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彤自述

 

我,吴彤,原名吴福同。祖籍无锡。1924年出生于苏州一富裕的书香门第。父亲吴卓人游学欧洲,在英德等7个国家深造,是世界眼科中心奥地利皇家医院的著名眼科博士。母亲陈洽出身于无锡的名门望族,其家族拥有钱庄、工厂及技术讲习所。母亲的姐妹兄弟大多在英法德等国留学,并参加辛亥革命,拥护民主共和,为孙逸仙的追随者。因而,我的家庭比较开明进步。

陈家在我这一辈全是男孩,惟有母亲生我一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反而成了宝贝、掌上明珠。我从小与哥哥、堂哥、表哥们混在一起,上房揭瓦,爬树摘果,摸鱼捞虾。长大了一点就游泳、溜冰、骑马,凡是男孩子们会的我都会。养成了我活泼勇敢的性格与强壮的身体。

有时我也胆大过头。记得6岁时跟着哥哥到苏州宝带桥玩,我看到飞行员们在游泳训练,一跃入水,我尽管不会游泳,也跟着一跃入水,即遭灭顶之灾,把哥哥们都吓傻了。幸而飞行员们把我这只小落汤鸡捞上岸来。回家之后,严厉的爷爷命令我们站成一排,从大到小敲“毛栗子”,轮到我时,爷爷却住了手。那时,几乎每次犯事儿的都是我,到了算帐的时侯,我的角色却是“陪绑”,而哥哥们都成了被惩罚的“罪犯”。

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我的心灵也曾被抹上阴影。父亲是个爱国人士,优秀的学者,他严格要求我们读书上进,要求我们象他那样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地读书,鼓励我们超过他。但是,父亲却一个接一个地纳妾,甚至在德国还纳了一个“洋妾”。我亲眼目睹母亲在感情上被遗弃的痛苦,也看到邻家小妾被弃后沦落街头成为乞丐。那时我就认识到妇女不能光依靠男人,必须要努力读书,自强自立,才能不被欺辱。

 

1937813,中日凇沪战争爆发。当日本飞机的第一颗炸弹落到苏州时,母亲就带领全家逃难。1938年初辗转逃到上海法租界。那时苏州中学也迁到上海外滩,我回校读初二。

逃难路上我亲眼看到了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烂炸,在乡村的奸淫烧杀,激起了我强烈的民族感情。我积极地参加了学校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在挂着棉被的房间里唱抗日救亡歌曲。为前线募捐、义卖、开座谈会、散发传单。

当时的英租界迫于日本的压力,不允许在租界举行抗日活动,派出大批的巡捕搜查路人。在西爱咸思路(永嘉路)至江西路四川路的公共汽车上,一到英租界就有巡捕上车搜查乘客。我由于衣着光鲜又才13岁,搜查者往往越过我搜查别人。其实,我的书包里都装满了抗日传单。就这样,我多次镇定地圆满地完成送传单的任务。

我为参加抗日活动而兴奋。我爱听新四军在卫岗、虹桥打胜仗的消息。我崇拜抗日英雄,尤其是东北的“赵老太太”(赵一曼),决心要成为她那样的女英雄。

新四军做扩军工作的郭风在学校秘密找我们谈话,动员我们参加抗日。当我决定参军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准备送我到大后方读书,如果不行,就接我赴欧洲到他身边读书。父亲的信引起我思想波动,读书还是参军?书读好了,国家亡了,读书有什么用?没有国哪来家,没有家哪来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毅然决定参军抗日。

1939730,生性爱玩的我,跑到辣斐德路亚尔培路的游泳池游了最后一回泳,再跑到溜冰场溜了最后一场冰,然后到衣装店买了一套农妇的衣裳,回学校里悄悄换上,把阔小姐的洋装皮鞋全部丢在教室里的门背后。我一路赶到十六铺“大自鸣钟”,与三男一女的同学汇合。在郭风的带领下混在乡下人挤满的船上,趁天黑离开上海参军去也。

我们队伍中的许多同志都是丢掉放牛鞭拿起枪的,也有丢掉钢笔拿起枪的,我是脱掉泳装换上农妇装,扔掉溜冰鞋换是粗布鞋来到部队的。但目标只有一个:抗日救国。

 

我们一行人到了无锡,被分配到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我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女战士。

部队在江南敌人密布的“梅花堡垒”中穿行,不时与日寇遭遇。第一次听到三八枪“吧——勾”的枪声,子弹“嗖”地飞过时,我腿肚子有点发软,在死亡擦肩而过时不由地害怕。不过我很快就不怕了,因为打胜仗的总是新四军。

在一次奇特的情形下,我认识了带有神奇色彩的部队司令员。

江南多雨,小路泥泞令人滑跌。我拿出溜冰的解数,潇洒自如。战友们无人不跌,个个成了泥猴。一位刚从上海来的姑娘几乎一步一跌,不幸心脏病发作昏倒了。我自告奋勇去找开水。在前面一群军人中,我看准一位衣服最破旧,脚登草鞋,胡子拉扎的人是炊事员。我拿着杯子“滑”上前去说:“炊事员同志,我要开水”。“炊事员同志”并没有搭理我,径自向前走。别的军人批评我,怎么把司令员搞成炊事员?一边把开水倒给我。我这才知道,在新四军中,司令员跟炊事员一个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司令员当时是那个地区的最高首长,后来也是解放军的著名将领。将军也因此认识了我吴福同。

 

宝贝女儿失踪了急坏了母亲,在上海的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父亲得到消息也急忙在两个月后从欧洲赶回上海,并给我写来了信,说他这次特地为我带来了60件珍贵礼品,其中有蔡斯相机、派克金笔、RCA收音机、英国羊绒套装等,就等我回上海拿。可这时的我穿的是空心棉袄外扎一根草绳,脚登与司令员一样的草鞋,“勒头暴眼”的,一扫上海小姐派头。我不要相机金笔,我要抗日救国。

 

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不单纯是文艺工作团,除了演出劳军外,战前要作动员鼓动工作,战时对敌喊话、救护伤员,战后做俘虏工作、发动民众,情况紧急时还要做战斗员。

部队根据我的特点,让我做文艺工作。我14岁有过在“学协”歌唱救亡歌曲的经历,15岁到战地服务团给部队教歌,16岁当上战地服务团歌咏队队长。这时除了唱歌、编歌,还要在服务团教歌。如1941年春,新四军到了苏北,日寇对我们的根据地发动了八路大扫荡,在我军的坚决抗击下,敌人损失惨重。在决胜的关头,服务团长(此时叫新四军一师一旅服务团)方林写下了“粉碎敌人八路扫荡”的歌词,已是团指导员的我连夜谱曲,第二天全团唱会,立即分赴部队教唱。我们的干部战士就是唱着这首歌,以高昂的斗志,冲锋陷阵,把敌人“追到泰兴城下,黄桥边上”,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战争年代一首好歌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首歌登在《新四军战歌》上。

 

1943年我看到了民族解放、妇女解放有望,终于抗拒不住军中才子,时任一旅政治部党总支书记蒋峻基的魅力与他结婚。抗战胜利,以为天下太平,准备生孩子。1946年的中秋节大儿子出生。由于内战形势骤然紧张,因为生孩子就离开战斗岗位,决不是我的个性。我把儿子托给丈夫的二姐抚养。1948年生下的女儿也是一样。日后,江苏省长惠浴宇见到我开玩笑道:“吴彤啊,你是一只只下蛋不孵蛋的老母鸡。”其实,哪个女人不愿做个好妻子、好母亲呢?我始终认为,对党对人民博大深厚的爱,并不影响尽自己作为妻子的爱和作为母亲的爱。

 

19466月起,国民党军自南通至来安八百里战线上,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把解放军逼向山东。当时上级指示,军中的妇女要撤退到山东主力的后方“打埋伏”。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执行上级的指示,我坚决留在解放区,作为分区8团唯一拿枪的女性,和战士们,当地的父老乡亲们,与敌人作殊死的搏斗。

国民党与还乡团对解放军留下的小部队采取的是赶光杀绝的方针。白天,优势的敌人到处围剿我们。一旦被发现立即烧起“狼烟”,四面八方的敌人立即合围。晚上则是我们的天下,攻击敌人的据点或是作群众工作。根据地的父老乡亲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90%的地方组织被破坏,骨干被杀害。但群众始终站在我们这一边,提供情报,掩护着我们。

一个团的目标太大,我们的部队化整为零,以连为单位活动。我是团总支书记兼管7连。一次我们突围,敌人的火力猛烈,子弹飕飕地从我们的头顶身边飞过去。回到营地打开背包,里边竟留着一颗子弹头!如果敌人的距离再近一点,很难说我现在还能不能坐在这里接受你们的采访。

有人说女人心软如水,残酷的战争中,女人的心也会硬起来。一次,我们通过一条河中间的小路,作为干部我当然断后。突然我们遭到敌人的伏击,一个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芦苇中跳到路上向我扑来。我当场就用手枪击毙了这个敌人。要在平时,我连杀只鸭子都会手忙脚乱的。怎么能想象我在那时会那么果断地撩倒一条大汉。

还有一次,我听到西南边的田野里枪声大作。只见一个身穿大衣,背着皮包的干部与警卫员一起,用手枪与一群敌人对射。敌人是“广西猴子兵”,非常凶悍,一边打枪还一边咋唬“抓活的”。我急中生智,命令机枪手远远打他一梭子,让敌人清醒清醒,解放军大部队在此。“广西猴子兵”果然退却了,同志们脱险了。穿大衣的同志正是我的丈夫,8团政委蒋峻基。

 

作为母亲,我爱孩子。如皋最终又回到我们手里。进城的第一件事,我策马到二姐那里去看儿子。由于环境残酷,为避免敌人的加害,儿子已叫二姐妈妈。我这个真妈妈回来怎么办?儿子叫我“妈妈同志”。我接受了这个称呼,虽然有点“空前绝后”,但也是亲缘关系与革命关系的结合嘛,我倍感亲切。

那时的如皋有城墙,我去买了个老鹰风筝,抱起儿子到城墙上把老鹰风筝高高放上蓝天。看着儿子的笑脸,母子感情在这一刻得到最大的溶合。这时通讯员赶到城下大叫:“吴队长,开会!”我立即跃身上马,绝尘而去。儿子大哭,我也顾不上了。那时,那人,那党啊,总以革命事业为重。

 

1955年按上级的要求,绝大部分在部队中的女同志都要退出现役。虽然对养我育我的部队大家庭十分眷恋,但也不得不服从组织决定。我到地方上任南京团市委书记处书记。和平年代,我一如既往,上班时拼命工作,节假日拼命玩。我还学会了骑摩托。条件许可了,我把大儿子、女儿都从苏北接到身边,我又添了小儿子。星期天带孩子们去溜冰。我弹钢琴,让孩子们唱歌。带孩子们去中山陵,我爬上高高的雪松在树顶大唱“玛丽诺之歌”,孩子们吓得在下边大喊大叫。

拚命工作而不注意照顾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是要吃苦头的。这是我在和平的年代里遇到的新问题。一次我负责接待朝鲜代表团,当我感到任务完成得很圆满时,突然受到胡耀邦同志的严厉批评,说我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市委书记许家屯也很生气,我让他大失面子。原来,我忙于接待朝鲜同志,忽略了翻译同志,于是他就向上汇报说我对朝鲜同志的态度“十分傲慢”。我懂得了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拚命会有不同后果。但以后不论有什么磨难,我始终没有放弃“拼命”两字,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拼命干好。

 

不久,我又回到福建,任文化局电影处处长。

在这里,我开始孕育、培养一生中最重要的孩子,福建电影制片厂。为这个孩子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全部的爱。

 

    (从略)

 

前面我说过,对人民、对事业与对父母、对丈夫、对子女的爱并不矛盾,是可以补充的。反正,女人就是爱的源泉。

孩子们说我的母爱是“发作型”的。出远门回家,行装一放,就骑车赶到仓山的军区子弟学校,把儿女接出来,自行车前放一个,前放一个后放一个,欢天喜地到附近的“快活林”吃奶油蛋糕。怪不得如今已到中年的儿女还念念不忘“快活林”的美味。

一天,峻基说:“吴彤啊,该给女儿添新衣服了。”丈夫的提醒让我猛然意识到女儿已出脱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衣服已紧紧绷在身上,袖子也短得露出手腕。赶快冲到商店里为女儿买衣裳。

有时,我也要当一回家庭主妇。我看着烹调书,对着表,指挥丈夫倒油,女儿备作料,真神气啊,象战场指挥员一样。书上写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油锅里已腾起火焰。此时我也很“英勇”,抓起肉丸子冲上前去,象投弹一样投到火中。肉丸子变成了“煤球”。

尽管如此,丈夫与孩子们没有说我不称职。我非常爱他们,他们也非常爱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身为文化工作干部当然首当其冲,挨批斗是不可避免的。能在我身上找到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太多了。一条蓝裙子被说成奇装异服;为工作方便把头发梳上去是奇形怪状;每天清晨去大梦山游泳的习惯被当成资产阶级行为遭狠狠打击。在进“牛棚”的第二天,我就提出游泳的要求。造反派头头们勃然大怒了:“吴彤的反革命气焰到这个时候还非常嚣张,一定要她端正态度!”于是,就立马给我涂上“黑手”,戴上高帽游街。这些对我都无所谓,那么多老革命家都游着街呢!战争年代那位“炊事员同志”司令员已被定为福建省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我依然是他的兵。

对我的伤害莫过于对儿女的伤害。由于受我及丈夫的影响,女儿被清理出部队,居无定处。我提出:“儿子们我可以不管,但女儿18岁了,能不能在文化局给她安排一张床?”造反派说:“不行,你一家都烂透了,不能给!”女儿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开除工作,流浪了好几年,被人欺辱。现在回想起来都心疼。

 

福州军区揪出了以政委刘培善为首的“5.16”反革命集团,特从文化局“牛棚”把我押到军区“牛棚”。

这里关押着300余名军师团干部,我是唯一退出军界的女性。他们希望从我身上打开缺口,要我承认刘培善政委发展我当“5.16”,我又发展了别人。成天批斗,被体罚弯腰、被殴打。我说:“5.16的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打死我也不会乱说的。我准备牺牲了!”为了不被打伤,我在胸前、腿上都垫上厚厚的皱纹纸。否则,骨头早给打断了。

在残酷的批斗与打击下,“牛棚”里的人基本都屈打成招了,惟有一个半死硬分子。一个指的是我,死不承认。半个指的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先招后翻供,“狡猾狡猾的”。我的丈夫蒋峻基被关在另一个地方,享受着“特殊待遇”。他已被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宣布为“坏人”,是内定要枪毙的7个“坏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中国人象因家里打架而耽误了农时的农夫,急急忙忙奔向土地一样,急急忙忙去做该做的事。我当然也是心急火燎地奔向我的电影事业。

 

(从略)

 

    峻基是一个细心而周到的丈夫。我每次出差都由他给我准备行装,大至文件小至袜子都给我准备得井井有条。在有他呵护的日子里,我真是太幸福了。然而,正当电影制片厂上下矛盾交错,我焦头烂额,正需要在峻基的臂弯里靠一会儿的时候,但峻基因积劳成疾,心肌梗塞发作,逝世在江西省军区副政委的任上。

我收检他的遗物时,看到了他的绝笔,那是写在报纸缝中遒劲有力的字,“积重难返,叹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虽九死以不移。”

可想而知,他为了清理文革旧案,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若论拼命,我又焉能及他百分之一呢?老伴逝世的悲痛,更激起我把事业搞好的决心。

 

(从略)

 

离休了,我内心里还不觉得老,希望长寿。我内心里的爱是无限的。真希望多能付出点爱。看着国家一天天富起来,人民富起来,新的玩意儿层出不穷,我也很乐意去试试“卡拉OK”,去跳跳舞,写篇文章登登报,拍几张照片与朋友们一齐欣赏。记忆力差了,但我还坚持学外文,儿女们笑我老留级。我最关心的还是福建电影制片厂。世纪之交我住进了厂里的宿舍,我要悄悄地站在一旁,看着年轻人干得正欢……

 

前年底,“炊事员同志”司令员又回到福建故地重游。

我去见他,他说:“我们都老了,你七老,我八十。我整整大你十岁。”老将军的头脑还那么清晰。我仍然感到还是他的一个小兵,他还是那位脚登草鞋,胡子拉扎的“炊事员同志”。

温泉宾馆宽大的玻璃透进温暖的阳光。此时也只有我们这样的老人才能听到整整一个世纪的回声。

 

吴彤近照

附文:我家与如皋灵观的跨世纪善缘

 

                                                                      (江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