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彤自述
我，吴彤，原名吴福同。祖籍无锡。1924年出生于苏州一富裕的书香门第。父亲吴卓人游学欧洲，在英德等7个国家深造，是世界眼科中心奥地利皇家医院的著名眼科博士。母亲陈洽出身于无锡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拥有钱庄、工厂及技术讲习所。母亲的姐妹兄弟大多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并参加辛亥革命，拥护民主共和，为孙逸仙的追随者。因而，我的家庭比较开明进步。
陈家在我这一辈全是男孩，惟有母亲生我一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成了宝贝、掌上明珠。我从小与哥哥、堂哥、表哥们混在一起，上房揭瓦，爬树摘果，摸鱼捞虾。长大了一点就游泳、溜冰、骑马，凡是男孩子们会的我都会。养成了我活泼勇敢的性格与强壮的身体。
有时我也胆大过头。记得6岁时跟着哥哥到苏州宝带桥玩，我看到飞行员们在游泳训练，一跃入水，我尽管不会游泳，也跟着一跃入水，即遭灭顶之灾，把哥哥们都吓傻了。幸而飞行员们把我这只小落汤鸡捞上岸来。回家之后，严厉的爷爷命令我们站成一排，从大到小敲“毛栗子”，轮到我时，爷爷却住了手。那时，几乎每次犯事儿的都是我，到了算帐的时侯，我的角色却是“陪绑”，而哥哥们都成了被惩罚的“罪犯”。
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我的心灵也曾被抹上阴影。父亲是个爱国人士，优秀的学者，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上进，要求我们象他那样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地读书，鼓励我们超过他。但是，父亲却一个接一个地纳妾，甚至在德国还纳了一个“洋妾”。我亲眼目睹母亲在感情上被遗弃的痛苦，也看到邻家小妾被弃后沦落街头成为乞丐。那时我就认识到妇女不能光依靠男人，必须要努力读书，自强自立，才能不被欺辱。
逃难路上我亲眼看到了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烂炸，在乡村的奸淫烧杀，激起了我强烈的民族感情。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挂着棉被的房间里唱抗日救亡歌曲。为前线募捐、义卖、开座谈会、散发传单。
当时的英租界迫于日本的压力，不允许在租界举行抗日活动，派出大批的巡捕搜查路人。在西爱咸思路（永嘉路）至江西路四川路的公共汽车上，一到英租界就有巡捕上车搜查乘客。我由于衣着光鲜又才13岁，搜查者往往越过我搜查别人。其实，我的书包里都装满了抗日传单。就这样，我多次镇定地圆满地完成送传单的任务。
我为参加抗日活动而兴奋。我爱听新四军在卫岗、虹桥打胜仗的消息。我崇拜抗日英雄，尤其是东北的“
新四军做扩军工作的郭风在学校秘密找我们谈话，动员我们参加抗日。当我决定参军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准备送我到大后方读书，如果不行，就接我赴欧洲到他身边读书。父亲的信引起我思想波动，读书还是参军？书读好了，国家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没有国哪来家，没有家哪来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毅然决定参军抗日。
我们队伍中的许多同志都是丢掉放牛鞭拿起枪的，也有丢掉钢笔拿起枪的，我是脱掉泳装换上农妇装，扔掉溜冰鞋换是粗布鞋来到部队的。但目标只有一个：抗日救国。
我们一行人到了无锡，被分配到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
部队在江南敌人密布的“梅花堡垒”中穿行，不时与日寇遭遇。第一次听到三八枪“吧——勾”的枪声，子弹“嗖”地飞过时，我腿肚子有点发软，在死亡擦肩而过时不由地害怕。不过我很快就不怕了，因为打胜仗的总是新四军。
在一次奇特的情形下，我认识了带有神奇色彩的部队司令员。
江南多雨，小路泥泞令人滑跌。我拿出溜冰的解数，潇洒自如。战友们无人不跌，个个成了泥猴。一位刚从上海来的姑娘几乎一步一跌，不幸心脏病发作昏倒了。我自告奋勇去找开水。在前面一群军人中，我看准一位衣服最破旧，脚登草鞋，胡子拉扎的人是炊事员。我拿着杯子“滑”上前去说：“炊事员同志，我要开水”。“炊事员同志”并没有搭理我，径自向前走。别的军人批评我，怎么把司令员搞成炊事员？一边把开水倒给我。我这才知道，在新四军中，司令员跟炊事员一个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司令员当时是那个地区的最高首长，后来也是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将军也因此认识了我吴福同。
宝贝女儿失踪了急坏了母亲，在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父亲得到消息也急忙在两个月后从欧洲赶回上海，并给我写来了信，说他这次特地为我带来了60件珍贵礼品，其中有蔡斯相机、派克金笔、RCA收音机、英国羊绒套装等，就等我回上海拿。可这时的我穿的是空心棉袄外扎一根草绳，脚登与司令员一样的草鞋，“勒头暴眼”的，一扫上海小姐派头。我不要相机金笔，我要抗日救国。
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不单纯是文艺工作团，除了演出劳军外，战前要作动员鼓动工作，战时对敌喊话、救护伤员，战后做俘虏工作、发动民众，情况紧急时还要做战斗员。
部队根据我的特点，让我做文艺工作。我14岁有过在“学协”歌唱救亡歌曲的经历，15岁到战地服务团给部队教歌，16岁当上战地服务团歌咏队队长。这时除了唱歌、编歌，还要在服务团教歌。如1941年春，新四军到了苏北，日寇对我们的根据地发动了八路大扫荡，在我军的坚决抗击下，敌人损失惨重。在决胜的关头，服务团长（此时叫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方林写下了“粉碎敌人八路扫荡”的歌词，已是团指导员的我连夜谱曲，第二天全团唱会，立即分赴部队教唱。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唱着这首歌，以高昂的斗志，冲锋陷阵，把敌人“追到泰兴城下，黄桥边上”，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战争年代一首好歌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首歌登在《新四军战歌》上。
1943年我看到了民族解放、妇女解放有望，终于抗拒不住军中才子，时任一旅政治部党总支书记蒋峻基的魅力与他结婚。抗战胜利，以为天下太平，准备生孩子。1946年的中秋节大儿子出生。由于内战形势骤然紧张，因为生孩子就离开战斗岗位，决不是我的个性。我把儿子托给丈夫的二姐抚养。1948年生下的女儿也是一样。日后，江苏省长惠浴宇见到我开玩笑道：“吴彤啊，你是一只只下蛋不孵蛋的老母鸡。”其实，哪个女人不愿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呢？我始终认为，对党对人民博大深厚的爱，并不影响尽自己作为妻子的爱和作为母亲的爱。
从1946年6月起，国民党军自南通至来安八百里战线上，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把解放军逼向山东。当时上级指示，军中的妇女要撤退到山东主力的后方“打埋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我坚决留在解放区，作为分区8团唯一拿枪的女性，和战士们，当地的父老乡亲们，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
国民党与还乡团对解放军留下的小部队采取的是赶光杀绝的方针。白天，优势的敌人到处围剿我们。一旦被发现立即烧起“狼烟”，四面八方的敌人立即合围。晚上则是我们的天下，攻击敌人的据点或是作群众工作。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90%的地方组织被破坏，骨干被杀害。但群众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提供情报，掩护着我们。
一个团的目标太大，我们的部队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活动。我是团总支书记兼管7连。一次我们突围，敌人的火力猛烈，子弹飕飕地从我们的头顶身边飞过去。回到营地打开背包，里边竟留着一颗子弹头！如果敌人的距离再近一点，很难说我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采访。
有人说女人心软如水，残酷的战争中，女人的心也会硬起来。一次，我们通过一条河中间的小路，作为干部我当然断后。突然我们遭到敌人的伏击，一个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芦苇中跳到路上向我扑来。我当场就用手枪击毙了这个敌人。要在平时，我连杀只鸭子都会手忙脚乱的。怎么能想象我在那时会那么果断地撩倒一条大汉。
还有一次，我听到西南边的田野里枪声大作。只见一个身穿大衣，背着皮包的干部与警卫员一起，用手枪与一群敌人对射。敌人是“广西猴子兵”，非常凶悍，一边打枪还一边咋唬“抓活的”。我急中生智，命令机枪手远远打他一梭子，让敌人清醒清醒，解放军大部队在此。“广西猴子兵”果然退却了，同志们脱险了。穿大衣的同志正是我的丈夫，8团政委蒋峻基。
作为母亲，我爱孩子。如皋最终又回到我们手里。进城的第一件事，我策马到二姐那里去看儿子。由于环境残酷，为避免敌人的加害，儿子已叫二姐妈妈。我这个真妈妈回来怎么办？儿子叫我“妈妈同志”。我接受了这个称呼，虽然有点“空前绝后”，但也是亲缘关系与革命关系的结合嘛，我倍感亲切。
那时的如皋有城墙，我去买了个老鹰风筝，抱起儿子到城墙上把老鹰风筝高高放上蓝天。看着儿子的笑脸，母子感情在这一刻得到最大的溶合。这时通讯员赶到城下大叫：“吴队长，开会！”我立即跃身上马，绝尘而去。儿子大哭，我也顾不上了。那时，那人，那党啊，总以革命事业为重。
1955年按上级的要求，绝大部分在部队中的女同志都要退出现役。虽然对养我育我的部队大家庭十分眷恋，但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我到地方上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平年代，我一如既往，上班时拼命工作，节假日拼命玩。我还学会了骑摩托。条件许可了，我把大儿子、女儿都从苏北接到身边，我又添了小儿子。星期天带孩子们去溜冰。我弹钢琴，让孩子们唱歌。带孩子们去中山陵，我爬上高高的雪松在树顶大唱“玛丽诺之歌”，孩子们吓得在下边大喊大叫。
拚命工作而不注意照顾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是要吃苦头的。这是我在和平的年代里遇到的新问题。一次我负责接待朝鲜代表团，当我感到任务完成得很圆满时，突然受到胡耀邦同志的严厉批评，说我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市委书记许家屯也很生气，我让他大失面子。原来，我忙于接待朝鲜同志，忽略了翻译同志，于是他就向上汇报说我对朝鲜同志的态度“十分傲慢”。我懂得了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拚命会有不同后果。但以后不论有什么磨难，我始终没有放弃“拼命”两字，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拼命干好。
不久，我又回到福建，任文化局电影处处长。
在这里，我开始孕育、培养一生中最重要的孩子，福建电影制片厂。为这个孩子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全部的爱。
（从略）
前面我说过，对人民、对事业与对父母、对丈夫、对子女的爱并不矛盾，是可以补充的。反正，女人就是爱的源泉。
孩子们说我的母爱是“发作型”的。出远门回家，行装一放，就骑车赶到仓山的军区子弟学校，把儿女接出来，自行车前放一个，前放一个后放一个，欢天喜地到附近的“快活林”吃奶油蛋糕。怪不得如今已到中年的儿女还念念不忘“快活林”的美味。
一天，峻基说：“吴彤啊，该给女儿添新衣服了。”丈夫的提醒让我猛然意识到女儿已出脱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衣服已紧紧绷在身上，袖子也短得露出手腕。赶快冲到商店里为女儿买衣裳。
有时，我也要当一回家庭主妇。我看着烹调书，对着表，指挥丈夫倒油，女儿备作料，真神气啊，象战场指挥员一样。书上写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油锅里已腾起火焰。此时我也很“英勇”，抓起肉丸子冲上前去，象投弹一样投到火中。肉丸子变成了“煤球”。
尽管如此，丈夫与孩子们没有说我不称职。我非常爱他们，他们也非常爱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身为文化工作干部当然首当其冲，挨批斗是不可避免的。能在我身上找到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太多了。一条蓝裙子被说成奇装异服；为工作方便把头发梳上去是奇形怪状；每天清晨去大梦山游泳的习惯被当成资产阶级行为遭狠狠打击。在进“牛棚”的第二天，我就提出游泳的要求。造反派头头们勃然大怒了：“吴彤的反革命气焰到这个时候还非常嚣张，一定要她端正态度！”于是，就立马给我涂上“黑手”，戴上高帽游街。这些对我都无所谓，那么多老革命家都游着街呢！战争年代那位“炊事员同志”司令员已被定为福建省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我依然是他的兵。
对我的伤害莫过于对儿女的伤害。由于受我及丈夫的影响，女儿被清理出部队，居无定处。我提出：“儿子们我可以不管，但女儿18岁了，能不能在文化局给她安排一张床？”造反派说：“不行，你一家都烂透了，不能给！”女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开除工作，流浪了好几年，被人欺辱。现在回想起来都心疼。
福州军区揪出了以政委刘培善为首的“5.16”反革命集团，特从文化局“牛棚”把我押到军区“牛棚”。
这里关押着300余名军师团干部，我是唯一退出军界的女性。他们希望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要我承认刘培善政委发展我当“5.16”，我又发展了别人。成天批斗，被体罚弯腰、被殴打。我说：“5.16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打死我也不会乱说的。我准备牺牲了！”为了不被打伤，我在胸前、腿上都垫上厚厚的皱纹纸。否则，骨头早给打断了。
在残酷的批斗与打击下，“牛棚”里的人基本都屈打成招了，惟有一个半死硬分子。一个指的是我，死不承认。半个指的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先招后翻供，“狡猾狡猾的”。我的丈夫蒋峻基被关在另一个地方，享受着“特殊待遇”。他已被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宣布为“坏人”，是内定要枪毙的7个“坏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中国人象因家里打架而耽误了农时的农夫，急急忙忙奔向土地一样，急急忙忙去做该做的事。我当然也是心急火燎地奔向我的电影事业。
（从略）
峻基是一个细心而周到的丈夫。我每次出差都由他给我准备行装，大至文件小至袜子都给我准备得井井有条。在有他呵护的日子里，我真是太幸福了。然而，正当电影制片厂上下矛盾交错，我焦头烂额，正需要在峻基的臂弯里靠一会儿的时候，但峻基因积劳成疾，心肌梗塞发作，逝世在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的任上。
我收检他的遗物时，看到了他的绝笔，那是写在报纸缝中遒劲有力的字，“积重难返，叹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虽九死以不移。”
可想而知，他为了清理文革旧案，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若论拼命，我又焉能及他百分之一呢？老伴逝世的悲痛，更激起我把事业搞好的决心。
（从略）
离休了，我内心里还不觉得老，希望长寿。我内心里的爱是无限的。真希望多能付出点爱。看着国家一天天富起来，人民富起来，新的玩意儿层出不穷，我也很乐意去试试“卡拉OK”，去跳跳舞，写篇文章登登报，拍几张照片与朋友们一齐欣赏。记忆力差了，但我还坚持学外文，儿女们笑我老留级。我最关心的还是福建电影制片厂。世纪之交我住进了厂里的宿舍，我要悄悄地站在一旁，看着年轻人干得正欢……
前年底，“炊事员同志”司令员又回到福建故地重游。
我去见他，他说：“我们都老了，你七老，我八十。我整整大你十岁。”老将军的头脑还那么清晰。我仍然感到还是他的一个小兵，他还是那位脚登草鞋，胡子拉扎的“炊事员同志”。
温泉宾馆宽大的玻璃透进温暖的阳光。此时也只有我们这样的老人才能听到整整一个世纪的回声。
（江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