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六 . 四”

 

1989年的“六 . 四”风波,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但人们对于它的印象和评论仍然存在分歧。

 

一、着急回家

 

北京人都记得,导致“六 . 四”事件的发生,有一段长达两个多月的“序曲”。先是胡耀邦去世,后来又提出“官倒”问题,不知怎么就逐步升级,闹成了游行示威。

我对这个过程并不清楚,因为当时我随同北京市一个贸易团组赴巴西举办展览会,直到“六 . 四”前夕才回国。

在巴西,我们住在里约市海滩边的旅馆里,美丽的海滩和热情的桑巴舞似乎失去了魅力,团里的同事们心里好像总是七上八下的,不踏实。巴西的电视新闻里,很少报道国内的消息;当地的报纸也不是英文的,很难看懂内容。但是,电视和报纸上的片断镜头和照片已经告诉我们,家里出事了。

过去出国,总觉得时间过得快,希望在外面多待几天;这次却不同,总想早点回国,好像是自己爹妈生了病,急着回去照顾。

展览会总算结束了,我们途经纽约转飞机,呆了两天。一到纽约,消息可就多了,中国人见面没有别的话,都是谈国内局势。开始我认为,事情闹不起来,政府出面做做工作,对“官倒”问题下几个文件限制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但在离开纽约的前一天晚上,不知从哪儿来了几个中国留美学生,手里捧着一个大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包美元。一个学生说:请你们把钱带回去,这是我们声援国内同学的钱,他们在天安门请愿,需要经费!

我的天,有这么严重吗?我劝阻了他们,先是肯定他们关心国内的改革和反腐败是好的,最后又解释:我不知道该把钱交给谁,回去也得上交我单位的财务处,如果被海关查出来还会没收,他们只能作罢。现在想起来,这些年青人太天真了!然而,他们对我的那种信任态度,使我感动。

 

二、执行任务

 

五月底,我们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我们入关时发现,海关人员根本不检查我们的行李,使人感到有些异常。

公司来接我的车刚刚驶出机场不远,一群人突然涌上来截车。“什么人?下来!”司机连忙说:“我们不是政府机关的,是工厂接客人的车。”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忙问司机怎么回事。原来,当时北京已经出现“无政府状态”,人们认为凡是从国外回来的政府官员,都可能是“官倒”,是腐败分子。一路上,我默默在想:难道“文革”又来了吗?

第二天,我顾不上“倒时差”,一早就来到公司。同事们说,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了,业务工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

晚上,我好奇地来到长安街。一看,满街的人,都像散步似的朝天安门方向走去。有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有步履蹒跚的老年人,有骑在爸爸肩上的孩子,也有大腹便便的孕妇。但是,没有车辆,也没有警察。整个城市,似乎瘫痪了。

我回国没有几天,就到了六月三日,那是个星期六。大约在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有人来通知我去开会。我的单位是北京市政府下属的一个局级单位,会议由局党委书记主持。他像是在下达战斗任务:“按照市政府的指示,今天晚上我们局要派人去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我们参加的同志都是党员,如果不能去的,现在就提出来,凡是去的同志一定要听从指挥!大家有什么问题?”

到会的人都表示要参加,没有提出不去的。论到我表态了:“我去,好多年没有遇到这种事儿了!” “哈——”我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恐怕是清理广场上的学生,说不定还要把他们一个个抬上车。搞不好会发生冲突,最好带上急救包、担架什么的东西。”经受了“文革”的锻炼,使我懂得要做些坏的准备。

晚上六点,我们二十几个人坐着单位的班车出发了,单位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真不含糊。我单位下属的工厂都分散在北京郊区,他们派出的人员也同时出发了。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六月三日傍晚,进城的路已经人满为患,有一些路口戒严了,几个厂的汽车无法到达指定地点。而我们单位的总部在长椿街,我们的车很快就到达了指定地点:人大会堂西侧。从车里可以看到大会堂西大门,向北可以看到中山公园,向东南可以看到前门。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天也渐渐暗下来。我问单位的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连一个警察也没有?”看着眼前黑丫丫的人群,领导只是说:“正在设法与市里联系。”那时很少有人有“大哥大”电话,即使有也不敢带来,一旦让群众发现我们是市里派来的,就麻烦了。别说我们把学生抬走了,恐怕我们就会挨打、被医院抬走了。好在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有的头发都花白了,不像是来抬人的。

 

三、不眠之夜

 

大约在晚上九、十点钟,情况突然紧张起来。先是听见远处有沉闷的声音,像是打雷,但有人说是爆炸声。后来又听一些人说,西单那边开枪了。这时,领导怕出意外,让我们都上了车。大约午夜前后,又听见隆隆的声音,从西边开过来一些坦克车,停在中山公园附近,有一辆向我们开来。突然从路边冲出一群人,拿着砖头、石块向坦克扔去,后来又一涌而上,用棍棒敲打坦克车。其实,坦克车是不在乎棍棒、砖头的,只见坦克车转回头,向大会堂西门开去,停在门口不动了。

到了一、两点钟,从前门方向传来枪声,可以看见有一道道火光在夜空中划过。又过了一会儿,有人说解放军冲进了广场,还打伤了人。我对领导说:“我们总呆在车上也不行,我去侦察一下,有情况也好向市里汇报。”也许领导知道我当过兵,同意了,并嘱咐我注意安全。

我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两个,装成学生的样子,走向纪念碑。当我走到大会堂南门时,看见几排解放军战士整齐地坐在南门的台阶上,有几个头上缠着绷带。不少人衣服也破了,显得很沮丧。再仔细一看,一个个都很年轻,像是新兵。我问一个受伤的战士:“你怎么受伤啦?”他看我上了点儿年纪,就说:“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被打的。”他一边说,一边像是要哭出来了,他还是个孩子啊!我心里不禁一酸。我又问:“你们坐在这儿干嘛?”他沉默不语,我明白,他无法回答我,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来干嘛。

我又走到纪念碑旁边,看到许多人挤在护栏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手举着扩音喇叭在大声宣讲,意思是说要坚持斗争。但我发现,这时广场上的人已经大大减少,看热闹的北京老百姓已经散去,留下的基本上是学生或他们的组织者。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有受伤的学生,也没有看到有救护车或医务人员来。

应该说,在64日凌晨四时以前,解放军还没有控制天安门广场,直到凌晨四时,局势才有了变化。大约在天蒙蒙亮时,大批的军队和军车开始集结在从中山公园到劳动文化宫的长安街上。我第二次要求去“侦察”情况,这次我需要把一块白色毛巾绑在胳膊上,这是市里统一规定的“暗号”。我弯下身子,沿着大会堂路西的平房一侧,向中山公园方向移动,这时路上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巨大的好奇心推着我向前走,我似乎感到自己是在穿越一段历史的时空隧道,记录着这不寻常的分分秒秒。

为了看清情况,我来到了与中山公园一街相隔的路口,隐蔽在一排小树后面。这时,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路上排列整齐的军队,他们都配备了半米长的棍子。这种装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大约凌晨五点左右,街头的扩音器开始响起来:“现在开始清场,请同学们立即离开广场,请你们排好队,从广场东南角撤出!”我知道,我也该撤了。这时,我隐约听见,广场纪念碑方向,竟传来了“国际歌”的歌声,显然学生们也打算撤离了。此时听见学生们唱“国际歌”,我心里的感受难以形容。这首蕴涵着“共产党宣言”革命思想的悲壮旋律,却由这些与共产党政权较量的年轻人吟唱出来,似乎有些“滑稽”,但在我听来则还有一份沉重。

当我返回单位的汽车时,路上碰到一个刚从广场撤出来的学生。我迎面挡住了他的去路,“你去哪儿?”我问他。“我的自行车还放在新华门……”他喃喃地说,好像还沉浸在昨夜的迷茫中,没有醒来。我一把拉住他,“还要什么车!赶快从前门那边出去,回学校吧!”我边说边推着他向南走去。从协助解放军清场的角度讲,我也算出了力;从学生的角度讲,我可能救了他一条命。

当我回到车上,还没来的及向领导汇报,解放军就排着队开过来了。突然有几个小男孩从路边胡同冲出来,躲在我们车后面向军队扔石头,有一个还喊了一句:“法西斯!”只见一个战士把冲锋枪向上一抬,“达、达、达”,几发子弹擦着我们的车顶,飞了过去,吓的大家都把脑袋缩进脖子里。显然,战士们没有看清是谁在攻击他们,却向我们冲来,此时只有我们在车里“坚守岗位”,四周已空无一人,骂人的小孩早跑了。我们领导这时候不能不说话了:“不要开枪——,我们是市政府派来的——!”我也连忙扬起胳膊,让他们看见我的白毛巾。可是战士们似乎不理会我们的“暗号”,仍然怒气冲冲地围上来,看来这回六十六师算是碰上了六十八师,自己人不认得自己人了!

这时走过来一个军官,好像知道有我们这么支“地方部队”。说了句:“他们是市里派的。”“你们怎么还不走?”他反问我们。我刚想向他解释:还没接到市里撤退的通知,只见他把手一挥:“快走!”我们一看,县官儿不如现管,大家早就又饿又渴,赶快撤!

这时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早上八点钟。

 

四、不要让历史重演

 

班车回到单位,我没有回家,径直回到办公室。因为是星期天,单位里没有人,我索性往地毯上一躺,感到浑身无力,但却睡不着。

“铃、铃、铃”,是谁星期天还来电话?不是又有任务吧!我连忙爬起来抓起听筒。对方是我单位的小李,他先是述说了昨夜解放军进城与群众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然后说:“我心里难受啊!”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小王又来电话。小王也是工农兵学员,插过队,当过工人,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从不发愁。可这次在电话里一句话还没说完,就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抬头看着窗外,只见天空忽然被黄沙弥漫,还是中午时分,天色却像是接近了黄昏。

这是怎样的一夜啊!我想起了“文革”,想起了“文攻武卫”,想起了派性武斗留在墙上的弹孔。

后来的事情,我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在我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位厂长失去了儿子,他儿子在那天晚上到街上去,被流弹击中身亡。然而,传说在天安门广场上,解放军的坦克冲进了学生人群,血流满地,确实不是事实,起码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见在场的人这样说过。

但是,使得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最后不得不动用坦克和军队,以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绝不是上策。相比之下,上海市的做法就好多了。在那里,虽然也发生了群众的过激行为,但政府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和到位,没有使矛盾激化,更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今天,如果让我回过头去反思“六 . 四”,我要说两句话。一句是对老百姓讲的:民主是沙锅里煲的汤,只要民主、不要法制,就好比打破沙锅取汤,汤也保不住。一句话是对政府说的:政府的工作要掌握好火候,火小了不能解决问题;火太大就会把汤熬干,最后连锅也烧坏了。

今年中国闹SARS。开始政府没有重视,工作力度不够,结果全国蔓延。后来重视了,把情况如实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同时采取了适当而不过分的措施,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和支持,结果很快控制了疫情,并得到国内外的好评。

对于“文革”和“六 . 四”等历史事件,我们应当在适当的时候,认真进行总结。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肯定的态度,都于事无补。我们不仅要汲取教训,而且要分析原因,从而总结出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的正确办法。否则,还可能发生类似的事件。

 

                                                          2003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