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中的肯定

 

前几天,看到电视里有一群巴西演员穿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服装跳舞,仔细一看是在扮演“红色娘子军”。看来,一些“文革”中创造和流传下来的东西,仍然还存有生命力。

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口号。但是,“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该否定吗?

毫无疑问,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是错误的,其方法和政策也是错误的。“文革”的错误,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又一次反映,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长征”和“延安颂”,就会有所体会。

然而,“文革”中所提倡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也有一些可取之处。这些思想和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长期革命传统教育的反映,是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表达,不能一概否定。

 

一、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大家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明确指出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并与“苏联修正主义”思潮针锋相对。历史事实完全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终于垮台了,“资本主义复辟”成为了现实。这种社会制度的“剧变”至今也还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多少好处,而原苏联的解体和衰落却促成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使得国际秩序失去了平衡和稳定。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因而他以此为理由发动“文革”、以避免中国“变修”的初衷,也就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毛泽东采用“文革”的方式,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无疑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的面前。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现在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如果搞一次“民意测验”,大陆民众赞成“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许会比过去增加许多,尽管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也说不清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有一点是可以预见到的,如果中国也走苏联易帜和解体的道路,其后果不会比今天中国的情况好。

 

二、关于教育路线问题:

“文革”的浪潮,首先冲击了教育领域,中学和大专院校纷纷停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教育脱离生产实践”,提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其结果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大专院校废除“高考”,只招收“工农兵学员”。

“文革”所倡导的教育路线,否定了建国以来的成绩,是极“左”路线的反映,使中国的科技人才无法得到培养,降低了基础教育水平,耽误了一代人。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上山下乡”也锻炼了一代人,许多知青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并成为后来改革开放中的中坚力量。

今天,我们的教育似乎又出现了脱离劳动和社会实践的问题,片面追求学历、文凭,忽视基础教育和专业技能教育,研究生一大堆,而工厂却招不到技术熟练的车工、钳工。更令人忧虑的是,从艰苦地区出来的大学生,大都不愿再返回家乡,他们还不如“上山下乡”时代的知青和工农兵学员富有献身精神。这样下去,农村如何能够培养出自身的“造血”功能呢?“三农”问题又怎么能够彻底解决呢?城乡差别何时能够缩小和消除啊?

其实,“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引导和妥善管理。“文革”之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支援新疆、东北和山西等地区的建设,他们是“上山下乡”的先驱者。今天,中央机关和大城市又派出干部和文教卫生等技术人员,到中、西部落后地区帮助工作,并号召大学生支援落后地区,这也是“上山下乡”的继续。所以,毛泽东提出“教育改革”、“上山下乡”,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采取了“搞运动”、“一刀切”的做法,使原本正确的改革无法健康、持久地开展下去。

 

三、关于文学艺术问题:

毛泽东批判当时的文艺路线,主要理由大概有两条,一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是有人利用文学艺术反党、反社会主义。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口号、“拿起笔、做刀枪”,不仅破了该破的“四旧”,而且把不该破的传统文学、艺术、文物、古迹、宗教等,也统统一扫而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从另一方面来看,“文革”弘扬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旋律,也是客观事实。“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现代舞剧、钢琴协奏曲“黄河”、以及“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等影视作品、和许多健康向上的歌曲,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有力地排斥了不健康的精神垃圾的影响,尤其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打倒“四人帮”以后,文艺战线克服了“左”的影响,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涌现出了一批好的文艺作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迅猛发展,又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之后,我们批判过去单纯“突出政治”的倾向是必要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是“不要政治”。

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充斥着不健康、甚至是反动的东西。色情、暴力的宣传通过互联网而无孔不入,严重影响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在许多地方,封建迷信和各类邪教死灰复燃,人们为自己死后大建阴宅,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一些人甚至颠倒历史,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甚至把岳飞、文天祥也说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不再是什么民族英雄!

“文革”中“脸谱化”、“高大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固然过于偏激和生硬;但今天泛滥成灾的种种“精神毒品”、“糖衣炮弹”,其破坏性更大。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抑制它们的蔓延,就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空虚、贪图享受、人心涣散、民族分裂、国力衰落、社会动荡。其结果,也许会比“文革”的结局更加不可收拾。

 

四、关于干部腐败问题:

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了“走资派”的概念。当时,除了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干部以外,几乎所有“当权派”都被打成了“走资派”,被统统赶下了台。夺权上台的“造反派”头头们,自然都充当了极“左”错误路线的急先锋;即使是后来掌权的“工宣队”、“军宣队”,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派性斗争”,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错误路线的“替罪羊”。然而,除了极少数人外,不管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头头”;不管是“工宣队”,还是“军宣队”,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现象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和普遍。

过去的“以权谋私”,不过是“走后门”当兵、招工;今天的“以权谋私”,或是把国家项目包给自己的亲友,或是相互串通欺骗中央,或是挪用公款搞形象工程,或是包庇坏人走私贩毒。过去的“贪污腐化”,大多是些“小偷小摸”、或“乱搞男女关系”;今天的“贪污腐化”,不是用公款到国外赌场挥霍一空,就是贪污巨款、潜逃海外。而领导干部占有几处公寓、公开包养“二奶”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可以这样说,今天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问题,比起“文革”和“文革”以前的时期,更加严重和普遍了,老百姓对此的意见和反感更加强烈了,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是毛泽东在世,不知道又要枪毙多少个“刘青山”、“张子善”!

 

五、关于社会风气问题: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和焦裕禄的高潮,社会风气越来越好。但是,“文革”严重地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检法”被废除,“打砸抢”成了“革命行动”,“文化革命”发展成了“武斗”和“内战”。多亏有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等一批领导人先后出来收拾残局、拨乱反正,才稳定了局势,减少了损失。

尽管“文革”十年动乱破坏性极大,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不健康和反动的东西仍然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群众运动,仍然促使人们保持着艰苦奋斗、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崇尚劳动和无私奉献、维护社会公德的良知,并没有泯灭。也正因为如此,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才会不得人心,伟大的“四五运动”标志着人民的觉醒和反抗,为“四人帮”的倒台和“左倾”路线的终结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因此,对于“文革”不应该简单地“彻底否定”,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研究和总结,在否定“文革”中错误的同时,应当分辨出正确和积极的方面,不能一概而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行径,为冤假错案平了反,社会风气也得到迅速的好转。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建国后已经绝迹的一些丑恶现象又滋生出来。走私、贩毒、卖淫、赌博、嫖娼、车匪、路霸、传销、黑社会、贩卖妇女儿童,种种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触目惊心。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官匪勾结”、“称霸一方”的局面,似乎“南霸天”、“还乡团”又回来了!

在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被撤销了。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城镇公费医疗等保障机制逐步消失,血吸虫病,性病,艾滋病、恶性职业病等过去已经绝迹或很少发生的恶性疾病开始泛滥成灾。更严重的是,假药庸医、医疗事故、医德败坏、男女比例失衡等新的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这些问题,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没有出现过。

 

六、关于发展模式问题:

“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苏联“计划经济”框框的束缚,再加上当时不切实际地追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过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作用,形成了政企不分、责权不清、平均分配、管理粗放的经济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启动了政企分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立产权清晰、责权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在否定“文革”以前“计划经济”的弊端时,同时也忽视了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又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制大环境,经济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事实证明,我们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放任自流现象。重复建设、乱占耕地、非法采掘、破坏资源、浪费空前。在我们的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到处是“注水肉”、假烟酒、有毒韭菜、劣质奶粉、“黑心棉”、“豆付渣”工程,让人望而生畏。再看看环境的污染:草原沙化、森林减少、河流与海洋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天然物种灭绝、生物链破坏、外来物种成灾、空气恶化、生态失衡。不仅使正常的生产活动无法进行,而且也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存。

最近,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但已经为时太晚。如果当初我们能够尊重陈云的意见,处理好“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的辩证关系,不是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与世界接轨”,我们的损失也许会小的多。

 

七、关于贫富差距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批判了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提倡“多劳多得”,鼓励合法的个体经济的发展,大大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文革”以前人们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工资,差别不大。厅局级领导干部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只是二百元与几十元的差别;而农民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差别也不太大,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劳动所得与非劳动所得都成为合法,“灰色”收入也多起来。一些企业领导人和“高管”人员的实际年收入,可以达到几十万、上百万元。所谓“中产阶层”的月收入水平,一般少则七、八千,多则万余元,相当于一般农村家庭或农民工一年的总收入。据资料统计,我国已经被列入世界贫富差距悬殊最大国家的行列。

应当承认,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包括城乡贫困人口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引发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地域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文革”期间,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似乎阶级矛盾很尖锐。其实,“文革”以前几乎已经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的情况了,连农村老太太养的老母鸡也要被“共产”,哪里还存在“剥削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可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私人不仅能够拥有生产资料,而且还可以自己办企业,当老板、“资本家”。也就是说,“私有制”、“剩余劳动”和“剥削”现象都可能存在;不仅可能,而且是合法的。那么,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阶级差别和两极分化也就可能出现;如果处理不好,阶级矛盾就会被激化,社会动荡和冲突就可能发生。因此,如何克服过去“平均主义”的弊端,同时又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了。

 

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起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一段历史。人们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可能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更容易在纠正前一个“朝代”的错误时,却又“矫枉过正”,造成了新的错误。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历史,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做出客观的分析和总结,从正反两个方面借鉴其经验和教训,从而使我们今天的工作少犯错误。

 

                                        200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