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国情数据

 

    最近中宣部出版的《七个怎么看》一书,披露了一组最新国情数据。摘录一些,供参考(括号中是本人的“小评”):

1)发展不平衡:

1983年,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为 1.82 1

2009年,比例扩大为 3.33 1

1978年,农民与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相差 209.8 元;

1992年,以上差距扩大到1242 元;

2009年,以上差距达到12022元。

2009年,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 38587 元;

西部地区年人均收入 18090元;相差2 万元。

目前,全国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94% 在中西部地区。

(小评:自古以来,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是不平衡的。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集,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与东部地区不同。不过,只要各民族群众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和提高,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能得到尊重,发展的不平衡并不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目前的问题在于,中西地区的某些不科学、不合理的开发,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态平衡和资源的保护,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2)招工难,就业难:

每年需要增加就业的城镇劳动力为2400万人;

而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人。

目前,农村有一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出去800万人。

2010年,大学毕业生达到630万,是10年前的5倍。

加上往年未就业的,2010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超过700万人。

(小评:随着中央关于中西部开发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就业问题就可以解决。不仅“东南飞”的民工可以回到中西部就业,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也可以迁往内地,“招工难”问题就缓解了。)

3)看病难:

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24.7%

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75%),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55%)。

目前我国城镇保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12亿人口;

仍有一亿多人口,没有任何形式的基本保。

目前个人自付比例仍占总医疗费用的50%左右。

(小评:“看病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政府投入不足,二是基层社区医院不到位,三是公立医院过于“趋利”。从另一角度来讲,由于人们生活富裕了,不少人养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体质下降、疾病增多、医疗资源不足的原因。)

4)教育公平问题:

基本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入学率,从1949年的1.5% 上升到79.2%

教育经费差距大,2008年上海初中人均教育费15473元,贵州为2310元,相差6倍。

(小评:城乡之间、“好校”与“差校”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平衡,亟需解决。人们“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又加剧了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矛盾。教育的应试化、功利化、商业化,也使教育丧失了它的全民性和公平性。)

5)房价过高:

今年一季度北京商品房均价为21880/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88.4%

2009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房价为27500/平方米(RMB),

德国柏林普通住宅房价为17000/平方米(RMB)。

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52%,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小评:应当看到,目前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28平方米,为1978年的4倍。而农村的住房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谓房价过高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住房的商业化、投资化和投机化造成的。而一些大城市的人口过快膨胀,也是推高房价的另一原因。因此,我国城镇化的进度和分布,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安排。)

6)分配不公:

2009年,浙江与贵州城镇人均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元;

上述两地农村人均收入分别为,100073000元。

目前全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低收入群体为2.7亿人。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世界收入差距过大的标准(0.4)。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不足20%(城镇为62%);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不足31%(城镇为60%)。

(小评: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个体、私营、合伙、合资、外资等多种非公经济分配形式,也出现了承包、租赁、房租、股票、收藏、导游、讲学、家教、咨询、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多种渠道的个人收入来源。因此,与文革以前单纯的分配制度(城镇的工资制和农村的工分制)相比,现在的分配制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当然会出现多样化和较大差距。简单地讲这是“分配不公”,并不科学。缩小分配差距的可行办法是,建立透明的个人收入申报和监督机制,依法征收个人所得和经营税负,开征遗产税、房产税等。)

7)腐败问题:

2009年,全国纪检监察立案134504件,结案132808件,党政处分138708人,法办5366人。

2003年以来,立案数量年均下降5%

目前,中央已出台对县处级副职以上干部的个人财产、投资和家属情况的汇报制度。

(小评:干部腐败需要存在两个条件。一是干部存在“以权谋私”的企图,二是社会存在“钱权交易”、“以色谋财”的市场。在这方面,现在的干部要比文革以前的干部“大胆”的多了。原因在于,文革前对干部作风的监督比较“到位”,而现在对干部的监督比较“宽松”。要解决腐败问题,一方面要多杀几个像重庆文强那样的干部,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黑社会”,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