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舟共济”说起

 

    在此次召开“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正好在播放电视剧“同舟共济”,似乎是有意的安排。

    该电视剧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该片详细描述了民盟、民建、民革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浓墨重彩地突出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和人士之间的共存共荣的主题,这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并不多见。

    有这样一些剧情,很值得回味:

1、为了组建“新政协”,中共地下党成功地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把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批一批地转移出来,护送到北平。

2、邓颖超带着毛、周的信,到上海劝说怕钩起往事而不愿来北平的宋庆龄北上,参加筹建新中国。

3、蒋介石听说民主党派和国民党起义将领参加了新中国的联合政府,气急败坏地命令刺杀上述人员,但均未得逞。

4、在新政协领导人、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部长的人选中,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名额比较多,一些人发牢骚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而毛泽东说:“国旗上也有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鲜血,江山要大家一起来坐!”

5、在讨论国旗方案时,有人推荐五星红旗的方案,并解释说:“一颗大星代表共产党,其他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工、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郭沫若似乎不同意:“将来进入了社会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是不是还要去掉两颗星?”周总理说:“到那时,四颗小星可以代表东西南北的各界人民嘛!”

6、在讨论“共同纲领”时,有人提出应该写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周总理解释道:“我们现在还很困难,需要保护私人工商业,我们的情况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但是,现在不提社会主义,并不是说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

7、张治中是国民党的和谈代表,留在北平后有些担心,总觉得不向蒋介石做个交代不妥,怕人家说他背叛“领袖”。宋庆龄劝他说:“背叛领袖的是蒋介石,如果孙总理还在,一定会赞同共产党今天的做法,共产党才是真正实现了三民主义。”

8、张治中问毛泽东:“如果蒋介石回来,你们欢迎吗?”毛立即回答“当然欢迎!我们说他不好,并不是说他什么都不好,他收复了南沙群岛,就是做好事。”张又问:“国民党开始时也是好的,后来腐败了。共产党现在胜利了,今后是否也会腐败?”张看毛没有立即回答,补充道:“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但毛说;“你问的好,我们会想办法克服腐败,还要请你们监督啊。”

 

    以上的剧情和台词,固然有人为加工的可能;但是,我相信该剧仍然能够反映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尽管后来的变化背离了初衷,使新中国走了一段弯路,并伤害了许多人,但“同舟共济”的历史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今天,当我看到了“两会”的报道,尤其是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非公经济和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时,我似乎感觉到了建国初期那段“同舟共济”历史的“再现”。

    首先,此次令人关注的“修宪”内容之一,就是明确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些专家进一步说明:这里所说的“私有财产”,不仅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及厂房、设备、工具、材料、技术、专利、产品等)。上述提法,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十分相似。

    其次,对于非公经济的发展,不再采取过去“限制”的态度,而是明确提出要鼓励其发展,这与“共同纲领”中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也是一致的。

    此外,在这次修改政协章程时,还明确了政治协商制度将作为国家今后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就为实践“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人民民主专政”等政治理念,构筑了体制框架和运作平台;同时也向人们暗示,“政协”的政治地位,又将回升到建国初期时的高度。

    以上种种迹象,似乎在重新诠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一下马列著作中的一些论断,它与我们今天认识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列宁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并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据为己有了。”(“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他进一步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这个基础进行胜利斗争的唯一手段,是消灭阶级的唯一办法。”(“列宁全集”第31卷第355页)

    可以看出,马列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定格在“消灭私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之上的。

    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排他性”和“一党专政”的属性,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权。”(“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27页)

    很显然,我们今天对待“非公经济”、“私有财产权”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问题的政策,与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论断是不同的。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的概念,与马、列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涵义也不一样,。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和百年来的革命实践,与当时的欧洲以及后来的俄国都不相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中国革命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其他民主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有“同舟共济”,中国人民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这就是结论。历史还证明,一旦我们放弃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像苏共那样搞“一党制”、“一言堂”,我们就会失败,这就是教训。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建国初期的新中国是相似的,同样面临着人口多(今天更加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等共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像建国初期那样,鼓励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仍然十分必要。

    如果从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程度来看,与建国初期相比,甚至可以说是“今不如昔”的,张治中先生所担心的腐败问题现在果然发生了,并且严重地影响着政府的威信。因此,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更有必要接受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革政治体制、克服“一党专政”的倾向、健全法制体系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实势在必行。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在今天,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距离马列所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十分遥远。由于中国的国情与过去的欧洲和苏联不同,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构想,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的中国来,我们只能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从自己的实践中去寻找答案和出路。

   “共同纲领”是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的结晶,也是我党“统一战线”理论的生动体现。我们应当珍惜它、研究它,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宗旨,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同舟共济”,使“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我们的事业才能成功。

 

                                                 2004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