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的勇气

 

20集电视剧“彭真”终于播完了。回顾一下他的一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彭真的政治勇气过人。

彭真在1923年投身革命,并很快就成为了我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1929年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直到1936年国共合作时才获出狱。在被关押的7年里,他多次领导绝食斗争,并争取到了为革命而学习的条件。在狱中,他通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研究了大量有关法律的书籍,这为他今后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正因为他把投身革命的初衷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因而就必然会增强他坚持真理的自觉性和政治勇气。

在“彭真”剧中,处处表现出了他过人的政治勇气。比较突出的有这样几处:

11966年初,“文革”的风云正在酝酿。姚文元撰文批判吴晗的文章“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当时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彭真明确表示,允许在学术讨论中批评错误观点,但不能随便上升为政治问题,不能搞极“左”的作法。当工作人员问他,北京的新华书店是否订购姚文元的文章,彭真斩钉截铁地说:“一本也不订!”表现出了他与极“左”路线作斗争的勇气。

记得“文革”初期,北京市委是第一个被攻击的政府部门,彭真也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国家领导人,其罪状就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很明显,如果北京市的机关、学校和各行各业都抵制极“左”路线,“文革”也就无法开展。尽管彭真的勇气不可能阻挡这场风暴的来临,但他却是“文革”历史中敢于坚持真理的第一位勇士。

2)在“秦城监狱”关押了9年之后,彭真终于被平反了。他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更不像一些人那样去“捞官”、去“先富起来”,而是埋头从事国家的法制建设。

“文革”中人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造成了理论上的变形。彭真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要符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比较少,农民的人数多,而社会各阶层的分布也比较复杂,还是提“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好,这样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彭真刚刚恢复工作,敢于纠正“文革”形成的谬误,不怕再次被打倒,再现他的政治勇气。联系今天的“三个代表”理论,我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必须以“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为基础,而这也是我国立法的出发点。

3)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问道:是“党”大还是“法”大?彭真回答:“我们的立法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法律本身就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而政党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立即响起了掌声。

彭真的这个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他年轻时就经受过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铁窗之苦,建国后他又与“苏共”以“老子党”的态度围攻我党进行过斗争,而“文革”的历史教训更让他看清了把党和个人临驾于法律之上的严重后果。他多次提出,要使“文革”的历史不再重演,就必须用法制来规范政党的行为。回想一下,即使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但是“文革”的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用个人的意志代替了党、代替了法律。彭真从法制建设入手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在新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扭转乾坤的一笔,而且也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提出挑战。

4)“彭真”剧在结尾时说,彭真在退休前给大家留下一句话,作为对全国人民的交待,这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原名“傅懋恭”,为了追求真理,他更名为“彭真”。“文革”以后,他领导立法工作,调查研究、尊重事实、力排众议,制订了刑法、民法和一系列经济、行政法规,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法律准绳。就拿“矿产法”和“破产法”来说,由于涉及到千百万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他反复研究,兼顾国家和个人的利益,慎重立法,表现出了彭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和“法律的父母是人民”的政治家眼光。

我个人认为,彭真的政治勇气来自于他对“以法治国”的理性认识。过去,我们把“法”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列宁也提到过“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至今,我们甚至还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国家、没有政党、没有阶级了,法律也没有必要了,出现矛盾时靠人们“劝解”就行了。现在看来,这是不现实的,“劝架”也要有法律依据。

现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必须改革上层建筑、改革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如何改革政府体制、如何建立基层民主机制、如何有效地监督公务员依法办事、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如何健全“多党合作”的政党生活制度,如何解决腐败问题,等等,我们面临的课题还很多。要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真正有所突破,我们需要向彭真学习,提高“以法治国”的政治勇气才行。

 

                         200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