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环保

 

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陶醉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也凸现出来,使我们认识到保护环境与资源、倡导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

实际上,周总理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注意到了保护环境的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些有关周总理与环保工作的资料,特选取一些内容,以供大家参考。

 

掀起爱国卫生运动

在二十六年的总理生涯中,面对不时发生的瘟疫、水灾、地震、森林毁坏、环境污染这些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天灾人祸,周恩来始终当作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费尽心血地谨慎对待。他似乎有一种高瞻远瞩的信念:尽管中华民族在这片灾害频繁、资源匮乏的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但新中国却必须改造这个生存环境,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一九五○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美国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扔下了传播瘟疫的细菌弹。无数人面临着病害的威胁,沈阳的母亲们抱着孩子发出和平的呼吁。周恩来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代表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者的罪恶行为。
  与此同时,周恩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他还亲目担任全国防疫委员会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
  为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生活环境和不良习惯,人们投入到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热潮当中。一场清理城市垃圾的运动也在各地开展起来。

   在北京,政府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民投入清除淤泥和疏浚下水道的工程。当年北京前门外的龙须沟,是条著名的臭水沟,一到夏天,苍蝇、蚊子疯狂地传播着疾病,四周的老百姓几十年来受尽了痛苦。经过努力,龙须沟很快就治理好了。作家老舍根据这个题材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这部反映在改造生活环境方面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老舍也由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周恩来看了这部话剧更是十分的喜欢。演出结束后他高兴地和演职人员们合了影,随后又把他们请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演出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领导人都来了。《龙须沟》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治理后的龙须沟成了人们观赏游玩的好地方。而对周恩来来说,这只是刚刚起步改造环境的一个小小缩影。

 

让江湖有利于人民

相传远古时候的治水英雄大禹,曾在绍兴城外的会稽山上会盟诸侯,治理泛滥天下的滔滔洪水。他死后,人们就把他葬在这里,后人还立了一个大禹陵的石碑。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的时候,回到他的祖居地绍兴,曾专程拜谒了大禹陵。他那时也许想不到,十年后,自己会作为政府总理主持治理全国的江河湖海。五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我们治水,要有长远计划,一定要治本,把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几条主要河流修治好,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大禹治水之下。
  水灾,一直是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心腹大患。一九五○年的淮河大水,仅安徽一省的受灾人口就达到九百九十多万。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根治淮河的战略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伴随着朝鲜战争的隆隆炮声,治淮工程拉开了序幕。新中国也由此揭开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第一个篇章。
  有人说,前方正在打仗需要大量的钱,治淮工程可以暂缓一步,可是在周恩来眼里,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治淮工程,其意义决不亚于打赢一场战争。华东派钱正英到北京来申请治淮款项,周恩来亲自见了她,果断地给予大力支持。还指示把原来设在南京的治淮委员会迁到安徽的蚌埠。刚刚翻身的淮河人民那时正赶上搞土改,周恩来又决定苏北地区的土改工作推迟一年再进行。
  治淮一期工程的胜利结束,为以后的治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年轻的水利专家钱正英因为治淮有功,不久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
   
钱正英回忆说:我感觉到周总理之所以对水利工作这么重视,是因为周总理深深地认识到水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历次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像一九五○年那次在对全国质量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中国的农业、农村,当时是非常的贫困了,粮食也不够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首先我们要搞土改,配合着土改我们要办几件事情,在这个配合土改中间,在土改的基础上,他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搞水利。紧随治淮工程之后,对长江、黄河一直到海河等几大水系的规划和治理,也提到了日程。一批水利工程纷纷上马。
  在那些年里,周恩来每年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都要专门讨论一次水利建设计划。他说,治水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有一种战战兢兢、若履薄冰的感觉,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说自己是外行,但专家们却说:周恩来是主持全国治水工作的“总工程师”。对许多工程的具体细节,包括数字、移民和土石构筑方式,他都十分内行地详细过问。
  一九五四年,经周恩来批准兴建的荆江分洪工程刚刚完成,便经受住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毛泽东高兴地写来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一九五六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周恩来注意到了环境、资源和人口这三个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倡议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在为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奋斗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改造自然环境的认识又进了一步。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而是主动地探寻自然界的规律,变害为利,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人类。
  一九五六年六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满怀豪情地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向世人宣告了准备在长江三峡修建既防洪、又利于农业灌溉、还可发电的水利大坝的宏伟设想。而着手考虑三峡大坝的建设,似乎也已势在必行。
  为了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周恩来用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瓩)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其中“远大目标”几个字,对在治水中一向谨慎的周恩来来说,显然不是随意写下的。
  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不仅要考虑人力、财力的使用,还要注意生态平衡、移民安置和综合利用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充分做好勘测和论证工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场冬雨给广西的南宁带来一些寒意。然而,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三峡水利工程的讨论却非常热烈,当时主席的意思是要早做准备,早些开工。时任长江规划办主任的林一山回忆说: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总理在会议前也问我,我也答复,就是说当时国家没有这么多钱,三峡工程我们设计要七十二个亿,主席的意思能不能省一点,总理就说五十个亿,减少二十个亿。因为我们当时装机两千多万瓩,周恩来说装机五百万瓩行不行,主席希望能开工。我说行,先把大坝修起来,将来发电以后再组装,先修大坝防洪水。
  三峡工程是不是立即上马,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还有不同意见。在双方争论不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今后长江流域的规划和三峡工程由周恩来负责主持。还要求他一年抓四次。
  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召集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一百多人,汇聚武汉,乘“江峡”号客轮逆水而上,沿途研究长江规划,考察三峡工程的坝址。谁都没有想到,周恩来因为反冒进的问题刚刚受到批评。
  钱正英回忆说:我们是一起跟着总理在武汉上船的。当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周总理,一点没看出他受影响,他在组织三峡研究中还是坚持实事求是,非常认真地研究三峡的问题。当时我们看到总理的精神,我们都根本没有想到周总理在南宁会议上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看出来。那时候下着大雪呀,在湖北下着大雪呀,看荆江大堤,看三峡的坝址,在船上就是天天开会讨论,会议上也极力辩论一些问题,总理耐心地听了各方面的意见。
  当时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需不需要建三峡大坝,能不能够建三峡大坝,可不可以提前建三峡大坝。周恩来这次考察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要在三月间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拿出一个详细的报告。
  于是,一路上他冒着风雪实地踏勘了三斗坪、中堡岛等设想中的三峡坝址,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他对地质部门在当地勘探出来的一块花冈岩心十分重视,说要带回北京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就是走过丰都,丰都不是阎罗殿的那个地方吗。长江沿岸,我们下岸,老百姓当时一看,船上下来的人都是风度非凡,说一定这里面有大人物,究竟谁是大人物呢?一群一群的学生就跟着我们,先看到苏联专家,说这是外国人,看到我们张含英,大胡子,说这个可能是大人物。最后发现了周总理,这一下子丰都这个小城就万人空巷,就传开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就整个城市的人都出来了。那时候幸亏我们在丰都已经是快回船了,总理已经到船上了,丰都是个山城,山上好多群众都下来了,一直到船跟前,到江边上,周总理在船上给大家招手,群众热情的样子真叫人感动。
  那些热情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来到三峡的。客轮开到了南津关坝区的三游洞,这里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当人们请周恩来上岸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专家解释说,在三游洞旁边打了一个钻孔,发现里面是石灰岩,有溶洞,如果在这一带建大坝有可能漏水。周恩来这才弃船上岸仔细察看。
  重庆附近的狮子滩水电站,是周恩来此行考察的最后一站。周恩来当年在这里的题词,后来被人们刻在了石碑上。他说:“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狮子滩水电站是在长江上游水系建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水电站,当时被人们称为“小水电之花”。周恩来在水电站门前和职工们的合影,也被人们珍藏至今。但这些兴奋的职工们并不知道,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六十岁的生日。
  从武汉到重庆的沿江考察,周恩来的想法逐渐明确了。三月六日,他在重庆主持会议进行总结,提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深远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工作要统一规划、分期进行,必须联系长江流域远景规划和近期开发,联系干流和支流,联系大型、中型和小型水电工程进行综合考虑。
  半个月后,根据周恩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央正式做出一个十分慎重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一些当事人说,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决议是成都会议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唯一的一份“促退”文件。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如今终于大规模地兴建开来了。这些在沸腾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将亲手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经反复论证和精心构画的宏伟蓝图。
  在今天的中堡岛上,人们立了这样一个石碑,来纪念周恩来这位第一个登上中堡岛的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费尽心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三峡工程。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体布局,包括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新安江等大型水电工程,以及北京的密云水库,河北的岳城水库等等,都是周恩来筹划兴建起来的。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是他改造中国自然环境的一个坚定信念。

 

植树护林的第一人

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在一味地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缺少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当年全民动员赶鸟、打鸟。在人们看来,吃地里粮食的麻雀无疑是祸害,但并不知道它也吃其他危害庄稼的害虫。人为地破坏生物链,结果会导致害虫的泛滥。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复杂。包括新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也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在我们大规模地进行建设的时候,大兴土木和保护森林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更严重的是,由于缺少保护森林的绿色意识,在大跃进中,为了大炼钢铁,九千万人上山,大批的树林遭受砍伐和毁坏。而我们的森林资源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乐观。
  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他说:护林、育林、伐林必须统一计划和管理。一九五○年,他和林业部部长梁希联名发出的第一份《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便要求:“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又提出制定《森林法》。到六十年代,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合理采伐,采育结合”的林业工作方针。
  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去云南的时候,了解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受到破坏,引起他的警觉。
  刘春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回忆道:我在昆明住下来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吧,我在外面散步,看见总理在前面也在散步,比我还早啦。我就很注意,我想是总理吗。我就慢慢走,总理就回过来,一看确实是总理,还有一个同志跟随着。我就跑到前面去,就问候总理,我说总理怎么来了,意思是总理做什么来了?总理回答我说:刘春,有一件事情我来不及说了,你跟阎红彦同志,阎红彦当时是云南省委的书记啦,你跟他说一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破坏得很厉害,很严重,要他立即制止。我说,那好,那好。总理就回去了。
  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到了昆明。在昆明郊区的海口林场,他种下了一棵油橄榄树。种树的时候,他还特别交待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同志,除年老体弱的以外,每年都要带头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有人认为,这就是今天对每个公民来说都不陌生的植树节的一个来源。
  但是,掠夺式砍伐树林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自然和人为的火灾又进一步毁坏着我们的森林资源。一九六五年春天,东北林区发生一场大火,烧了整整十二天,毁掉了一百万亩树林。这一事件让周恩来非常痛心。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树林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林砍多了,下一代人要说你。现在砍树多于造林,再亏下去不得了。我们不能当败家子!”
  这是周恩来在他总理生涯的第十七个年头发出的感慨。也是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富有远见的深切忧虑。
  就在他发出这种感慨后不到半个月,又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灾害发生了。

 

开创地震预报的先河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凌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他回忆说: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破坏,。
  总理会想到当时要立即查明,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要准备直升飞机,总理要到灾区视察;第三就是明天几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安排完这一切,周恩来赶往人民大会堂连续会见三批事先约好了的外宾。下午四点回到中南海后,立即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有关邢台地震的报告。傍晚六点,在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布置救灾措施的同时,周恩来考虑的问题则更为深远。
  总理开完会以后全安排停当,叫大家马上行动,就留下李四光,还有地质部的,石油部的,国家测绘总局的,中科院的,这些负责人在那儿开了另外一个会。研究说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的地震,损失非常严重,要利用这一次地震,大家很好地接受经验,研究怎样来预测,预防和预报地震的问题。
  当时这一讲,大家好像面有难色,地震这个问题,世界都没解决。当时李四光同志就讲:可以预报,但是要摸索,事物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总理同意李四老这个意见,说是好,就委托李四老,负责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作个贡献。李四老当时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周恩来还决定,地质人员随他飞到地震现场进行勘察。第二天,周恩来飞到了邢台,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救灾首先要着眼于人。心里永远装着人民的周恩来,在对受灾群众讲话时,特意选择了一个自己迎风、让群众背风的地方。
  然而,面对人类无法抗拒的地震灾害,忧心忡忡的周恩来特别关注的是如何预测和预报,从而减少灾害。这或许是对人民更长远、更深切的关爱。
  在邢台隆尧县,周恩来专门查阅了当地的县志,发现一千二百多年前,这里就发生过大地震。他遗憾地说: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记录,但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随后让人把这个资料带回北京进一步研究。
  随周恩来到邢台的地质工作者也在现场开始了地震预测研究。看到他们如此专注地开展起工作,周恩来感到了一些欣慰,他的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
  在这之后,在李四光主持下,我国的地震预测研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希望他们能在七十年代的地震研究领域放一个异彩。一九七五年,我国成功地预测了辽宁海城发生的七点三级地震,被国际地震学界称为科学的奇迹。周恩来指示对有功人员给予通令嘉奖。

一九七六年初,周总理离开了我们。由于“四人帮”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导致邓小平再次被免职;各行各业的正常工作秩序进一步受到破坏,地震预报工作也同样受到了干扰。同年七月,唐山发生了78级地震,由于预报和群防群测工作没有到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是他敲响了环保的警钟

几十年前,今天的中年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畅想中的家园是一种工厂密布,烟囱林立的景象。当人们热切地期待着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光却看得更远。
  那时候,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激起社会公愤。美国有两千万人上街游行,日本的渔民也行动起来举行抗议。
  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显然也在制造着环境污染。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中国,能不能减少社会进步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呢?周恩来对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晚年又发生了一个飞跃。
  曲格平原任国家环保局局长,他回忆说:
  环境保护工作,首先是由周总理提出来的。那时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就提出环境保护问题。当然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方说在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来说,没有一个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甚至我们连“环保”这个词都感到生疏。但是他一再讲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那么经济发展也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对我们中国来讲,现在算是新课题吧,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他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在搞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不能够出现,避免出现西方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么一点,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还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有这样语重心长的讲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了防止污染,除害兴利,党和政府对治理工业污水等提出了要求。
  实际上,当时人们关心的主要还是如何处理工厂里排除的废渣、废气和废水。在认识上许多人甚至还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观念的转变也就显得十分艰难,也十分急迫,它直接影响到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不放过任何机会了解国外的有关信息。
  我记得一九七○年十二月底,有一个日本访问团到中国来。他在接见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当中有一位是电视台的公害记者,他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就是谈这个公害问题。他详细请这个位记者介绍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和危害的情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我们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请这个记者来讲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他指示除了一些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听这个课之外,要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听这个课。所以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讲了一个下午。讲完话,他还打电话来问:听懂了没有。并且还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
  一九七二年六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届环境发展大会。我国有关部门以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部负责,拟定的与会名单都是医务干部和专家。周恩来两次修改代表团成员名单,增加了国家计委、工业、农业等综合部门人员。他交代:要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这次大会后,中国在与人类日益相关的环境问题上,逐渐跟上世界的步伐。
  当时代表团回来之后,向他作了汇报之后,他就讲,现在证明了,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发生了。因为代表团的汇报当中,对照会议发的一些材料,列举了一些环境问题,对照中国发现的环境问题,觉得已经相当严重。比方说大气污染,木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总理说,果然在我们这儿这些问题还是发生了,还比较严重。所以他就指示,立即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讲这个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

这一段时间里,在中国连续发生了几起大的污染事件,大连海湾因水源污染使六处滩涂养殖场关闭,渤海湾、上海港口、南京港口也有类似的情形。官厅水库也遭到污染,威胁到北京饮水安全,连养的鱼也不能吃了。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报告说,我国的许多食品饮料因滥用化学添加剂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周恩来总理发出指示进行调查,并建议召开一次专门会议研究防治办法。这样一来,又为中国第一届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和生动素材。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情况下,“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这个时候提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很可能会被扣上“转移两条路线斗争大方向”和“假借治理整顿压制革命”等大帽子的。如果没有周总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崇高威望,就不可能把环保工作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来推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就在北京,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汇集大家交流了一下环境方面的情况。会议总结之后,大家都大吃一惊,因为再这样下去,这东西不得了。通过这个会议之后,大家都说到周总理的英明。因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几年,没有人听,没什么反应,现在一看,把这些问题一汇集,问题严重了。就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规划,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把这个环境保护列上了议事议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子混乱的条件之下,这项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环保工作,是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下,由于总理力挽狂澜,排除各个方面的干扰和压力,才艰难起步的。
  根据国家环保局档案资料的统计,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讲话有三十一次。他说:“我们现在再不搞综合利用,后一代就要骂死我们,骂我们蠢才”。他还说,“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仍牵动着他的心。
  一天他散步来到医院附近的北海公园。登上高处,他看到天空仍弥漫着烟尘,感慨地说了一句:什么时候我们的空气变得清洁起来就好了。

 

不能再让周总理失望

为了让北京的空气清洁起来,北京市正在实施“蓝天计划”。也许这是为了办好奥运会,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坚持下去,但总是一件能让周总理高兴的事。

然而,在其他许多地方,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十分严重了。现在电视新闻中,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报道。什么小铁厂、化工厂的废气让老百姓得了病,什么小造纸厂、小化肥厂污染了水源,什么非法小煤矿又爆炸了,什么小砖窑虐待工人、破坏资源,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出现的环境问题与周总理在世时不同。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是对环保工作缺乏认识所造成的,不存在“利益驱动”的问题。而今天就不同的,现在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不再是“认识问题”,而是明知故犯、知法犯法,甚至还存在地方政府和干部搞“钱权交易”、“入干股”、“官商勾结”和“保护伞”等问题。上述情况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动乱”时期,也很少看到如此腐败的现象。

最近河南省张大卫副省长下去视察工作,发现一个即将投产的铝厂没有通过“环境评估”,存在重大隐患。可是当地的环保局局长却在那里装糊涂,一问三不知,推卸责任。张省长指着他怒斥道:“政府养猫不抓耗子,你是什么环保局长?!”

现在环保总局已经“暂停”了八个省区对建设项目的环评的审批权,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实在是因为“不抓耗子的猫”太多了!如果仅仅是“懒猫”,恐怕还好些;就怕它还是只“谗猫”!“贪猫”!!被判处死刑的药监局长郑筱萸就是一只这样的“贪嘴猫”,他不仅受贿,而且还帮助假药流入市场,直接危害人民。对于这样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贪嘴猫”,不杀几个是不行的!

周总理不只一次地讲,搞好环保工作是为后代着想,否则后代就会骂死我们!而我们现在的不少人,为了眼前的利益,正在干着“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情。

我们不能再让周总理伤心和失望。我们应当拿起法律的武器,与那些破坏环境和资源的“老鼠”和“贪嘴猫”进行坚决的斗争!

 

                                                                                                  2007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