张发奎主张帮助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新政权，宣布越南独立。所以在柳州释放了胡志明，发给他一批武器、弹药、经费和通行证。这与蒋介石的做法有矛盾，蒋介石是要支持法国重新统治越南。蒋介石于1945年4月突然把由张发奎派萧文入越，改为由卢汉统兵入越南。并派特务武鸿卿、严继祖来监视张发奎和龙云，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蒋介石的‘灭共、擒胡’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方针执行。”(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遣卢汉率20万大军进入越南，迅速占领越南北部，解除了日军的武装，接受日军投降。越南南部则为英军占领，并支持法军占领了越南南方。萧文作为张发奎的代表，只带了不足200人到越南调处各方面的关系。他们共同的任务是‘灭共、擒胡’。那时越南形势十分紧张，对胡志明非常不利。为了解决多方的矛盾，1945年11月1日胡志明公开宣布印度支那共产党自动解散，共产党人将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员。这一决定缓和了紧张的越南局势，这英明、果断的决定，更是大大地提高了胡志明在越南人民心中的威望。1946年2月28日，蒋介石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蒋方用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保护权，以换取法国将上海、汉口、广州的租界和广州湾交还中国，并把滇越铁路转卖给中国。蒋军于1946年5月撤出越南。越南人民又陷入长期艰苦的抗法、抗美斗争中。)

    到了1944年，父亲在中越边境已经驻守三年多，对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人早已了如指掌：知晓哪些是真诚抗日的力量、活动的据点在哪里。只要是为了抗日所进行活动均予以支持、保护。如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长征……等在靖西、平孟、龙州一带的活动；对那些走私集团则坚决镇压、逮捕。如在平孟当场捕获武装走私集团张佩公等。越南工作队员丁光中、胡登实、韦文和、张氏李、阮文越、黎悦强、武添、钟秀倬、何晋元、黄献、潘振素、农世海、农德红、谢景中、方世智、罗子安、骆达朝……等，涉嫌通共、资敌、走私等罪，被地方政府扣押，父亲曾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所代电 指业字第002、026、093、110号令，命地方政府将人犯解送指挥所，逐个审明身份、犯罪事实，按律惩处，其中多数越籍人士均从轻处理。

    1944年9月20日，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到达了龙州，龙州守军向靖西指挥所请示，父亲下令放行，胡志明等人由龙州出境，回到越南高平，由于日、法军联合对越共围剿，越南形势很紧张，再加上胡志明身体欠佳，只好由越南的北坡越过中国边境，到广西靖西的平孟乡垄依村来隐蔽、休养，均在父亲暗中保护之列。1944年底，胡志明送美国飞行员去昆明一事，恰好授特务以把柄。根据《沧海一粟》中记载：“1944年冬，美国派出多批飞机从中国起飞袭击在越南的日军，其中一架为日军击中，坠落在高平附近的山林里。飞行员珊中尉跳伞后被日军追捕，当地的群众收容和掩护了他，并送他到边境地区去见胡主席。一路上，他受到很好的照顾和接待，为难的是他不懂越语和法语，无法交谈。当他见到胡主席时，忽然听到一句英语：‘飞行员你好’他十分激动地拥抱着胡主席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好像听到我在美国父亲的声音。’交谈了几句后，胡主席问：‘现在你有什么要求？’珊说：‘我的指挥机关在昆明，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把我送到中国边境，我便可以回到昆明。’胡主席说：‘我也有事要去中国。你可以跟我同行。’珊说：‘这样太好啦，到中国后，我将建议我们的指挥机关邀你同去昆明。’

    就这样，很快地作好了启程的准备。冯世才担任胡主席和珊中尉的向导，在镇边入中国境后，又走了五天，到达云南。中国当局对他们采取分别对待，只接待珊中尉，并把他送往昆明。对胡主席却不给安排，也不加阻拦，因为胡主席是得到驻昆明美国空军司令部的邀请，又持有张发奎发给的长期护照，张发奎在致重庆的报告中证实胡主席去昆明是得到美方邀请的。

    胡主席到昆明后，会晤美国驻云南空军司令陈纳德，亲切交谈。

    胡主席介绍了越南抗日团体都已经参加了越盟的情况。陈纳德询问越盟能否组织一个救护站，救助在越南空降的盟国飞行员(这里所说的救护站，就是搞一块直升飞机着陆的场地和提供一些美军联络人员的住所)。

    胡主席作了肯定的答复，表示随时愿意配合盟军抗日，并说明目前抗日组织在越南已经得到广泛的发展，如果美方能在武器弹药和装备方面给予支持帮助，越南的抗日力量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至于救护盟军空降人员，我们早就这样作了，掩护珊中尉并安全把他送到中国便是具体的例证。

    陈纳德对胡主席的回答表示满意，但他没有忘记要求越盟给美方提供情报。胡主席说：‘我们不当美国情报人员，但为了配合共同抗日，我们可以把越南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与日军的活动情况通报给你们。我们把这看成是越盟与各同盟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越盟自1941年成立以来，就是这样对群众宣传教育的。我们知道，越南只有站在同盟国方面，与同盟国密切合作抗日，才能摆脱日本法西斯的统治。’

    胡主席除了会见陈纳德，还同美方其他人员接触，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离昆明时，美国人送给胡主席六支手枪、两万发子弹、一些药品和现款。胡主席不接受现款，只接受武器、弹药和药品，并表示感谢，希望美国今后能提供更多的帮助。胡主席于1945年5月顺利的经过百色、平孟回到越南的新潮。”

    胡志明到昆明的活动赢得了国际间的承认与支援，巩固和发展了越盟的组织，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国内效果。却使国民党特务们大为光火，他们上告中央说：“陈宝仓放任越南共产党四处活动。” 蒋介石再一次下达‘灭共、擒胡’的命令。命令下达之日，正是胡志明到达中越边境平孟之时，父亲于1945年4月29日晚十时接到‘灭共、擒胡’的命令，即做好各项准备，次日清晨派人到平孟盆河乡弄依村一带去‘搜捕’，胡志明与所有的越南人刚刚越出国境，安全到达越南的北坡。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以在‘灭共、擒胡’中，有渎职行为而传讯陈宝仓。张发奎长官只得派两名军官到靖西去‘陪同’父亲先到百色，在百色参加了1945年6月中旬举行的第四战区桂柳会战检讨会，为期十天。又写了一份胡志明去昆明是收到陈纳德将军的邀请而放行的情况报告，递交军事法庭。七月初，父亲在两名军官的‘陪同’下，悄然离开百色前往重庆。1989年，当我询问左洪涛、周泽隶、陈一林等人时，他们都说：“开检讨会的时候你父亲还在，一开完会就不见了。你父亲什么时候离开百色？为什麽事情离开百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可见张长官是在尽量保护父亲，不动声色地押送，并写报告为父亲辩解胡志明去云南的原因。实际上张发奎长官是很赞赏胡主席的抗日主张，希望胡主席安全回到越南主持越南的抗日工作。

    七月下旬，父亲到了重庆，即去军事法庭报到，等待传讯。在这期间，父亲去拜会了国防部长陈诚。陈诚询问了广西的情况，就让父亲听候处理。

1945年8月11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全世界人民欢天喜地地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全国分11个区(东北是由苏联红军派兵接收的)接受日军投降。山东由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登陆，抢先占领了胶东地区。陈诚想起父亲在军事上、外交上都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懂英语，就推荐父亲为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蒋介石紧急召见了父亲，授予中正佩剑并合影留念，父亲就匆忙飞往青岛接受日军投降。

    至此，父亲的这场法庭危机，借抗日战争胜利的东风，化险为夷。

    黄文欢伯伯聚精会神地听我述说了父亲到重庆的一段险情，万分激动地说：“当年你父亲身穿一身国民党的将军服，我们对他还存有戒心，认为他对我们的照顾，和蔼的态度，是想拉拢、利用、收买我们。现在细细地回想起来，若没有你父亲暗中的保护，越共将会有一大批同志遭受危险。陈主任对越南革命事业有特别的贡献。”

    黄伯伯赠送我们《沧海一粟》、《黄文欢诗抄》和一首纪念父亲的长诗《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在》。我们也将父亲的照片，父亲所作的《旧州行》和我写的一首《答谢黄文欢先生赠诗》送给黄伯伯留念。

 


历史证明：父亲、张发奎长官与胡志明伯伯、黄文欢伯伯之间的相互敬重，主要是由于大家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有着共同抗击日寇的坚定思想基础。为了共同抗日，父亲、张发奎长官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不顾特务们的百般阻挠，具体、实际地支持越南人民抗日。这更证实了中越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在共同战斗中形成的，中越人民将永远珍惜这种友谊。

 

 

《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在》

                                  越南  黄文欢

陈宝仓，陈宝仓，你的为人堪表彰。

密松却自铺郁绿，幽兰还自溢芬芳。

你处境多么黑暗，放眼看长夜茫茫。

四一年与你相识，已明知你在思量。

随即弃暗投革命，骏驹无伏枥之缰。

五零年赴台活动，为统一事业担当。

壮志未酬心未遂，献身于台北刑场。

论英雄莫因成败，要看其气魄肝肠。

一个人为国殉义，千万人奋振激昂。

陈宝仓已成千古，英名长在放光芒。

 

谢黄文欢先生赠《陈宝仓烈士英名长在》诗

                                    大连 陈瑞方

四十多年难解事，今逢黄老诉原由，

隆情褒奖怀旧雨，情深意浓铭悼诗。

盟誓救亡南国日，同仇敌忾靖城时，

日法被锄传佳讯，直上九霄慰英灵。

 

 

 

第九章 青岛受降

    1945年9月15日，父亲由重庆飞抵山东济南。下榻济南中西旅馆。

    当时山东的局势甚为混乱。用目击者高新民、孙永强、陈松卿等人的话说：是从天空、陆路、海上、山里、地下钻出来的各路‘英雄’，中国人、美国人，都以胜利者自居，来山东抢收。

    山东北部和沂蒙山区是八路军的游击区老根据地，他们率先占领了烟台和沂蒙山区，当时没有派兵进入青岛、济南。济南、青岛则出现了一些敌伪人员、山大王等，摇身一变的‘国军’，乱抢乱收。远在重庆的国民党第11战区虽是分管山东，但在日军占领时期，早已流亡他乡，并无一兵一卒留在山东，现在真是鞭长莫及了。蒋介石一面电令日军将所辖的军需、武器、工厂、仓库造册封存，等待国军接收；一面请求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率军自关岛来山东协助接收，各处出现多方抢收的局面。

    据青岛市大事记史料记载：

    1945年8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委任林一山为青岛市长(中共派出)。

    8月23日，国民党“青岛接收委员会”在崂山成立。李先良任主任委员。

    9月13日，李先良率青岛保安队进入市区。

    10月5日，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驻青岛办事处处长唐君荛少将，将青字第1号备忘录交付驻青岛日本司令长官长野荣二，主要内容：

1,  唐君荛奉命负责办理青岛市区一切受降业务。(由后来接收的经过看来，这也是第11战区的一种抢收措施。国民政府的各部都派有接收中央所属部门的人员。如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负责主持日军受降及军用物资的接收事宜、交通部特派员栾宝德接收胶济铁路、经济部特派员杨某某接收银行等金融机关、中央信托局负责处理敌伪财产……所以中央系统与山东地方的各部门之间矛盾重重。)

2, 日方自接此备忘录起，应立即将所辖有关军需、工厂、仓库数量、地点造册，以凭查核，派员封存。工厂、仓库内之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在未正式接收前，由日方妥为保管，听候接收。

    日方即派专员与该办事处联络，对该处要求事项应即迅速照办。   

    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由司令谢勃尔少将率领，9日起，自关岛乘军舰及运输舰20余艘抵青岛，泊于胶州湾内，即日开始登陆(由青岛栈桥登陆)，该陆战队分别驻扎太平路海军俱乐部、国际俱乐部、广西路日本第二小学、大学路山东大学等处。

    10月19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李延年由济南来青。

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陈宝仓中将抵青。

军政部特派员办事处设在广西路日本小学的黑楼内，特派员官邸位于龙华路一号。

    10月25日，青岛地区受降典礼在青岛汇泉跑马场隆重举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和美国海军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主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全体官兵参加，担任警备。日方由青岛日军司令长野荣二为投降代表。

    《青岛公报》发表特写，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刊登：青岛日军投降仪式 庄严肃穆 备至隆重 盟军机械部队起莅场警备(华北记者团专讯)青岛地区日军投降仪式，于昨(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上海时间)在汇泉马场隆重举行，主持仪式者，盟军为海军陆战队第六师谢勃尔司令，我方为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于上午十一时开始，至下午一时礼成。场内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全体机械化将兵参加，担任警备并有海军陆战队所属飞机百余架，盘旋高空，气氛庄严肃穆，兹将受降台布置、参加者与仪式情况等分别志之予后：

 礼台布置  受降台设于 青岛赛马场之中心，台上高挂中美两国国旗，台上前端桌上，有备妥的降书十份，水笔十支及墨盒毛笔文具等物。桌后为谢勃尔司令与陈宝仓中将之主座。座后列椅三十二张分列两排，所座者均为参加仪式的中美高级军官。台下前方一桌，备日军呈献武器之用。右方为新闻记者席，左方台下，为日军投降代表站立之处。气氛庄严，实为亚洲近代罕见之隆重仪式。

    参加人员  自谢勃尔司令与陈宝仓中将以下，盟国参加者有洛克少将、瓦尔顿代将、克罗门代将、克兰德海军少将、巴尔贝海军少将、德干上校、拿尔顿上校、白斯特上校、麦克昆上校、劳顿上校等。我方为余振兴、李振汉少将、唐君荛少将、岳制量少将、黄仁霖少将、张进青少将、黄汉卿少将、冯荫春上校、陈定川上校等。

 典礼情况  十一时奏礼乐。谢勃尔司令与陈中将在场外作胜利之握手后，乃和偕入席。日军代表长野荣二及随员，由盟军汽车引导入场，即与备好之十份降书中，分别以日、英文签署完毕，长野面容惨淡，手颤不已。自长野起，日海陆军代表共十一人，即解所佩战刀呈献，恭谨退下，盟我双方签字后，仪式告成。陆战队即高奏中、美两国国歌及陆战队赞曲，响彻云霄，至为动人。

 场内戒备  盟美海军陆战队第六师机械部队，于受降典礼时作警戒配备，其位置于受降台之正面为军乐队，军乐队左右各列步兵三队，受降台之左方排列坦克车四十余辆，卡车、通讯车各百辆。受降台之右方罗列卡车、通信车百辆，钢炮四十门、高射炮十五门，为青岛市所未有之严整阵容。

 看台情况  远，但层层加高，一切情况均可一览无余。当日军代表到场签字与长野及其他代表呈献战刀时，群众皆报以难堪之掌声，似有讥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意。在奏中、美国国歌时，皆肃立示目。当陈中将等一行退席时，民众皆报以极热烈之掌声，其感动欢欣到达於极点。

 来宾席上 马场内特别来宾席上，有李市长以下各局局长、葛主任委员、熊书记长以下各委员等。

 青岛《狂澜画刊》通栏刊载巨幅照片五幅

 图一 日军投降之各单位，依次列于主席台左下方

 图二 日军之投降代表长野荣二签投降书

 图三 长野荣二签降书后即行献刀

      于正面中立者为陈、谢二将军(左)陈宝仓中将，(右)谢尔勃少将

 图四 桌面上这几张纸文书不知多少血肉换得来(投降书)

 图五 投降单位代表继长野之后，依次献刀

    青岛地区受降典礼，于1945年10月25日上午十一时，在汇泉马场隆重举行。美国海军陆战队谢尔勃少将奉我蒋委员长之命令主持之。我首席代表陈宝仓中将。日军投降代表长野荣二。

    担任警备者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团全体官兵。

    典礼开始，谢、陈二将军入席，日军代表依次排列与台下。先由日方代表签署投降书(十份)，谢司令及我方代表陈将军分别签字毕。日军代表献指挥刀及武器完毕，盟军及我军代表即退席。乐队奏中美国歌及美军陆战队赞曲。日代表出场后，大礼告成。

青岛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可不是这样简单的语言能形容的。青岛是我国美丽富饶的沿海口岸。用青岛民革主委王桂恽的话说：青岛是一个“碧海青天、绿林红瓦、不寒不暑、可菜可柴、人见人爱的地方。”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垂涎三尺。

    自1897年青岛被德国强行租借后，又经北洋军阀、日军占领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青岛才回到祖国的怀抱，经历40多年的殖民统治。40多年来，中国人在青岛第一次能挺起胸来，面对日本侵略者，扬眉吐气地大喊：“我是中国人！”在小学校里的中国儿童第一次向平日欺侮他们的小日本扬起小拳头。这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真不是能用语言表达的。

    亲身经历过这段时间的陈松卿先生，用激动的心情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抗战胜利的时候，我正在青岛一家民办小报里当记者(现在是青岛市政协的参事，人称青岛的‘活字典’)，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一宣布投降，青岛市内只要是有枪的都宣布自己是抗日的地下工作者，到处乱抢乱收，市民昼夜惶恐不安。直到10月5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驻青岛办事处唐君荛少将到达青岛，虽通知长野荣二，在未正式接收以前，由日方妥为保管，等候接收，但因所带兵力有限，对市内治安鞭长莫及，难以维持。迟至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市内由美军宪兵巡逻，治安才逐渐好转。”

    10月19日，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李延年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同时由济南抵达青岛。对青岛的各路‘英雄好汉’一时间也难分良莠，为了制止治安混乱的局面，陈、李、谢勃尔共同商定，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全部撤离市区，退到沧口以外。青岛市内的秩序才安定下来。

    10月25日，日军在青岛地区的受降仪式，在青岛南部沿海的汇泉地区跑马场举行。汇泉原是德、日军、政、富商的别墅游览区，楼房、别墅、俱乐部，比比皆是，具有1600米跑道的跑马场就坐落在汇泉的东北角。那天的跑马场周围，外圈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形成人墙，内圈由美国宪兵站岗。全城的老百姓几乎都来到汇泉观看，真是人山人海，所有的树杈、房顶、山腰、山顶都挤满了人，大多数人只能在场外的高处遥望，难以入内。陈松卿先生说：“10月25日那天，天晴气爽，阳光明媚，我当时在场外西南角的一个楼上，用望远镜观看。”场内站满了持枪荷械的美军陆战队官兵、战车，场内的北面，搭了一个临时性的典礼台，台上树立着中、美、英、苏、法以及联合国的大旗迎风飘扬，显示着过去同盟国的人民为争取胜利而亲密的合作，更象征着将来为世界自由和平而携手努力。10点多钟，就有20多位中外军政要员在后排就坐。近11点，陈宝仓将军和谢勃尔将军同时登上典礼台，这时由莱阳路方向有十几辆汽车疾驶而来，前头的两辆是美军的吉普车，车前插着中、美国旗，前排坐着一位指挥官，后面是美军的一些军官，接着是十几辆卡车，车上站满了手持卡宾枪，全副武装的美军宪兵，内中有两辆押解着日军战俘长野荣二等十一人。车队在场外圈停下，日军战俘迅速下车列队，被美军宪兵分两队夹持在中间前行至入场口，日军战俘举起双手由中国军队依次搜身检查后放行。前行十几步，又被命令举起双手，由美军宪兵第二次搜身检查。看到以往耀武扬威的“大日本皇军”现在这种狼狈的样子，群众都自发的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掌声四起，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军降将长野荣二等一行十一人，被美军押解到典礼台前的长方形桌上，代表日军在十份投降书上签了字。(每份投降书共十一页。前三页为英文，后八页为日文，均为道林白纸。封皮封底为皮黄色硬纸，前扎蓝色小花，极为精美)双手捧起献与谢、陈二位将军，谢、陈二将军分别代表美中两国政府签收了投降书。日军降将长野荣二取下指挥刀和武器献于台前。此时美国海军飞机57架，分成十九小队，每小队三架，由最前面的三架指挥机率领，列队由胶州湾低空编队飞来，在马场上空掠过。至太平山旋转而回，反复进行飞行表演。这是场内、场外、全国、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伟大时刻，我们为和平而欢呼，为胜利而鼓舞，欢呼声、锣鼓声、掌声响彻云霄。

    日军投降代表团成员依次至台前献上指挥刀和武器毕，礼成。美海军陆站队乐团奏起中美两国国歌和美海军陆战队赞曲。全场均起立敬礼，庄重肃穆，悠扬和谐。场内场外掌声雷动。

典礼过程中，场内有我国各报及通讯社记者十余人，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部十余人在场内四处采访，更有美联社约翰逊及芝加哥论坛报哈斯特，远渡重洋赶来参加，摄影记者在场最为活跃，有些照片登载在青岛“狂澜画刊”及青岛公报上，可惜1990年当我去查阅“狂澜画刊” (油印刊物)、“青岛公报”时，均因当时纸张、印刷条件太差，图象字迹早已模糊不清了。(感谢上帝的巧安排：二姐静方的丈夫栾立训在美国行医多年，1980年前后，有一位美国病人前来就诊，他患有一种怪病，发作时高烧、恶寒，全身抽搐。30多年来，经过许多医生诊断，均认为是精神方面的异常，依此治疗均未能见效。诉说起病史，原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是位随军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广西、云南等许多地方。栾立训医生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分析，认为是一种罕见的恶性疟疾，依此治疗后，病情大为好转。患者十分激动，取来他当年在中国所作的文章、报道、影集等物给栾医生观看，其中有许多栾医生熟悉的事物、镜头，因为栾医生在抗日期间，参加过青年军，曾到云南、缅甸、广西等地作战，有着同样的经历，所以能考虑到热带山林中的病。在翻阅影集时，栾医生见到一张非常熟悉的照片，仔细一看，正是我父亲在青岛接受日军投降时的照片，长野荣二正屈身向谢勃尔和陈宝仓二位将军献刀。两人同声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上帝，这是他安排让我们相见，你找到了岳父的照片，我治好了折磨我30多年的病。”这张珍贵的照片经过翻印、放大，我曾

作为礼物赠送给许多亲友和博物馆。据青岛政协的同志提供的信息：在记录片“战略决战”中记录有青岛受降的镜头。盼望我能有机会找到它。)

 

 

 

 

 

 

 

 

 

 

 

 

 

 

 

 

 

 

 

 

 

 

 日俘长野荣二等仍由美军宪兵押送去战俘营。美军飞机编成人字队形，数次低飞，与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交织成一幅立体化战斗表演。市内民众四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天喜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在青岛日军投降单位：日军第五独立混成旅团及其指挥下之部队、野战汽车团第21联队第三中队、华北野战汽车厂济南支厂青岛办事处、华北野战兵器厂济南支厂青岛办事处、华北野战物资厂济南支厂青岛办事处、第四十三军经理部青岛办事处、第二船泊输送司令部临时青岛办事处、青岛宪兵队、第226兵站医院、第四警戒小队、第十五野战航空修理厂、车站司令部、第四野战邮政局等。

    10月2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为庆祝美国海军节纪念日，在本市举行大游行及阅兵式。

上午10时，青岛市政府门前的观礼台上站满了中外各国的贵宾，陈宝仓将军应谢勃尔将军之约请来参加为庆祝美国海军纪念日而举行的阅兵式。以仪仗队、军乐队为先导的美军陆战队全副武装乘坐的卡车、坦克车长队，经大学路由东向西，缓缓经过观礼台向市内游行而去，谢、陈二将军，频频举手还礼。空中有美军飞机作精彩的飞行表演，海上舰艇汽笛长鸣。路边民众报以阵阵掌声。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

    10月28日，中美双方会商日军缴械手续及办法。自是日起，由中美双方共同主持依次将日军解除武装，并管理日军军需工厂及仓库，令日军在市区附近集中于四方路、蒙古路缴械。其余，路途稍远者，由中国方面逐次接收。

    在接受日军投降这一段时间，父亲与谢勃尔将军相处很融洽，事事互相商量，美军官兵在缴械日军武装过程中与中方配合很好，接收工作进展顺利，井然有序。

    10月30日，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中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近数日来，时有发生工厂中军需物资，被日军、日侨偷出倒卖，或中国人私自偷盗强行夺取之情形。已饬属予以严重惩治。

    同时，《青岛公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自本月11日登陆以来，到目前止，两万人。

    由于兵力不足，军用物资时有被偷盗，甚至武装抢劫之事发生，急需设法制止之。

    10月31日，日军在青岛之兵器厂、火药厂、飞机修理厂、日本领事馆、汽车修理厂、军需品厂等多处工厂设施大致接收就绪。

    11月1日，中美双方接收湛山兵营及蒙古路被服厂。

    11月5日，驻本市四方的国民党暂编第九路军(前绥靖军)前驻高密之一部，被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突然派兵前往，将该部缴械。据称该部自入市后“竟妄自非为，以往之伪军种种恶劣行为仍不知改悔，更变本加厉”。 

    在接收混乱时期，有枪的都自称是抗日的地下队伍、保安队等，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第11战区派来的少数兵力，只能暂时收编这些武装，称为暂编师、团等，这些绥靖军有些是像‘胡传魁’似的军队“种种恶劣行为仍不知改悔，更变本加厉”父亲即果断地将其缴械。(如高芳先在接收时，抢先去占领了棉纺仓库，被父亲当场缴了械.)

    11月6日，国民党三十三旅驻青岛办事处官兵，因在菏泽路前，华北汽车株式会社仓库盗出胶带1000余个，被军政部捉获。

    “国军”违法盗窃，也必须镇压。当然，这样做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使一些人嫉恨父亲。

    11月8日，军政部驻青岛特派员办公处通知日本领事：速将日侨私藏之武器、粮食造册呈报，否则予以查封。

    11月14日，国民党第八军(李弥)由海路抵青岛。该军有三个师(103师、荣誉第1师、166师)全部美式现代化装备。

11月19日，军政部特派员陈宝仓召集已接收的日商各工厂负责人，指示关于各工厂复工问题。并限定时日整理厂内各种事物，定期开工。

抗战时期，继东北之后，山东成为日军侵华的第二大根据地，日军将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各国掠夺来得金、银、铜、铁、锡、粮食等军备物资汇集在青岛、烟台运回日本去制造武器，在青岛济南等地设立飞机、汽车、坦克等修理厂，军需被服厂等达270个之多。按照国防部长陈诚的意见：这些物资工厂，必须收归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统一使用管理。成立第四兵站，总监部设在济南。任命父亲为第四兵站总监，负责生产、调配这些物资。而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则意欲将这些物资、工厂划归山东省所有。所以处处与父亲为难，加上父亲手下只有一名参谋于海涛，并无一兵一卒。1945年抗战胜利时，孙永强先生(现丹东民革党员)是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刘安祺司令第四旅旅长，孙永强先生就亲眼看到过王耀武为了向父亲索要分外的粮饷，当着下级军官的面，与父亲大吵大闹，甚至挥拳近父亲脸上。我担心地问孙永强先生：“这事后来怎样结局？”孙先生告诉我：“当时，你父亲非常镇静，义正严词地与王耀武讲道理，说得王耀武哑口无言，我们在场的军官都十分敬佩陈将军的胆识。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你父亲，第一次是在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台上，陈将军身材魁梧，身穿中将呢军装，非常威武，真给中国人长志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26日，胶济铁路青岛段由交通部特派员栾宝德正式接受。接收时，除军政部特派员外，行政院、交通部、经济部等等，均派员来青岛接收。

    12月6日，军政部、陆军总部、港口司令部及美国海军共同商讨决定：设立日俘集中营管理处，由港口司令唐君荛负责。集中设于沧口北日钢炼焦厂。

    12月9日，原驻防胶州之国民党杂牌军相名忱部、李伯泉部、张鸿飞部被建名收编为某某军特务团。

    12月23日，美军驻青陆战队第六师司令谢勃尔少将升任华盛顿海军陆战队要职。哈威尔少将继任第六师司令，时日举行交接仪式。

    父亲在青岛、济南接收完毕后即调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兵站任总监，驻地在济南经六纬九路。负责调拨山东地区所需的军用物资、粮饷，任务是：督促各工厂生产军需物品，掌握各仓库的物资、作军需物资的审批工作。下设第九(青岛)、第十(在济南，分监司令熊飞)分监，两个分监下又设若干补给站，具体管理仓库。

    随之，国民党派重兵进驻山东。有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各部，王耀武为绥靖司令兼山东省省长。国共之间展开了三年内战。

    1949年6月2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破国民党军队沧口防线，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人民解放军跟踪追击至大港码头，青岛全部解放。

 

 

第十章  王耀武的阴谋诡计

 

    1945年10月10日，国共重庆和平谈判后成立了关于国内和平的协议，1947年7月蒋介石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国内战争即起。首先是在东北，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陈诚、蒋介石数次亲临督战，但均不能挽回长春失守、四平溃退、沈阳陷落的败局，锦州一战解放军阻断了国民党大批军队由陆路逃跑的路，国民党军队拥向营口这一条唯一由海上溃退的路，随着重庆号军舰的起义，海上的退路也断绝了，至1947年，东北战场全部被解放军占领。

在山东，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借助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也只能占据济南、青岛、烟台等几个大城市，广大的农村、山区一直在八路军的控制之下，王耀武这个绥靖军司令，带领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三员大将，反复绥靖、清剿，迟至1947年1月，胶济铁路才勉强通车。王耀武升任山东省主席后更是有恃无恐，认为山东省的物资，应该是王耀武本人的的财富，他不敢正面与国民党中央对抗，只好处处作难，要挟父亲交出军需物资、粮饷。陈诚在东北失利后，被撤除国防部长的职务。

    (高新民，1945年时在齐鲁医专读书，是济南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学生运动，曾被济南国民党警备区司令部逮捕过。他的妻子张修贞在济南姚牧所办的业余音乐学校教钢琴，二姐静方曾经请张修贞教她钢琴，高新民为她补习英语，准备考大学。高新民略通医术，与周平生医生一起为我母亲看病，高新民随即搬到我家中居住，所以对我家在济南的情况很熟悉。当时，大姐佩方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大哥君亮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我则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三姐禹方因胃疾随母亲在济南养病。据高新民先生分析：陈诚的下台对父亲有很大的影响。王耀武认为父亲失去后台。)

    王耀武认为时机已到，三番五次上告说，父亲资共、贪污，利用各种舆论迫使父亲下台。父亲随于1947年7月1日请长假，15日，离开济南回到北京。由北京档案馆所存国民党时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所遗留文件记载的内容，明显的可以看出，父亲被告贪污一案，纯属王耀武一手制造的阴谋。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 法字第93493号 命第五补给区(在北平)司令耿幼鳞代传询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被控贪污一案，有讯问要点及笔录两份在存。

    第一次询问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元月十五日上午。

    问：请报姓名、年龄、籍贯及职务。

    答：陈宝仓 四十八岁 河北遵化县石门镇人。以前任第四兵站总监，现候令。

    问：何时离职？为何离职？

    答：去年(民国三十六年)七月一日离职。是请的长假。七月十五日离开济南。

    问：任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是什么时候？

    答：是三十四年秋天，(抗战)刚胜利以后负责胶济区接收事项。

附询问要点：

一、接收物资舞弊部分；该员系前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负责胶济区敌伪物资接收事宜，被控有从中舞弊情事，虽前经监察局迭次派员调查，核对其接收清册，未能发现罪证，但其接收经过如何？应予讯明。

    陈答：全部接收物资有清册，并呈报有案。

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开始接收，次年二、三月大体完毕。

二、有关中央信托局房产事的经过为何？

陈答：接收初期，借用青岛中山路210号，设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驻青岛招待所，以方便来往出差人员食宿所需。后中央信托局清理敌伪财产，处理的办法有二：一为收回此房的产权，由招待所租赁、二为由招待所认购。当时，即在招待所同人中，私人集款九千万元，由招待所主任阎伯森出名，购得此房产权，继续开办招待所，以便利来青岛出差同人的食、宿和接待，本人未掺于此事，也未出过款。有契约的抄件为证。接收完毕时，将此房产卖出二亿七千万元(那时法币已大幅度贬值)。除将购房款项退回个人，员工遣散费以外(国防部因无招待所建制，全部为非军人员，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余款交入国库，因非公产，原不应交，是本人说服他们交的。[附招待所人员名单：主任：阎伯森(支上校薪)；事务：罗树良、滕鸿铎、朱学霈(支上尉薪)；会计：唐承业(支上校薪)、阎叔友(支上尉薪)；服务生：孙星轩、安效维、张树友、王大忠、傅恩义、杜绍文、陈子和、杜建业、许振杰、王开珉(以上支上士薪)、郝义君(支中士薪)、王玉奉、王兴顺、秦义轩(支下士薪)]

三、说说有关虚报军粮之事的经过。

    陈答：十二师是王(耀武)司令长官在山东收编的伪、散军队，暂编为十二师，编制上报中央，但尚未获批准，王司令长官即命其开赴沂蒙山区清剿。行前十二师前来借军粮，按常规，编制未获批准，不应发给军粮，但十二师一再来要，王(耀武)司令长官又再三晓以“清剿军务为重”，本人因缺乏工作经验，一时未能掌握住，将军饷先拨给暂编十二师，只留下一张借条。不料，暂编十二师出征才几天，就被共产党的军队消灭掉了，这笔粮饷即无法收回，又无人承认。曾在山东省党政军例会提出讨论过，当时王(耀武)司令也在场。有人提出以虚报军粮来弥补之，我只得同意了。例会之后，又将此事具文，呈报王(耀武)司令批阅，由21、26两站经办。有案可查，决非擅自主持。

    第一次询问后，取保二人，回家等候再次讯问。(担保人：郝勤福 华北剿匪总部少将高参 家住北平西城北沟沿回子营2号，韩栋才 五补给区少将副参谋长 家住北平北长街16号)

由以上三个讯问要点可以看出点：

1，父亲被控在接收时有从中舞弊之事，由来已久，是在缴械乱接收时留下的宿怨。讯问要点中已指出被控有从中舞弊情事，‘虽前经监察局迭次派员调查、核对起接收清册，未能发现罪证，’但现在仍要以此事作为第一项大罪来讯问，其用心何在？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2，关于青岛所设招待所的房屋产权之事，原是一桩极为正常的房屋买卖事件，又有契约为证。怎么会成为第二大罪状？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但从第三大罪状中一看，所有的居心就一目了然啦。

3，虚报军粮之事，更使人气愤不已。暂编十二师从借军饷，到虚报军饷都是(王耀武)司令一手制造的，在山东省党政军例会上公开讨论过，有案可查的事，竟然把罪责完全推到父亲头上，若不是有意识的诬陷，又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呢？

第二次讯问是1948年末，在北平，宣布由南京三牌楼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于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发来的第06728号文件。内容为：

一、本部受理第四兵站总监部总监陈宝仓贪污嫌疑一案，业经裁决，终结呈奉核准。

    二、查陈宝仓现住北平东四区大鹁鸽市五号。

    三、此件连同陈宝仓裁决书一份，希传案代为宣判。并将宣判笔录及裁决书收据寄部存查。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 郭忏

    此宣判书我以前看见过，内容很简单，大意为：陈宝仓被告贪污嫌疑一案，经本部查无实证，经呈奉核准，此案予以撤消。陈宝仓调回国防部任中将高级参谋，到国防部报到候职。

    一件诬告案被审理了一年之久，给父亲精神上，名誉上造成重大撞伤，父亲对内战，对国民党内部从上到下的腐化、倾轧，深恶痛绝。

    以王耀武为例：王耀武是蒋介石心爱的黄埔嫡系宠将，官居第二绥靖总司令兼山东省省长，总揽山东地区党政军大权。是蒋介石的一员虎将，素有山东将领“三李不如一王”之称(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王耀武)。如此的人物应该是为人正派、品德高尚、可以信赖的人了吧？能做出阴谋诬告、排挤异己的卑鄙之事吗？只从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第十卷第三期，第104页登载的，署名历玉岩所著的文献<王耀武弃甲曳兵溜之乎>记载中，便可知其为何等样人物：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间，中秋节时一次守城动员大会上，王言济南城为华北第一重市，我们要与济南城共存亡…… 开会完后，各回岗位。没想到王耀武他叫别人与(济南)城共存亡，竟自已化装病人，带卫士数人，沿大名湖城东北角北极阁间，悄悄坠过城墙，弃甲曳兵而溜之乎也，潜行到寿光与潍县之间，为共军盘查，识破被俘……都说三李不如一王，实际上王(耀武)是一鲁夫，靠一般权术发家，贪生怕死之人也。”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对父亲这个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请的人，想用腐化的方法拉下水，无从下手，竟不惜采用卑鄙的阴谋诡计，诬告父亲，毁坏父亲的名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尚且如此，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无怪乎国民党八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被解放军的小米加步枪，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赶出了大陆。连蒋介石本人在撤离溪口前对蒋经国感叹地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是被国民党自己打败的。打倒我们的正是我们自己。

    在父亲停职候审的这一年中，全国的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在山东，革命老根据地的武装迅速扩大，占领了绝大部分山区、农村，终于在1948年11月占领了济南，解放了全山东。山东的三李一王均被俘。(在战俘营中属王耀武的表现最佳，积极认真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获得中央人民政府的特赦，担任山东省参事室参事，写了大量交代、揭发材料。)

    在这桩诬告案中，使父亲的名誉受到巨大的不白之冤，人人都知道父亲是贪污犯，闹得满城风雨，直至父亲在台北就义时，还有人在台北的报纸上登载了《陈宝仓死而露脸》来污蔑父亲是贪污犯。事实是怎样的呢？请看经过北京档案馆和民革中央派出的两名外调人员共同查阅存放在北京档案馆中的审判笔录，分析这桩案情得出的结论：所告之三要点均无实据，此案实为污蔑之词。使父亲在死后40年才摘掉贪污犯的帽子，得以昭雪。

    经过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使父亲进一步看清国民党的腐败。

    不过，在这里，我还要感谢王耀武制造了这起诬告案，使父亲及时离开了山东，没有在山东与‘三李一王’一起被俘。

 

 

后记  亲情代代深

---三访德保---

（1999年）

    今年是父亲陈宝仓诞辰100周年，在美国居住的二姐静方提议我们姐妹们去访问一下父亲在抗日战争时代驻守过的中越边境地区德保和靖西。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和准备，由二姐静方、三姐禹方、表妹师云芳和我组成的“跨世纪的老太太旅游团”终于在1999年9月28日起程飞往南宁。坐在飞机上，我真是思绪万千。为了收集父亲的历史资料我曾于1984年和1989年两次到过德保和靖西，深深地为德保、靖西父老乡亲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所感动，曾经写下了《陈宝仓主任与靖西父老的深情厚谊》的纪实报告。哥哥姐姐们看后对靖西、德保向往已久。这次，不顾各家男士们的坚决反对，毅然南下。用二姐的话说：“什么名胜古迹我都不要看，无论如何也要去靖西、德保看看。”按照1989年我第二次访问靖西的情况看来，对于75岁高龄的二姐静方、从小就是林黛玉似的、69岁的三姐禹方，做过心脏大手术的云芳和我这个体重90公斤的胖老太太来说，男士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事隔十年了，当地的各级领导早已经换了几代，现在的领导们早已是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解放以前的事怎样看法就很难预料啦。虽然，在北京就接到过德保县统战部林世伟部长的电话，答应到田阳去接我们，我这个心仍然放不下，总有些前途未卜的感觉，在飞机上的三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说。

    在南宁，受到云芳的表姐和表姐夫的热情接待，请我们到豪华的桃源宾馆吃早茶。宾馆门前的宽广花园，布置得幽雅清静，在繁华的桃园路上，更显得有步入“桃花源”的感觉。一进大堂，金碧辉煌的大厅，使二姐惊叹不已，连说：“这可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啦！”丰富的早点，让我们尝尽了南国风味，大饱口福。中午表姐夫妇一直把我们送到车厢里。9月29日12:15，南昆铁路上的501次特快准时出发了，邻坐上的旅客对我们这四个老太太在国庆的前夕，离开将要举行50年国庆大典的北京都表示不能理解。是呀，这些年轻人怎能理解我们这些经历过抗日战火洗礼人的心情呢？火车开得时快时慢，我估计是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在山中穿行。三姐和云芳一路按照路旁房舍的优劣，为二姐评估着当地乡民的生活状况。茅草竹楼已经绝迹，瓦房为主，有许多房屋顶上装有电视天线，说明这里已经有电，电视播送正在普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我想这些变化都与南昆铁路的建成有关。田东地区有石油，一些“磕头泵”正在辛勤地汲着油，从那储油、运输的设备装置上看来，出油量不会太大。后来听德保县的黄主任介绍，他们还没有炼油厂，原油是运到外地加工。

    三个来小时，火车到达田阳，除了火车站的那几间新颖的房子外，车站的四周还没有其他的建筑物，在田阳下车的旅客连我们四人加在一起，没有超过十个人。当列车员同志帮助我们把行李搬下车门，一转身，就看到手持“欢迎陈禹方教授”牌匾的林世伟部长，林部长等三人疾步走来接过我们手中的行李，我们走出车站的门，外面只有三辆三轮小车在等着拉送旅客，其余的都是一片田野，看来田阳车站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林部长一招手，停在西边的两辆黑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开了过来，这时我那激动的心情稍有稳定，才想起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原来林部长与德保县政府办公室的黄振涛主任，领着两辆车，在早上九点钟，就从德保出发来接我们，在此已经等候四、五个小时了。林部长陪同二姐和云芳上了第一辆车，黄主任、三姐和我坐上第二辆车就向南行，约三公里左右才到田阳县城，我们经过的可能是新开发的区域，路很宽，还没有修好，两旁的房子多数也正在施工。出了县城，路标指示：距德保97公里。通往德保的是双行的沥青路，路面尚可，只是窄了点，山路弯多，加上错车，都得减速，150多公里走了两个多小时(进入德保县境后，又走了50多公里才到德保县城)公路两旁的庄稼有的已经在收割，稻谷杆粗穗长，子粒饱满，是个好年成。黄主任说：“由于发展了水利灌溉，改良了新品种，讲究科学种田，现在亩产都在七、八百斤，有的已经超过千斤，吃粮没问题。”

将近六点钟，我们的车直接驶入德保县招待所(也就是德保宾馆)，每人给十分钟的准备，餐厅开饭的时间将过，我们到达餐厅包间，丰盛的宴席已经摆好，林部长举杯劝大家尝尝德保县的特产“黑米酒”，我闻了闻，嘿！真香，甜甜的，像浓郁的甜酒酿，我一仰脖，一口就干了这杯。林部长看来像30多岁的青年人，温文尔雅，说话稳重，有板有眼：“九月中旬县长转来四姐写来的一封信，并吩咐我要认真办理。我连夜读完了你来的信和那篇《陈宝仓将军与靖西人民的深情厚谊》，又请教了县里的老领导，深为陈将军抗日的功绩和与德保人民的情谊所感动，这无疑是对我们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广泛宣传，教育后代。” 席间，谈起十多年前我两次到德保的经过，又询问几位老人的现状，原政协主席蒋茹衡已经调任县政府任办公室主任，趁国庆假日回南宁探亲，这次就见不到他了；雷平洲老先生、庞君陶、黄人杰等先生已辞世；韦海平馆长已经退休，但能找到；班义明、罗人荣虽已年高，都住在街里，我们可以去拜访他们。我们正谈得起劲，三姐得知今晚七点有国庆文艺晚会，二姐也急着要去看表演，就匆匆忙忙地吃完饭走了。我多喝了几杯黑米酒，沉沉欲睡，就错过了这场热闹的好节目。据三姐介绍：她们去到会场，演出虽然还没开始，能容纳1500人的县政府礼堂已经坐得满满的，场外的广场上和大街上，起码还有三、四千‘听众’。林部长动员第三排正中间的几位观众给她们腾出了几个座位，二姐、三姐都深感抱歉，再三致谢。文艺节目数目之多，水平之高都使她们感到惊讶，三姐可是位文艺专家，足可以担任评委。她认为男高音黄英德演唱的<九曲黄河>和男高音黄玉灵表演的<祖国,慈祥的母亲>唱得足有专业水平；那场云山小学的<小小斗牛士>表演得十分投入，应得一等奖；二姐则为那些朗诵长诗<新中国>的低年级小学生们担心：“这么长的诗，得花多少时间、多大精力才能背诵下来，真难为这些小孩子了。” 个体户的歌舞表演很感人，她们是由卖猪肉、成衣、蔬菜的小商人组成，虽已不是小年青，却十分认真，水平不错。晚会的气氛很热烈，很难想象，我们在大城市看过许多高水平的表演，却被县城的业余演出所打动。

9月30日林部长和黄奎项副部长陪我们去云山观看父亲留下的壁刻。在招待所的窗口就能清楚地看到云山，云山只有一百多米高，但因在德保县城内这个小块平原上突出孤立，宛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窈窕淑女，远远就望到新填红色的壁刻<云山>两个隶书大字，山上的两座小庙也重修过，绿瓦红墙，屋檐下挂了一排大红灯笼，在树藤茂密的云山上体现出‘万绿丛中点点红’的意境。我指着那两座小庙给姐姐们看，在那两庙之间的山壁上有一个白色的长条，就是爸爸留下的壁刻，大家一听，就更着急去看了。走进莲城后街，就见到云山风景区的大门。十年前，这里还没有门，经过修缮后，加上围墙和门，以加强管理。主管员张建朗同志正在门前等候。张建朗同志和农摄影师曾经为我拍摄过父亲在云山上的壁刻，还帮我打听到林本礼先生在南宁的地址，这次南下以前，我也与他通过信。这次见面后，我首先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事，同时也告诉他：我在南宁时已经打电话给民革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询问林本礼先生的情况。民革的同志告诉我：林本礼先生已于去冬辞世，他与我父亲年纪相仿，算来享年也有九十以上了，这次没能见到他，真是太遗憾了。

    上山的路虽然已经重修过，但还是很陡，每蹬台价的距离很高，二姐和我都找了拐杖，又有林部长、黄副部长和黄主任左右搀扶，我们很快就爬上山，穿过一个山洞，就急着去看父亲在天保独秀峰八仙宫后崖壁上的诗。

 

  清流九曲绕云山，砥柱西南第一关。

 上下谁能临绝顶，往来无不仰高颜。

 仙宫炉火增灵秀，石洞钟声破梦闲。

 未对名岩留半日，边城四望正多艰。

 甲申秋登云山留别李县长尚琼兄 陈宝仓

 

 

德保云山壁刻前（灰度）

 

 

 

 

 

 

 

 

 

 

 

  

 

 

 

 这首诗是父亲于1944年重阳节登高时即席写的，赠送给当时的县长李尚琼，叙述重阳时登云山，面对着郁葱葱的山，仙境般的岩洞，原应好好地观赏山景，但边关正在危机之刻，只能以守疆为重。林部长逐字逐句念着诗，分析当时的战情，赞叹父亲的文才，钦佩父亲卫国守疆的爱国之志。我们对德保人民能如此完好地保护着这幅壁刻深为感谢。云山始建于宋代，历朝历代都在山上留有壁刻，其中不乏名诗、俊书。文革时，绝大部分都被红卫兵按‘四旧’破坏掉了，惟有父亲的这两首壁刻保存完好无损，其中是否有人暗中保护？云山的南边有一小片平地，是德保的县城所在，十年前只有东西走向的一条街，现在往舰水以南又开辟了新的城区，六、七层的楼房已经林立，比起十年前是大大变样。在云山上，极目远眺，可见四周奇山异峰环绕，伴衬着蓝天白云，真是‘风景这边独好’，二姐用宽镜头照相机拍下这一景，要介绍给国内、外的友人看看。

下山的路已经重新开辟，在山的东边用水泥筑成一个大柱子，环柱砌梯而下，曰<一柱擎天>。中途，有父亲第二首壁刻，也是白底填红的颜字体。但壁刻很高，远远的字迹看不清楚，即天保独秀峰紫霞亭背崖的诗，1942年重阳偕边城将士登天保后龙山。

                                      

龙山极目正重阳，不望京华不望乡。

欲上层云寻旧品，更登绝巘设新汤。

雄关鹫立难飞渡，壮士鹰扬敢跳梁。

谁谓秋高防寇入？好凭一战勒南疆。

 

   天保潘子材曾作一首和诗，评论这两首诗：

迂回舰水拥云山，独秀擎天胜玉关。

未遇名流空负质, 一经点缀便开颜。

筹边坐镇非容易，信笔留题岂等闲？

从此莲城加缜密，军民合作济时艰。

 

    从诗中‘军民合作济时艰’，可以想象到当时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决心和艰苦情景。回到大门口，我们都为自己今天有能力登上云山而自豪，看来我们这些老太太身体还不错，充满自信，当然，离开德保部长们的帮助，这次登山也是较为危险的。午休后，我们来到德保县政府的大门前，十年前，我住过的常安旅馆还在，加修了四层客房，第一层前厅摆上游戏机，后厅开了服装店，我想这个旅店的发展与德保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同步的。

在县政协的会客室内，见到了德保县政协韦明英主席，他充分地肯定父亲在德保时的抗日功绩，对我们姐妹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合影留念。县政府大楼后面有一座古代建筑，已经修缮一新，这是清代德保县衙门的大堂，现在是会议室。东边，就是那座与我有着深厚感情的三层楼小房---德保档案馆了。档案馆的杨昭头馆长和馆里的几位同志都出门来迎接我们，一进门，更使我惊喜的是：韦海平老馆长也在这里！老朋友见面，真是感慨万千。韦馆长已经退休，患有风湿症，行动不便，今天特地来看我们，真使我万分激动。我向大家述说了十年前我与韦馆长建立的深厚友谊。新任的杨昭头馆长取出我与韦馆长来往的信件，都按档案的方式编号保存，连一个信封也不少。韦馆长告诉我：“自你走后，我继续整理馆内的资料，除了你看到的那七卷三十二册外，又整理出十一卷有关第四战区的资料，等你来看噢！”我十分感兴趣，但是，这次不能看了，以后再找机会来吧！按照编号他们马上调出几卷档案，想让我的姊妹们看看父亲的手迹。二姐翻阅着薄薄的毛边纸，惊叹着这么样薄而脆弱的纸居然能保存半个多世纪。三姐首先查到一篇父亲给天保医院黄文槱院长的亲笔信，内容是请黄院长为指挥所的一个属员治疗久医不愈的病，信是用浅黄色扉薄的毛边纸写的，颜体毛笔书写，笔体钢劲流畅。信纸上方印着“贡字第八十七号信箱用笺”的红色台头。信中写道：“文槱院长吾兄勋鉴：兹有本所党政课课长林为栋因下颚生疮久未就痊此间医药不足特着其前往贵院留医敬希俯赐加意诊疗俾早康复返所服务如荷优予免费尤所感祷专函奉渎祗颂公祺 弟陈宝仓拜启五月十七日”信是用文言文写的，有些字句看不懂，林部长逐句解释，信中用词对黄院长很尊重，语言委婉、客气。林部长说：“这信写得很有水平，以你父亲当时站在百色地区最高指挥官的地位上，也毫无上级对下级摆官架子的意思，而且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信的上方有黄院长批写的：照章办理五、十八。

 

 

 

陈宝仓致黄院长信

 

 

 

 

 

 

 

 

 

 

 

 

 

 

 

 

 

 

 

 

 

 

 

 

 

杨馆长介绍：“这封信作为馆藏珍品送到全国档案展览会上去展览过。”并将复印件赠送给我们，我们姐妹如获珍宝。我们衷心的祝愿德保档案馆的工作能跃入全国档案馆的前列，祝愿韦海平同志身体健康。

    在德保我们还去看望了班义明老大哥。我们出了德保招待所，沿舰水的南岸向东行走，跨过一条狭窄的水坝，转向北行。舰水是由北部群山的水汇集而成，环绕云山蜿蜒南下，在德保城内转了好几个弯。故有“迂回舰水绕云山”的诗句。环保专家陈禹方指出：河水的污染，虽比上海的苏州河轻些，但已经达到必须治理的程度了，否则，就不再是“清流九曲绕云山”了。穿过几条小街，有些早年间的建筑，其中还有一座两层楼房的基督教会，据陪我们同去的德保县统战部黄奎项副部长介绍：“这几天是国庆节，放七天长假，许多人都回乡探亲去了，

街上人少些，平时，出入教会的人不少，星期日就更热闹啦。”据靖西文史资料考证：这一带城乡中有许多基督教堂，多数是由越南过来的法国传教士修建的。

班义明大哥已经迁入新居，在县城东北方向的新住宅区内，每家都是十米宽、四十米长的宅基地，多数人家都是盖三到四层楼房，房屋是细高窕的长方形，有些楼正在施工，可以看到墙都是用大块的空心砖从下至上，单行砌成，中间横搭上孔型水泥板，没有钢筋水泥的铸件。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救灾工作的我，一看就知道这种建筑毫无抗震的能力。但比起十年前那些用土夯成的墙，没有玻璃的小房，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啦！班义明大哥新盖的是四层楼房，底层是近三十平方米的大厅，室高四米，楼上都是三米七，住在这样的房屋内真风凉，没有丝毫压抑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羡慕不已。班大哥的子女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有自己的住房、摄影馆、摩托车等，电话、传呼机、手机、电视机等在这里早已成为普及物品。班大哥年过八十，身体尚好。一心致力于诗、词、文学的写作，成绩卓著，是十四个文学、诗词、气功、中医研究组织的会员，《中华当代诗人大词典》的入集者。三姐问起他写的那篇《我们二百个》的情况，班大哥高兴地说：“现在能联系上的还有一百多人，分布在海内外各地。”他们已经有过几次聚会，大家在一起畅谈、唱歌，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说着说着，三姐和班大哥就唱起：“你看那白云飘呀飘呀飘，你看那树枝摇呀摇呀摇，你看那秋风在扫落叶，你看那军民在挖战壕…… ” 看来他们又都回到烽火抗战的时代去了。班大哥家的大厅后面是一个十平方米见方的天井，有楼梯迂回而上，可达到四层楼上。天井的后面是班大哥的住室，十多平方米，后面虽有玻璃窗，但被邻居的房子遮挡着，光线不足。书报、手稿占领了室内大部分面积，班大哥指着他床前挂着的两大照片给我看，一张是他父亲的，另一张竟然是我们父亲的照片，真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张照片是我十年前来访时送给班大哥的，他珍藏至今，挂在床前，经常可以看到，可见我父亲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班大哥用传呼电话招呼开照相馆的女儿，十分钟后，女儿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我们在二楼大厅的婚纱照相馆内，挑出一张以上海市外滩的屏幕为背景，大家精心打扮一翻，又有导演指点，大家都振作精神，合影留念。后来看到照片，嘿！这些老太太、老头儿都挺神气的呢！

下一个节目是去拜访罗人荣大哥，班大哥飞快地走在前面领路，我们用小跑紧跟着，三弯两转，又来到一个湖边。罗大哥家有个小院子。罗大哥正在伏案写作，对我们突如其来的访问感到很惊讶。没想到事隔十年，我们又能见面，真是惊喜交集。罗大哥现在也以写诗作词为乐，生活平静。我们大家在后院乐呵呵地拍摄了一张照片。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我第们一次在一起拍照片的故事：一九八九年，那是我第二次到德保访问，当时的政协主席蒋茹衡邀请了十几位认识我父亲的老人来座谈。当我拿出录音机、照相机、笔记本放在桌上，有几位老人站起来就要走，说：要照相，要录音，我们就不谈了。怕以后成为“黑材料”的依据。所以，那次座谈我只是听一听，什么记录也没敢留下。只有当时陪我去参观一个小学校时，见到那里的墙壁上还残留着一些当年演剧四队画的壁画时，梁少白、庞君陶、黄人杰，罗人荣、班义明这五位老大哥勇敢地与我合影，成为那次我在德保留下的惟一的纪念。当我叙述这个故事时，年轻的部长们都不以为然，好像我说的有点骇人听闻，但，这是真实的事，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为此，我今天一定要亲自来看望罗人荣和班义明两位老大哥的生活、工作、身体情况，才能放心。

今年十月一日是我国五十周年大庆，北京以及全国各地都要隆重庆祝。我们离开北京以前，北京早已张灯结彩，尤其是天安门和从东四十条向西到平安里的这条这拓宽的，可十排车并行的平安大道，灯火辉煌，道两旁是具古代建筑特色的房屋。各省市制作的彩车、学生们的舞蹈、组字、方队等，早已在天安门预演过多次。全国各地放假七天，欢度五十周年大庆。

德保县在国庆节的早晨七点，于县政府大院内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我们姐妹们得到县政府的邀请，有幸参加这次升旗仪式。十月一日，我们早早地就起来了，每个人都挑选出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穿着打扮起来，早早地来到县政府大院。林部长安排我们四个人站在县主要领导者的后面，所有的男士都穿着长袖衬衣，打好领带，按部门排好队。七点整，准时奏起国歌，五星国旗冉冉升起，大家行注目礼。我们有幸在我父亲守卫过的国土上参加这样的升旗仪式，心情激动万分。静方二姐说：“我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啦！”升旗仪式后，有德保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们。至此，我们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要在德保访问的项目，亲自看到云山上父亲的壁刻，会见了县领导及老朋友，还意外地看到德保县档案馆内珍藏的父亲的手迹。在我们来以前，想到这正是国庆节假日期间，档案馆理当放假，我们可能进不到档案馆内，没有想到档案馆的全体同志都放弃了休假来接待我们，为我们的万里之行，增添了特殊的收获。

德保县政府安排了两辆桑塔纳轿车，由林世伟部长和德保县人大副主任黄连清陪同我们，直接驱车前往靖西县宾馆。靖西县委统战部部长赵剑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在德保访问短短的三天里，我们姐妹处处亲自体验到德保人民对我父亲的深情厚谊。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人也已经传换了两、三代，而亲情却是代代深。

 

    本文承刘云灏教授、于钧佩教授指正，陈禹方校阅，特此致谢。

 

 

 

 

 

 

 

 

 

 

 

 

 

 

 

 

 

10,抗日儒将陈宝仓封底

 

 

 

 

 

 

 

 

 

 

 

 

 

 

 

 

 

 

 

 

 

 

 

 

 

 

 

 

 

 

 

 

 

 

 

 

001－抗日儒将陈宝仓又记封面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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