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汉悼聂耳诗说起
1935年，田汉被国民党幽禁在南京，听到聂耳在日本遇难的消息，为自己丧失了最亲密的合作者而无限悲痛。他泪随笔下，写了一首悼诗送给追悼会，表示对聂耳深切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
田汉这首诗的手迹被刻在昆明西山聂耳墓的石碑上。
聂耳原名聂紫艺，1931年离开云南经越南、香港辗转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明月歌舞团里担任小提琴手。比他大14岁的田汉结识聂耳后，与他作了一次长谈。田汉了解了聂耳的家世和经历，鼓励他反抗黑暗、追求革命的进步思想。田汉说，“现在是暴风雨的时代，”“民众需要更雄壮有力的曲调。”聂耳进了联华电影公司后，田汉介绍他参加左联音乐小组和“苏联之友”音乐组。聂耳与田汉合作，为电影《母性之光》中的《开矿歌》谱曲，为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谱曲。两人夜间常到外滩观察码头工人的生活，合作创作了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田汉还与音乐家任光有很深的交情，任光牺牲后，田汉一直怀念他。
1934年冬，田汉创作抗日救亡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该剧本描写诗人辛白华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剧情中有诗人在创作长诗《万里长城》，主题插歌《义勇军进行曲》是长诗的最后一节，也是全诗的高潮。后来在好友古北口抗战牺牲的激励下，诗人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奔赴前线。当时田汉文思喷涌，将主题歌词第一段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交给了电影编剧孙师毅后不久就被捕了。原稿在孙师毅的书桌上濡湿了，有几个字看不清（临时找不到纸，将歌词写在香烟盒的衬纸上，但未写完就被捕入狱了。）孙师毅设法进行了填补，改了两三个字。聂耳在爱国人士杜重远的介绍下，曾从上海到辽宁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慰问，看到他们血战突围归来、重整旗鼓继续战斗的情景，生发了他创作的激情。他主动提出（找到夏衍），要（以极大的热情和卓越的才华）为田汉写的主题歌谱曲。“作曲交给我，我干。”他（拿到文学剧本后与导演讨论了一次）完成谱曲初稿，就到日本去了。（铿锵有力，唱响出民族的危机感，给抗战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这时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聂耳，根据党的指示，聂耳离开上海赴日本准备去苏联学习，不幸在游泳时被海浪吞没。）根据田汉的回忆，聂耳在日本也没有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是他在日本完成寄回来的。但不幸的是，聂耳在日本游泳时被海浪吞没。消息传来，田汉失去自由，不能亲自去悼念这位忘年的知己，遂有了上面的悼诗，也是一篇招魂赋。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建国时最早建议为国歌的是周恩来，毛主席亦认为我们要安不忘危，做国歌最好。虽在后来经历了国歌歌词被改掉又改回的不堪回首的岁月，现在每次高唱，更使人觉其音律激昂嘹亮，词曲珠联璧合。诚如赵朴初赋诗：“长城血肉起雄狮，每听铜笳忆旧词。最后吼声终不绝，神州万马又风驰！”现在很多年轻人只知道田汉是国歌的词作者，岂不知这几乎掩盖了他另外的光芒。这个被誉为“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夏衍语）的田汉，这个才气横溢、情胜于理的“江湖老大”，最丰硕的成果还是他的戏剧。
田汉，湖南长沙人，原名寿昌。童年迷恋湘戏、影子戏。少年响应武昌起义入了学生军，后入长沙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日本东京师范学校，学习海军技术，后转向文学艺术，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在东京曾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表诗歌和评论。回国后投入戏剧事业，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后改组成南国社，并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他创作了大量剧本，实践“真正的戏剧是属于人民”的信念。南国社在中国话剧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成为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在田汉浩瀚的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是戏剧精品）《关汉卿》是其晚年戏剧艺术的经典之作。（田汉）他认为，关汉卿“他不求功名，不做官，终生为民请命，与下层人民为伍，反对贪官污吏”。为写《关汉卿》，田汉带着两大箱参考书，住进北京西山古庙，废寝忘食，埋头创作。他拜访了戏剧学院周贻白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吕振羽，参看了程砚秋写的《谈窦娥》，披阅、咀嚼关汉卿的作品及有关史料，糅进了自己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走进并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美与丑相搏斗的世界。在剧中，围绕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他将关汉卿写得有感情有气势，具有不向恶势力妥协的“铁汉子”性格，并塑造了元代大都名歌妓朱帘秀敢作敢当的形象。两稿后，他又找人听取意见，60岁生日时，写出第三稿。欧阳予倩赋诗赞：“花甲如君正少年，英雄气概儿女肠。”郭沫若看后认为写得很成功，贺信说“您使关汉卿活得更有意义了。”曹禺说，《关汉卿》剧本“凝聚了田汉同志一生的经验和感情。”1958年，首都隆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创作七百周年纪念大会”，田汉作报告，当晚演出话剧《关汉卿》，好评如潮。他看了马师曾、红线女演出，豪情赋诗：“生死同心彩蝶双，缠绵慷慨杂苍凉。拼将眼底千行泪，化作人间六月霜。情种未妨兼侠种，柔肠真不愧刚肠。他年若写梨园史，欲使关田共一章。”周恩来百忙中多次观看，并对戏的结尾提出修改意见，对剧中《蝶双飞》一曲能一句一句地背诵。
田汉一生写话剧、歌剧64部，戏曲剧本26部，电影剧本20余部，歌词及新旧体诗近2000首。田汉的创作与传统的文学血脉相通，能写一手地道的文言文，旧诗作比新诗更有韵味，能将深厚的古文基础运用到戏词和歌词上。他是快枪手，能在闹哄的剧场写作，众多诗词即兴挥就，除了爱情以外，他的诗大多与戏剧和演出交融。郭沫若评价田汉：“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葸。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⑴难比。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春风穆若，百世无已。”（
⑴元代四大杂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的并称。）有人将田汉比作竹，“坚洁耐寒，百折不屈，时生动，每产新生，是田汉的精神。”
单就田汉的诗而言，其旧体诗词很有功力，早期以“情诗”见长，他哀挽亡妻易淑瑜的诗，读来感人。在抗日救亡的岁月中，他组织演剧团深入武汉市郊农村、码头街角、伤病医院、难民收容所去演出，写了大量抗战记事感事诗。在桂林举办西南戏剧展期间，他写了一首七律，概括了当时的一脉豪情：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
耻随竖子论肥瘦，争与吾民共死生。
肝脑几人涂战野，旌旗同日会名城。
鸡啼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名。
这些“猛烈雄壮”的诗词，充满了收复国土、驱逐倭寇的民族力量。评论认为，他受舅父和南社的影响，与柳亚子、林庚白有过唱和，是广义上的“遗民之诗”，有黍离之悲，更有板荡之怒。新中国成立后，地位的变化，其诗词被认为是“新台阁体”，但他与郭沫若不同，其诗处在“仕人之诗”和“士人之诗”的矛盾之中，有歌颂，亦有不平则鸣。诗词中或怀古咏史，或赠答悼挽、悲喜歌哭，仍有传统士人的人格气节和襟抱操守。在语言上文白夹杂，既有文言古典的韵味，又有现代白话口语的生活气息，体现其古今交融的文学底蕴。我已在网上淘了一本《田汉诗选》，慢慢品读他各时期的作品。
田汉是一本很难读的书。他的家世经历、几次婚恋、各方交往、戏剧一生，与鲁迅、郭沫若的关系，和安娥的结合以及在各个时代一抒胸臆的诗歌等，可说是跌宕起伏、错综交织。一生因坦率而招怨，将张扬个性、不拘小节而误为“浪漫”，后对反右和批斗同志而追悔莫及。但“田老大”乐天合群，善待朋友，举荐人才，捐弃恩怨，与各方人士都能交往。他与演员一起吃大锅饭、睡地铺，他关心戏曲艺人，危难时出手相帮，慷慨解囊。周恩来说：“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这一点，你们在座所有的人都不如他。”
田汉一生都和戏剧联姻相伴，自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领导后，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之作。有年轻演员对《金钵记》提出批评意见，他马上接受。心藏天地，默纳众生，是他一贯做人的准则。后他修改了剧本，包容采纳了各界意见，改为《白蛇传》，演出引起轰动。田汉最渴望有1962年“广州会议”那样一个发扬艺术民主、交流探讨创作问题的宽松氛围。他口占：“马多喑哑缘风厉，花不齐开待鼓催。指日乾坤红遍紫，情深莫忘岭头梅。”他雄心勃勃，希望写出更多的剧本。在拜谒伟大的戏剧前辈汤显祖的墓时，他发了这样的誓愿：“直把歌场当战场，先生何止擅文章。十年十剑磨成日，再访汤家玉茗堂。”在受排斥的时候，他仍在苏州题签：“使祖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高雅的生活情趣，普及到一般家庭，成为吾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基调之一。”他对海军素有研究，拜访过83岁的海军名宿萨镇冰，谈海军，忆甲午海战，“纵谈战史气弥壮，展望棋枰情更酣”，和作家冰心一样，曾有心写甲午战争的题材。但田汉最终未能如愿，“文革”使田汉最终告别了戏剧，十年磨十剑的愿望成为泡影。
我实在不愿再写一代戏剧家田汉的最后岁月和他悲惨的生命结束。家有96岁的老母未能盼其归来，“壮绝神州戏剧兵”的田汉在飘雪天死去，广播里正响起知青下乡高唱的《毕业歌》。他们知道吗？这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歌词正是出自田汉之手。后来筹备追悼会时找不到田汉的骨灰，骨灰盒里只放着他生前所用的一枚图章，一枝钢笔，一副眼镜，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一本《关汉卿》剧本。
天雨霏霏，此情此景，在场人均放声大哭。
（乐美真）