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有看点

 

经朋友推荐,最近看了一本书《苦难辉煌》(以下简称《辉煌》),作者金一南。金一南1952年出生,现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并任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从内容看,作者是在广泛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的写作笔法,画龙点睛地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生动的发掘和阐述。本人觉得,颇有一些看点,特介绍如下:

一、    孙中山毕竟不是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每逢国庆节,天安门前总要竖立孙中山的画像。大家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和“国父”。由于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并且曾经主张中国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以人们会认为孙中山与共产党也差不多。

据《辉煌》介绍,1923年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与孙中山多次磋商,公开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第一条就提出,“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执政以后,很快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了。他的“三大政策”并不是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无限宽容的,而是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人士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他说:“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对孙中山与军阀“联盟”的政策不满,孙中山甚至提出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可见,国民党后来“清共”和反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中国的“十月革命”,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的“列宁”,是十分幼稚和错误的。不过,如果孙中山能多活十年的话,是否不会发生1927年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大屠杀?孙中山是否会比蒋介石“温和”一些?这大概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而已。

 

二、    蒋介石曾经也很“左”

《辉煌》中说,蒋介石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之时,比孙中山还“左”得可爱。1923年蒋介石代表国民党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他慷慨激昂地大谈“世界革命”,并说“依靠德国的科学”、“中国的革命”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能够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时,中国人民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蒋介石还会见了托洛茨基,并向他提出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托洛茨基对蒋介石存有很大戒心,并对他的建议和希望泼了冷水。

然而,斯大林却十分看好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弱小的中共有能力独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接受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宁愿把国民党当作一个可以挤出“革命果汁”的柠檬,用这个柠檬去维护苏联在东亚的安全。直到“四一二”大屠杀发生,斯大林还不认错,而是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中共和陈独秀。

不过,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看问题,蒋介石似乎并没有“背叛革命”。因为孙中山在《孙越宣言》里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而1927年发生在上海的反军阀的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已经夺取了对上海的控制权,把工人阶级和中共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大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气势。因此,为了防止中共“夺权”,蒋介石完全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清共”是在执行“孙越宣言”,连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来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真是两头受气。为北伐流血牺牲不说,还要听任国民党的摆布和屠杀,最终又不得不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承担历史责任!

 

三、    共产国际太霸道

共产国际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也存在包办代替和瞎指挥的问题。《辉煌》介绍了多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顾问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比如马林、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罗明那兹、布劳恩等。

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被认可。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向忠发、博古,都如此。而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下台,毛泽东进入最高领导层,恰恰是在长征中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时候。否则,毛泽东未必能出来掌权。

鲍罗廷执行斯大林的指令,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又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撤销了陈的职务。在一段时间里,由鲍罗廷包办代替,直接指挥中共党内的领导工作。随后,又由他指定瞿秋白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1921年建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都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行事。否则,就会被扣上“机会主义”、“托派”、甚至是“反革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奇怪的是,苏联搞“肃反”,我们中央苏区也要搞“肃反”。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因此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

1949年,当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他对斯大林说:“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知,斯大林是否对他过去的“失误”,有所反思呢?

 

四、    陈独秀有点儿

陈独秀确实有点儿冤。其实,他对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尤其对于共产国际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做法,反抗过多次。以至于发展到孙中山要开除他国民党党籍的地步。当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给鲍罗廷来电报,要求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力图挽回败局。鲍罗廷明知斯大林又是“瞎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但他又不敢回绝斯大林,却让陈独秀出面回电“周旋”,从而让陈当了“违抗命令”的替罪羊。很快,《真理报》就发表社论,称陈独秀是“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者”、“汪精卫的代理人”。

陈独秀下台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五、    李德是个假顾问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布恩,就是李德。《辉煌》对李德的描述,具有一些戏剧性。本来,李德来到上海,是为了给中共当时的负责人博古送信。由于他们在苏联学习时认识,而李德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有一些军事经验,因而博古就打算让李德留下。此事当然要请示共产国际,然而共产国际并没有同意让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只是同意由中共自己聘请李德留在中国做顾问工作。并说明,李德没有“指示权”,只有“建议权”。

然而,博古把李德带到江西苏区时,却谎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对红军具有“指导”和“监督”的权力。严格地讲,博古是忽悠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同时也忽悠了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等人,敢于与李德的瞎指挥进行斗争,是很了不起的。由于李德的指挥,中央苏区丢失了。

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跟随红军走完长征路,也是不容易的。他吃的苦,甚至比白求恩在中国吃的苦要多。但是,中国人民却会纪念白求恩,而不是李德。

值得纪念的另一位参加长征的外国人,是武亭(原名金武亭)。他于1923年从朝鲜来到中国,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被誉为“红军炮兵之父”,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辉煌》还谈到他鲜为人知的一段故事。中央红军在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切断各路红军与中央红军的联系,没收了密码本。彭德怀发现后,及时编出了新的密码本,并派武亭送到地处甘肃俄界的第一军团。从而,使中央及第三军团与第一军团恢复了联系,并成功在俄界回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武亭后来回国担任了劳动党第二书记,人民军军团长和首都警备司令,1951年在平壤病逝。《辉煌》中有一处把武亭写成是“朝鲜族干部”,其实他是朝鲜籍。

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虽然红军缴获了大炮,但没人会用,只有彭德怀和武亭会用。1950年,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不知他是否会想起与武亭一起操炮射击的情景?

抗战时期,武亭的中国籍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滕延震。文革期间,武亭的儿媳妇在北京,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孙女儿。

 

六、    遵义会议有前戏

据《辉煌》介绍,在遵义会议上否定了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团”的领导,这一重大人事变动,实际上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讨论范围。

在长征之前,毛泽东已经感到必须要摆脱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于是他与一些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并争取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在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基本上形成了新的“三人团”。于是,就出现了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人事动议。加上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领导岗位。

 

七、    毛泽东也打败仗

据说,毛泽东在长征中最得意的用兵,就是“四渡赤水”。《长征组歌》有一段就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最后一句歌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但是,《辉煌》中说,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他指挥打过四次败仗。四次败仗的地点,分别在高兴圩、南雄、土城和茅台。这后两次的失败,就是发生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当然,如果没有打败仗,也就不用“四渡”了,大概“两渡”就行了。

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指挥的大大小小战役,至少有上百次吧?按照这个比例来统计,失败率为4%

当然,在建国后也打过败仗。一次是“大跃进”,所谓“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损失不小。还有一次更大的失败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失去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长,林彪和彭德怀。还有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

 

八、    拥毛反毛都是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即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随后他即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还编印了“毛主席语录”,发向全军。在文革中,他更是把毛泽东“神化”,捧为“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的话“一句话顶一万句”,是“绝对真理”。然而,林彪却突然不辞而别,背叛了他称之为“四个伟大”的毛泽东,叛逃国外。据说,让毛泽东大病一场。

这种“先拥后反”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1929年,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排挤下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得知后,即写信给毛泽东,支持他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因此大受感动,一夜未眠。

但是,在“四渡赤水”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不满,并鼓动彭德怀出来“领导”红军,遭到的拒绝。但林彪仍然写信给中央,提出让出来,代替毛的领导。这下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认为林彪的动议与彭德怀有关,甚至怀疑张闻天是后台。于是就召开了“会理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幸亏周恩来和朱德努力维护团结,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分歧。

不过,毛泽东因此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不满,却并没有化解。甚至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还耿耿于怀。要不是林彪当时不得不出来澄清,承认彭德怀与他的那封信无关,彭德怀就更冤枉了。

当然,彭德怀也犯过类似的冤枉别人的错误。1930年,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井冈山上的农民军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被“错杀”,就与彭德怀有关。

林彪性格内向,历史上几次出尔反尔,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富有了戏剧性。

 

九、    张国焘搅浑一锅汤

在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之前,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已于1933年以前就突破敌人围剿,到达了川陕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发展到八万人。因此,他们为接应中央红军入川,发展西北苏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还剩下一万来人,就开始以势压人,妄图左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让步,把周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但他还不满意,一定要否定遵义会议的决议。

本来,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要高于毛泽东,中共“一大”就是他主持召开的,当时毛泽东仅仅是个“会议记录”的角色。如果在两军会师后,张国焘能够适可而止,在红军“总政委”的任上,能够带领红军北上,他的历史地位不见得低于毛泽东。

然而,后来的两件事让他走向了失败。一是他“另立中央”,二是在南下的过程,遭到敌人的四面包抄,使四方面军从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再加上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彻底孤立了张国焘,他才不得不同意北上。

北上的红军分为三路,原一方面军余部组成“右路军”,四方面军组成“左路军”,二方面军居中。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制定了“由河西部队组织西路军建立根据地,一年内打通新疆”的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四方面军因此受到鼓舞。一是希望在河西走廊开辟新的局面,二是可以与陕北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再与一方面军产生“摩擦”。但是,马步芳的骑兵让西路军吃尽了苦头,很快就陷入了失败,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少数部队到达了新疆。张国焘说:“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随即,中央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蒙”的计划。因为,“西安事变”无疑为中共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

到达陕北后,张国焘受不了对他的批评,终于投靠了蒋介石,在“军统”里当上了一名“中将”特务。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还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以这种“单独行动”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是无可指责的。

他的叛变,让第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再加上陕北当时开展“肃反”,所以也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责难。电视剧《许世友》中,就描写了当时许友和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打算脱离陕北苏区的情节。幸亏毛泽东及时制止了“左”的错误,维护了团结的局面。

让张国焘搅浑了的一锅汤,终于平静下来了。

 

十、    两个“九一八”

《辉煌》说,世人只知道1931年的“九一八”,却不知道1930年的“九一八”。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30年正逢、阎大战,各派都在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最终,张决定投靠蒋介石。19309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东北军很快入关,并控制了河北、平津和青岛。然而,也造成了东北兵力和防务的空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正在北平的戏院里看戏。此时,他已无力回师东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夺走了他在东北的全部军械物资和财产。所以说,张学良为了在一年前占个“小便宜”,却在一年后吃了个大亏。

张学良可以把责任推给蒋介石。但是蒋介石的所谓“不抵抗”的电报,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发给张学良的。但在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在北京开会研究形势,仍然做出了“不抵抗”的决定。

所以,老百姓给他戴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也不能全怪蒋介石。不过,后来他发动“西安事变”,逼抗日,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算是“将功补过”了。

 

十一、            虎头蛇尾的抗战将领

如果你现在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去参观,可以看到宋哲元将军“横刀立马”的光辉形象。的确,他所率领的29军,在“七七事变”时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牺牲了佟麟阁和赵登禹等爱国将士。

据《辉煌》介绍,“七七事变”爆发时,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不过才有8000余人,而宋哲元的29军则有10万人之多。为什么日军敢于挑战华北,并能够深入到北平以南的咽喉地区?原因在于,宋哲元曾经一度被日本人拉拢,想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企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搞“华北自治”。而日本人拉拢宋的原因也很明确,就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由于“华北自治”的阴谋激起了民愤,所以就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本来,宋哲元是一位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以后,29军的“大刀队”使日军闻风丧胆,并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但是,宋哲元没有经受住日本人的拉拢,在“七七事变”后又没有组织坚决的反击,却幻想“和平解决”事变,结果被日军赶出了北平。真可谓是个“虎头蛇尾”的抗战将领。

 

十二、            斯大林不喜欢少帅

现在人们谈起“西安事变”和张学良,都会认为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贡献巨大。然而,当年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这么看。

在“七七事变”之前,张学良就与中共有了联系。中共也希望与他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但是,斯大林却坚决反对。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蒋介石政府,采取“联蒋抗日”的方针。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文章,把事变说成是在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张学良是“叛徒”和“强盗”!

斯大林如此地不喜欢张少帅,可能还因为张学良在1929年,曾经指挥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起进攻,挑起了所谓“中东路事件”。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把南京政府排斥在抗日联合阵营之外,那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就会叫得更响,内战将会升级,全国性的联合抗战局面就很难形成了。所以,斯大林和国产国际的主张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只不过他们对张学良的怀疑和诋毁太过分了。

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共和张学良的“联合政府”终究没有搞成。为了“联蒋抗日”,张学良也只能是“两头儿落埋怨”,“里外不讨好”,在蒋介石的囚笼里度过余生。

有人把张学良的不幸,归罪于斯大林和中共。然而,历史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如果你站得太近,看到的只是粗糙的局部;如果你站的远一些,就能领略到历史画卷的全景和主题。

 

十三、            陈诚是“土改专家”

我们大陆人只知道共产党搞土改,却不知道国民党在台湾也搞过“土改”。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陈诚吸取了当年共产党搞土改的经验,推出了“台湾特色”的土改政策。大概分成三步:

(1)三七五减租。即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全年农业收获量的37.5%

(2)公地放领。把政府掌握的土地有条件地转给农民。

(3)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分给农民。

陈诚的“土改”,稳定了台湾政局,摧毁了封建租佃关系,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国民党的统治。用陈诚的话来说,他的“土改”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达到了民主主义的目的。他写的《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了不少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如果陈诚当年在“围剿”苏区时,能够与共产党坐下来,共同研究制定类似的《土地改革纲要》,是否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了呢?

1934年的陈诚毕竟不是1949年以后的陈诚,国民党人也需要学习才能进步。

 

十四、            邓小平与蒋经国是同学

据《辉煌》介绍,1925年,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了同学,不过邓小平要年长蒋经国六岁。60年后,他们各自一方,主持海峡两岸的大局。邓小平希望他们能够共同解决两岸问题,也许蒋经国也有这个愿望。

但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中国统一的使命,留给了后人。

 

十五、            读后感

(1)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始终是由三支画笔来描绘的:即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亲日派。

(2)掌握这三支画笔的,分别是美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的手。

(3)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则少了一支笔和一只手。

(4)退到台湾去的那支笔,至今还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5)留在大陆上的这支笔,则逐渐摆脱了外国人的手,而由中国人自己来把握。

(6)新中国的画卷,依然充满苦难,但是已经可以看到辉煌的明天。

    说明一下:本文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辉煌》一书,但并非是引用原文。同时,也有部分内容和评论,出自他处或本文作者。如有不妥,仅由本文作者负责。

                                                                                                        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