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疑案

目前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对历史问题的传说，版本很多。我也提供几个版本，供参考。

一、关于叶剑英截获张国焘电报：

社会上传说，这是捏造的，不存在这份电报。请看徐向前回忆录：

    1）在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他这么回忆：“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P448）“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P452）“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P454）

    2）在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传略》一书中（1987），有这样的描述：“张国焘不听从中央的耐心说服，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竟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令后，借故离开会场，带着电令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叶剑英迅速跑回原地，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P76)

二、关于西路军的失败：

社会上有各种议论，认为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是党中央决策失误造成的，另一种看法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请看张国焘回忆录：

    1）在张国焘所写的《我的回忆》一书中（1974），他做了这样的总结：“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来说，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P1208）

    2） 在兰州的工农红军西路军事迹展馆里，有这样几份电文。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西路军基本是以四方面军为基础改编而成的，中央及军委同意了张国焘后来提出的进军河西走廊的军事计划。）

（这封电报说明，中央军委希望西路军东进，解决补给问题）

（此电文说明，中央对西路军的失败采取了积极营救的措施。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存在历史渊源，但把失败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张一个人有失公允。）

三、关于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

潘汉年案件审判员彭树华撰写的《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详细介绍了该案件的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相。

1）“1943年4月，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求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加紧对敌情的搜索，同意潘汉年去上海，从李士群（汉奸）那里获得有关敌伪扫荡的情报。”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潘汉年，“潘汉年毫无思想准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向中央请示，于是极不情愿地被李士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

2）“后来潘汉年得知自己要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本想找机会直接向中央领导说清楚此事。可是偏偏南京汪伪和重庆国民党方面都先后将此事传出，党中央因没有得到潘汉年的报告，加以否认，这使潘汉年变得十分被动。”（P98）

3）“潘汉年有私心，怕把这件事说出来，会影响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毛泽东和潘汉年谈话后，中央向华中局发了毛泽东签发的电报给饶漱石，称潘汉年没有会见汪精卫，是敌方造谣。”（P99）

4）“当毛泽东看到陈毅转交来的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交代材料时，便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任’，并以‘内奸’、‘反革命’罪将潘汉年逮捕。”（P102）

5）“李克农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报告，提出反证：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潘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都有正式报告”。“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P101）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潘汉年存在重大事件未及时汇报的过失，毛泽东因不知实情而公开否认此事，因此震怒可以理解。但是将潘一棍子打死是错误的。）

四、关于六十年代饿死人：

现在有人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也有人否定这种说法。其实，在党史第二卷两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不到正常库存量的1/3。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许多省区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1961年，粮食产量比1960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1958年。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下降46.5%，财政收入下降37.8%，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2.8%。全国城乡人均粮、油、布消费量在1959、1960年连年下降的情况下，连续第三年下降，人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党史二卷P563，P593）

（如果以1960年数字来推算，那么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减员约为3000万是可能的。不过，人口减员包括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两方面的因素。简单地把人口减员说成是“饿死人”造成的，并不客观。）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