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农民的创造

 

最近“焦点访谈”连续报道了两个老农民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吴仁宝,是江苏华西村的老书记,他带领全村办纺织业致富,家家户户住上了楼房、买了汽车。另一位叫王乐义,是山东寿光市三元朱村的支部书记,他率先搞起了蔬菜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并把经验推广到本村和外村的农户,带领一方农民群众走上致富道路。

我初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特点:

1、          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农村老党员、老书记;

2、          都很廉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3、          都能因地制宜,确立适合当地特点的发展思路;

4、          都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思想解放,敢于创新;

5、          都能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新模式。

他们的事迹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让我感触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他们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如果全国的农村都能有这样的致富带头人,能够因地制宜地带领农民致富,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二是,他们的创新精神令人感动和敬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为什么与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原因很多,但缺乏创新精神,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江西到过不少农村地区,冬天地里很少种东西,在那里很难看到山东农村那样的蔬菜大棚。是技术上难以掌握吗?我看还是人的观念问题,习惯于传统,不愿意创新。

华西村的吴书记说的好:“华西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陈云说的 —— 不唯书、唯上、只唯实。”因此,他敢于创新。

确实,我们只能根据中国的国情,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过去我们曾经照搬苏联的经验,并不成功;今天如果我们把西方国家的经验生搬硬套过来,同样也是不成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许我们可以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理论,但是对于一些核心的技术,人家是不会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创造。

而在社会科学方面,似乎西方并不“保密”,反而积极地向我们“推销”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对此,有些我们是可以借鉴的,而完全搬过来也是不适用的,甚至会引发社会问题。

就拿“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来说吧。在西方国家已经很成熟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就有些“水土不服”。现在的老百姓,抄股的人少多了,又把钱放回银行去了。

再说“市场经济”吧。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赔出老本儿去终于“入了关”,能上市场的都上市场了,连老婆孩子都成商品了(外国人来中国买孩子、买老婆的可不少)。结果人家西方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说我们是“计划经济国家”!真是的,本想伸过脸去跟人家亲嘴儿,人家却给咱露出一个凉屁股!

我看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公理”可讲。我们也别老是跟在别人后头去学了,还是要“自力更生”;“神五”、“神六”都靠自己搞出来了,中国人就出不了一个“爱因斯坦”?

上面讲的两位老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模式,实在是了不起!我看,他们比一些搞社会科学的理论家要强。甚至可以说,比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先驱—— 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更伟大。

马克思从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提炼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加以验证。我想,老吴头儿和老王头儿在建设他们的新农村时,可能没有去马克思的书里面找过什么依据,而是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创造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也许足以让马克思老爹感到欣慰的了。

中央最近提出了“建设创新型社会”的口号,我很赞同。但是从媒体的宣传看,似乎仅仅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创新,而很少提到社会科学的创新,是令人遗憾的。难道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只要自然科学,不要社会科学;只要经济基础,不要上层建筑吗?

过去我们讨论问题,总爱问是否符合什么“主义”,动不动就要分出“左、中、右”来,吓得人们不敢讲话,因此社会科学也确实难搞。所以说,我们的思想还应该再解放一些。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还是我们过去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传统解释,都不能迷信,都需要根据现在的新情况来重新认识,从而创新我们的理论。

一说到“创新”,人们自然就想到科学家、科学院。其实,只有广大的生产企业和农村都参与到创新的洪流之中,并成为主力军,创新才能形成气候。现在社会上对于华西村等一些典型,也有不少或褒或贬的争论,有的说它是“家族企业”,有的说它的产权不清、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还说它施行“奴隶制”,是个“怪物”,等等。我看,对于新生事物,没有必要过于苛刻。

西方之所以比东方先进,就是允许创新,也允许失败。而我们身边一旦出现一种新生事物,首先总要用什么“标准”或“主义”,来衡量它是姓“社”、还是姓“资”。因此就让大家都染上了“政治恐惧症”,干什么事儿之前总要先想想,是否会犯“政治错误”。这种不良的习惯,是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反映,应该改一改了。一个社会,如果不允许人们持有不同的政见,更不允许公开表明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如何能够创新呢?

体改会高尚全会长讲的两个概念,很有道理。一个是:“非禁即可”。意思是说,凡是法律不禁止的,企业和老百姓都可以干。二是:“民本经济”。意思是说,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换句话说,人民是主人,要以民为本;政府是“僕人”,要为人民服好。我们的一些干部,把“三个代表”理解错了,以为自己既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其实这还是封建意识在作祟。所以他们把人民的利益和权利,都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了。

提倡创新,就要允许创新者犯错误、改正错误。我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华西村和三元朱村出现,不管他们身上带有多少不足和缺陷,我都会为他们鼓掌。

 

                                                                     20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