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帅，对不起！

最近看了中央8台的电视剧“张学良”，使我对“西安事变”等历史问题的看法有了些变化。

过去，我们都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对张学良执意要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至于长期被软禁，不少人认为是不明智的，周恩来也说：“看京剧‘连环套’中毒太深了”。我自然也是这样看的。

我对张学良的看法并不太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旅居美国后迟迟不来大陆“寻根”，有悖常理。二是他父亲张作霖曾经镇压过我党的革命分子，李大钊就是他杀害的。我甚至认为，张学良后来对发动“西安事变”是有忏悔之意的，他归依基督就是忏悔的具体形式。

这次看了电视剧后，我的上述看法有所改变。这要从剧中蒋介石的一句话说起。可能是在第19或20集中，宋美龄对蒋公说：“你把汉卿关了这么多年，现在该给他自由了！”蒋公一听，脸马上拉长了，满脸怒气地说：“要不是‘西安事变’，你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不禁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是把“西安事变”看成是他失去天下的主要原因和转折点！难怪在他临死时对蒋经国交代说：“不能放虎”（对张学良）。

追溯到1936年，当时工农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仅有几万人，力量很单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就不会有抗日统一战线，也不会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将继续实行“先安内”的政策，集中力量打共产党，甚至勾结日本人一起“剿共”，那么中国的历史确实可能要另外写。那样一来，日本人将有可能在亚洲战场上全面取胜（起码蒋公会把半壁江山让给日本人），并危及苏联东部，这必然会形成与德国人两面夹击苏联的局面。如果苏联被打败，美英等国将可能会观望（实际上也曾观望过一段时间），甚至会把苏联和亚洲当作“肉包子”扔出去，把“狗”引开，以保全自己，还能借法西斯的力量消灭共产主义，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岂不更好？

但是，张、杨二人“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捅出个“西安事变”和抗日统一战线，使中共的红军合法化，并且迅速壮大了起来，成为了蒋公后来无法消灭的力量，并反过来要与他争天下，你说他怎么能不恨呢？汉卿怎么能不被扣呢？杨虎城怎么能不被杀呢？

也许没有“西安事变”日本人也会失败，蒋家王朝也会垮台，新中国也会诞生。台湾的蒋家王朝不是垮了吗？许多英、法殖民地不是也独立了吗？但“西安事变”加快了中国前进的步伐，这是肯定的。

一个人或一个事件对历史的作用，往往要在许多年以后才能看出来。张、杨二人和“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国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甚至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并夺取了政权，我们不能不对张少帅和杨将军说一声：“谢谢！”

另一位张将军——张治中曾是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和谈的代表。谈判破裂后，周恩来劝他留下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并说：“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这里所说的“姓张的朋友”就是张学良。

那么，为什么周恩来要说对不起张学良呢？我至今还是不太理解。从目前的资料看，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领导层事先并不知道。后来才派周恩来去调解，并且是按照“放蒋抗日”的意图去调解。而当时张学良在事变前就一直因为蒋公让他“不抵抗”日本人而恼火，他和杨的军队并不是蒋的嫡系，受到排挤。所以，他们起事是有历史原因的。张、杨二人起事后并不打算“放蒋”，而是想“狭天子以令诸侯”，一方面要“逼蒋抗战”，另一方面也打算加强自己的力量，甚至联合共产党盘锯西北江山。然而，他们的愿望是幼稚的，如果那样做就会引起内战，亲日派就会另立“中央”，反而不利于抗战。

所以，中共方面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一方面以周恩来的特殊身份“劝蒋抗日”，另一方面也劝说张、杨放蒋。与蒋公谈“生意”如同与虎谋皮，中共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红军接受政府改编”（即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对于张、杨二人来说，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生命。

张学良陪同蒋公回南京是周恩来没有想到的，就像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张、杨没有想到的一样。人们说张少帅太天真，陪蒋回宁太“愚忠”。现在看来，他并不是“愚忠”。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他手里保存着蒋公让他不抵抗日本人的“手令”（放在纽约），蒋公不敢杀他；第二，他陪蒋回宁，说明他“襟怀坦白”，一心抗日，并不想留在西安搞小山头，更没有投奔共产党的意思（避免了加深国共间的矛盾）。这样一来，别人抓不到多少把柄，对自己、对国人都交代得过去，而蒋公也有了面子，不能随便撕毁统战协议。你说张学良不聪明吗？他不仅是聪明，而且是顾全大局，对历史负责任。

尽管这样，他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为了抗战救国，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在种种阻力下，他终未能回到家乡来看上一眼。

作为后来人，我们享受到了民族的尊严和国泰民安，当我看到电视剧中满头白发的百岁老人在异国他乡，抬首眺望着大洋彼岸的家乡，我不禁涌出一句话：“对不起，少帅！”

2002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