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外院文革简史

站长按语：原解放军外语学院地处南京郊区，现在该院更名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在“文革”中，它也像地方大学一样，以“四大”的形式、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动荡年代。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讲，过去的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的必然性，无法“全盘否定”。即使是“文革”中所出现的事物，比如“样板戏”、“上山下乡”等，也有积极的一面；而以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四五运动”为代表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有力地遏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种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消除了“左”倾路线的影响。所以，简单地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看待历史，无助于客观和正确地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

本人根据校友所提供的材料，采取“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整理出这篇资料，但仍难免有不足之处，仅供参考。

我希望读者能够超越历史，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共同总结历史教训，让“文革”的历史不再重演。

序

军外院的“文革”始于1966年5月15日（院党委按上级指示动员进行“文革”运动），结束于1970年12月24日（军外解散），历时4年多时间。真正的高潮是从1966年的10月5日开始（中央军委紧急命令）到1968年8月3日（革委会成立），两年不到。基本上处于全国“文革”的第一个阶段。

在林彪、江青“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和“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反动思潮的煽动下，从院、部、系到班的各级党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老知识分子普遍被批斗抄家，干部和群众饱受打、砸、抢之苦。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总参党委、南京军区党委和军外院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才使“文革”在军外院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军外院“文革”共经历四个阶段，先后发生十件大事：

发动阶段

（1966年5月15日——10月5日）

*大字报风潮

《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按院党委的设想，发动群众用小字报的形式揭发学院在教学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和突出的政治问题，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一斗、二批、三改”，争取运动在11月份结束。但是北大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镇压”学生事件对学员的影响很大。有的学员提出贴大字报。经请示总政和总参，都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不同意军队院校贴大字报。但是，6月14日，4系4班的学员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4系与3系的学员贴出数十张大字报，焦点集中在“到底毛主席的指示对还是总政、总参的指示对”。这次自发的大字报风潮经各系、各班做工作，很快平息下去。但这成为院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条“罪状”。

*从“假标兵”的揭发，到把矛头指向院党委

8月上旬，经总参同意，在全院开展“四大”后，院政治部当初专门组织标兵材料的干部，在大字报上揭发院党委所培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个假典型。4系2班的一些学员砸了“标兵”事迹展览。在“假标兵”事件的煽动下，5系1班一些学员提出“打倒修正主义院党委”的口号。

此时，张院长出人意料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副院长张XX，说他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张院长反而引火烧身，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二张从此结怨。

原本保守的1系干部学员在系领导和班领导的支持下突然“反水”，起来造反。措手不及的夏政委斥之为“布加勒斯特式的突然袭击”。

其他的“造反”则是一种狂乱的，无序的行为。例如，4系神经有问题的职工揭发系政委“攻击”毛主席，于是系政委被被撕去领章，罚跪“坐燕子式飞机”。4系的李XX、钱XX、王XX等3位老教授也被青年教员揭发成“三家店”，并被抄家、批斗。那时，只要院广播一声喊，大家就必须前往参加“革命行动”。

*28名青年学员进京告状

8月下旬，28名各系学员分批上了北京，向总参党委“告状”。9月16日全部学员和部分干教奉命到北京参观、学习地方大学的“文革经验”，准备参加国庆典礼，接受毛主席检阅。总参二部指示院党委，从28人背后查查有无“政治扒手”，院党委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部与1系两个方向上。10月5日“紧急指示”后，院党委“抓扒手”活动遂告终止。

外院文革第一阶段是造反派形成的时期，其特点是青年学员冲杀在前，一些干部与干部学员指挥在后，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院党委与总参二部党委。

造反夺权阶段

（1966年10月5日——1968年1月14日）

*“1.16夺权”

1966年底，外出串联的学员陆续回院。12月28日，以政治部、1系组成的“红联”为基础，吸收了3、4、5系青年学员的造反组织和几乎全部职工，组成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简称“红总”，人数达650人，占全院总人数的63%。为作好夺权的准备，首先加紧挖院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1967年1月上旬，1系多次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说：“以张X、夏X为首的院党委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学习敢于造反的革命干部，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训练部副部长顶不住压力，提供了院党委在北京“抓扒手”的情况。随后，有人揭发张院长“烧黑材料”，于是在1月14日召开对张院长的批斗大会。张院长、夏政委、傅副政委被扒去帽徽领章罚跪，蔡主任、金副主任也被拉上台表态。次日，“四野”、“红总”将张院长、夏政委、傅副政委戴上高帽，押上汽车到南京军院、海院等地游斗。

1月16日，“红总”宣布接管党政一切大权。下午召开揭批院党委的资反路线大会。“红总”夺权后，一些基层干部如院务部协理员黄XX、1系的李XX、3系的曲XX、4系的张XX、周X被游斗，5天后，周X上吊身死。同时，院领导被抄家、抄办公室。

纷乱中，1系“红总”干部学员，突然在院广播站宣布“四野”是“老保”，“四野”顿作鸟兽散，只剩“红总”独家造反、掌权。

此后，军委2.16文件“关于军队内部夺权问题的规定”下达，“1.16夺权”明显不符合文件规定的大联合、三结合的条件，因此“红总”把全面夺权改为部分“接管”。但是“红总”仍多次宣布“1.16夺权”是正确的，任何人不得再夺权。

*冲击南京军区

所谓“1.26事件”是冲击南京军区的诱发因素。1967年1月中旬起，军院造反派和“小三军”来院串联，认为“红总”是个“大杂烩”，4系1班组织的“造反轻骑”才是真正的造反派。“红总”里的干部带头与来人辩论，继而拳打脚踢，“插稻草，轰老保”。1月26日以军院为首的8、9家造反派联合冲砸了外院。事后，“红总”在研究如何报仇时，1系4班的“红总”学员主张：“借‘1.26事件’，揪出‘军院10.5’在南京军区的后台，把影响搞大，使‘红总’成为华东地区响当当的造反派。”政治部“红总”干部主张把“军院10.5”的头头拉到南京军区告状。

2月11日，“红总”一些人以及南京汽车制造厂造反派头头林X等，把“军院10.5”的9个头头抓到南京军区。进而，又抓军区副政委鲍XX、周XX到外院进行批斗。“红总”少数人这一行动遭到总参党委和南京军区党委的谴责。军区就“2.11事件”发出南京部队公告。2月21日，总参党委通过军区转“红总”电报：“红总”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冲击军区，抓走领导同志，令有关人员去军区承认错误，交出策划者。

冲击军区的行为激化了“红总”内部矛盾。2月18日“红总”负责人之一蒋X写出“忠于谁”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冲击军区的行为，提出应执行毛主席的八条命令，重新讨论“红总”的大方向问题。随即，“红总”宣布蒋X等学员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加以开除。

3月31日，军区工作组王XX、王XX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在“2.11”冲击军区事件中，“红总”一些头头有严重问题，责令写出检查。

但“红总”没有吸取“2.11”冲击军区的教训。4月7日毛主席的十条命令下达后，他们首先的行动是报复反对冲击军区的干部和群众。某“造反干部”在5月11日听完王效禹的报告后就宣称“星火燎原总部”（成立于3月4日，最盛时80人，最衰时20人。）、“一月革命挺进纵队”（成立于3月4日，最盛时100人，最衰时40人。）是保守组织。造反派的院务部部长称：“对老保除了吃饭睡觉外，都要专政！”从5月到7月，造反派打人成风。

在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煽动下，王力、谢富治出面支持武汉造反派把矛头指向军队，从而引发了武汉“7.20”事件，全国范围内的武斗开始了。外院造反派积极响应《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全面武装，与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围攻军区，企图打倒许世友。8月7日外院造反派参加了南京9家院校组织的武装游行；中旬，在外院打开军械库、分发枪支、勘察地形、私设电台、实验炸弹、举行演习、准备大规模武斗。

在院内，由于造反派采取“全面专政”的高压手段，大肆搜捕和殴打对立派的负责人，迫使“星火燎原”等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在全国掀起“反党乱军”高潮的恶劣环境下，“星火燎原”的主要负责人集中到北京，召开了“景山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一致认为“抓军内一小撮”的极左思潮很快会被纠正。果然，毛泽东提出了“还我长城”的口号，王关戚被抓。“星总”头头迅速回到外院，召开全体人员大会，鼓舞斗志，与造反派面对面的斗争又开始了。

从8月底到9月初，“红总”参加南京“揪许火线指挥部”，参与筹划9月5日的万人批许大会。但经周总理制止，该会流产，外院“红总”坚持到最后才撤离。

“十条命令”后，“红总”多次到军区揪斗副司令员王XX、司令部动员部长王XX，并拉他们到外院批斗。10月19日，“红总”串联“板西地区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在外院大操场召开万人大会，逼军区作所谓“检查”，冲击军区首要分子还在大会上控诉军区对他们的“迫害”。军区王XX（高步）、梁XX（二部）在场。但由于全国性的“反军”浪潮逐渐平息，“红总”的大多数群众也开始“降温”了。

至此冲击军区事件告一阶段。

*冲击总参二部

自1967年初“抓扒手”的事情揭发出来后，“红总”就认定外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在总参二部。因此，在1月13日夺权的前夕，“红总”的50余人组成“先遣兵团”去北京“炮轰二部”，火烧部长刘XX、副部长张X。2月2日，“先遣兵团”将张副部长架往火车站，李天佑副总长闻讯赶到，再三说明张要向中央汇报国际上发生的有关大事，待张汇报完了，再让他赴宁检查。但“红总”执意不允，并与李副总长“辩论”，逼王副总长承认揪斗张X是“革命行动”。

3月上旬，总参指示外院干部站出来工作，准备参加“三支两军”。张院长、傅副政委奉命于13日赴京。二部领导强调抓好纪律整顿，准备执行任务。但十条命令以后情况又有变化，军队院校继续进行文革。外院造反派将张、傅分别关进了3系2班和5系1班进行逼供，要他们交代所谓北京“三月会议”的情况。5月24日，“红总”宣布，“三月会议”是抓扒手的继续，是“资反路线的反扑”。5月26日，政治部保卫处长、“红总”头头在中层干部会议上，指派专人整理二部所谓“资反路线”的材料。

准备就绪后，“红总”又派人上北京。8月底，在二部门口安营扎寨，用大喇叭叫骂，煽动造反，严重干扰了二部的正常工作。9月中旬，康生把刘部长打成了“特务”，“红总”趁机冲进二部，逢人打人，见物砸物，撬保险柜、抢文件，致使大量机密泄露，造成严重后果。不仅如此，他们还整理和散发了针对二部领导的“揭发材料”，配合了康生等人“反党乱军”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活动。

为了取得总参党委的支持，在1967年8、9月间，“星火燎原”多次派人到总参文革办反映情况，受到文革办主任宋XX、工作人员石、米参谋的接见和工作指导。

*成立“复闹会”

在控制学院局势后，造反派准备在外院全面夺权了。一部分领导干部已经站到造反派一边，院领导中只剩下张院长与傅副政委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造反派吸取了“1.16夺权”的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逐步夺权。

第一步，举办中层干部学习班，“从中间开刀”，作好三结合的准备。造反派的第一期学习班从10月14日开始到11月27日结束。其间，播放康生关于夺权的录音，灌输林彪、江青的反动思想。在压力下，有的干部表态“一边倒”，但多数干部坚决抵制。如郭XX、董XX拒不“一边倒”。袁XX对9名要“一边倒”的系领导干部说：“如果你们要公开支持‘红总’的话，我愿以一比九的票数支持‘星火’、‘一挺’。”因而被他们反复点名批判。

第二步，借“复课闹革命”的名义，提出与“星火”、“一挺”联合，“吃掉”反对派，实现“大联合”。从11月初始，“红总”先后4次与“星火燎原”、“一挺”谈判。但“红总”无法达到“吃掉”对方的目的，终于失去耐心，对公布谈判真相的“星总”人员大打出手，谈判遂告破裂。从67年11月到68年初，外院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第二次打人高潮。谢X、刘XX、丁XX被抓去拷打，干部中的姚XX、钟XX被打得住院，教员沈XX被打得逃往外地，干部常XX收到夹子弹的恫吓信。用武力打垮对立面，也是造反派实现“大联合”的一个办法。

第三步，成立“复闹会”实现夺权。11月14日，造反派召开外院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复闹会”成立后，即开始掌管外院的一切大权，作形势报告、安排工作、公布作息时间表、干预学员的毕业分配等。

1968年1月14日，总参党委决定傅XX、袁XX、董XX、汤XX、丁XX、刘XX、蒋X、谢X、郭XX、唐XX、贾XX参加总参第四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此，“红总”于1月15日派人赴京，向总参党委提出抗议。

外院文革的第二阶段是造反派活动猖獗时期。他们南反南京军区党委，北反总参党委，从“1.16”到“复闹会”，实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夺权行动。造反派的倒行逆施也引起其内部群众的广泛不满，先后有许多人脱离了他们，同时也出现了内部的反对派。

文革初期被卷入运动的一些青年学员经过反思，逐步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坚决反对冲击总参机关和南京军区，并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所认识。7月12日，“星火燎原”以“白毛女”为化名贴出大字报“张院长可以挽救”，反对打倒张X同志。11月20日又以“星火燎原”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傅XX同志站出来工作。尽管这些主张没有立即起到扭转局面的作用，但是却为后来的“解放干部”、拨乱反正，打下了基础。

大联合阶段

（1968年1月14日——8月3日）

*“小山头”破坏大联合

外院的大联合是在总参党委的领导下逐步实现的。

作为大联合的第一步，是以总参第四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精神，统一全院思想。根据总参指示，外院11名代表组成传达“四代会”精神领导小组，3月5日开始正式向全院传达。其间，少数人破坏会场设施，揪打代表，但由于广大群众反对，传达得以进行。

第二步，先实现局部联合。3月11日，“星火”、“一挺”成立了“革联总”。根据当时的统计，全院1064人，“红总”635人，“革联总”272人，未加入组织者147人。

第三步，总参文革办院校组吴X、宁XX等十来人进院促进大联合。3月24日，全院实现大联合，成立了“无产阶级大联合总部”。当天王副总长代表总参党委来电祝贺：“你们学院的形势发展很快，祝贺你们实现革命大联合。”至此，外院已不存在对立的群众组织。

但是，当林彪、江青打倒“杨、余、傅”的消息传到外院后，少数造反派高呼“打倒杨成武”的口号冲进办公室，抢走保险柜及文件，占据5系一幢教学楼，设置武斗工事，首先用铁矛等武装起来，拉起一个继续分裂和打、砸、抢的“小山头”。人数不满70名。原“红总”绝大部分的群众已参加了大联合，就连主要头头张XX也不参与“小山头”活动了。

这个“小山头”拉起后，首先是打人。3月底，他们抓1系2班干部学员王XX、姚XX，绑在桌腿上毒打，并抢走钱与粮票。他们还在半夜设伏，用书包套住3系1班学员郎XX与5系2班学员郭XX，将之打得头破血流。其次是抓人。4月25日他们设伏突然抓走总参院校组组长吴X，逼其招供与杨成武的“黑关系”。4月底“小山头”的3系1班学员用铁矛将3系2班学员顾XX刺伤，并将其抓进“小山头”继续殴打。5月11日，“小山头”悍然列队到学院仓库抢纸，途中把阻挡他们的5系2班学员吕XX用酒瓶打伤头部，从而激起公愤，群众用砖石回击，打退了行凶者。从此，外院造反派“单方面”打人的情况成为历史，破天荒地发生了双方对峙的第一次武斗。

针对“小山头”破坏大联合、打砸抢的活动，4月26日晚，总参党委委托军区周贯五副政委来院宣读了给“小山头”的特急电报，责令他们立即释放吴X同志（此电报在院内外广泛张贴）。二是命令张X院长于5月中旬回外院筹组革命委员会（张X同志于2月份被总参党委召回）。张X同志于5月20日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召见，许司令说：“现在全省都大联合了，就只有外院还有闹事的，派一个连把‘小山头’平了！”消息很快传回学院，“小山头”于5月21日夜土崩瓦解。一些死硬分子跑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告状，找北京造反派串联，并到处散发总参党委“一小撮”执行资反路线的传单。不安定因素排除后，外院大联合得到巩固。

*打人报复事件

“小山头”垮台，骨干分子出逃。傅XX同志立即召集“大联总”中心组成员和部分干部开会，提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发生打人报复的事件。但是由于一年多来，造反派打人太多，在群众中积冤已深，一时难以控制，有的青年学员各找冤头债主，报仇雪恨。张X、傅XX、郭XX等领导干部四出制止打人报复，同时把情况向总参报告。总参指示：再打人报复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一指示传达后，外院打人报复风潮基本停息。

68年7月份，外逃的“小山头”成员陆续回院后，还是有少数人把李XX偷出去打了。傅XX同志知道后，立即找挨造反派殴打最厉害的同志到现场制止打人报复行为。

外院文革的第三阶段是造反派垮台的阶段。“小山头”的垮台是大势所趋，总参党委的电报和军区许司令员的讲话，对“小山头”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阶段

（1968年8月3日——1970年12月24日）

*院革命委员会成立

根据总参指示，68年5月15日成立“革筹”小组，主要成员有傅XX、郭XX、袁XX、董XX等。次日，张院长从北京回来参加“革筹”工作。全院开始酝酿参加革委会人员。6月14日根据群众推选的对象进行社会调查。26日，总参派出王XX、张X、石XX、赖XX组成的工作组来院了解“革筹”情况。根据7月22日的统计，全院干部、教员472人，参加大联合的331人，占70%；学员430人，参加大联合的368人，占88%；职工139人，参加大联合的130人，占94%。成立革委会的时机日趋成熟。为团结“小山头”受蒙蔽的同志，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还于7月24日亲自过问了曾参加过“小山头”、但转变较突出的崔XX同志的情况。

8月3日，外院革委会成立。主任：张X，副主任：傅XX、毛XX、丁XX、张XX，常委：郭XX、董XX、袁XX、刘XX，委员张XX、蔡XX、尹XX、徐XX、汤XX、郭XX、蒋X、陶XX、贾XX、崔XX、徐XX、钟XX，共21名。

总参党委、南京军区党委均来贺电，祝贺革委会成立。参加庆祝会的有李天佑副总长、江文主任、张挺部长、钱江主任，南京军区周贯五副政委、王六生主任。

10月15日，根据中央（68）92、139号文件，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院。领导组长程远发（南京红光厂革委）、副组长李桂洪（南药革委）、刘开顺（军区后勤13分部副部长），成员傅保权（13分部参谋长）、顾治安（红光厂干部），下设办事组、政宣组、斗批改组。首先做的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傅保权传达军区指示，“清队”由宣传队管起来，审干由军区管起来。

　

在外院，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动乱的结束。革委会是在总参、南京军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建立的，与造反派夺权的革委会截然不同。总参、南京军区都严格把了关，凡是造反夺权、或民愤极大的打砸抢分子，均都不能进入革委会。院革委会照顾到外院文革中存在三个群众组织的客观情况，让它们都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在后来的工作分配和下放过程中，院革委会成员大部分离院分配工作，少部分留在二外校工作。革委会对从外院到二外校的过渡起了桥梁作用。

　

1969年5月21日，张院长传达后勤孙副部长的指示，学员全部下放。1969年5月—7月，学员陆续分配工作，离开军外院。

6月14日，（除有特殊问题的学员外）最后一批待分配的39名学员下放到军区后勤14分部。

8月宣传队离开外院。按总参指示外院解散，成立二外校。基本确定19级以下转业，18级以上去总参“五七”干校。

11月，部分干部和学员开始分批调往总参二部工作。

张院长、郭XX等领导干部调总参工作。傅副政委交由南京军区安排工作。

南京军区指示傅副政委负责其他干部的安置善后工作，1970年12月向总参提交结束工作的报告。

至此，军外院“文革”结束。

2006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