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有看点

经朋友推荐，最近看了一本书《苦难辉煌》（以下简称《辉煌》），作者金一南。金一南1952年出生，现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并任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从内容看，作者是在广泛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的写作笔法，画龙点睛地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生动的发掘和阐述。本人觉得，颇有一些看点，特介绍如下：

一、 孙中山毕竟不是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每逢国庆节，天安门前总要竖立孙中山的画像。大家称他为革命的先行者和“国父”。由于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并且曾经主张中国学习苏联、搞社会主义，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所以人们会认为孙中山与共产党也差不多。

据《辉煌》介绍，1923年苏联驻华大使越飞与孙中山多次磋商，公开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第一条就提出，“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可以看出，孙中山在执政以后，很快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狂热”中冷静下来了。他的“三大政策”并不是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无限宽容的，而是要求加入国民党的中共人士必须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他说：“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对孙中山与军阀“联盟”的政策不满，孙中山甚至提出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党籍。

可见，国民党后来“清共”和反共，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中国的“十月革命”，把孙中山看作是中国的“列宁”，是十分幼稚和错误的。不过，如果孙中山能多活十年的话，是否不会发生1927年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大屠杀？孙中山是否会比蒋介石“温和”一些？这大概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而已。

二、 蒋介石曾经也很“左”

《辉煌》中说，蒋介石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之时，比孙中山还“左”得可爱。1923年蒋介石代表国民党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大会。他慷慨激昂地大谈“世界革命”，并说“依靠德国的科学”、“中国的革命”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能够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时，中国人民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蒋介石还会见了托洛茨基，并向他提出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是，托洛茨基对蒋介石存有很大戒心，并对他的建议和希望泼了冷水。

然而，斯大林却十分看好蒋介石。斯大林不相信弱小的中共有能力独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更不接受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他宁愿把国民党当作一个可以挤出“革命果汁”的柠檬，用这个柠檬去维护苏联在东亚的安全。直到“四一二”大屠杀发生，斯大林还不认错，而是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中共和陈独秀。

不过，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看问题，蒋介石似乎并没有“背叛革命”。因为孙中山在《孙越宣言》里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而1927年发生在上海的反军阀的第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已经夺取了对上海的控制权，把工人阶级和中共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大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气势。因此，为了防止中共“夺权”，蒋介石完全可以为自己辩解说：我“清共”是在执行“孙越宣言”，连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要由国民党来领导！

中国共产党人真是两头受气。为北伐流血牺牲不说，还要听任国民党的摆布和屠杀，最终又不得不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承担历史责任！

三、 共产国际太霸道

共产国际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他们也存在包办代替和瞎指挥的问题。《辉煌》介绍了多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和顾问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比如马林、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罗明那兹、布劳恩等。

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被认可。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向忠发、博古，都如此。而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下台，毛泽东进入最高领导层，恰恰是在长征中红军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时候。否则，毛泽东未必能出来掌权。

鲍罗廷执行斯大林的指令，要求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又把陈独秀当作替罪羊，撤销了陈的职务。在一段时间里，由鲍罗廷包办代替，直接指挥中共党内的领导工作。随后，又由他指定瞿秋白出来主持中央工作。

自1921年建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都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行事。否则，就会被扣上“机会主义”、“托派”、甚至是“反革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大帽子。奇怪的是，苏联搞“肃反”，我们中央苏区也要搞“肃反”。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因此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

1949年，当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他对斯大林说：“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斯大林回答：“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知，斯大林是否对他过去的“失误”，有所反思呢？

四、 陈独秀有点儿冤

陈独秀确实有点儿冤。其实，他对于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尤其对于共产国际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做法，反抗过多次。以至于发展到孙中山要开除他国民党党籍的地步。当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给鲍罗廷来电报，要求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力图挽回败局。鲍罗廷明知斯大林又是“瞎指挥”，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但他又不敢回绝斯大林，却让陈独秀出面回电“周旋”，从而让陈当了“违抗命令”的替罪羊。很快，《真理报》就发表社论，称陈独秀是“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者”、“汪精卫的代理人”。

陈独秀下台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五、 李德是个假顾问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布劳恩，就是李德。《辉煌》对李德的描述，具有一些戏剧性。本来，李德来到上海，是为了给中共当时的负责人博古送信。由于他们在苏联学习时认识，而李德又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有一些军事经验，因而博古就打算让李德留下。此事当然要请示共产国际，然而共产国际并没有同意让李德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只是同意由中共自己聘请李德留在中国做顾问工作。并说明，李德没有“指示权”，只有“建议权”。

然而，博古把李德带到江西苏区时，却谎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对红军具有“指导”和“监督”的权力。严格地讲，博古是忽悠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同时也忽悠了他自己。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等人，敢于与李德的瞎指挥进行斗争，是很了不起的。由于李德的指挥，中央苏区丢失了。

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跟随红军走完长征路，也是不容易的。他吃的苦，甚至比白求恩在中国吃的苦要多。但是，中国人民却会纪念白求恩，而不是李德。

值得纪念的另一位参加长征的外国人，是武亭（原名金武亭）。他于1923年从朝鲜来到中国，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被誉为“红军炮兵之父”，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辉煌》还谈到他鲜为人知的一段故事。中央红军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切断各路红军与中央红军的联系，没收了密码本。彭德怀发现后，及时编出了新的密码本，并派武亭送到地处甘肃俄界的第一军团。从而，使中央及第三军团与第一军团恢复了联系，并成功在俄界回合，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武亭后来回国担任了劳动党第二书记，人民军军团长和首都警备司令，1951年在平壤病逝。《辉煌》中有一处把武亭写成是“朝鲜族干部”，其实他是朝鲜籍。

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虽然红军缴获了大炮，但没人会用，只有彭德怀和武亭会用。1950年，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不知他是否会想起与武亭一起操炮射击的情景？

抗战时期，武亭的中国籍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滕延震。文革期间，武亭的儿媳妇在北京，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孙女儿。

六、 遵义会议有前戏

据《辉煌》介绍，在遵义会议上否定了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团”的领导，这一重大人事变动，实际上超出了原定的会议讨论范围。

在长征之前，毛泽东已经感到必须要摆脱李德和博古的指挥。于是他与一些领导同志交换意见，并争取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在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基本上形成了新的“三人团”。于是，就出现了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人事动议。加上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领导岗位。

七、 毛泽东也打败仗

据说，毛泽东在长征中最得意的用兵，就是“四渡赤水”。《长征组歌》有一段就是《四渡赤水出奇兵》，最后一句歌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但是，《辉煌》中说，毛泽东在1956年的一次会议上承认，他指挥打过四次败仗。四次败仗的地点，分别在高兴圩、南雄、土城和茅台。这后两次的失败，就是发生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当然，如果没有打败仗，也就不用“四渡”了，大概“两渡”就行了。

毛泽东一生中，亲自指挥的大大小小战役，至少有上百次吧？按照这个比例来统计，失败率为4%。

当然，在建国后也打过败仗。一次是“大跃进”，所谓“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损失不小。还有一次更大的失败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失去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长，林彪和彭德怀。还有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

八、 拥毛反毛都是他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即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随后他即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还编印了“毛主席语录”，发向全军。在文革中，他更是把毛泽东“神化”，捧为“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的话“一句话顶一万句”，是“绝对真理”。然而，林彪却突然不辞而别，背叛了他称之为“四个伟大”的毛泽东，叛逃国外。据说，让毛泽东大病一场。

这种“先拥后反”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1929年，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排挤下提出辞去“前委书记”职务。林彪得知后，即写信给毛泽东，支持他留下来坚持斗争。毛泽东因此大受感动，一夜未眠。

但是，在“四渡赤水”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不满，并鼓动彭德怀出来“领导”红军，遭到彭的拒绝。但林彪仍然写信给中央，提出让彭出来，代替毛的领导。这下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认为林彪的动议与彭德怀有关，甚至怀疑张闻天是后台。于是就召开了“会理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幸亏周恩来和朱德努力维护团结，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才没有造成更大的分歧。

不过，毛泽东因此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的不满，却并没有化解。甚至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还耿耿于怀。要不是林彪当时不得不出来澄清，承认彭德怀与他的那封信无关，彭德怀就更冤枉了。

当然，彭德怀也犯过类似的冤枉别人的错误。1930年，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井冈山上的农民军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被“错杀”，就与彭德怀有关。

林彪性格内向，历史上几次出尔反尔，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才富有了戏剧性。

九、 张国焘搅浑一锅汤

在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之前，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第四方面军已于1933年以前就突破敌人围剿，到达了川陕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并发展到八万人。因此，他们为接应中央红军入川，发展西北苏区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然而，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还剩下一万来人，就开始以势压人，妄图左右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让步，把周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但他还不满意，一定要否定遵义会议的决议。

本来，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要高于毛泽东，中共“一大”就是他主持召开的，当时毛泽东仅仅是个“会议记录”的角色。如果在两军会师后，张国焘能够适可而止，在红军“总政委”的任上，能够带领红军北上，他的历史地位不见得低于毛泽东。

然而，后来的两件事让他走向了失败。一是他“另立中央”，二是在南下的过程，遭到敌人的四面包抄，使四方面军从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再加上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的“北上”方针，彻底孤立了张国焘，他才不得不同意北上。

北上的红军分为三路，原一方面军余部组成“右路军”，四方面军组成“左路军”，二方面军居中。当时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制定了“由河西部队组织西路军建立根据地，一年内打通新疆”的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四方面军因此受到鼓舞。一是希望在河西走廊开辟新的局面，二是可以与陕北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再与一方面军产生“摩擦”。但是，马步芳的骑兵让西路军吃尽了苦头，很快就陷入了失败，只有李先念率领的少数部队到达了新疆。张国焘说：“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随即，中央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靠近苏蒙”的计划。因为，“西安事变”无疑为中共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

到达陕北后，张国焘受不了对他的批评，终于投靠了蒋介石，在“军统”里当上了一名“中将”特务。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还为自己辩解说，当时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以这种“单独行动”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是无可指责的。

他的叛变，让第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了不小的压力。再加上陕北当时开展“肃反”，所以也使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责难。电视剧《许世友》中，就描写了当时许世友和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打算脱离陕北苏区的情节。幸亏毛泽东及时制止了“左”的错误，维护了团结的局面。

让张国焘搅浑了的一锅汤，终于平静下来了。

十、 两个“九一八”

《辉煌》说，世人只知道1931年的“九一八”，却不知道1930年的“九一八”。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1930年正逢蒋、冯、阎大战，各派都在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最终，张决定投靠蒋介石。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东北军很快入关，并控制了河北、平津和青岛。然而，也造成了东北兵力和防务的空虚。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正在北平的戏院里看戏。此时，他已无力回师东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夺走了他在东北的全部军械物资和财产。所以说，张学良为了在一年前占个“小便宜”，却在一年后吃了个大亏。

张学良可以把责任推给蒋介石。但是蒋介石的所谓“不抵抗”的电报，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发给张学良的。但在事变发生以后，张学良在北京开会研究形势，仍然做出了“不抵抗”的决定。

所以，老百姓给他戴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也不能全怪蒋介石。不过，后来他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并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算是“将功补过”了。

十一、 虎头蛇尾的抗战将领

如果你现在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去参观，可以看到宋哲元将军“横刀立马”的光辉形象。的确，他所率领的29军，在“七七事变”时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并牺牲了佟麟阁和赵登禹等爱国将士。

据《辉煌》介绍，“七七事变”爆发时，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不过才有8000余人，而宋哲元的29军则有10万人之多。为什么日军敢于挑战华北，并能够深入到北平以南的咽喉地区？原因在于，宋哲元曾经一度被日本人拉拢，想脱离南京政府的控制，企图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搞“华北自治”。而日本人拉拢宋的原因也很明确，就是要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由于“华北自治”的阴谋激起了民愤，所以就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本来，宋哲元是一位抗日将领。“九一八”事变以后，29军的“大刀队”使日军闻风丧胆，并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但是，宋哲元没有经受住日本人的拉拢，在“七七事变”后又没有组织坚决的反击，却幻想“和平解决”事变，结果被日军赶出了北平。真可谓是个“虎头蛇尾”的抗战将领。

十二、 斯大林不喜欢少帅

现在人们谈起“西安事变”和张学良，都会认为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贡献巨大。然而，当年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不这么看。

在“七七事变”之前，张学良就与中共有了联系。中共也希望与他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但是，斯大林却坚决反对。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蒋介石政府，采取“联蒋抗日”的方针。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文章，把事变说成是在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张学良是“叛徒”和“强盗”！

斯大林如此地不喜欢张少帅，可能还因为张学良在1929年，曾经指挥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起进攻，挑起了所谓“中东路事件”。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把南京政府排斥在抗日联合阵营之外，那么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就会叫得更响，内战将会升级，全国性的联合抗战局面就很难形成了。所以，斯大林和国产国际的主张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只不过他们对张学良的怀疑和诋毁太过分了。

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共和张学良的“联合政府”终究没有搞成。为了“联蒋抗日”，张学良也只能是“两头儿落埋怨”，“里外不讨好”，在蒋介石的囚笼里度过余生。

有人把张学良的不幸，归罪于斯大林和中共。然而，历史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如果你站得太近，看到的只是粗糙的局部；如果你站的远一些，就能领略到历史画卷的全景和主题。

十三、 陈诚是“土改专家”

我们大陆人只知道共产党搞土改，却不知道国民党在台湾也搞过“土改”。为了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陈诚吸取了当年共产党搞土改的经验，推出了“台湾特色”的土改政策。大概分成三步：

（1） 三七五减租。即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全年农业收获量的37.5%。

（2） 公地放领。把政府掌握的土地有条件地转给农民。

（3） 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分给农民。

陈诚的“土改”，稳定了台湾政局，摧毁了封建租佃关系，提高了粮食产量，缓解了阶级矛盾，巩固了国民党的统治。用陈诚的话来说，他的“土改”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达到了民主主义的目的。他写的《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了不少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

如果陈诚当年在“围剿”苏区时，能够与共产党坐下来，共同研究制定类似的《土地改革纲要》，是否就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了呢？

1934年的陈诚毕竟不是1949年以后的陈诚，国民党人也需要学习才能进步。

十四、 邓小平与蒋经国是同学

据《辉煌》介绍，1925年，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成为了同学，不过邓小平要年长蒋经国六岁。60年后，他们各自一方，主持海峡两岸的大局。邓小平希望他们能够共同解决两岸问题，也许蒋经国也有这个愿望。

但是，历史留给他们的时间太短了。

中国统一的使命，留给了后人。

十五、 读后感

（1） 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始终是由三支画笔来描绘的：即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亲日派。

（2） 掌握这三支画笔的，分别是美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的手。

（3）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则少了一支笔和一只手。

（4） 退到台湾去的那支笔，至今还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5） 留在大陆上的这支笔，则逐渐摆脱了外国人的手，而由中国人自己来把握。

（6） 新中国的画卷，依然充满苦难，但是已经可以看到辉煌的明天。

说明一下：本文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辉煌》一书，但并非是引用原文。同时，也有部分内容和评论，出自他处或本文作者。如有不妥，仅由本文作者负责。

2009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